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主义语言理论和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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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主义语言理论和文学作品*

[波兰]罗曼·英伽登 撰

张旭曙 译

译文刊载于《美学与艺术评论》（第9辑），复旦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编，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

[题解]

面向“事实”（文学的艺术品）本身，描述文学的艺术品的结构，确立其存在方式之前，英伽登有一个“悬搁”一切有关文学的艺术品的“谬见”——心理主义、观念主义、物理主义——的重要步骤，其中反物理主义就是《物理主义语言理论和文学作品》一文的主旨。这篇文章有破有立，重点在破。破的对象是实证主义的第三个历史形式逻辑实证主义，具体而言，批评的矛头指向“维也纳小组”成员卡尔纳普、纽拉特等人宣扬的物理主义语言理论。

英伽登的面前立着三个靶子：第一、形式化方法，以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纯粹排列表示事物的联系和意义。第二、元语言，不研究语言和世界之间的语义关系，而把语言的逻辑句法刻划为纯形式的语言理论。这两者体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约定论，关于最初概念和原理选择的任意性。英伽登站在实在论现象学立场上的辩驳，代表着以“不证自明”为起点建立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公理系统，所以他处处死死抓住日常经验、日常语言不放。逻辑实证主义得益于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发现。卡尔纳普在1934年提出的“可容许性原则”最鲜明地表达了约定论，即只要达到了不矛盾性，主体可以选择建立任何形式逻辑体系。可以说，英伽登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歧基于传统逻辑学和数学与现代逻辑学和数学的不同。第三、意义的本质，这是现代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物理主义理论主张，语言的意义和理解活动产生于对个别的不变的视觉符号的“知觉”或者在声音、符号与命名的事物之间建立“联想”。要之，只有物理的或心理物理的东西存在，或只有个别实体存在。与意义同等重要，相互制约、相互推导的范畴是证实原则。卡尔纳普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物理主义语言是科学中的世界语》（1931），要求把各门科学的命题准确地译为由物理学使用的术语构成的命题，并以之作为命题是否有科学意义的标准。如英伽登所分析，物理学之所以能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原因在于它的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明晰性。排除主体的所有干预活动，被发现、被给予的感觉印象、感觉材料，确切无疑，绝对可靠，不可否证，既是物理科学研究的起点，又体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第一个重要原则——证实原则。按照证实原则，原则上不能作感性检验的命题被认为没有科学意义，一个命题，如果能够为经验事实所证明，则该命题是真实的。传统哲学的断言无法用经验来证实，是毫无意义的“伪问题”，所以必须排除掉。

虽说这篇文章重在破，但也有立，可谓边破边立。英伽登的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立足于《逻辑研究》时期的胡塞尔的“意义授予”说而又力图自倡新解。照胡塞尔的分析，感觉材料在意识的统摄过程中被授予一个意义，于是作为一个意识对象而产生。意义是在意向行为中能直接体验到的意识对象。与物理主义者不同，英伽登坚持文学作品不能单纯还原为声音，语言理解的起点不是个别事物而是型式；他也不满意于形式主义者仅仅把文学作品视为音和义的结合而不触及意义指向的特殊世界；英伽登接受了胡塞尔的学说，但不赞成意义是自足的观念种的说法。在他看来，意义的产生和存在依靠主体的意识活动；更重要的，意义展示了一个世界，一个与人有关的显现形而上特质的虚构和非虚构的世界。

从直接给定的事实出发，厌恶任何抽象的概括，反对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追求严格科学的理想，在这些方面，逻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胡塞尔、英伽登）颇可引为同调。然而，他们之间的分野又昭彰可辨。逻辑实证主义把符号与符号所表示的对象间的关系形式化，追求逻辑真理性即一组命题或语句之间的一致性；英伽登的语言观属于传统哲学关于名称和事物的关系的论述，追求经验的真理性即词语、句子和事实、对象的相符，用他的术语，文学作品的陈述句是不同于逻辑判断的“准判断”(quasi-judgement)。说到底，这反映了德法传统和英美传统之间深刻的甚至不可调和的分歧。逻辑实证主义的偏失疏漏导致了它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学派内部的反省不说，后来的语言分析派就根本摒弃证实原则，不同意科学论断是一切有意义论断的理想模式的观点；用物理主义语言理论解释文学艺术现象更是捉襟见肘。不过，公正地说，逻辑实证主义以精确的清晰的态度处置我们谈论世界的语言，仍不失为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对待的一笔遗产。 （张旭曙）

严格地说，物理主义语言理论不属于艺术理论，也不是美学研究的一部分。然而，语言性质问题，尤其是物理主义语言概念问题，是当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一个问题并非二十世纪的孤立现象。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文化时期，哲学、科学、艺术等等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作用。于是，我们发现，十九世界末，譬如说，印象派和柏格森主义在看待时间之维的问题上就有某种关联。一些文学作品之间也有关系，如法国的马塞尔·普罗斯特的小说和德国的托马斯·曼的《魔山》，等等。二十世纪也有类似情况。你会看到，最初是后期印象派绘画，它导致了抽象艺术。还有文学，法国的达达派以及其它相似派别，试图创造一种“抽象”文学——即认为艺术作品源于纯声音的组合或语词声音的组合。

