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苑 | 范莉：语言的社会—文化决定论——《语言：文化的工具》评介

语言的社会—文化决定论

——《语言：文化的工具》评介

范    莉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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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1.1   创作背景：形式语言学的强势地位

Noam Chomsky于1957年发表了《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翻开了现代语言学的新篇章。在随后逾半个世纪的语言学发展历程中，Chomsky的普遍语法、语言天赋等重大假设将这一学科的潜力由囿于对语料个案的单纯描述中解放出来，从认知、心理、哲学的高度，用演绎的方法去探索以规则为基础的语言本质，从而使语言学与其它自然科学有了更多的接轨，革命性地展示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本质。

回眸过去逾半个世纪的世界语言学，秉持各种观念的学者对Chomsky理论的证明、完善、抨击都成为了台上的“主旋律”。在众多的批评者中，影响最大的要数生成语义学家，他们与Chomksy之间长达约十年的辩论在语言学史册上被标注为“语言学之战”。学界沉浮，优胜劣汰，逐渐形成了当前三个主要学派：形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近十多年又有一个与Chomsky军团论战的学者，他将Chomsky视作Daniel Boone似的人物，他的代表性著作在语言学领域内外都引起了热评，他就是Daniel L.Everett。

1.2   创作基础：亚马逊丛林与皮拉哈语（Piah）

在《语言：文化的工具》（Language：The Cultural Tool，简称《语言》）之前，Everett还有两本书为大众熟知：《瓦里语：巴西西部帕卡斯—挪沃斯的语言》（Wari’：The Pacaas-Novos Language of Western Brazil，1997）、《不要睡着！小心有蛇！》（Don’t Sleep，There are Snakes，2008）。如果说《不要睡着！小心有蛇！》是Everett自1977年起在亚马逊丛林中的工作日记，那么《语言》则是他语言理论的宣言。

Everett在一系列文献中强调了皮拉哈语的独特性，认定它们是普遍语法假设的反例，主要包括：（a）（句法上）没有嵌套结构（embedding）；（b）（词汇与语义上）没有任何形式的数词、计数概念以及量词（quantification）；（c）没有相对的时（relative tenses），个人与集体对过往的记忆不超过两代人；（d）没有颜色词；（e）简单的代词系统。Everett（2005：622）用“体验即时性原则”（Immediacy of Experience Principle，IEP）来解释所观察到的语言现象，即：交流仅局限于谈话双方即时的体验。

针对这些特征，Everett与形式语言学家“论战”的重点是：是不是如Hauser、Chomsky和Fitch（2002）提出的，递归是人类语言的核心特征？Everett（2008；2012a；2012e：397-398）总结了皮拉哈语中存在的反递归假设的现象：（a）没有事实性（factive）与认知性（epistemic）的动词；（b）没有从属（subordination）的标记；（c）没有并列的、表析取的词（disjunctive particle）（如英语中的“or”）；（d）没有并列的、表合取的词（conjunctive particle）（如英语中的“and”）；（e）没有句法上的补足语从句（syntactic complement clause）；（f）禁止递归形成来表达所属者的方式（recursive possession）；（g）禁止在同一个短语中使用多个修饰语；（h）语义上，禁止一个从句中的辖域（scope）进入另一个从句，例如，否定提升（Neg-raising）。

“论战”的阵地之一是语言学界标杆性的杂志Language。Language在2009年6月的85卷第2期上前后刊登了Nevins、Pesetsky 和Rodrigues（2009a）对Everett（1983；1986；2005）提出质疑的论文，以及Everett（2009a）对此的回应。紧接着，在同年第3期刊登了Nevins等人（2009b）所做的进一步回应。最后，在同年第4 期又刊登了Everett（2009b）就此番争论写给编辑部的信。这一来一回的争论，恐怕在Language的历史、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语言学历史上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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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语言》开篇点明目标：集合现代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的发现，进一步论证语言是人类创造之物（Artifact），运用于满足表意和交流的社会需求的文化工具。全书共分四个部分，论述沿着“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语言运用—语言变化”的思路展开。

第一部分包括1至4章，讨论了人类祖先在进化过程中遭遇到的交流与生存的问题，探讨了关于语言的人类生物学观的缺失，指出应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推导能力、人类社区的形成、社会交往促成了人类语言的出现。第1章语言是文化的工具。Everett从远赴亚马逊丛林的缘由、经历谈起，将弓与箭的发明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引申到语言的产生，认为它们都是人类文化的缔造物。第2章从烈火到语言。Everett进一步阐释语言的工具性特点，以及其如火一样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讨论了“语言”的定义，提出：认知 文化 交流= 语言。第3 章交流的门槛。Everett指出，要理解人类的语言与交流活动必须理解文化，感叹人类的发展与文化都源自词语的力量。第4章真有柏拉图问题（Plato’s problem）吗？就Chomsky提出人类是如何获得先验知识的问题，即“柏拉图问题”，Everett提出反驳：（a）关于是否存有语言基因（language gene）的问题。就FOXP2来说，语言仅是这个基因多项用途之一，不是“语言基因”。（b）关于大脑模块化（specialized modules of the brain）的观点。是否大脑中有专门的区域负责语言运用，例如布洛卡区（Broca’s area）、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Everett引用了Jeffrey Elman、Elizabeth Bates、Marina Bedny等的成果，认为大脑的有些区域具有特殊功能，而这是经验的结果；人类解剖学与生理学无法给语言天赋的观点提供直接的支撑。

