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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 灵魂的历史现实是： 生于被束缚与被监视。 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 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 ▼ 規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给人定位。 它是一种反流动技术。 ▼ 在刑罚中， 有一种劝恶从善的技术压倒了纯粹的赎罪。 ▼ 灵魂是身体的监狱。 ▼ 权力使人疯狂， 因此弃绝权力乃是获得知识的条件之一。 ▼ 可能有一种关于肉体的“知识”， 但不完全是关于肉体功能运作的科学； 可能有对肉体力量的驾驭， 但又不仅是征服它们的能力。 ▼ 犯人的劳动价值是什么？ 不是利润，甚至也不在于培养某种有用的技能， 而在于建立一种权力关系， 一种空洞的经济形式，一 种使个人服从和适应某种生产机构的模式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词与物》还是结构主义的。他本人对这个分类并不欣赏，他认为自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尼采二十一岁看到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从此改变了自己，而福柯二十七岁看到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思考》继而改变了自己，于八年后出版了《疯癫与文明》。他自杀、吸毒、同性恋、尝试SM、有许多风流韵事、参加各种抗议活动；他的哲学里充斥着思想史上的边缘问题：监狱、疯癫、刑法、性欲；他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知识考古学、谱系学、话语—权力；他的思想辐射力遍及哲学、文学、社会学、历史、政治、艺术、法律……他的相貌甚至也与老成持重的思想家们不一样：满脸邪气，有着“野人式”的面孔，没有眉毛的眼睛永远放着异常的光。 1981年，第一例艾滋病在洛杉矶被发现，三年后也就是1984年6月25日，福柯就染上了这个时髦病，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一命呜呼，他的同性伴侣丹尼尔-德费尔此后在法国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艾滋病协会。就当时福柯在旧金山的放荡行为来说，他想不得艾滋病都很难：公共浴室里没有止境的群交，假面舞会上的壮观SM。 58岁的福柯因艾滋病死于法国硝石库医院，这家医院的前身正是他的成名作《古典时代疯狂史》所剖析过的一家精神病院。命运跟福柯开了一个玩笑，不知道最后是他胜利了，还是这个世界胜利了；是他用自己的死，殉了哲学里最酷烈的探索，还是这个世界用他批判过的一切将他埋葬。
惩戒不再是一种展示的仪式，而是一种表示障碍的符号。这种惩罚符号的技术倾向于颠覆整个现代性的刑事活动领域。改革者认为，他们通过这种惩罚符号的技术而赋予惩罚权力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手段，这种手段可以适用于整个社会，能够把一切行为编成符码，从而控制整个弥散的非法活动领域。 犯罪的影响不一定与其恐怖程度成正比。一种让人感到恐怖的罪行所造成的恶果常常比一种被大家所容忍并准备仿效的违法行为还少。重大犯罪是罕见的，而危险在于日常的违法活动可能会成倍增加。因此，人们不应寻求犯罪与惩罚之间的定性关系或恐怖之间的等式：“一个坏蛋在受刑时的嚎叫能够从不可倒转的过去中收回他所做过的事情吗？”人们不应从罪行的角度，来计算一钟刑罚。人们需要考虑的不是过去的罪行，而是未来的混乱。人们所要达到的效果应该是使恶者不可能再有重犯自己罪行的愿望，而且也不再有效仿者。因此，惩罚应该是一种制造效果的艺术。
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可能有任何知识。因此，对这些“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认识主体相对于权力体系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相反，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知识”这些基本的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总之，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 人们向我们描述的人，让我们去解放的人，其本身已经体现了远比他本人所感受到的更深入的征服效应。有一种“灵魂”占据了他，使他得以存在——这本身就是权力驾驭肉体的一个因素。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 只有肉体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它才可能成为一种劳动力，在这种体制中，需求也是一种被精心培养、计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
或许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 边沁也感到惊讶的是，全景敞视机构会如此轻便：不再有铁栅，不再有铁镣，不再有大锁；只需要实行鲜明的隔离和妥善地安排门窗开口。旧式厚重的“治安所”（house of security）及其城堡式建筑，将会被具有简单、经济的几何造型的“明辨所”（house of certaity）所取代。权力的效能，它的强制力，在某种意义上，转向另一个方面，即它的应用外表上。隶属于这个可见领域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承担起实施权力压制的责任。他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他在权力关系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他成为征服自己的本原。
但是现代刑事司法的怪异之处在于，尽管它采纳了许多超司法因素，却不是为了从司法角度限定它们，逐渐把它们整合进实际的惩罚权力，相反，是为了让它们作为非司法因素在刑罚运作中发挥作用，是为了使刑罚运作不再是单纯的合法惩罚，是为了使法官不再是纯粹的、唯一的惩罚者。
