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暗的中世纪被文艺复兴的科学之光照亮了。 然而，彼得·哈里森在《科学与宗教的领地》中问道：“果真如此吗？” 他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分析指出，17世纪之前，“宗教”（religio）和“科学”（scientia）都是指德性，而非研究科目或制度结构。基于此，无论宣称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还是不存在战争，都不过是无稽之谈。科学和宗教并非那种两者之间能发生战争的东西。 对于希望了解科学与宗教历史的人而言，《科学与宗教的领地》是一部必须要读的书。这本书被誉为1991年约翰·布鲁克的著作《科学与宗教》（John Brooke，Science andReligion: 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出版以来最重要的研究。读罢此书，我们不仅会懂得，为什么没有基督教就不可能产生西方近现代科学，甚至会发觉，再论西方科学的发展时根本不可能脱离基督教来谈。 《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版 彼得·哈里森著，张卜天译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 彼得·哈里森，曾任牛津大学神学与宗教学院安德烈亚斯·伊德里奥斯（Andreas Idreos）科学与宗教教授（2006－2011），牛津大学伊恩·拉姆齐中心（Ian Ramsey Centre）主任和高级研究员，目前是昆士兰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院长。他是国际科学与宗教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奥地利人文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集中于现代早期的哲学、科学与宗教思想史，著有《科学与宗教的领地》（The Territorie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2015）、《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The Fall of Ma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2007）、《圣经、新教和自然科学的兴起》（The Bible,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Natural Science，1998）、《英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宗教与诸宗教》（“Religion” and the religions in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1990）等。 彼得·哈里森在《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开头指出，想象一下，有历史学家声称发现了公元1600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发生战争的证据。对此我们理应质疑，因为1600年时，以色列和埃及都还不存在。 哈里森认为，声称现代早期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战争，这理应受到同样的怀疑。二者在现代早期不可能发生战争，因为我们今天所设想的科学和宗教那时还都不存在。当时，宗教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宗教，科学也不是我们认为的科学。 哈里森此前曾经做过一些探索。他在2002年撰写的《“宗教”与英国启蒙运动的诸宗教》（‘Religion’ and the Religions in the EnglishEnlightenment）一书中，追溯了各种现代“宗教”概念的发展，并研究了它们在比较宗教学这门新科学中的演变。菲奇诺（Ficino）为这个新概念提供了一个典型说法：“在《论基督宗教》（De Christiana Religione，1474）中，他提出，不论外表如何，宗教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是同一个东西——即人类的普遍性质，一种独有的特征，正是这同一个东西使人类成为人：‘神这个词对于人类而言就像嘶鸣对于马、吠叫对于狗那样自然。’菲奇诺提醒我们不应被外表的多样性欺骗，‘人的一切意见、反应、习俗都在变化——唯有宗教除外。’”宗教是这个流变不居的世界中一只恒定的锚。 哈里森的新书源自他2011年的吉福德讲座，是其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系列著作的顶峰。书中将他对“宗教”的谱系研究与“科学”这一现代观念的类似谱系结合在了一起。当然，他并不否认人类自古以来就在探究自然界，也进行崇拜。