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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把头 一方吉神

 渐近故乡时 2016-10-21

文 | 于建青

选自《志说吉林风物》

陈继儒在《小窗幽记》里嘱咐后人:“一念之善,吉神随之;一念之恶,厉鬼随之。”孙良虽只是一介草民,且因穷极无奈才漂洋过海来到清朝封禁之地长白山,挖参为母医病,但他身上散发出的那束原始的道德光辉,却成为后人敬仰的楷模,并尊为一方吉神。


试想,从山东莱阳到关外东北,几千里的漫漫长路,那年月又不像现在交通那么发达,一叶扁舟载入,剩下的路就全凭两条腿去丈量了。


孙良这份胆量就源自于一个“孝”字。当年他是揣着“百善孝为先”的祖训上路的。也许听人说过,母亲的病要用长白山里的老人参才能医治,也许是家里实在拿不出请郎中看病的银两,有人便指点他去闯关东。没想到,他跨出的这一步,成就了一段与人参有关的不朽传说,也成就了从人到神的升华。


其实,长白山究竟在哪里谁也说不清,甚至连张地图也没见过,只是一路面向东北,朝着一个险象环生但充满希望的地方前行。


孙良和他的结拜兄弟许是挖到了一些人参,许是满心欢喜正准备收拾行李返回老家。他们在老林子里走失之前,说不定还筹划着,回去后带领更多的穷苦人再来这里挖参,毕竞,人参是那个年代财富的象征,得之便能改变命运。


然而意外发生了,为寻找林中失散的兄弟,孙良三天三夜未食,最后倒在了古河一块石头旁,饥饿疲惫而死……


由人而神或许只需一步,孙良用大爱跨过去了,从此,他不再是一个草芥般普普通通的农民,而是被人们当作神灵供奉了数百年的“老把头”。


正如《尔雅·释地》所云:“山无大小,皆有神灵。”所谓神灵,不过是人格化的超自然存在,敬畏神灵,无非是从心里谨遵被视为典范的规矩和道德尺度。


凡人孙良死了,山神孙良活了。人们在他走过的山里为他立起一座座小庙,将他的贤孝、仁义、诚信供奉在里面,世代敬拜,终成长白山绵延不绝的香火。


  每年的农历三月十六,长白山下的抚松县城都要举办一场有参乡特色的活动,十里八乡的百姓都会聚集在这里,为他们心中敬仰的 “老把头”庆祝生日。自2006年开始,这种习俗已经延续了近十个年头。



▎山神老把头形象(张岱祥绘)


  对于吃森林饭的当地百姓来说,山神老把头无疑是他们从事山林经营的主宰,冥冥之中,佑护着他们与森林打交道,所以祭拜老把头也就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最要紧的事情。


  从抚松县人参博物馆大楼门前徒步走过北江桥,行至抚松北山生态公园脚下,这里早已布置好一块场地。“当年放山的老把头,如今你在哪儿……”老远就能听到这首抚松人耳熟能详的歌曲。此吋欢快的秧歌已经扭起来,锣鼓阵阵,人们渐渐从四周聚拢过来,一台有参乡特色的群众文艺演出即将开始:


  虽然还没到长内山区最好的季节,但春天的脚步已在路上,山脚下的柳枝已经泅上一层朦胧的绿烟,杏花含苞欲放,城边的小河早被一群性急的鸭子唤醒。


  桃花水暖的时节,万物萌动,只待几场贵如油的春雨,也许就在一夜之间,长白山伸个懒腰就醒了过来。


  每年这个时候,自然少不了本省一些人参文化研究名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学者和各界艺术名流,他们的到来使这座小城的分量一下子增加了许多。


  活动虽不是什么大场面,表演者也大都是当地百姓,原汁原味,地地道道,但足够让这个不大的小镇沸腾起来。


  北岗是全国有名的人参产地,那里文化大院的参户组成表演队,打扮得花红柳绿,正抬着红枣馒头与根雕大山参绕过街心。山里红剧团精心排练的采挖野山参情景剧已经上场,随着剧情的徐徐展开,人们再次被那个熟悉而久远的故事感动着。


  老把头府里还有一些必不可少的环节,比如宣读祭词,由长内山采参习俗传承人敬献“索宝棍”(放山时拨开草丛的一种特定意义的木棍)等采参工具,展示去年出土的野山参等,再依据事先设定的程序,依次进行敬奉与祈愿仪式。


