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播报】第十次玉帛之路（渭河道）考察团成员田野日记选登

禹河，渭河

作者：冯玉雷

▲远眺渭河

夏朝第一位天子是禹。顾颉刚先生认为“禹”的字源与龙有一定关系。最早提到禹王的文物是西周的遂公盨、齐侯钟和秦公簋。大禹最卓著功绩就是治理滔天洪水和划定中国版图，渭河是他建功立业的重要基地，也可以说是夏朝主要孕育地。《尚书·禹贡》记载：“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大禹“导渭自鸟鼠同穴”。人们为了纪念大禹治水之功而将渭水源头之一命名为“禹河”。后来，随着其功绩被传颂发扬，又将整条渭河叫禹河。至今天水、宝鸡渭河两岸的民间仍将渭河叫“禹河”。

史载大禹及其治水团队到过岐山、荆山、雷首山、太岳山、太行山、王挝山、常山、砥柱山、碣石山、太华山、大别山等地方，因此才有全局观念，治理水患；也才有可能将华夏分为九州，用天下九牧所贡之铜铸造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并且铸上各州山川名物和珍禽异兽。“鼎'作为国家政权象征，进而成为传国宝器，《墨子·耕注》：“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

　　大禹治理水患为什么能取得成功？他为何建立华夏第一个王朝？

　　史前，华夏大地的先民因地制宜创造着各自的文化和生活模式，不可能靠武力统一。但在大约8000年前，在异常复杂、差別极大环境中生活的先民大小部落却前趋同存异，其中动力及核心价值就是玉文化。大禹所处时代，“九州”的方言、民俗、文化心理差异很大，即便人们迫切需要治水英雄，但能够得到广泛支持的是价值观念的认同——也就是对玉文化的认同。《禹贡》中的雍州在西北，大致与崇尚玉器的齐家文化分布区重合，现代学者研究表明，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分布范围内存在着丰富玉矿，甘肃武山、积石山、马衔山、祁连山、马鬃山等地都有玉矿发现。《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忽必烈命人编纂的最早汉蒙辞书《至元译语》“珍宝门”中“玉”为“赤老温”，据学者研究，蒙古语“赤老温”连读就是《魏书·官氏志》鲜卑氏族名“丘林”、“出连”和“秋龙”，《禹贡》中的“球琳”就是它们对音。元初蒙古语“玉石”还与《禹贡》一致，但在明代发生变化，汉蒙辞书《华夷译语》《鞑靼译语》《登坛必究·译语》中的“玉石”成了“哈石”“哈失”“哈四”。2015年5月底，我经过乌鞘岭，看见路牌上有“哈溪”地名，电话请教新疆社会科学院的蒙古族学者，知其意为“玉”。当时我就联想到白银境内的“哈思山”。哈溪、哈思、喀什都是蒙古语“玉石”。喀什噶尔，意思就是玉石集中之地。

　　“雍州”产玉之地远不止一处。

　　2012年5月以来，叶舒宪、古方、王仁湘、易华等学者先后对马衔山玉矿进行考察，并对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藏品进行调查分析，认为处在渭河源头的马衔山玉矿是齐家文化玉器原料来源之一，在古代可能被大量开采。据此推测，渭河之所以又叫禹河，或与运输玉料有关。古代，一山之隔，河流走向不同，文化风习方言均不同。洮河与渭河以马御山、鸟鼠山为界，鸟鼠山是古代从渭河进入洮河谷地的要道、古代中原通往西域的边塞要地。叶舒宪先生撰文说黄河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交通意义大于灌溉。如此推测，渭河亦然。渭河源头离马御山不远，运输玉料(主要是冬天结冰期)较便利。《山海经》记载鸟鼠山其阳多金，其阴多玉，其上多白虎、多丹。据载渭源县城正南锹峪河曾经淘出50克重天然金块。另据调查，马鬃山、鸟鼠山、哈思山等地也产玉。《战国策》、《史记》都有“昆山玉路”的记载。这条漫长的玉石贸易之路从新疆出发，经过甘肃、陕西或山西才能运抵河南。史前玉路主要靠水路，黄河及其支流渭河等充当了西玉东输主渠道。比丝绸更早期的跨地区国际贸易对象是玉石(地中海文明主要关注绿松石和青金石)，包括由玉石开发所衍生而来的金属矿石。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走“丝绸之路”正是在古代“玉石之路”基础上拓展出来。这条路不但将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壮大起来，还承担了文化输入和输出的重要使命。