第二部分涵盖5至8章，关注对自然与环境所造成的交流问题的多种解决办法，讨论了人类应用、学习和理解语言所需的生物、心智和社会—文化平台，指出与语言相关的唯一本能是Aristortle的“社会本能”（social instinct）。第5章语言共性与语言能力。关于语言的文化决定论与先验论之间的辩论，Everett 就一系列主要问题做了回应，主要包括：（a）关于人类大脑中是否有为语言学习先天而具有的东西，他答道“当然！”，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人类的基因型（genotype）中存有专门与语言相关的东西。（b）关于语言机能（language faculty），他认为Hauser、Fitch 和Chomsky提出的“广义的语言机能”（broad faculty of language）中没有一样是专用于语言的，而他们提到的仅含递归特征的“狭义的语言能力”（narrow faculty of language）则与Chomsky 早期的理论存有冲突。（c）关于灵长类动物是否天生具有“语言器官”（language organ），他认为把知识指作“器官”本来就有问题，但即便如此，在大脑中也不存在这样一个“器官”。（d）关于普遍语法预测任何一个拥有不同背景和经验的正常、健康的人均会在母语的语法知识上达到同样的“最后阶段”（final state），他发问到：既然每个人的经历各异，如何能最终达到一致的语法知识程度？他进一步指出，普遍语法的这一预测的症结在于它从未被验证过。（e）关于语言是否具有可学性，他认为，语言是学习的，而不是在所有正常的个体身上毫无差别地“长出来”的。（f）关于语言间存在的相似性问题，他提出的解答方案是：要么是源于同一祖先的缘故，要么是人类拥有解决相同问题的相同办法的缘故。但是无论如何，不是源于普遍语法。第6章语言的“铸建”。Everett借助Louis Sullivan关于“形式追随功能”的观念，提出在语言使用中，绝大多数的形式都是适应交流功能，而不顾及美学需要。本章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对Charles F.Hockett提出的人类语言的设计特征（design feature）的讨论。第7章语言的平台。他讨论了人类语言需要三个平台达成：人类的身体平台（physical platform）、负责人类语言运用与其它相关能力的生理与脑部组织的大脑平台（cerebral platform）、让人类区别于其它物种的认知平台（cognitive platform）。第8章Aristotle的回答：交流与文化符号的结构。此章最主要的内容是围绕着“学习”展开，Everett首先评论了文献中的多种“本能”（instinct）。他也相信，在孩童出生时，他的大脑并非白板一块。但是，这种知识并不是Plato 所说的先验知识，而是孩童在母亲的子宫里学到的知识。他引述了这样的感叹：普遍语法早已死去，它根本行不通。语言是文化的人工制品。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必然衍生出“谁优胜于谁”的问题，他也提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认为不同文化都是适应特定的环境需要而发展的，不存在优劣。

第三部分包括第9、10章，详细讨论文化的无形之手是如何“雕塑”人类语法及语言形式与意义的。第9章作为工具的语言。Everett用实例谈了语言的一些貌似不足的特征，如歧义（ambiguity）与模糊（vagueness），但实际上却是语言交流中的有用工具。他以欧洲的语言发展与现状为例，重点阐述由于政治与经济原因驱动形成的“实利主义”（utilitarian）。他又以美国的语言问题等为例，说明所有语言都是平等的，不过这并不是说它们具有同样的复杂度和多样性。第10 章语言、文化与思考。本章的讨论从经典的Sapir-Whorf 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开始，Everett指出，皮拉哈语中没有颜色词，但使用者仍有能力去辨析色彩，这表明Sapir-Whorf假设不完全正确，思想是可以超越语言的。他也谈到了“新-Whorf主义”，即语言影响（而不是决定）思维，并回顾了关于皮拉哈人对方位词语的使用与定向能力的研究成果来支持这一假设。他采用“体验的即时性”来解释皮拉哈语中缺少颜色词、数词、完成时的现象。