长白山崇拜溯源


  长白山作为满族的肇兴之地,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作神山遥祀祭拜。康熙皇帝第二次东巡时所作的《望祀长白山》以“名山钟灵秀,二水发真源”开首,寓示这是一座孕育满族先民的母亲河之源。据《大清一统志》所记,长白山为混同(松花江)、鸭绿、爱滹(图们江)三江源头,诗中所书“二水”即鸭绿江与混同江。


  长白山古称不咸山,亦作太白山、白山、徒太白、太末山等,从金开始称为长白山。据专家考证,“不咸”为古东胡语“不尔罕”的音译,为“神巫”之意,不咸山即为神山。


  按王先谦在《东华录》中所述:山高二百余里,绵亘千余里……早在金大定十二年即被封为兴国应灵王,金人在其周围建庙致祀,以示敬仰。此可视作长白山最早受到敕封的纪年,当时还在山的北侧建有庙宇。


  金大定十五年三月,奏定封册仪物,定于每年春秋二季择日致祭。明吕四年(1193年),金章宗又封长内山为“开天宏圣帝”,受以“帝”格之称,这与泰山被称为“东岳大帝” 一样,享受的礼遇无疑是山岳之中最高品秩的。


  自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满洲,直至大清王朝降盛,对于长白山的拜祀始终没有中断。据《清史稿·志五十八》载:“康熙十六年(1677年)诏封长白山神秩祀如五岳,自是岁时望祭无缺。”也就是说,长内山获得了与五岳同等的地位,这种规格也算绝无仅有了。望祭长白山神的祀典,由此便交由宁古塔将军管辖的大乌拉地方官员在吉林乌拉城西的板山依典进行,历史上康熙、乾隆两帝先后3次亲临松花江边遥祭长内山。


  康熙皇帝对长白山的敬重可谓虔诚之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深秋, 康熙东巡抵达吉林,除了解政事、体察民情、加强边防等政务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项便是遥祭长白山神。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难以行至长白山,只好在松花江边临时设帐立牌,遥拜望祭。


  雍正十年(1732年)礼部复议:“宁古塔将军常德奏,长白山为发祥福地, 神迹显著,请于乌拉之板山望祭处盖造亭殿,以肃祀典。”次年,盛京工部奉旨在吉林乌拉城西郊的板山(又称小白山)之上兴建望祭殿,以遥祭氏白山神。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皇帝东巡吉林乌拉,专门到小内山望祭殿祭拜长白山神,并赋诗《望祭长白山》以记此行。1805年,嘉庆皇帝东巡至盛京,也特派官员到吉林望祭长白山。之后又有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清代皇帝, 都遵例派朝廷大臣远赴吉林望祭长白山神,只是规模气势不及康乾之隆重。


  在那些破禁入山的民众眼里,长白山更是一座值得敬畏和祭拜的神山。山神崇拜向古由民间而起,因为在原始社会的生产劳动中,即使风雨雷电之类的自然现象也会被他们当成一种不可违抗的神力,为了顺应这种神力,便以祭祀的方式来消解各种灾难。祭祀长白山也就成为必然,不过,与朝廷相比毕竟是两回事。


  “三月十六,点灯以后。祭祀把头,把头保佑。放山快当,棒槌拿够。风调雨顺,年丰人寿。”这首在长白山区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生动表达出人们对于人参的崇拜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人参文化。


  之所以要“点灯以后”才进行祭祀,一是因为这个季节正值农忙,山民白天都要下地劳作,只有到了晚间收工才能腾出空闲,这时就在家里包好荞麦面的饺子,上香摆供,祭祀山神老把头。另一个原因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鬼神只在夜间显圣,此时祭拜也最为灵验。


  每到这天,各地也要举行仪式过“老把头节”,山民们将一年的生计收成寄托给这里的主神“老把头”,希望通过“娱神娱人”的狂欢庆典,寄托他们虔敬祈福的朴素愿望,以求得遂心如愿,平顺吉利。


  据伪康德二年临江县长刘维清主修的《临江县志》载:“按放山惯例,先拜老把头为极尊之神,每年月十六日家家治席焚香设宴为老把头过生日。”书中还敬告世人“否则,行深山中往往迷路,有性命之忧”。可见在官家眼里,老把头也是被认可的。