　　如此就容易理解《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盛况。大禹是通过治理水患的行为过程将崇拜玉文化的各个部族联结起来，建立统一的夏朝。

作者简介

冯玉雷，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甘肃分会主任、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肚皮鼓》、《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等及文化专著《玉华帛彩》、《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笔记》等。

渭水源头话四岳

作者：张天恩

▲满眼青绿的山川美景为此行带来更多兴致

寻访渭河源头，为此次玉帛之路“渭水道”考察开场大戏，大家都满怀期待。但昨天从兰州奔赴渭源时却是细雨濛濛，让人颇为忧虑，唯恐天不作美影响行程，满眼青绿的山川美景也未带来更多的兴致。

　　未曾想今早一觉醒来，竟然是晴空万里，蓝天如洗，考察队自然是大喜过望。每人一碗牛肉面后即驱车出发，先至五竹寺遥望渭河源的远景，让大家宏观的看到源头之地南依西秦岭的主峰露骨山，西傍鸟鼠同穴山的南脉，两山相夹的低山缓岭为源头的川塬。茂盛的秋庄稼一抹葱绿，成熟待刈的黄色麦田点缀其间，恰似翠玉嵌金美不胜收，更激起每个人渴望尽快亲近的心情。

　　车解人意，谈笑间就到了渭水之源的景区大门口。太多人为装点门饰虽与自然美景不是特别协调，但门旁立石所刻的晚清名臣左宗棠所题“大禹导渭”四个红色大字，立刻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这，不是出自《尚书·禹贡》的名言吗？没有错，大禹治水，“导渭自鸟鼠同穴”。感情不是梦里依稀啊？四千年的历史竟然就这么和我们不期而遇！史书的记载我们都稔熟，渭河之源与此有关也不足为奇，可这么迎面相撞还是让人意外的惊喜。

▲一路清流激湍 赏心悦目自不待言

果然景区有纪念大禹治水的内容，我们当然是快速的走向源头，一路清流激湍，绿树重荫，赏心悦目自不待言。而靠近源头的山崖上原来是左公“大禹导渭”题铭的原版所在。突然想到，大禹治水的重要助手——四岳，在这个景区没有丝毫的涉及，不免有点若有所失了。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望吕尚者……，其先祖尝为四岳(一说为西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索隐》引谯周说太公望“姓姜，名子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掌四岳有功”。由此可知，西周齐国之封因姜子牙，而其为炎帝的后裔，其又一先世在尧舜禹之时，曾掌管过四方山川之事，而称四岳，并在大禹治水时立有功绩，获封吕与申地。姜子牙称吕尚就是因封地而言。《史记·夏本纪》还说四岳在帝尧时期就推荐大禹的父亲“鲧”也治过水，“於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只是方法失当未获成功。显然在大禹治水时又参与其间，终有成果而“甚有功”。

　　由此说明，四岳确是大禹治水工程的有功之臣。而后世子孙纪念大禹却不提四岳，是否有失公允？而更重要的是，炎帝族的姜姓后裔实际与古代的羌族关系匪浅。《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可见姜羌本为一体，是居于西方的大部族。《西羌传》说：“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大体包括青海、甘肃东部，靠近陕西、四川的区域，当然包括渭河源头所在的渭源及周边地区。

　　而考古学的发现说明，相当于距今四千年前后的夏代初期，约为史书的大禹时代，甘青地区主要分布的是齐家文化，也就是说齐家文化应为古羌族的考古学文化。当时古羌族的首领在中原地区的尧舜禹王朝为官，任四岳之职掌天下山川，参与治水与职责有关。到西部治理渭河、黄河更需要四岳组织动员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羌族民众参与。四岳因此建立大功，也就不足为怪了，实际也说明四千年前的齐家先民为治水作出过伟大的贡献。