在哲学领域，也有构建物理主义语言理论的倾向。不过，它仅仅是更广泛的哲学潮流和更庞大的问题域的一个组件而已。探究这些问题的人或许不曾想过，有一天他们会认为语言是一种物理实体。从二十世纪的实证主义到所谓新实证主义的发展线索引人深思，它的最初设想包含的意图非常令人钦佩。它假设，科学，还有哲学，绝对可靠。然而，这并非指教皇权威的不可否证性，而是科学的不可否证性：决不能有错误、谬见、伪论，它们全是没有必要的压舱烂石头和毫无意义的废话，必须扔到水里去，必须清除掉，决不允许它们干扰科学的发展。此乃他们的宏愿高论。必须指出，有关不可否证性，产生不了任何真知灼见，但谬见的范围仍应严格限定，以便为建立一门可靠的科学，特别是可靠的哲学赢获最佳的可能条件。为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设想了（并非哲学史上的首次）一种所有科学和人类知识必须遵循的理想和范型，即数学科学，据说它有严格的精密性和演绎系统，这儿的一切都确定无疑。如果可能，所有科学都应当实现这个理想。由此诞生了一句响彻十九世纪的口号，科学家和哲学家纷纷组成团体为其摇旗呐喊。这句口号就是所谓统一科学，它指将所有科学化约为一门科学、将一切知识凝缩为一门科学的企图。他们企图创造一门基础科学，当然了，以前也有人尝试过。例如，弗兰茨·布伦塔诺就力图创造一门基础的哲学科学，即描述心理学。然而，说来奇怪，虽然人人对数学精密性的理想抱有最高的敬意，他们却不选数学，反而以物理学作为基础科学。物理学成为万有的基础。为什么呢？我猜想，原因不只在方法论－认识论的性质，还有一些我将在后面谈到的理由。起初，人们对这个基础科学应该是什么尚犹豫不定，但终究还是落在了物理学上。

若干人们时常心照不宣地遵循的原理、准则、信条、行为规范应运而生。其中重要的一项是非常明确的客观性概念，知觉意义的客观性，更准确地说，关于知觉结果的客观性概念。有各种不同的客观性，并非所有客观性都用认识论术语表述，而我们探讨的恰是认识论领域里的客观性概念。那么，在这里，什么是“客观的”呢？客观的指知觉的结果，它们能在认知主体完全被动的状态下获得。认知主体的任何举动都有危险，令人生疑，很容易成为谬误之源。唯有被发现、被给予的东西才具备客观性，这就是实证主义的基本信念。唯有人们在消极无为的状态下被给予的东西才是客观的。只要任何思想过程、演绎、推论、意识作用介入，便存在沦为非客观性的危险。活动是产生错误的温床。很遗憾，这一思路的始作俑者是笛卡尔。他说过：“任何事物，只要误导我们一次，我们必须不再相信它；它因此变得可疑，而凡可疑的东西便与科学无缘。唯有那些能无可置疑地肯定的东西才是科学的一部分。”

这是一条精纯的原则。众所周知，它使笛卡尔走得多远。然而，我们在二十世纪尚达不到它的要求。还有第二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即，完全被动地给予的东西究竟指什么？有人告诉我们，只有感觉印象是被动地给予的。所有超出感觉印象范围的东西都行迹可疑，不可能客观，而肯定是主观的。

于是，又有了一条当初得到高度褒扬的原则。哲学家们大多批驳这条原则，但它不是孤立的。人们说的习语、用的概念模糊、隐晦、费解。缺乏明晰性是非客观性的一个表征：“我们未竟之业唯在没有澄清尚有不清楚的东西。缺乏明晰性，责任在我们。”有人因此设定，“一切不明晰的理论，即不能用客观给予的范畴阐明的理论，都应当拒绝。我们不想考虑它们，我们远离它们。”据说，还有一些根本不能证明的理论，因为超出也必须超出被给予或可能被给予的领域。那么好吧，统统扔掉！卡尔纳普的著名的“伪问题”指的就是它们。

没错，以上说法都非常精致。胡塞尔尝言，凡物若根本不可感知，便是康德式的物自体，扔掉好了。它不是实在的一部分，不是可感知物的一部分。只好扔掉了事。就此而言，与卡尔纳普所说毫无二致。

可是，唉，由这些高论压根得不到好结果。倘若有东西不清楚，最便当的做法当然是说：“我们与它不相干，此处存在可疑的玄机，不大妙，扔掉了事。我们远离它，远离一切难解的结，再不与它们打交道。”与简易、明晰的事物打交道自然容易得多。不去考察文学作品的价值何在，或者什么使作品显出美丑，这样说更加省事：“哦，这些东西复杂得很，疑团重重，我们不想碰，打算丢在一旁，去关注别的事。”举例来说，有人转向统计学：一个句子包括几个词，一部文学作品有多少三个词语组成的句子？人们可以制作一张非常精确的统计表格，从统计数据再推衍出漂亮的数学定律。不用说，这要比对艺术品的价值基础进行艰辛的分析省事得多。数据运算很乏味，但偏有许多人说：“妙极了，我现在能干点什么了，所有真理我将一网打尽”。