  “当叩拜时虽叠石为庙,以草茎代香,木叶代纸,老把头亦必领受。”这种并不严苛的规矩也说明,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年代,只要意敦虔诚,就算“心到神知”。


  长白山老把头节也叫“木把节”“山神节”,属于长白山地域性节庆活动,并非独为放山挖参所设,它流传于长白山区采集、伐木、跑山、淘金、开矿等拓荒跋涉的各个行当。据《安图县志》记载:“木帮、猎户、棒槌营以及山中旅行者,咸于是日备香烛供品向山神叩头,求其护佑,且有宰牲以祀者; 乡人亦皆重视此日,争购酒肉以度三月十六日。”只要进山作业,按习俗都要立府焚香祷拜,既有告知请示山神之意,也寄托一份护佑之请。


  最初祭拜老把头,是长白山行帮劳作的隐秘文化仪式,尤其集中体现在“挖参帮”的崇信和祷祝中。每当采参人进入老林子“放山”之前,他们都要在红松大树下,用石块搭建起一个简易的“老爷府”,称为“老把头庙”,放山人进山之前要按俗定程序进行供奉与祈愿。而当采集到“大货”(山参)之后,一定还要回到“老爷府”还愿。这种带有浓郁原始古风的山林礼仪祖祖辈辈延续下来,就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一种礼俗,其实这就是他们秘而不宣的“敬若在,信则灵”的森林崇拜心理。


  并不像有些地方祭祀那样有复杂烦琐的环节,祭拜老把头仪式古朴、原始,祷祝文辞也不繁复,但这对于即将走进深山密林涉险的群体来说,却是异常庄重而神秘的。他们通过这种仪式,获得了情感上的默契与心灵的沉静,同时潜意识里也为他们建立起一种信念,如果能够遵山规守正途,老把头自会赐予你天宝与平安。当然,若是坏了规矩和良心,少不了也会领受该得的报应。


  有人把放山习俗中的神灵信仰归结为“老把头效应”。放山人对老把头寄予无尽的期望,在那些异常艰难的岁月里,老把头无异于一盏擎在心里的明灯,能引领他们找到梦想中的幸福。


  其实,老把头不仅寓示财富,也是正义和良知的戒尺。因为孙良就是为了寻找迷路的同伴饿死的,后人传颂他、立他为老把头也正是敬佩他不为私利甘于奉献的品格。


  在长内山绵延千里的林脉上,随处可见一处或以砖石垒成的小房子,或以木块搭就的简易小庙,当地百姓都管这些叫山神庙。放山人一旦进入山林,就注定要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凶险,比如可能被蛇蝎毒虫、虎豹熊罴侵害,也可能不慎坠入深沟险壑,粉身碎骨。立下老爷府,也就等于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行至何处都有老把头罩着,至少在心理上有了胆量。


  有一首《先拜孙良爷》的歌谣这样唱道:七月天头热又长,进山先拜爷孙良。孙良爷心眼好,暗中保佑咱挖宝。咱挖宝不怕苦,一天翻山五十五,五十五没开眼,兄弟全都累抱杆。累抱杆没有劲,瞧见前而小红粒(参果),红粒底下是参宝,都说今天没白跑。


  歌谣是从扶余县乌金屯流传出来的,放山人历尽艰辛也未挖到人参,就在绝望之际,忽见眼前一棵顶着红籽的大棒槌,惊喜之余,心里一定会想到这是山神老把头的恩赐,那份欣喜自是无以言表。


老把头原型“孙良”


  “家住莱阳本姓孙,翻江过海来挖参。三天吃个蝲蝲蛄,使我伤心不伤心。嗣后有人来寻我,顺着蛄河往上寻。人山再有迷路者,我当作为引路神。”在长白山区,这首几乎无人不知的民谣里然讲述的是一个令人凄绝哀婉的故事,里而却蕴含了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灾难面前,流露出的依然是道义的担当和甘为铺路石的善意提醒,这种朴索的原始本能,恰恰就是人性最本质的体现。