　　此外，考古学还发现以中原地区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与西部的齐家文化已存在诸多联系，甚至夏文化的青铜器可能是在齐家青铜文化的推动下，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二里头文化带流盉等典型陶器，也见于齐家文化，两者的玉器多有相同或相似。这些发现和历史的记载如此的契合，绝不应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应是文献与考古发现的极佳印证。渭水上游都可见齐家文化的踪迹，表明这条水系是两钟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也是当时的中原和西部沟通的命脉。

　　因此，在渭水源头纪念大禹的同时，也歌颂一下古羌民族的代表人物——四岳，以及他的人民不是顺理成章吗？在祭祀大禹的祠庙里，安置一个西部先民的英雄，让不同部族的代表在后世子孙心中，同样树立起一个不朽的形象吧！这是我们应修的功德。

作者简介

张天恩，男，汉族，1953年3月生，陕西省宝鸡县(现为陈仓区)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西北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兼职教授，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历史考古课题组副组长，陕西省第四批“三五人才”。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发掘和文物考古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考古。

渭河流域的早期中国

作者：李永平

▲玉帛之路(渭河道)采访团成员与当地学者合影

齐家文化的土著羌人，以联姻的形式和周人结盟，稳扎稳打，不断东扩，一举剪除了强大的商王朝。陕西考古研究院张天恩研究员谈到，源自东夷的秦人，和商王朝联合，打败了夏王朝。此后，秦人西迁，周原遗址的秦景公一号大墓依然保留着商拿活人殉葬的制度。此后秦人在甘肃西河、礼县一带发展壮大，逐渐东扩，入主中原，横扫六合，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

▲玉璧

从出土的彩陶器来看，渭河流域是源于东部的仰韶文化在西部的重要传播圈。从玉器崇拜形成上看，这一带的齐家文化是玉器祭祀制度形成、发展、成熟的重要文化区域。从小麦种植的传播路线看，渭河流域土壤肥沃、自然条件良好，是小麦经新疆，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

▲渭河源头山清水秀，胜景无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渭河流域是早期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孕育、分蘖的最重要的区域。

把渭河流域的文化遗存讲清楚，对于早期中国的形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讲清渭河流域文化，必须从《尚书禹贡》中所说的渭河源头开始。2017年7月18日，玉帛之路第十次考察活动在渭河的源头渭源县正式启动。

考察为期9天，将重点考察渭河流域的渭源、陇西、武山、甘谷、麦积区、张家川、清水、秦安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加深对齐家等史前玉石文化的认识，查踏玉石之路渭河道的遗迹。

作者简介

李永平，1970年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美国波士顿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陕西关陇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早期文明交往、俗文学等。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2项，主持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央高校专项等科研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近年来在《光明日报》《思想战线》《文艺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民俗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出版著作5部。

沿榜沙河穿行

作者：张振宇

21日上午8时许，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团离开陇西县城，向东南而行，直奔今天第一个目标——漳县。这里是齐家文化遗存比较丰富的地方，按照计划，考察团将漳县考察几处遗址并参观博物馆。

▲考察团成员在漳县学田萍遗址合影

从陇西到漳县，曾经要翻越的大山，已被隧道所取代，距离缩短了不少，时间节省的更多。九点多钟，我们就抵达漳县城武阳镇新庄门村东南两公里的徐家坪，对学田萍遗址、徐家坪—岳家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

▲徐家坪—岳家遗址二级台地

这两处遗址相距很近，暴露有灰坑和窑址遗迹。据说这两处遗址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修梯田时发现的，从现场散落的夹砂红和泥质红陶片、网格纹、纹绳饰碎彩陶片，还有马路下面断面暴露的白灰面来看，专家们判断这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共存的遗址，遗址保存较好。

▲在徐家坪—岳家遗址进行实地考察

值得一提的，就在徐家坪—岳家遗址斜下方约百米的河边台地上，就是“三王十国公”汪氏元墓群，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系元朝开国功臣汪世显及其子孙的墓葬群。它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最集中的一处元代(包括明代小部分)墓葬群，在国内文博界享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徐家坪—岳家遗址斜下方的”汪氏元墓群”