多年以前，我在勒沃夫求学，我的老师让·卢卡西维奇（后来成为著名逻辑学家）写过一篇短文“论科学”，遗憾得很，文章只有波兰文版。他写道：“人们可以发现非常精确的关系，诸如数学关系、函数关系，它们根本没有科学意义，因而不是科学的组成部分。”他引了一首波兰文诗，然后指出，某些语词之间的确存在多种关系，有可能建立一种与不同诗作的词语功能相关的公式。非常绝妙的发现，但正如卢卡西维奇所说，此非科学，乃游戏而已。

不接受任何模棱两可的东西是一条不错的原则，但它并不那么美妙：所有不明晰的东西你都不屑一顾，画地为牢，将自己圈定在似乎清楚明白而往往贫乏无趣的物事上。这样一来，许多哲学问题变得十分干瘪苍白。但原则照旧风靡不止。

然而，尽管起初显赫一时，这些原则却已经在例如对数学进行哲学分析时得出了一些奇怪的结果。数学家认为“直觉”是错误之源。要想发现构成数学多样性（Mannigfaltigkeit）的终极要素间的本质关联，即原初的、本来的关系，不能用嗅觉，也看不见、听不出这些关系，我们必须藉助特殊的理智的知觉行为才能发现它们。当然有危险。我们会犯十个不同的错误，会陷入谬见的泥潭。的确会的，但这不说明我们总要犯错，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事先放弃从理智上理解起初看来不明晰的事物的努力。由于数学舍弃了直觉，任何求助直觉的做法都遭到冷遇，公理的有效性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人们只得放弃这种看法，即公理的有效性与表示公理的句子的有效性毫无相同之处。句子靠演绎得来，因此，若公理正确，余者一定正确无误。实际上，句子的有效性与公理不同，后者不能从任何事物中推导出来。然则又有一种看法：两者没有根本区别！在演绎系统中，我们可以取出任何句子，使其成为公理。好比一张网，你可以打结，把它挂在任何地方。倘若不是网而是别的什么，也总归要捏合起来的。你只消把另一个句子变成公理即可。公理的选择是任意的，但它们的基础——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并不在原理之外。这样的话，每一条公理都没有基础，它是约定——你想根据公理的需要来衡定事实，如此而已。

有一回，我问我的同事莱斯尼维斯基：“请告诉我，照你的定义，究竟什么是数学公理？”他答道：“你不知道么？它是用字母a表达的一个句子，至于这个字母a嘛，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就是流行见解。

接下来是所谓数学的形式化。我们应该这样表示一条公理，首先取几个无意义的符号，然后把它们逐个排列起来，从排列——第一公式的纯粹排列——中出现了原初的、基本的观念意义。严格地说，公理空洞无物，它没有意义，公理的各种要素也没有意义，唯有形式排列存在着。不仅单个公理，而且整个公理系统都是如此：尽管本身无意义，一系列符号的确定的排列却决定着公理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其它假定的意义。在公理系统中，一个符号的“意义”只不过是它在该符号系统中所处的位置罢了。当然，这种系统不是几何学，它仅仅是形式或形式化系统。构建或排列形式系统的原理取决于人的意愿。我可以这么做：把一切排列好，喝完第二杯咖啡后，再来一种不同的排列——不过，我必须在游戏规则内严格行事，这是唯一的条件。

于是，我们得到了逻辑原理。逻辑概念或逻辑符号有两种：常量，“逻辑”常量和变量。逻辑常量是，譬如说，“和”、“或”、“如……则”。开始，一切都无意义，必须加以界定。“和”有逻辑功能，可以把它放在两个符号P和Q之间。其“意义”这样决定，若两个变量P和Q真则整个复合句也真。这是确定的格。有四个公式藉助无意义的符号决定“和”、“或”、“如……则”的意义。还有一些事项得考虑：论证公式的“真”与“假”指什么？逻辑学家说：

我们不关心它指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心理学或认知理论的一部分。它指什么我们毫不在乎。我们只知道有两种值，如F与V或0与1；有了两值系统，我们可以对“和”、“或”等等作出规定。若要三值系统，我们就取三个值：0 、1/2 和1，或“真”、“假”与“可能”。它指什么？什么都不指。它们仅仅是一个系统中的三个不同要素而已（让我们这么称呼吧）。

