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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会议”于2009年10月10日至15日在西昌召开，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鉴定组组长、中国宝玉石协会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周南泉，原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雷从云在会上充分肯定了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渊源关系。 雷从云在会上指出，这次会议在研究三星堆文化史上，取得了新的进展，过去的研究参与者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考古界和史学界，从来没有一次会议像此次会议集中那么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来探讨三星堆文化和古彝文化之间的联系，这种多元学科、互为弥补的研究必将给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使之出现新的研究格局和面貌，这无疑是研究三星堆的一个新进展。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洪君教授认为，古彝文化的经典传承、谱系、观念、符号，绝对与三星堆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古彝文化的丰富性、地域性对提高其自身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很有帮助。一个学科就是一个通向历史的窗口，虽然真正发生的历史只有一个，但只要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参与，得以看到这个真相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古代文明史将在多文化、多学科不断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呈现出她美丽的画卷。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陈保亚教授、汪锋教授，通过对古彝语和汉语的同源关系、原始羌夏语的研究，认为蜀、夏、彝和三星堆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为研究三星堆文化、上古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位教授认为，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碰撞与分裂，对夏、商、周的研究有可能带来新的希望和突破。可以说，这次会议首次彰显了在研究三星堆文化中，古彝语的特殊地位及其重要性。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猛认为，古彝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文物上看有惊人的相似，从文化上看，有很强的说服力，从文字上看，惊人一致。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抛弃陈见，有利于解放思想，有利于科学探讨。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教授和西南民族大学祁和晖教授，从文化想象力的角度呼吁立足本地文化，为复兴中华文明，在全球范围内树立自己的话语权，他们从三星堆和金沙的环境、遗物、生态分析，指出自然世界无边的神奇、文化世界无穷的神秘、心灵世界无尽的神妙，正是巴蜀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以三星堆、金沙和战国船棺葬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既是有着神奇神秘神妙特征的地方性文明，又应是当之无愧的有特殊代表性的人类遗产，古蜀文化与古彝文化都是炎黄文脉上的重要分支，具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资质。 谭继和指出，这次会议传递了这样的信息： 第一，在研究范式上预示着重大转变，即在研究过程中，坚持对本土文化的解读。他继而指出，把考古材料、历史文献和民族学等联系起来研究是个有益的尝试。此次会议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是个很好的开端。 第二，古彝文化里有古蜀人的文明和活态基因，三星堆是古蜀人的家园。对三星堆文化、巴蜀文明的解读不仅要研究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更要研究和解读古蜀人的精神家园、精神考古。 第三，参加此次学术会议的最大教益是感受到古巴蜀文化可以从古彝文化中找到渊源，研究材料是取之不竭的。 上海大学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巫达教授从语言学、人类学的语言、基因和文化等多重证据讨论了古彝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发生学关系，四川师范大学王小盾教授从兽面图像这个大量出现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符号出发，深入探究了这一古老神秘符号与古彝文化的关联。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李祥林认为这次会议给了他三个强烈的感受： 第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方对话的一个平台。当传统规范陷于僵化时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时，打破界别研究的籓篱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此次会议提供了自由交流的空间。学术交流涉及面广，古彝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是个很大的话题，内部空间很大，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坦陈己见，交流是平等的、开放的。 第三，提供了一个有待深化的课题。 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马尔子认为，从语言学解读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巴”、“蜀”、“濮”、“华”、“夏”等词在古彝语甚至在今天的彝语中都是常用词汇，这是个新的学术视角，有待深入研究。 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根据彝文古籍《考妣变换》大胆提出三星堆即为古彝人群传统祖灵安葬之处的新观点，《考妣变换》中提到“玉石做祖脸、丝绸盖考身；金片饰妣头，变换祖变换，不变则难迁……祖头像，出玉石，做祖像，出兔子，垫祖下。用银接祖骨，用金贴祖脸，金片祖下垫，丝绸裹祖身。”阿余铁日认为，三星堆是古彝人安葬祖灵的二次灵魂葬之处，出土的大量青铜和玉像为祖灵偶像。四川大学李春霞副教授提出在讨论古彝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关系的过程中，除了二者的历史渊源外，还应该关注同为文化遗产，该如何在当下得到恰当的理解、解释，进而确定、评估、保护和利用。 彝族青年学者安东对三星堆出土的器物进行了探究，认为古蜀三星堆部分文化与彝族文化属于同一文化，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中的彝文化“基因”之多，非“巧合”二字能够概括。其根据是： 第一，除了作为彝人原生图腾的龙、鹰、虎之外，一些器物传递的信息，不仅在古彝文化中找得到对应且可能只有在古彝文化中找到影子。如青铜鸟爪人身像、金杖、玉璋、玉璧、青铜神树、青铜公鸡、纵目面具等。 第二，三星堆部落有可能消失，但三星堆部族并未消失。拥有与三星堆文化共同“基因”的彝人，从未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中消失过，并在世间生生不息。 第三，古蜀三星堆族人“与众不同的巫鬼文化”与凉山彝人的“与众不同的苏里、毕摩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 第四，三星堆的两个器物坑在两个不同的文化层上，属于两代祭祀所遗。有专家说是三星堆部族遭遇洪水之灾之后迁徙金沙所致，这和彝族在蜀地曾有的三次“祭祖分支”大典中“第一、二两次分支是发生在遭受‘洪水泛滥’之前，第三次分支是在遭受‘洪水泛滥’之后”的记载不谋而合。 在多方对话和自由交流的气氛中，研讨会达成了以下共识： 第一，这是三星堆文化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坚持用本土文化来解读三星堆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和话语权的把握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学术平台。在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上从古彝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关系入手，具有开创性。对三星堆文化的解读，不能仅仅停留在器物的物质文化层面，还应该兼顾精神文化遗产的角度，应该充分肯定彝族文化具有非常突出的古巴蜀文化之活态基因。 第二，这次研讨会对传统彝学研究带来了重大影响，过去彝学研究主要局限于今天的彝族，研究者也较多局限于本民族学者。此次研讨会让传统彝学跳出了过去就彝族谈彝族的窠臼，通过多学科的对话，让研究者认识到，彝学的研究是跟中华文明史研究直接相关的。 第三，三星堆文化是历史的遗存，当下的彝族文化则是活的基因，这提醒我们保护和保存彝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与会代表强烈呼吁彝族文化尤其是母语文化得到动态的传承，及时、妥善地保护和保存。 第四，此次会议认识到，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再次提醒我们，“礼失而求诸野”，边缘、地方、民族、民间文化应该在文化多元、文化相对论的语境中真正得到关照。 第五，这次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学术研讨，其研究成果的传播，自然会引发大众对彝族聚居地的关注，增强地方的文化厚度和文化魅力，促进地方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地方文化软实力。 第六，这次会议及其成果从历史文化根源上充分肯定了中华民族同源异流、多元一体，各兄弟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渊源，必将对加强国内各民族团结、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与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来源：彝语在线 编辑：崃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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