  关于“山东莱阳人孙良”闯关东的故事有多个版本,大都具有相似的悲剧情节和共同的主题,表达出那个时代拓荒先辈的生存渴望和正直向善的美德,不同的是主人公各自不同的命运曲线和故事情节,更加丰富了主题的思想内涵。


  20世纪60年代,吉林省民俗学者齐兆麟搜集整理了一篇名为《老把头》的人参故事。大致内容是:山东莱阳人孙良和张禄闯关东来到长白山,进入老林搭戗子放山。很快,他们就挖到了好多棒槌。


  那些须长体圆的人参原本已经满足了他们最初的期望,也许感觉此行的不易,所以在准备回关里老家之前,他们决定再挖三天。为了增加找到人参的几率,哥俩分走两路。但不久张禄因为迷路就与孙良失散,孙良爬山过岭,拼尽全力去寻找兄弟。终因山深林密,走了七天七夜也没有找到张禄,最后饿死在“蝲蛄河”旁。临终如在一块大卧牛石上用一块尖石头划下了一首绝命诗。


  后来,有许多躲兵祸、躲租税、讨生活的穷人逃进长白山,看到了这首诗。就传说这位心地善良的孙良成了神,掌管长白山,保护放山人不遇上狼虫虎豹,从此,挖参的人都管孙以叫“老把头”。


  作家金乃祥在《孙把头的来历》中,却记载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孙良”


长内山里的大虫专吃棒槌精,祸害放山人,被天上的月莱仙知道后便飞到喇蛄河上空,让棒槌雀叼着棒槌籽到山东去送胎。山东齐河县有一户老孙家,当家的孙恩到东北放山葬身大山里,孙寡妇讨饭时吃下了棒槌雀神扔在怀里的大参籽,怀了身孕。后来逃到莱阳县生下孙良。又遇山东闹灾荒,三十多岁的孙良于是去闯关东。走到喇蛄河时吃光了干粮,正准备抓喇蛄充饥,见河里映着通红的棒槌籽,便绕山爬岭去寻找。最后饿得奄奄一息,弥留之际咬破手指在石头上写下几行大字,终于死去。月莱仙走到这儿看是棒槌精的后代,就封他为“老把头神”。


  还有一个版本出自“石柱子参”的传说,在辽宁地区流传甚广。


清朝同治年间,山东莱阳—个姓孙的带着几个人,来到辽宁宽甸山区挖山参,大的拿走,小的就在山上栽培起来,并立下一个九尺长一尺见方的石条作为标志,“石柱子参”由此得名。有一年,这个姓孙的山东人又来到这里挖参,上山几天没有回来,他的同伴便去寻找,在古河岸上发现了写在大石头的留言,后来又找到了他的尸首。为纪念他,后人就把他的生日三月十六日作为人参的生日,把这位孙姓挖参人称为“山神老把头”。


  在一本1957年版的《人参故事》专辑里,记载了一篇《老把头开山》的故事,其形象更为古朴。


山东大旱,庄稼人无法过活,有人传说“东边外”生长宝参。在胶东莱阳住着一位孙老汉,母亲得了喘病,听医生说只有“大山棒槌”可以治疗,遂与表弟到东边外挖参。他们辗转来到长白山老林子边,头一天在石洞住了一夜,第二天搭起窝棚,且亲眼见到了东边外“棒打狍子瓢舀鱼”的自然景象, 也慢慢学会了辨识“棒槌”,终于挖到山参。


孙老汉让表弟将人参带回山东给母亲治病,准备自己在这里再多挖一些,待到来年秋天返乡。谁料第二年春天积雪融化,孙老汉住的窝棚周围成了小河,他只好爬上山岗,顺着山势寻找人家。那时的长白山人烟寥寥,最终也没有找到。因为又冷又饿,便昏倒在一棵大树下。临终前,扒下一块树皮,用小刀在树上刻下那段“家住莱阳本姓孙”的诗文。


后来,孙老汉的表弟又到长白山去找他,寻到这里见此情景,便把孙老汉埋葬在古河口,并立下一个碑,将孙老汉临终前说的话刻在石碑上。


又过了几十年,到东边外开山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看到碑文后都很感动,就把孙老汉称作“老把头”,视他为第一个前来开山的人。