另外，常量“和”等等，是通过复合句的价值得以界定的。若我要造个句子，我就这么写：P和Q。“和”这个词现在由上述真值表的公式决定。P和Q是什么呢？它们是变量，准确地说，“句子－变量”。变量非P也非Q，然而，变量究竟指什么很难说，这是个麻烦的数学问题。逻辑学家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妙的办法克服这个难题。他们认为，一个变量只不过是个“虚空间”，可以任意朝里面塞进系统中有的东西。如果我说P和Q，它只表明我写了“P和Q”这个偶然事件；我可能塞进了别的什么，譬如一只鸟，也可能什么都不放进去，但它们具有只要遵循某些厘定的原则便可以朝里面“塞进”什么的特性。如果表示关系，我就用R，即选定的关系。于是我们说，在公式XRY里，X和Y是虚空间，我们可以塞进两只鹦鹉或别的什么，任何能与它物建立关系的东西都行。R可以代表相同、区别、类似，代表任何你喜欢的东西。

然而，事情现在开始变得糟起来。因为我需要一个普遍的关系理论，而我只写了一个格，如XRY，它指两个可以被塞入任何东西的要素X和Y之间的双重关系，还有一个常量，例如，同一性。可是，倘若我打算建立一种普遍的关系理论，因而要涉及双重、三重等关系，那么我应该放入一个变量以替代特殊关系R。R不是常量，它是一个变量，P和Q也是变量。整个句子（公式）仅仅是个虚空间：什么都没有，只有虚空间。然而，也并非空无一物，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三个虚空间，它们不是等值的。虚空间P和Q毕竟不同于虚空间R，一定要在这儿放入某些不同的东西。对于能够放进去替代虚空间的东西即变量有不同的界定。

如果我掌握了一门人类的普通语言，我只须写下界定，然后说，照此界定，我们不能放进一只鹦鹉，只能放入数字，比如说，0和1之间的数字，这样，一切都妥当了。界定R，界定我可以放入的东西：这儿我只能放入具有关系结构的东西，而不是一个要素或一个关系的部分。要想了解关系结构，我们必须建立关系结构的理论。应该阐述清楚。然而，关于这一点，人们会说：“噢，那可是另一桩复杂的活儿。天晓得会冒出什么样的困难来？”于是，我们忽略了分析关系的本质，也许满足于容易或轻松的界定。如果你对三个虚空间作出界定，认为它们应当如此这般的排列，让我满意了，这也不坏。而我则会假定：关系的本质结构与人们在几何学里看到的排列不一样，那儿，R必须在Y的左边和X的右边。这样得到的结果是几何学的，而我不想要几何学。我想要结构，逻辑语句的某种基本结构。逻辑语句或“结构功能”恰好是两个变量和一个常量之间的关系。当我能使用一门有意义的语言时——此际，我不但可以用它，而且也承认它存在——逻辑语句非常管用。

我们时常会碰到一些棘手的、严峻的事。为了能界定逻辑关系的准确结构，我必须使用一种从所谓日常语言而来的语言。在日常语言里，人们使用未加明确界定的词语，它们含具一切日常语言的驳杂冗沓。人们得用这种语言界定上述严格意义上的关系。但是，定义项芜杂、模糊、含混。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没有别的语言——数学语言、逻辑语言尚未被创造出来，正在形成过程中。这种情况非常严峻而令人不快。你可能要说，情况虽然严重却是有价值的，我不会与你唱反调。在有价值的逻辑学论著如卢卡基维奇的新符号逻辑导论里，就得用普通波兰语、德语和英语。在那里，日常语言的所有缺陷（人们常讨论）成了希望极其精确的科学的拦路虎。他们会说：“噢，我们才不在乎呢，这是可用的元语言，它尚未界定。不过，相对而言，这样界定的语言蛮不错的啦。”要不然，人们对符号不加任何语言解释地使用，忠实地依照上述公式运算。

是的，但你会说，除了那些包含无意义符号的语言外，没有别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我们如何用它呢？除了无意义的符号我们别无所有。我们如何界定这些符号，这些变量与常量呢？用更无意义的符号？好吧，那样的话，我们加上“A”、“B”、“C”和“D”直到“X”与“Y”，它们也是无意义的符号。然而，如果它们没有意义，我们就不可能从中得到期望得到的意义。就我所知，这一长串符号必须加到现有的符号上，我猜测是为了界定它们吧。首先是符号语言，而A、B、C、D就是元语言。倘若我想知道A、B、C和D是什么，我必须构造一种又包含无意义符号的元元语言，因为根据这一概念，除掉由逐个排列的物体组成的语言外，别无其它。这不矛盾。然而，所有做法都不足以实现我们的目标。因为正如我前面不知道变量X指代什么，我现在依然不知道它是什么，这儿所说的方法正形成什么。我只知道，反正有那么一长串元元元……语言藏在X后面。它们都是依次摆放着的物理实体。

有人会问：情况真得如此严重么？人们果真是这样做的么？比如说，我写下0和0然后是1，再写下0和1与另一个1，等等。也许我现在做错了。原因何在呢？那又是什么指引我做对呢？

