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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稼，男，教授，主任医师。全国著名针灸学家。曾任或兼任国家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高校针灸规划系列教材主审、中国针灸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针灸》杂志编委。本刊学术顾问。 “动穴”，即动态型俞穴的简称。乃指遍布体表、无具体名称、数量、无固定部位、且隐现无常或呈游移状态，如阿是等一类俞穴即是。是与简称“静穴”的另一类各有特殊名称、有一定数量、且有固定部位而相对不变的静态型俞穴，如十四经穴、经外奇穴相对而言的。 将所有针灸俞穴区分为动静两大类，可以更好体现俞穴的性质与特征。 动静两类俞穴的定位依据不同，前者多据临床检测结果取穴，而后者则按文献记述定位。 动穴与阿是相同之处是，均属动态型俞穴；不同之处则是：前者一般按压诊、视诊、电诊、热诊……检测后定位；后者则指直取主动显现的病所或被动按压的敏感点取穴。故动穴可包括阿是，而阿是则难涵盖动穴。 长期以来，人们多偏重于静穴的临床应用，对动穴的广泛深入探索，却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窃以为打破这一思维定势，加大动穴的探索力度、扩大动穴的应用范围、增加动穴的使用频率，将对开发动穴潜能、提高临床疗效、乃至发展与重构俞穴理论，都有重要的现实与深远意义。
古今中外的许许多多学者都对动穴的疗效好评如潮。如《内经·纵刺论》谓邪客于足太阳之络（足太阳经病症），可在脊椎旁按压，当出现应手而痛处刺之可“立已”（痛立止之意）；《素问·举痛论》谓自寒气客于背的痛症，按之而现热感则“痛止”；《明堂经》谓治痨瘵可按膏育穴，于出现中指麻处灸之，则“无不效”；《千金方》谓取阿是穴治病，“灸刺皆验”；《针灸资生经》谓背疼灸背部痛点“即不痛”或“愈”、带下于带脉穴按之痠疼则“灸无不愈”、哮喘在肺俞按之痛即用火针刺之“即愈”；《普济方·针灸》谓足不能行，灸下肢痠疼处“无不效”；《医说续编》与《类经图翼》谓：下血症如在命门出现痠痛，灸之多能“根治”……。再看国外文献，日本学者于公元十五世纪就根据我国孙思邈的阿是学说，写出了专论阿是的专著；近年来，日本著名学者代田文誌与幸羽赤兵卫等均在其著作中反复盛称应用动穴获得的神奇功效。 “立已”、“痛止”、“无不效”、“皆验”、“即愈”、“无不愈”……这些交口赞誉之词，决非无稽之谈。笔者的一些临床经历，也印证了前人对动穴的推崇，的确实践有据而并非空穴来风。 第一次冲击较大的经历，是在50~60年代农村巡回医疗期间。当时，常治牙痛、腹痛、面瘫、疮疖……病症。其牙痛求诊者，多用合谷、颊车、下关……常规静穴有效，但有时并不尽如人意，乃改于头面或手阳明经各处寻找敏感点针刺，往往效如桴鼓。如一患者，即是在改压人迎穴下寸许与肩髃过敏处针刺后而立时止痛的。其次是农村多见消化道疾病的腹痛症，按一般经验用足三里、合谷、中脘、天枢……有效，但也并非百发百中，针到病除。于是改于胸腰椎旁夹脊或肘膝以下诸阳明经处寻觅过敏点针刺，往往取得出人意料的佳效。一次，诊治一胃十二指肠溃疡患者，即是在改于胸10、12椎旁找到压痛过敏处一针止痛的。再是治面神经麻痹症，按常规用静穴疗效亦佳，但有一次治一因带状疱疹引起本病的患者，却迟迟难以奏效。原来，患者左侧耳廓以及头发中散在多处疹点，于是改为重点针对原发病加用了病灶局部取穴，即将针于每一病损处刺2~3针，不但疱疹消失快，口眼喎斜也很快好转以致痊愈。还有一例面瘫患者，自觉半侧舌部味觉缺失发麻，始用一般取穴诸症有所好转，但舌麻如故，乃于下颌大迎穴下寸许找到压痛敏感点，用针在其处沿下颌骨内侧向上刺入1寸半，二次舌麻即除。此外，农村有不少皮肤局限性感染如多现于肩部臀部的疮疖脓肿患者，往往用抗生素难以根治甚至失效，乃改于距病灶四周上下左右约寸余处或敏感点施针刺，炎症很快控制，病程显著缩短而愈。通过在农村用针灸治病，一方面使我认识到针灸在消炎方面确有较好疗效，这从我后来专门从事针刺治“流脑”的临床观察与参加甘肃省针灸治菌痢的科研鉴定中也得到了证实。其次，是通过临床探索，感到书载静穴理论与实践仍有一定距离，不可视为一成不变的定律，它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与局限性，应当不断用临床实践验证，并在应用中加以发展。从以上事例还可看出，通过临床观察，用自身对照法说明，动穴有较好的补静穴不足功能。 第二次经历是在八十年代的切身体验。当时，笔者常患慢性鼻炎、上呼吸道感染，随着反复感冒而逐渐加重。虽也用药调治，但疗效差强人意。往往鼻涕横流，咳嗽痰多，甚至胸闷胸痛，缠绵难愈。1983年春的一次重感冒，用药失效后，思考着可否用穴位刺激法一试。于是重温了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按其指压定穴说，在左侧中府穴内侧寸许找到了压痛敏感点，乃自用指针法施重压约一分钟，顿感胸痛大减，继续治疗三天，每隔5~6小时施压一次，随着痛点消失，约十日左右痊愈。