  通化师院教授孙文采根据老把头死在“古河”边上的信息,专门去辽宁省宽甸地区考察,终于在该县夹皮沟乡下甸子二队找到了真正的古河,并实地查看了老把头当年题诗的兴人洞旁边的石头砬子,砬子下而就是静静流淌的古河水。可惜那道有价值的摩崖石刻早在1970年打石头修排灌站时炸掉了。倒是当地儿位上了岁数的老人根据集体回忆,还原了那首诗的准确记载:“家住莱阳本姓孙,隔山片海来挖参,三天吃了个拉拉蛄,你说伤心不伤心。如果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三月十六。”


  按着挖参季节,孙良题诗落款的吋间应该在阴历六七月份才对,因此后人推断,三月十六可能是老把头的生日。


百姓心中的老把头形象


  作为长内山的道德图腾,挖参的孙良最后幻化成“老把头”,正是从人性到神性的转换,而传播这个悲悯故事的主体,正是来自齐鲁燕赵大地闯关东的后人。


  曾任通化市文联副主席的作家金乃祥搜集过不同版本长内山人参故事中的“老把头”形象。这些或以文字记载,或以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有抚松县整理的《老把头》、抚松县东岗村个树德讲述的《老把头传说》、通化县李德 兴讲述的《老把头的传说》、齐兆麟搜集整理的《老把头》、梁之整理的《寻找老把头》等多个版本,主体内容大致相似,只是情节上略有差异。


  1957年版《人参故事》中的老把头原型是孙老汉。20世纪60年代民俗学者齐兆麟整理的《老把头》中,老把头成神之前是一位来自山东莱阳的青年汉子,成神之后幻化成白胡子老者。2013年在抚松县举行“老把头节”庆典时,当地山里红演艺公司编排的舞台情景剧《大爱孙良》,却是以场景化形式将故事进行了艺术化呈现。剧中的孙以形象史加具体,明代山民装束,身穿青布短衣,头戴四方平定巾。这一舞台形象的塑造正是参照“明末孙以闯关东”的人参故事蓝本设计的,与成仙之后长髯老者的形象截然不同。


  参乡老作家梁之搜集整理的《寻找老把头》,从文学角度更为生动地描绘了 “白胡子老者”的形象特征:“石讲赤条条地躺在地上不动了,这个善良的小伙子什么也不知道。就在这时,隐约可见砬子上有一苗老山参,一哆嗦变成一位白胡子老人,手搭凉棚向四处望望,然后从砬子上飘然而下…… 就见他从怀里掏出个棒槌籽儿,轻轻放进石哥的嘴里,不一会儿,石哥眨巴了两下眼皮……他苏醒过来了。”


  显然,这位老人就是神化了的孙良,孙良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具象的人,而是一种道德象征,被集体赋予了多种品质的偶像。


  在抚松县的人参博物馆里,藏有当地泥塑家张岱祥于2006年创作的四十多件放山习俗的泥塑作品,特制的森林场景,“老把头”的艺术形象更为直观,他同样是将年轻的闯关东汉子孙良幻化成一位白胡子智者,装朿仍为明代服饰。


山神爷与老把头


  吉林省红学会副会长陈景河在研究“萨满图腾”时认为,最早的长白山神都是原始女神,后来出现了“柳神”,到康熙年间,神灵逐渐男性化。


  称老虎为山神的说法要追溯到西汉末年,传说王莽篡位追杀刘秀时,刘秀幸得老虎相救,才得以保住王位恢复汉室。刘秀知恩报恩,遂封老虎为 “百兽之王”。


  《汉书》记载濊人把虎当成神来祭祀的习俗,《魏书》也记载勿吉人有头上插虎豹尾巴的说法。


  对虎的崇信源于狩猎采集的社会生产实践。虎为山中之王,对百兽也有震慑作用。百姓入山时往往会刻一只木质的虎偶带于身上,以此保佑猎人进山平安,并能多拿猎物。


  到了清代,满族人把虎当成山神爷来祭祀更为隆重和普遍。《盛京通志》载:“秽(东北古代民族之一),祠虎以为神,虎,诸山中皆有之,白质而黑章者尤猛,挚虎骨熬为膏入药。”