假设我心里琢磨着什么，不懂得如何界定“and”一词。如果我自问：在 “Peter has gone to sleep and his friend is glad”这个句子里，“and”到底指什么？此事是真还是假？何时为真？我们认为，当彼特睡着了，因此他的朋友感到高兴时，此事为真。我必须想象此景，然后再试图理解“and”究竟指什么。何时“and”能起到使整个事情为真的作用？何时不同的部分处于这种关系中？我如何得知的？我是通过把有意义的语言运用到实景中得知的，此时我理解了我的朋友睡着了是什么意思。于是，我瞥了一眼。他真睡着了抑或没睡着？若他没睡着，则此句为假。若他睡着了，则其为真。换言之，我能这么做，并非靠不假思索地写下几个符号，而是由我事先得悉的意义导引着，尽管我无法界定它，因为“and”是个原逻辑范畴。不过，我必须理解它，然后才可以用这个任意假设的定则。换言之，实际上，你不能按几何级序给无意义符号排序，期望由此序列产生意义。相反，你事先由意义导引着。意义输转成了定则，我们才说，它是正确的，与事实恰相吻合，实情如此。

有人争辩道：“如……则”真有这种意义么？“若P则Q”三种情况为真一种情况为假么？这的确是真的么？不相信实质蕴涵（material implication）的人会说：“噢，那是错误的，在真正的语言中，它指完全不同的物事。一个前提和结论为假的句子根本不会为真。我才不相信它呢。”于是在两个都理解“如……则”的直观涵义，都想要这一定则符合直观涵义的人之间就起了争论。如果事先不理解“和”、“如……则”的意谓，你就不可能在黑板上用所有这些定则推演。

至此我力图表明，物理主义语言理论只能被建构；实际上，只有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语言，才能建立起实际的系统，而物理主义语言理论矢口否认。不，建立实际的系统不能用任何别的方法，因为当你试图这么做时，你只能得到一些美观的符号，单纯的标识，粉笔记号而已，再无其他。

当然，我深知（我同样要向物理主义语言理论的代表人物承认），说清一个表达式诚非易事。澄清“和”与“或”等等的意义困难重重。关于意义的本质或语言产品的意义，存在着来自不同阵营的众多不同的理论，有心理学家的，语言哲学家的，语言学家的，逻辑学家的。我不能打保票，说所有这些理论毫无瑕疵，明白无误，没有难点。我是胡塞尔的学生，受到他的可以追溯到《逻辑研究》的早期语言理论的沾溉。我也试图建立一种理论，而他不久后就形成了新看法。他对我的熏陶大致如此。不过，如果想自成一家之言，我承认，我不敢断言胡塞尔的理论完美无缺。我只是说，物理主义语言理论令我不满。问题在于，句子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它是否真可以证实，是否是一种操作，或下棋的游戏而已。在我看来，诸多难题解决不了，从物理主义观点看也清除不掉。它们还违背事实。事实指那些我们相互交谈或写点什么时一直在打交道的客观物体或事件。我不知道，可敬的读者阅读时可曾采取过这种态度：两眼盯着黑板上的奇怪线条（不能称之为符号），看着，什么都不做。没有人这样。此非阅读应有之道。

我们要探讨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不是单面的、物理的，而是双面的。一方面，有声音，说话的声音或书写符号；另一方面，是允许我藉由语言产品触及到的完全不同的物事，即实在。譬如，若我说演讲大厅里有五十个人，那么，我听到的就不是一组声音，而是别的什么与单纯声音不同的东西，现在它能允许我做什么呢？好吧，走进大厅，然后看看是否真的有五十个人。语言产品已经带着我们走到语言产品之外了。语言产品就是如此构造出来导引我们的。我走到产品外，看它指向的东西，有产品的依托我可以辨认的东西。这些是我必须澄清的事实，我必须在它们如何可能的问题上穷追不舍。

让我继续下去：从词语开始，词语声音本身带着我越过独特的、个别的图像，独特的、个别的声音材料。严格的物理主义者（至少在波兰）不得不略微修正立场，原因在此。他们说：它们不只是图像，而是具有相同形式的图像。如果我两次写“狗”字，使两个图像形式相同，这两个形式相同的符号叠合起来便是语言的一个成分。照此解释，它们便远非纯粹物理的，而变成了一种型式，实际上由“狗”字意指的东西。英语里有个字，有个“狗”字，当然，照此例看，这个字可以说上好几次，但这个“狗”，这个声音型式不是物理的。可能你想称之为“抽象化”，我欣然赞同。不管怎么说，它不是物理的。