当年冬天又一次患“上感”，虽未现胸痛与中府旁压痛，但在右乳上一肋间膺窗穴内寸许找到了敏感点，乃于此处施压如前，三次后，敏感点转移到再上一肋的库房穴外侧，再跟踪施压，约一周即愈。次年春，一次更重的感冒袭来，压敏点则出现于左乳下渊腋穴附近数处，指针二次效不显，思考着可能与剌激量、强度、频率、时间不够有关，乃加重手法，使有较重的得气感，改为每4小时施术一次，每次每穴指压时间延长到一分半钟，三次后，诸症渐减，病程缩短至六天痊愈。此后，每次感冒即施上法及早防治，均获捷效，数十年“老慢支”由此逐年减轻，且日后甚少感冒。通过切身体验，意识到动穴施压与针刺法一样，也有着相同的抗感染作用。对动穴出现的部位，也认识到同一患者与疾病，在其反复发作过程中，每次出现的动穴，并非固定在某一处所，而是在治疗中不断变换和转移的。 第三次经历是应用耳针治病，开始也是按照原制定的数十个耳穴定位与主治理论应用的。例如治急性扁桃体炎取所谓“咽喉”“扁桃体”等静穴施针，当然也有一定疗效，但有一次遇一患者，按此取穴效果不佳，乃改用火柴棒头在耳廓部寻找敏感点施压2~3处，每处按压100次左右，患者即感喉痛大减，继续每隔5小时左右施术一次，炎症很快控制，扁桃体红肿消失，四天后基本痊愈。此后，不论何种病症，如用耳针治疗即按此法取穴施治，疗效与应用静态型耳穴比较，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使笔者感到耳部应用动穴，同样有较大临床意义。同时也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记忆、精力以及选穴定穴带来的浪费与麻烦。强化了笔者对原有耳穴理论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怀疑。 第四次经历是在“文革”时大力推广“一根针、一把草”治病期中，当时，盛行一种“挑痔疗法”。此法一向流行于我国华南各省民间，即用较粗的圆利针刺入体表皮下，然后将针体扳斜至20度角度，再刺深少许并向上向外挑破皮肤，如此反复数次，每次挑断组织纤维数根，令少量出血即可。至于剌激部位，乃是选择那些多分布于腰、背、骶、下肢等处皮肤颜色或形态异常的疹点或斑块处施术。当时，曾用此法治疗了一些痔疾患者，对消炎止痛有较好疗效，一些病来短且年龄不大的患者甚至可治愈。一内痔患者，肛门内生疮，红肿刺痛、时流黄水血液，药治月余不愈。初为之针长强、二白、承山、昆仑等穴效不明显，乃改用挑针法，于骶部大、小肠俞附近找到了一直径约0.5厘米小红丘点，施挑刺，每日一次，连治三日，肛部炎症消除，再治三日基本痊愈。后来用此法治一卵巢功能异常的功能性子宫出血患者，亦于腰骶部施挑针取得了很好的止血效果，说明挑刺动穴的适应症和范围仍有扩大空间。 第五次经历是治呃逆。八十年代末，在附院带研究生门诊，一天，接诊一患者，病已半月，呃呃连声，进食困难。当即用内关、天突、上脘、足三里等常规穴施针，留针卧床后，每隔10分钟左右行捻转提插手法一次。半小时后，呃仍未止。乃告学生于攒竹、睛明间找压痛敏感点施压约一分钟后，再行针刺，呃声嘎然而止。此穴乃据宋代邵博《邵氏闻见续录》中载称安徽无为军医张济治“翻胃呃逆……针眼眥而立能食”之说而来。关于“张济”其人，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在公元1107年守无为时曾为济父章迪书写过的墓志（现存《宝普斋法帖》中）与《无为州志》均称之为“章济”，并称一门三代均精针术，活人甚多。可见所谓“张济”实为“章济”之误。 第六次经历是治痛经，原先多用中极、关元、三阴交、肾俞……等常规穴治疗，收效尚可。后遇一患者，针上穴不效，乃据一学生介绍刺承山，止痛竟立竿见影。此后，凡遇本病患者，均加用此穴或单用此穴施治，疗效有所提高。2004年秋天，诊所一护士痛经突发，小腹剧痛难忍，呻吟不已。因欲急于止痛，乞为之针。即用上法卧针约半小时，每5-8分钟运针一次，并使有较重得气感，半小时后痛未少减。乃用手指于腰骶部施按压，在右侧命门与志室间找到一敏感点，即于此处加刺一针，针入寸许，略施手法，患者即呼舒适异常、诸痛尽去，旁观者称奇。 第七次经历是去年夏天，笔者突然被一毒虫咬螫伤左侧前臂外肘下寸许一处，当时红肿灼痛、奇痒难忍，正感无法以对。寻思古籍记载多用灸伤处法治疗，乃取艾灶点燃于阿是施灸，当距离皮肤太近时，又感灼痛难耐。此时想到我院针灸科正在从事“腧穴热敏化”研究，据称热敏点可以不出现在病灶局部而现于病所的周围或远端。乃用艾卷点燃的一端在病灶周围寻找，当移至肘下外方约三寸一处时，顿感原痒痛感消失，甚为舒适，这正符合原称“嗜热点灸”之说。照此再灸二次，痛痒红肿消失而愈。 综上可见：在应用静穴失效或疗效不佳时，改用或加用动穴施治，往往有不同凡响的疗效，足见动穴可补静穴之不足，对提高临床疗效有重要意义。不过，动穴并非万能，不少病症运用动穴失效而改用静穴取效者也非绝无仅有。故静穴也有补动穴不足的功能。因而临床用穴应注意动静结合，最大限度发挥其优势互补作用，十分重要。 编者按：该文刊载于《中医药通报》2008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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