随后，考察团驱车四十多公里，前往新寺镇的晋家坪遗址考察，这是此次考察重点。新寺镇在漳县县城的南面，过了贵清山风景区的三岔路口，多是乡间便道，路过新寺镇，恰逢赶集，感受史书里提到明清《宁远县志》记载陇南三镇之一的新寺镇“川马成龙”之盛况。路窄，人多，车多，速度如蜗牛。赶到遗址时，已十一点多了。

　　晋家坪遗址地处龙川河、榜沙河交汇处三角洲二级台地坪上，古代应该是一个相对封闭而独立的福地，恰似一座安全舒适的摇篮齐家先民们多选此处为聚落之地。因为，那时期属于多雨期，河水经常泛滥，暴雨随时来袭，所以距离河边稍高的、视野开阔、背风向阳的二级台地，既可防范洪水，又便于取水和耕作，这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远古居民就在这些台地上繁衍生息，创造文明。

▲漫步晋家坪遗址，彩陶碎片随处可见

漫步遗址，田间随处可见陶片，也有少量彩陶碎片，随处可见，据说文化层厚达3米。这真实地反映了先民们在这里辉煌生活情况，或许专家们的多年练就的火眼金睛，沿地头走走，就发现石凿器、残石斧，石纺轮等。由此，人们判断这个遗址规模应该非常大，其延续年代可上溯到6000年前，这在史前文明发展中很可能是一个有过独特影响和贡献的地方。

　　从站地坪上远眺，新寺镇尽收眼底，说不定此处遗址就是今天新寺镇最原始的前身。然而，这样一块非常有价值的遗址，连专家看了都大呼了不起，却鲜为人知，或许是路途遥远的缘故，或许是信息不畅所致。

　　晋家坪遗址台地下面有条河，叫榜沙河，是渭河的支流。一河为界，河对岸便是武山县马力镇。榜沙河发源于岷县闾井乡，途经马力镇，在武山县丁家门村和漳河交汇，最后榜沙河又在鸳鸯镇汇入渭河。就在这里出土了著名的“武山人”头盖骨。考古界经过科学测定，认为至迟在三万八千年前。

　　渭河，渭河文化，就是由这些河流滋养长大的。自古至今，古老的渭河两岸，孕育了无比璀璨的历史文化，浇灌着川道的沃野肥田，滋润着勤劳智慧的人民。但当我们目睹了这些河流，真正面目后，却不能不令人叹息。

▲考察团成员在遗址现场拍照

当我们从漳县离开后，专家们在车上四处张望，寻找心目中的“大”渭河。最后，人们发现像一条小溪一样的便是渭河。心中的叹息油然而起。几天前，考察时就有人说，渭河主河道的水量很小，有时会断流。至此，我们目睹了真正的渭河，才感受到了这一点。

　　过陇西文峰镇不久，上了高速公路，很快有看到了一段渭河。这是武山鸳鸯镇附近的渭河。有人曾说，鸳鸯镇附近是两河交汇处，榜沙河在这里汇入渭河，但榜沙河的水量很大，远远超过渭河。很难说是榜沙河汇入了渭河，还是渭河汇入了榜沙河。榜沙河四季河，是渭河的四个最大支流之一，尤其在漳县水流量大。难怪漳县的人开玩笑说：渭河的源头在漳县。

　　“泾渭分明”，渭河，作为载入史册的名河，也是一条黄河上最大的支流，渭河接纳了太多的支流。日渐干涸的渭河显得有点萧条和落寞，只有在榜沙河的陪伴下，滔滔东去。

　　我想，这正是渭河的伟大，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博大的胸怀，宽广的视野，消无声息，永远慈祥可亲，以包容的态度一次次承载着太多的东西，赋予了两岸人民生命的养分。