  《鸡林旧闻录》是东北较早的本土地方志书,其中有一章写道:“虎喜居荒山丛薄中,便跳荡也。吉人多讳言之,樵采者则直称之曰山神。”猎人一生与虎搏斗,既畏惧又崇拜,这种复杂的情感加上强烈渴望得到庇护的意识,让他们转变了与虎的对立关系,将虎供在神庙里,使其成为助己之神。甚至不再直呼虎名,而称其为软蹄子、长爪子、柔毛子等。也不再捕虎,一旦遇虎都尽量想办法绕开,避免互伤。


  这一说法在刘建封的踏查笔记《长白山江岗志略》中也有体现。“山神夜有游山兴,一目了然百兽王。”这里的山神就是东北虎,因忌讳在森林中说出老虎的名字,故称之为山神。


  在民间,因为畏虎而多有祭祀的习俗蔓延到各个村落,虎为山神爷的叫法更为广泛。在《吉林乡土志》里,记述了每年正月十六为山神诞生日,永吉县天岗村民要杀猪沽酒,往山中焚香上供。


  据抚松县81岁的朴京植老人讲,他小时候在漫江屯见过族人建的“山神庙”,是用原木搭的,在一个涝洼甸子上,里边用木板铺的地而,供奉着写有“长白山都神灵”的山神牌位,但没有具体的形象。附近一带的朝鲜族人每次进山打猎或者挖参,都要进来祭拜一番,有的汉族人也过来祭拜。


  漫江一带的朝鲜族猎户却把老虎叫作“山神爷的看门狗”,同样非常敬畏,从来不打,看见老虎也都避让着走开,可见这些习俗互为相通。


  满族人在仲冬有打大围(也称合围)的习俗,冬至被当成满族人的狩猎节,这一天便祭祀山神爷(老虎),家里或同族人都要杀猪宰羊,载歌载舞, 庆贺活动甚是隆重,直至深夜才散。


  这也源自于一个奇幻的传说。金乃祥在《小罕子挖棒槌》中有详细表述:小罕子逃进长白山被八人一伙放山的收留。一天,来了“山神爷”(山民对老虎的称呼),站在门外不走。把头发话“按规矩办事”。于是大伙轮流扔帽子,谁的帽子被叼走,谁就得跟着老虎去。结果老虎叼起了小罕子的帽子。小罕子跟着老虎过了一道又一道岭,也没有吃他,直把他领到一处半人高的平台上,得了八八六十四棵大山货(人参)。回去后那八个人便拥戴他小罕子当了头领。小罕子即努尔哈赤。


  农历三月十六日为山神爷的生日,凡满族聚集的村落,村头都有山神庙,有的庙中还有老虎的画像。后来把老把头的生日也定在这一天,焚香设祭,供奉山神和老把头。


  又有人将山神和老把头的职责做了分工,虎为百兽之王、山中之君,所以“山神”主掌人们入山平安;而“把头”则奉为一行一业的首领,关照人们求财获利,喜得珍宝。


  “老把头”所指不一,最早的说法是王稿、柳古,也有说是努尔哈赤的。清初逃荒来的老把头有王林,清末有孙良。皆为人化之神。王稿(或为王镐、王杲)为努尔哈赤长辈姻亲,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努尔哈赤创业时期立下大功,一时被奉为把头。


  其他地方也有直接称努尔哈赤为老把头的,因为努尔哈赤曾在长由山区放过山,贩过人参,后来又做了皇帝,满族山民尊其为老把头也顺观成章。


  据考证,孙良出现的年代大致应为明末清初,关内开始有难民闯入长白山采挖人参,孙良就在其中。他在采参时挖大防小,并把人参籽撒在山坡上使其再生。通化师院孙文采教授考证,孙良确有其人,同治年间来闯关东,落脚在史姓地主家里,以挖参为业,把平时挖到的人参埋于史家的后山上。后来孙良年老体衰,被史家赶出饿死在山中,史家窃据大量人参而致富。


  而普遍流行的版本却是饿死在古河边上的孙良,后人尊其为第一个汉族开山把头。但是有学者考证在孙以之前,已经有王把头了,同样来自于山东莱阳,却比孙良早二三百年。


  不管孙把头还是王把头,他们采参的具体年代都无从可考,甚至他们是否真有其人都无法确定,但在百姓心里,既然是一尊神,就不必计较具象的形态和来历,可以将其理解为众多采参人的代表,当他被后人赋予先辈开拓者和生产保护神的崇高形象时,就具备了一种神力。