第四部分包括第11、12章，强调文化及语言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呈现语言的多样性。第11章酒后驾驶，必入狱；文化影响语法。Everett首先介绍了George Gist所发明的音节表（syllabary），由此说明文化可以衍生出图形语言（graphic language），以适应使用者的需求。人类语言是否具有“递归性”？Everett认为，任何人都不会驳斥递归在人类身上存在的普遍性，激烈争论的重点是在何处能找到它。他随后运用了鹦鹉学话、狗的吠叫来引发思考，提出递归性可能也存在于这些动物身上。他继而提出一个基于价值观的文化论：文化、价值观与意义有关，个人与文化群体都会对这些价值观进行排序；语言就是用来解决交流中的共同问题的工具，它符合价值观，而且符合特定文化群体对这些价值观的排序。第12章欢迎来到“畸形秀”。本章从语言与文化关联的角度，来探讨有些语言的发音与句法中的稀有特色，号召人们在人类社会的行为与话语中遇到“畸形”时，必须学会接受和欣赏。

结语：快乐的语法。在Everett眼里，皮拉哈人过着把握当前、不为未知烦忧的幸福生活，这种幸福也融入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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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评

继《不要睡着！小心有蛇！》之后，《语言》的出版再次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纽约时报》评价这本书“富有智慧的杂食动物的深刻见解”，是“难得一见的，让人感到温馨的一本语言学书”。《星期日泰晤士报》称“这是发自内心的知识分子的呐喊，是对人类多样性的热烈喝彩……内容丰富，而又通俗易懂”。

此书的影响更突出体现于语言学与人类学领域的新一轮讨论中。例如，Pragmatics and Cognition在2012年的一期中连续刊载了Everett（2012b-h）总共7篇对不同学者回复的文章。历史最悠久的、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主办的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于2013年在同一期刊登了N.J.Enfield（2013）对此书的书评以及Everett（2013）本人对此的回应。Everett（2013）认为Enfield的评论有失偏颇，明确指出Enfield没有领悟到此书所提出的是一个全新的理论（2013：646），而不是他人的。另外，除了重申对先验主义语言学与心理学的批判态度外，也澄清自己的理论与功能语言学的差异。他认为，功能语言学的重点在于交际功能，而他的理论与基于价值观为限定条件的结构（value-constrained structure）有关。

Everett是否确实建立了一个具有描写准确性、解释准确性的语言理论？这需要深刻的论证。首先，如Nevins等（2009a；2009b）一系列论文中指出的，Everett用于立论的语料并不是毫无争议的。此外，他还面临着不少理论建设的根本问题，例如：

第一，基本概念的界定问题。Everett（如2012a；2013）多次提到界定核心概念的难度，如“语言”“文化”。这个难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为了让这些术语覆盖更多的文化与社会元素，将它们使用的范围大大延伸。例如，他（2012a：6）认为“语言”包含“语法、故事、声音、意义与符号”（Language includes grammar，stories，sounds，meaning，and signs.）。对此，至少可以问：是不是所有的“声音”都属于“语言”，而不一定是“语音”（speech sounds）？“故事”是语言使用的体裁之一，为什么能特别纳入“语言”的定义中?

第二，描写的理论化问题。Everett（2002e：404）指出，《语言》探究文化价值对句子形成、词汇结构与声音结构所带来的局部和整体的影响。但是，文化元素复杂多变，不同语言千差万别。Everett引述了Nicholas Evans与Stephen Levinson的观点，语言间存在的普遍性特征数量与意义都微乎其微，人类交流系统的主要特征是差异，而非共性（2012a：85）。强调差异，忽视共性，必然会产生来自不同语言的、庞杂的特征集合，实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则难上加难。在Everett 的论著中，我们看到的也多是关于文化对语言的创造与雕琢力量的描述，而真正理论化的仿佛也只有“体验的即时性规则”。他（2012a：327）曾说过，不期待仅凭《语言》一书就能扭转对于人类语言性质认识的主流思想，他期待的是语言研究能回归到以描写为己任的第一代美国语言学家所践行的方向上去，从语言与人类价值观、社会的衔接的角度来看语言。但是，如果只关注水、水蒸气、冰的差异，永远无法揭示它们一致的核心特性。也就如Chomsky于2015年初，在MIT所授课程（Special Seminar：Language，Computation，and Biology）的总结中说到，我们无法通过结交朋友来了解语言的本质。

第三，理论的简洁化问题。Everett也意识到了实现理论简洁性的难度，不过他坚持认为：归纳与理论简洁化是基本的、有用的，但是如果它们不以对每个语言独特性认真的描述为前提，则是次要的、不符合逻辑的（2012a：319）。在我们看来，缺乏简洁性的描写只能是一种繁琐的记录。我们认为，首先探索人类语言的生物共性，继而把握其文化个性，基于语言实证建设理论，这才是推进现代语言学发展的方向。

Everett（2008：189）回忆了他1984 年在MIT 访学时的一个有趣细节：从他的办公室到Chomsky的办公室要穿过一个大厅。一个厅的距离也许影射着两种观点的距离。距离、差异的存在，正是语言科学生命力的体现。Chomsky（2000（1996）：42）说过，他的政治观点是个人的，但语言科学不是个人的，属于为此耕耘的每一个人。只有秉持开放、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我们才能更好地呈现Everett眼中的“人类生命的认知火焰”，语言！

本文来源：《外国语》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