由此观之，物理主义理论的前提，即我在与物理对象打交道是错误的。我面对的是型式，声音型式或图像型式，无论如何，其性质是一般的。*我们为何认识、如何认识物理事物呢？现在有各种构筑精巧、倍受赞誉的认知的和形而上学的原则。首先有一条（已不再是语言理论，而是形而上学，如果你喜欢说的话）原则，“唯有物质事物存在”或曰“有物质事物，还有以物质事物为基础的别的东西，即所谓观念、意识经验，等等”。换言之，人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是修正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意识这种奇怪的心理学成分的确存在，但它以物质为基础，是一种反应，是物质的残余图像。还有第二条原则：“唯有个别、独一者存在。非个别者不存在。”一切存在着的事物与现象，只有一个摹本，每个都是“独一的”，无普遍者在。如果我们持这种观点，碰到声音型式问题很快就要陷入麻烦。显然，物理部分、物理声音是个别的。所谓共同特征当然有：一物是白色的，另一物也是白色的，我们有了两个白色的物，这两个白色物体的“白”由两个不同产品组成。确切而言，白不存在。当我们说两者都是白色时，我们比较两者，然后认为它们相似，这就是休谟的著名的相似性循环。然而，说它们相似有什么意思（我们不说“同一”而说“相似”），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于是，我们将相似性问题简化为“你不知道‘相似的’指什么吗？它指两个部分相同部分不相同的事物。”这样，相似性就被化为同一性，与“不全等”有关的“全等”意义上的同一性。有人告诉我们，凡物两端俱全，双向兼备，就是相似的。这是否正确，人们可以争论。我认为它是错的，但你可以自己评判。如果“相似的”不是指既同一又不同一，就断难说清它的意思。

有相似性循环，也有完全同一性循环。什么是所有要素皆据以归为一类的完全同一性？若我们说，有这样一种非个别的同一性，那会使物理主义者毛骨悚然：柏拉图的两个世界，形而上学。可怕！可是，如果抛弃同一性，你就再也不能区划出完全同一要素组成的类。你会手忙脚乱，设法把许多单个对象装进一只口袋，所作所为全靠碰运气。那些形而上学信条尽在于此——只有物理的或心理物理的东西存在，或只有个别实体存在，而非个别者皆不存在。这些信条远未从语言理论中清除掉，仍然指导着物理主义语言理论。

还有另一个大难题：人怎样学语言？倘若语言不过是许多无意义的形式相同的物，事情倒简单了，人只需听和看便足矣。人还可以研读一行行相同的语符，同时习得某些心理物理行为模式，继而以此对每一行新的书写符号作出自动反应。对语言产品的理解应该包含这样的自动反应。但麻烦在于，这一切压根产生不了任何语言。因为在两种情况下，不论是单纯的物理（身体）行为模式，抑或心理物理自动反应，若想完全避免任意与偶然，都必定要有别的东西引导或调控，而不单纯是对视觉符号的视知觉。换言之，如何对反复给予的视觉形状作出反应，我们须得到指令。倘若这些指令由有意义的语言产品发出，那么，与一般的物理主义语言理论不同，我们又得承认，除许多物理对象外，存在着一种容量更丰富的语言。然而，如果指令由我们的感官可感知的纯物理符号发出（以鼓声为例），我们就被禁锢在了纯感官产品的圈子里，意义和语言理解都不会发生。

语言必须有意义与声音，词语声音型式或书写符号型式。可以用会“阅读”的机器说明这一点。为了让机器能认读，人们造出种种型式，即机器能作出反应的个别的不变的符号。不过，这样也有难处。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听把握声音型式，而为了真切地把握它，人必须与音谐和。书写也如此：如果我对书写符号型式烂熟于心，一定意义上我就能“领会”它。我的视觉作用不小。但是，对既不能听又无法看的语言的意义，我当何为呢？你会觉得这很简单。你如何教育孩子理解语言的？我们所知不确切，说不清究竟小孩怎样学语言，因为学时他们不能告诉我们，一旦学会，过程也结束了。于是你又会问：“我们如何学一门外语？譬如，我如何学挪威语？”好吧，我走进一家商店，指着香肠，然后，店家递给我。我表示了学习愿望后，他就告诉我挪威语香肠怎么说。我第一次听到p?lse这个词，啊，它指香肠。这是音或物、名称与所指的第一次相遇。有人说，如果我练习十次，在名称即声音和命名的事物之间就产生了“联想”。我们从心理学得知，联想指，如有A，就自动会有B，一个引起另一个，有各种规律。于是，学语言的方法就是练习，在声音或符号与命名的事物之间建立各种联想。事物能见，声音可听，一切契合无间。

由于我是成人，所以已经知道怎么说话；我知道，香肠是我从店主那儿听到的声音“命名”的一个对象。然而，小孩怎么得知“香肠”不是描写声音的名称呢？因为按照联想，各部分可以同时也可以不同时出现，它们的位置相同，形成对称关系。然而，一个名称和被命名者之间的关系决不是对称的。“香肠”这一名称指它命名的物，即香肠，但是，这个物并不指名称。十分奇怪，小孩懂得“香肠”不是声音“sausage”的名称，而声音“sausage”却是物、是香肠的名称。