　　不知不觉，车下了高速公路，武山到了。

作者简介

张振宇，男，汉族，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现为中国甘肃网总编辑，曾主持策划了多个在省内外引起重大影响文化考察活动。多年从事文化外宣、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编辑出版了介绍甘肃省情的外宣图书、画册、折页、地图和《绚丽甘肃》形象宣传片，并拍摄制作了《凤凰山下灵官村》微电影获得兰州市微电影二等奖，作品曾先后荣获甘肃新闻奖和对外宣传甘肃优秀作品奖等多项奖励。

徒步攀陇山，老爷庙前，一脚跨陕甘

作者：王文元

不经意间的惊喜，往往是最值得珍惜和难忘。24日是翻越关山之旅，从早到晚，我们都在关陇道上奔波。虽然遭遇挫折，但却成功登上关山顶的老爷庙，其间经历挫折和喜悦，的确难以言表。

▲羊肉泡馍

考察团依旧在早上八点出发，匆匆吃了一碗羊肉泡，在汽车站送走了三位陕西的伙伴。在路边，购买了两个西瓜，十几个大饼，便赶往固关镇。固关镇距陇县县城25公里，是陇县西部的一个大镇，也是关陇道上的一个节点，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49年，王震指挥解放部队，在此击溃国民党马继援部的精锐骑兵，彻底令马继援等胆寒，为进军甘肃，解放兰州扫清障碍。

▲考察团合影

过固关镇不久，进入山区。我们计划，走老路直抵关山脚下，然后攀登关山，到达老爷庙，再折返。可惜，我们的打算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粉碎。过了固关战斗纪念碑，山上的车忽然少了不少，不久平坦的水泥路上出现了障碍，两个对立铁栅栏，只给公路留了极其狭窄的通道，只能类似很窄的小车，偶尔通过，我们这种中巴车，就无能为力了。

▲沿途田野风光

大家在铁栅栏前，折腾半天，想尽办法，也没招。只能返回固关，然后绕道，前往张家川马鹿镇，到哪里再碰碰运气。大家都有些沮丧，但现实如此只能另想办法。

 

十二点多钟，抵达张家川马鹿镇，和当地文化部门的朋友们汇合了。此时，再次确认一个消息，马鹿镇通往关山老爷庙的路，应该是能通行。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没有想到惊喜来的是如此之快。

 一点多，在距离老爷庙五里处，一个三岔路口处，下车，吃了点西瓜、大饼，算是午餐，然后就开始了登山之路了。

▲考察团成员越过山涧

山间风景极美，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牛羊成群，漫步在草原上，如同珍珠洒在绿毯上，骏马漫步，时而仰头四望，时而低首觅草。我们早已换上了长袖，带上了雨伞。山路崎岖，或为陡峭小路，或为沼泽之地，或为石头铺成的路。一路上鼓足勇气登山，两个多小时后，我们抵达老爷庙前。

▲安逸闲适的骏马

这是供奉关公的庙宇，虽然小，却信徒众多。每年庙会，陕甘两省的信徒络绎不绝。留下了故事，也留下虔诚。生生不息的关陇道，就成为一个符号，如同无数诗人心中的陇头吟、陇头水一般。 

陇山顶头有清水流下，即所谓陇头水。《三秦记》:“其坂（指 陇山 ）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谓 陇头 水也。”“陇头水” 本是一个汉乐府的横吹笛曲，最在在南北朝时期出现，后来演变成，以表达离别愁绪而闻名的词牌陇头水。

▲山间田园

站在，老爷岭上，举目四望，果然不时能见潺潺流水，这就陇头水了。陇头水是一个充满悲凉离别愁绪的词牌。 

翻越古诗，大凡和陇头吟、陇头水有关的词，多写的是悲伤离别。 《元和志.秦州》记载：“陇坂九回，不知高几里，每山东人西役，到此瞻望，莫不悲思。所以就，留下了“西上陇坂，羊肠九回。”、“陇头流水，呜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西上陇坂，羊肠九回。”、“陇头流水，呜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衔悲别陇头，关路漫悠悠。”、“陇头征戍客，寒多不识春。”、“塞外飞蓬征，陇头流水鸣。”“陇水不可听，鸣咽令人愁。”、“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陇头秋月明，陇水带关城。” 从南北朝到民国，无数人写了陇头吟，使之成为中国诗歌一面独特的旗帜。