使权力非个性化和自动化。虚构的关系自动产生了一种真实的征服，因此无须用暴力强制犯人改邪归正，强制疯人安静下来，强制工人埋头干活，强制学生专心向学，强制病人遵守制度。全景敞视如此轻便…… 被观看者在权力关系中扮演两个角色，从而把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他成为征服自己的本原。（另一方面）规训方法并不仅仅是封闭形式，而表现为观察中心在整个社会的散布。
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对人体过于关注的迹象。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
他们是政治玩偶，也是权力所能摆布的微缩模型。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他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但是在这些技术（令18世纪的人感兴趣的驯顺性的设计）中有若干新的因素。首先是控制的范围。他们不是把人体当做似乎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零碎敲打”地分别处理，对它施加微妙的强制，从机制上——运动、姿势、态度、速度——来掌握它。这是一种支配活动人体的微分权力。其次是控制的对象。这种对象不是或不再是行为的能指因素或人体语言，而是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被强制的不是符号，而是各种力量。唯一真正重要的仪式是操练。最后是控制的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它监督者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这些方法可以称作为“纪律”。许多规训方法早已存在于世，如在修道院、军队、工场等。但是，在17和18世纪，纪律变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
纪律的历史环境是，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当时正在形成一种强制人体的政策，一种对人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纪律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总之，它使体能脱离了肉体。一方面，它把体能变成了一种“才能”、“能力”，并竭力增强它。另一方面，它颠倒了体能的产生过程，把后者变成一种严格的征服关系。如果说经济剥削使劳动力与劳动产品分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规训强制在肉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聚敛联系。
在此，我不可能撰写具有各自特色的各种规训机构的历史。我只想基于一系列例证来勾画某些最易于传播的基本技术。这些技术都是很精细的，往往是些细枝末节，但是它们都很重要，因为它们规定了某种对人体进行具体的政治干预的模式，一种新的权力“微观物理学”。而且，因为自17世纪起它们就不断地向更广的领域扩展，似乎要涵盖整个社会。那些具有很大扩散力的狡猾伎俩，那些表面上光明正大而实际上居心叵测的微妙安排，那些羞于承认屈从于经济要求的机制或使用卑劣的强制方式的机制——正是它们在现代历史的开端造成了惩罚体系的替植。要想描述它们，就必须注意各种细节……它们作为狡猾的伎俩，与其说是出于那种永远站得住脚的、使小事也具有意义的重大理由，不如说是出于对一切都加以注意的“险恶用心”。
纪律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
为了控制和使用人，经过古典时代，对细节的仔细观察和对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时出现了，与之伴随的是一整套技术，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而且，毫无疑问，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中产生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
现代处决仪式证实了这一双重进程：示众场面的消失和痛苦的消除。 惩罚逐渐不再是一种公开表演。而且，依然留存的每一种戏剧因素都逐渐减弱了，仿佛这种＂结束罪恶＂的仪式被人们怀疑是与罪恶相联。它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
这是很值得玩味的。在即将执行死刑之际，犯人被注射镇静剂。这是一个司法保持克制的乌托邦：夺走犯人的生命，但不让他有所感觉；剥夺囚犯的全部权利，但不造成痛苦；施加刑罚，但没有任何肉体痛苦。诉诸心理的各种＂阻断物＂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处决只伤害生命而非肉体。
囚室的墙上书写着黑色大字：“上帝注视着你”。
犯人所怀有的冤屈感是造成其桀骜不驯性格的原因之一。当他看到自己因不公正而受苦——而不是出于法律的规定，他就会逐渐习惯于对一切愤愤然。他会把任何政府人员都看成刽子手。他不再认为自己有罪。他诅咒司法本身。”看守人员腐化，畏缩，低效：“……后者只有依赖告密者才能维持住某种程度的安全，也就是说必须依赖他们自己所精心散播的腐败。
规训机制首先依据的是单元定位或分辖原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避免按组分配空间；打破集中布局；分解庞杂的、多变的因素。有多少需要分散的实体或因素，规训空间也往往被分成多少段。人们应该消除那些含糊不清的分配，不受控制的人员流失，人员的四处流动，无益而有害的人员扎堆。这是一种制止开小差、制止流浪、消除冗集的策略。
那些具有很大扩散力的狡猾伎俩，那些表面上光明正大而实际上居心叵测的微妙安排，那些羞于承认屈从于经济要求的机制或使用卑劣的强制方式的机制——正是它们在现代历史的开端造成了惩罚体系的替嬗。要想描述它们，就必须注意各种细节。我们不应该在各种形象后面寻找意义，而应该寻找告诫。我们应该不仅从某种功能的困境，而且从某种策略的连贯性来考虑它们。纪律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 作者：福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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