此外，还有一种理论：知觉说。这种理论认为，在知觉中，只呈现个别事物。个别符号与个别事物一起被感知。我们十倍重复该符号，就有十对个别感知物，于是出现了“普通”名称。普通名称不是约翰·多尔这样的专名，而是“香肠”或“桌子”之类的词语，它不但指已出现的这一物，也指与之非常不同的其它事物。我们怎样解释符号的不仅仅可以描述特定的个别事物的“灵活性”呢？毕竟，个别事物总是作为个别事物呈现给我们的。这仍以某种错误的知觉理论为基础。认为我们首先感知个别事物、个别特征，这种看法并不正确。非常奇怪的是，我们从感知所见事物的型式开始。例如，我十次看见一群先生，但若你问我其中一位长得什么样，我就答不上来。我只能说，有好多好多男士。我把握住了实事。存在着人类的共同性质，我感知到的正是这种共同性质。我是在共同性质背景下感知特定事物的。起先，我没有看见个别性质－特征。只有经过长时间的体认，我才能说，现在我知道此人长相如何了。只有这时，我才把握住了他的个别特征。

如此看来，出发点不是对个别事物或个别符号的感知，起码在这儿，是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我看到一个符号，它是型式，我以某种方式将其与我感知到的东西的典型样态结合起来。我现在可以断定，“桌子”一词能用于这一张和任何桌子，原因在此。反正桌性与“桌子”一词联系起来了。

不过，这仍旧无法解释为何名称指涉桌子而桌子却不指涉名称。这儿有个新功能，神秘的功能：意向性功能，在命名行为中施行的意向性。语词“指向”并非其自身的别的东西，即指向一物。此物至多可提示我们其名称，但物不是指向性的，它并不指涉语词，纯物理事物没有意向性功能。而语词有这种功能，特殊的指向某物的指向性。

有孩子的读者都知道一个非常显明的事实。语言不是单由名称组成的，甚至不是由句法形式多种多样的名称组成的。还有那些逻辑学家称作“逻辑常量”的奇怪的词。有所谓的功能成分，普凡德尔曾称之为功能词。像“和”、“或”、“如……则”，系词“是”等等。这些词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语族，普凡德尔称作“纯功能性词”。其中就有许多“小词”使屈折变化更简易便捷。我碰到过一件奇特的事：一天，我与三岁小孙女说话，突然，我听到她在正确的语境下用“尽管如此”一词。“尽管如此，他是错的。”照人们普遍认可的经验主义概念，因为有以前的相应的感知觉我们才理解了词语。可是，一个小孩从何处感知到“尽管如此”一词所意指的东西呢？这样的词不少，“一直”、“仍然”、“相反”、“然而”、“但是”，没有一个是名称，像“香肠”一词指物的名称那样。它们也不是相互间有各种关系（如等同）的物的名称。小孩从何处得到与这样的词、这样的功能成分、与“和”“然而”“虽然”“尽管如此”相对应的感官印象呢？相对而言，小孩的词汇量较小。极有趣的是，无人告诉我的孙女“尽管如此”指什么。她怎么学会的？当然，她听父母和我说过它，但这不够。她毕竟得知道，此词可用于何种情境。通过某种说不清的方式，她一定发现了此词的意义，虽然先前不曾经验到它命名的事物，因为这样的事物根本不存在。我并不想建构一种消极的理论，但我认为，学语言的方式很不同于经验心理学家和其他人试图说服我们的那样。语言不是从对个别事物的知觉学来的，首先是因为，不能用这种方法造出普通名称；其次，语言有许多本质的、结构的、句法的成分不能凭借知觉把握，但它们仍然可以理解，也必须得到理解，倘若我们想创造并使用复杂的语言产品的话。

作为一种理论，物理主义语言论无法让我们满意，因为它自身的难点使其不能自圆其说。此外，我们必须问：数学家从形式化系统中有何收益？在这一系统里，一切都由无意义的符号组成。他们这么说：我们将数学系统形式化，以剔除直觉和明确的推导。我们想切断与可视可感公式的所有实际关系和联结。这样，你要做的无非是审核公式是否照规则写得正确。如果我们没有犯错，则一切妥当；除非知觉误导我，即我是鬼把戏的受害者或有人犯了“排版的错误”；但这样的错凭视觉总能看得见并加以改正，如同校对员校正打印的样稿那样。这真的施惠不浅：不靠思考，不经历艰辛的思想过程，人只消用双眼专盯着可感知的视觉符号－公式。然而，我们如何证实这些形式化系统呢？我们拿机器扫描公式，用纯照相的方法检测一切是否正确吗？不，我们现在需要“模式”，需要具有数学意义、指向某些可直观把握的事实的理论。这样，抽象理论就能还原到初等算术、欧几里德几何或其它以实际的有意义假设为基础的模式。这是检验一个形式化系统是否完全正确无误的实用而唯一的方法。你不能拿形式化系统检验非形式化系统，你得用另一种方法。而现在的数学就是这么做的，基本上一无所获。另外，从物理主义原则看，系统尚不曾形成。因为我们经常偷偷夹带意义进来，我们不断使用构建在标准的日常语言上的各种定义，这自然给语言注入了各种错误观念。当然，形式化系统也有失去正确性的危险，因为定义总有不精确的可能。接下来，我们应当回到现有主题上来，辅之以具体的例证，权衡一切是否正确。