看看这些诗句，的确让人惆怅不已。著名岑参过陇坂时，诗词也充满了离别的伤感：“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当岑参到河西走廊，诗歌却慷慨激昂，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情怀。 

为何，环境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

▲山间溪水

古人翻越关山的道路大体有三条线：秦家源古道、咸宜关道和关陇大道。我们脚下便是关陇大道了。 尽管通道不少，但登上如此高峻的山岭，我们汽车的帮助下，仍需要四五个小时。对于陇山以东的人来说，陇山，是他们西出长安，遇到第一座大山，群山茫茫，无地可逃，只能沿路而行，如此孤独之路，需要七天才能翻越，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无疑使让他们感受到前路渺茫，只能感叹人生无常。 这或许就是，陇头水多描写别离的内容的原因。

▲陇山之路

下山，依旧沿着原路返回，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到出发地。走了近四个小时的山路，看见汽车，顿时格外亲切。 

有人甚至在半山腰，看见山下的汽车，就喊：“看那就是我们的汽车！”

作者简介

王文元，1969年生于甘肃古浪，现为兰州晨报首席记者，专栏作家，书法家，甘肃省作协会员。长期致力于丝绸之路、西北文史、收藏鉴赏、文化研究等方向稿件的采写，在报刊发表大量作品。目前，出版《兰州历史文化丛书 名胜古迹卷》、《丝路旅痕》、《虹卧陇上——甘肃桥梁》等3部专著。参与编著《甘肃史话》、《丝绸之路上的甘肃古城堡》 等十余部著作。尚有《西北晋商》、《西北年俗》等多部专著等待出版。

追思强秦兴亡之路

作者：杨骊

这次玉帛之路考察所涉及的路线，恰是秦帝国的发迹之地。关于秦人起源，其中一说是秦人最早为东夷族的一支，源于东海之滨。秦人先祖伯益为舜驯化鸟兽，得赐赢姓。后来秦非子为周孝王在汧渭之间（今千河与渭河）养马，因有功而被封土，族名始称秦。秦借着陇南的水草丰美之地养马强兵，其后越陇山，进关中，至秦德公元年定都雍城，大秦帝国初露峥嵘。

追踪大秦帝国的兴起之路，我们的考察组22日先来到甘谷县毛家坪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张天恩老师先带领我们来到甘谷磐安镇考古工作站，毛家坪遗址发掘出的文物都集中放在这里。工作站的人员告诉我们，毛家坪遗址共勘探出墓葬千余座，累计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主持发掘的赵化成先生把秦文化的遗存分为四期，从西周早期一直到战国中晚期，因此这里是考察早期秦文化的重要遗址。我们参观了发掘出土的文物，主要有一些青铜容器和青铜兵器，还有大量的灰陶器，其中没有看到玉器，工作人员只拿来一块素面石璧说是其间出土的。通过询问工作站的考古人员得知，早期秦墓出土的玉器极少。然而，从史书所载的秦王用十五城换和氏璧以及秦始皇传国玉玺的史事来看，秦国又似乎对玉石所代表的权力象征极其重视。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是秦国西越关山之后，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才逐渐把玉石视为重要战略物资的。

▲磐安镇考古工作站所存的毛家坪遗址出土文物

随后我们又来到磐安镇渭河南岸二级台地上的毛家坪遗址博物馆参观车马坑，该车马坑为周代秦墓，一车两马，战马是杀死后处置的，马车中间还横放一长矛，估计为战车。在西周秦墓中就有车马坑殉葬，这在其他的诸侯封地墓葬中是比较少见的，秦国之所有最终能以车马优势征服六国，这一趋势似乎早已注定了。

▲毛家坪遗址车马坑

春秋时期秦国的富强，也可以从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大堡子山金饰片窥见一斑。礼县大堡子山秦墓在上个世纪90年代遭遇到疯狂的盗掘，文物大量被盗并非法走私至海外，2015年，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将56片大堡子山流失的金饰片归还中国，现在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这些金饰片的用途一为棺饰，二为马的盔甲装饰。金饰片纯度较高，做工精美，有典型的游牧文明特征，在当时堪称工艺的顶尖水平。由此可以看出，秦人祖先既传承了商周王朝优秀的青铜器图形和传统工艺制造技术，又借鉴了中亚、西亚的黄金金片加工工艺。同时也说明了远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开拓丝绸之路之前，秦人早就与中亚、西亚等国家进行了商贸与文化交流。