  其实,在长白山区,很多人习惯将其连在一起称“山神老把头”,有的视为一尊神来供奉,有的分列两位,各置牌位。


岳把头放山


  严格意义上说,“把头”与“老把头”实为两个概念,“老把头”是指长白山林中的图腾,是百姓敬畏与崇拜的神灵。而闯关东汉子们的组织者则称为“把头”,担此重任的往往需要具备智慧、稳重且负有责任心等诸多品质的人,还须具有相当的经验,关键时刻能力挽狂澜,最终带领行帮成员战胜困难,平安归来。


  清初随父被流放到黑龙江的江南学者杨宾在《柳边纪略》里对“挖参放山人”是这样描述的:“凡走山刨参者,率五人为伍,而推一人为长号,曰‘山头’……山头者,时时立岭上作声,以呼其下,否则迷不能归矣。”


  这里所记的“山头”,即人们常说的“放山把头”。


  20世纪80年代,抚松县文化局局长张克勤陪同德国学者付玛瑞考察长白山人参故事时,偶尔在沿江乡农民滕荣恩那里采集到了一则独特的人参故事《岳把头放山》。故事的讲述人滕荣恩是沿江乡一位62岁的农民,早年曾是一位放山挖参的“把头”。


  据滕荣恩讲,岳把头是长白山中远近闻名的一位放山把头,某年“红榔头市”(放山吋节),他率领十几个小伙子上山采参。


  先立了“老爷府”,升了纸码。祭拜之后开始采参,结果二十多天没有“开眼”(看到人参)。正焦灼中,某夜,岳把头梦见他正顺着一个巴山嘴子(山丘)前行,在一棵红松树下看到一位老太太歇脚,遂护送老太太回家。这时岳把头看到一个大院,门口拴一头毛驴。走进里间,西屋有九个小伙子正在耍钱(赌博),东屋又有十一个老者吃饺子喝酒。


  次日,岳把头按照梦中所示方位找到那个巴山嘴子。果然,他们发现了当年放山人采挖人参留下的“兆头”(记号),随即岳把头便指挥大伙将附近隐遁着的野山参“抬”了出来。令人惊奇的是,这些被“请”出来的野山参数目与岳把头梦境所示完全契合:儿苗小棒槌对应的是那几个小伙子,十一苗大货对应的是那十一个老头,最后拿的那苗六匹叶无疑就是那头小毛驴了。


“老把头”墓考证


  老把头究竟葬于何地,众说纷纭。


  在通化县快大茂镇境内,浑江与喇蛄河交汇处的湾湾川风景区,一条以老把头墓为起点的“人参之路”旅游线,让山外的人领略到老把头孙良的传奇故事。在棒槌山上,老把头墓安然静卧,墓前石碑上刻有醒目的“采参祖师孙良之墓”,后面东侧躺一块卧牛石,上刻那首著名的绝命诗。


  老把头被采参山民奉为“行帮至圣”,后人为纪念他,在各处相继建了许多空冢。据抚松县人参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德富讲,在长白山西麓距松江河镇不远处的松山上有片叫“药仙园”的林地,十年前也在那里修了一座老把头坟。之所以在那里为老把头修坟,是因为山上四周的环境与各类传说中描述的场景很接近。其实早年根据地理环境曾在沿鸭绿江畔的辽宁省宽甸、吉林省集安、长白三个地方修建过老把头坟,但由于历史原因,后来都被毁掉了。


  据他推断,老把头坟的真正位置应该在鸭绿江岸边,从字而上理解,“漂洋过海”只能是从丹东一带直接上岸。而孙良挖参的年代为明末清初, 那时的长白山地区还是一片浩瀚的林莽,并无人烟,也基本无路可走,所以只能从鸭绿江水路行至长内山区。那么究竟从哪个地点上的岸,又从哪里进的山林却无据可查。王德富说最有可能就是在宽甸一带,因为从丹东 一上岸就有大林子,那里都出产人参,孙良一行不可能在那样的条件下走更远的路。


  事实上,考证孙良的坟在哪里已经不重要,那些坟是空冢还是实冢也无须计较。人们为他修坟也只是希望用一种更直观的方式纪念他,传颂他的美名,弘扬一种精神,仅从这一点理解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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