现在我们谈文学。当听到以我不懂的语言写的一首诗时，换言之，只有靠声音材料时，我得到什么呢？凑巧，最近我在奥斯陆有了这种经历。我参加了阅读、讨论著名诗人诗作的会议。整个会议期间，我只听懂几个词。我对那个晚上高声朗读的抒情诗有一丝理解吗？没有！我知道女演员如何背诵诗作，我纯粹在语音上听到的。然而，单从这些声音，我甚至都讲不出，挪威语听起来是个啥样，因为我分不清那位读诗的女士用声音表达的情感和声音材料本身。我也完全分辨不出挪威语特有的语调或语言模式与朗读的语调。那位女士可能用挪威语特有的语调读诗，或反之，她打破了正常的节奏，意在表明，这样的诗就该这么读，韵调不一样，用普通挪威语的腔调读不合辙。可我把握不住，对我而言，这只是一长串时而有奇怪停顿的声音流。我甚至都不知道停顿意在何为，它们是否只表示不发音或有语义与句法功能。如果我相信，这不只是无意义的絮叨，而含有真正的深意，那么，听到一次停顿“啊哈”时，我会认为，这可能是一句结束了的终止，那是两个句子的分界，或许是女演员为造成效果所作的有意停顿。这我同样搞不清。简言之，对我来说，意义不存在。正谈论的主题与对此主题的说明也不存在，更没有由诗激起的各种幻象。我刚才听到的诗令人产生不了任何想象，就连简单的挪威语声音效果也没有。只有声音流，词与词我都分辨不清。

这种东西是文学作品吗？是诗？是艺术品？如果你愿意，是说话？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无语言印迹，无文学作品印迹，里面没有展示一个世界，也不见形而上特质的显现。一切都不存在。这活像我走在一片丛林里，碰到一群鹦鹉，满耳朵聒噪声外，什么都没有。正因为我有过挪威读诗会经历，我才不肯把文学的艺术品还原为基本的声音。我也不能把它化约为语言，如同形式主义者那样。他们至少在理论里保留了很多东西，承认语言有音和义；人们都知道，他们把语言看成一种有机体。而这也不令我满意，就算在数学论文里这样说我也不满意。我不满足于仅理解意义，而不触及这意义的指向，即由意义而向我敞开的一个特殊的虚构或非虚构世界。根据我的感受与体会，我与艺术品展现的人有关：他们不是现实中的人，而是描绘出来的；我与那个我可以随意往返的特殊世界里的各色各样熟悉的陌生人有关。我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深受感动或恨之入骨，简直不能自持。我与这些人、与这个世界难以割舍，而这才是令我着迷留恋的，别的不过是产生这种体验的手段而已。

所以，我完全不能接受形式主义语言和文学理论，因为它与我的经验相矛盾。你现在可能会说：“噢，是的，你可能是对的，你有这么多体会，人们没法子不服气。然而，被体验的又指什么呢？人们体验的东西存在吗？描绘的人物存在吗？不，他们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现实人物只能在现实生活环境里见到。”我的答复如下：诚然，他们不是真实的存在。他们不是自主存在的对象，如果你喜欢说的话，他们是虚构。然而，这样的虚构是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在这里。它是与我有关的东西。如果我现在这么看：“没有描绘的世界，它们根本不存在；过去三千年欧洲文学创造的一切虚构，还有许多其它虚构，统统不存在。”那么，我会失去一切人类文明。除了那些相互间爱或不爱，彼此杀戮，眼里只有征伐的人之外，一切都荡然无存。

虚构的实存方式是什么？这些非实存非实在的对象如何能使我心生感动、愉悦或唤起我的恨意？我承认，这是个问题，不过，是个值得思考与澄清的问题。我们不要立刻就断言：“太难了，我们不想在上面耗费精力，而宁肯在符号或数字上用功，这可容易得多。”是的，很遗憾，这些虚构如何存在，在何种意义上它属于我们这个世界，当我与之接触时这些非实存的东西如何可能改变我，的确不大好说。那是文明问题，是文明的存在与作用问题。我不否认有攻克这一难题的可能性，如果我找得到方法的话，也不否认有以某种方式解答这一难题的可能性，哪怕它是何等地微不足道。

* 原载《比较批评年鉴》，第2卷，1969年，第80-99页，玛丽亚·佩黎甘据德文本英译。

* “声音型式”的德语原文是Wortlaut，《文学的艺术品》的英译者George G. Grabowicz 译为word sound ；本文的英译者Marial Pelikan译为types of sound；英伽登《艺术存在论》的英译者Raymond Meyer 仿照音素phoneme，将之译为logeme，并指出英伽登用Wortlaut指典型的语音形式，以与语音质料区分开。我认为Pelikan和Meyer的做法是正确的。——译注

另有威尔逊

《缤纷的生命》

《生命的未来》

与此书一起组成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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