▲甘肃省博物馆藏大堡子山秦墓金饰片

为了考察古人如何穿越甘陕古道，往来于甘陕地区，考察组24日用了一整天时间徒步翻越关山，攀登甘陕交界处的老爷岭。我们沿着峡谷向深山进发，没走几里路就看见高山草原美景：远处山峦起伏绵亘，白云悠悠；近处溪水潺潺，绿草如茵，牛羊成群，马驹撒欢。关山草原曾是秦人养马的地方，如今看来这里的自然环境依然适合放牧，初一眼望去几乎重现了当年秦人牧马的场景。古道上的石板早已参差破碎、遍布苔痕，偶尔能看见石板上经年累月磨出的车辙道子。在这条路上，秦人曾经越过关山，挥师东进关中，成就千古霸业；汉人也曾经从这条丝绸之路走向甘肃，走向西域，交流东西文化。考察组同仁花了三个多小时终于登上关山老爷岭，在老爷岭上极目远眺，东面流淌的是陕西的千河，西面流淌的是甘肃的马鹿河，一脚踏甘陕，一念思古今，给我们带路的当地学者王成科老先生所写的一首诗非常形象：“登上陇头揽八荒，陕甘横亘一堵墙。王师出塞恨岭高，仕宦升谪怨坂长。”

越过关山，进入关中渭河流域，秦人的足迹越发剽悍霸气。透物见人，从墓葬器物可以很真切地看出秦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这次玉帛之路考察，我们在陕西陇县博物馆看到了大量从当地战国时期秦墓出土的青铜器，既有实用器，也有祭祀器，器形粗狂豪放，透着一股子土豪气质；此外也有一些玉器，但无甚精品。最为珍贵的是两面战国时期铜镜，据博物馆工作人员这说是刚从台湾展览归来的。这两面铜镜不仅极其轻薄，而且纹饰精美，其中一面内圈为三只龙，外圈为五只虎。如此精美的铜镜，连汉唐的那些铜镜都无法与之媲美，足见秦人的工艺技术之高绝。

▲陇县博物馆所藏战国秦墓出土的铜镜

我去年曾经去考察过陕西凤翔的秦公一号大墓，被其规模深深地震撼了。这位大墓的主人是春秋晚期颇有作为的秦景公，大墓呈中字型，长59米，宽38米，深24米，东西墓道长156米和84米，其总面积较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大10倍以上，较其后400年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大20倍，共有人殉186人，是上个世纪中国发掘的最大墓葬。该墓有200多个盗洞，被无数次盗掘之后，考古人员居然还从中发掘出三千五百多件珍贵文物，可见其墓的奢侈程度。而其中出土的秦式灯笼玉佩、亚字形玉佩为秦式玉器的独特器形，则足见秦国玉工技艺之高超。

▲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

我也曾考察过湖北的荆州博物馆和熊家冢遗址，对比秦、楚这两个春秋战国时期的霸主，从墓葬文化比较两国的差异可以发现：楚人贵族墓多出土铜镜、蜻蜓眼、漆耳杯，据有学者考证，这是楚国中层生活质量的三种标志器物，也体现了楚人的享乐之风。楚墓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胜之在造型精美器形妖娆，风格夸张繁复，充满艺术想象力，反映出楚人性格灵动浪漫的一面。秦人贵族墓葬多出土带钩、弓弩，豪华车马配件。秦墓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胜之在工艺高超，器形粗狂豪放，风格凌厉大气，反映出秦人性格勇猛务实的一面。由此历史逻辑推演，我们已能大致了悟杀伐决断攻势凌厉的秦人为什么能够灭掉楚国一统江山。同样，再看看秦墓里远远超过楚墓的人殉数量和规模，我们也就不难想通秦朝为什么会迅速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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