他也不否认人类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但现代以前对自然现象的探究与我们今天所设想的科学“只有微乎其微的相似性”，而且直到最近，信念与实践才被共同归入“宗教”这一类属范畴。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就像以色列和埃及的领地一样，有晚近的起源。 哈里森提出了政治“领地”与思想“领地”之间的类比，在这两种情况下边界都是给定的。我们创立政治边界，其边界常常发生变化。我们也标示我们的思想追求，其边界也会转移和变化。在这两种情况下，地图都以某种方式与外部世界相对应：边界沿着河流和山脉，研究一个文本与研究一只树懒有显著差异。但这并不是政治学或研究工作的全部故事。兴趣、野心及意外事件总会在其中扮演角色，有时还会扮演主角。政治边界并不总是沿着景观特征，我们的政治地图承受着斗争与战争的伤痕，我们的思想地图也是如此。 出于类似的原因，政治和思想的领地也会发生转变：“正如民族国家的边界往往更多缘于帝国的野心、政治上的权宜考虑和历史上的偶然事件，而不是缘于对地理、文化、种族等更‘自然的’断层线（在这种语境下可以想想现代以色列国的边界）的一种有意识关注，同样，对于产生了‘科学’、‘宗教’等不同概念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划分也并非缘于理性或冷静地思考如何沿着自然的断裂线对文化生活进行划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广义上的）政治权力和历史偶然事件有关。”（第3-4页）。 哈里森考察的一个主要变化是由内向外的变化。17世纪之前，“宗教”（religio）和“科学”（scientia）都是指德性，而非研究科目或制度结构。根据哈里森的说法，“在阿奎那看来，“宗教”（religio）首先显然是一种德性（virtue）——顺便说一句，虽然它不是最重要的神学德性（theological virtues [即信、望、爱]）之一，但仍然是一种与正义有关的重要的道德德性（moral virtue）。他解释说，“宗教”（religio）就其首要意义而言指的是虔诚和祈祷的内在行为，这种内在维度要比对这种德性的任何外在表达更重要。阿奎那承认，有一系列外在行为与“宗教”相关，比如发誓、什一税、献祭等，但他认为这些是次要的。”（第7页）。 科学（scientia）也是一种德性或习性，但它是思想上的。哈里森总结说，托马斯认为“科学涉及由第一原理导出真理，智慧则涉及把握包括第一因即神在内的最高原因。于是，在科学上取得进步并不是增加一些关于世界的系统知识，而是变得越来越擅于从一般的前提中引出‘科学’结论。如此理解的‘科学’是一种通过逻辑证明的演练而逐渐获得的心灵习性（mental habit）。用阿奎那的话说：‘科学本身可以通过添加（addition）来增长（increase）；因此，当有人学会了几何学的若干结论时，同一种特定的科学习性就在那个人当中增长了。’”（第12页） 基于这些前提，无论宣称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还是不存在战争，都不过是无稽之谈。科学和宗教并非那种两者之间能发生战争的东西。 哈里森发现，一个看似无害的语法变化表明了构造的变化。加尔文写的是religio Christiana。英译者却增添了一个拉丁原文中并不存在的定冠词。根据哈里森的说法，“加入定冠词的‘真宗教’（the true religion）首先关注的是信念本身，于是宗教首先成了世间一个现存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内在的性情”，正如它对阿奎那而言。17世纪中，定冠词变得更为常见，并带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外显信念和信条知识”成了宗教的内容（第93页）。如果宗教是一套信念，那么它就可以是复数形式。“真宗教”也不再意味着真正的虔诚或奉献，而是变成了“哪一种宗教与事实相符”这一问题的答案。 在哈里森讲述的这个故事中，他对中世纪宇宙论及其后来在宗教改革中的瓦解的叙述很有趣。中世纪宇宙论将“象征秩序”与“原因秩序”结合在一起。象征秩序植根于教父的寓义、奥古斯丁的标记理论以及中世纪自然界的“灵性化”（如《动物寓言集》）之中。中世纪的人居住在符号的茂密森林中，与此同时，他们也相信可以追溯到万物的初始原因即上帝的原因秩序。 中世纪将这两种秩序联在一起，因此能在探索自然界的同时肯定其深不可测的丰富内涵。现代早期的思想家摒弃了这幅世界图景，将寓意特征从世界中剥离了出去，使自然界只剩下原因秩序这一个维度。对现代人而言，世界有意义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为它赋予了意义。同时，原因秩序本身也从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的四因说被简化为因果关系这个单一维度。世界的象征秩序和目的一下子被剥夺殆尽。 这是如何发生的？哈里森提到了宗教改革中关于圣经诠释的论战：“对自然的象征性理解的逐渐消亡可以从若干方式来解释，但一个因素是对《圣经》和自然的寓意解读模式遭到越来越多的怀疑。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其教父时代和中世纪的拥护者看来，寓意诠释不仅是给语词赋予多重含义，而且还假定了一种世界观，世间万物具有灵性含义，就像我们在奥古斯丁那里看到的那样。因此，对《圣经》的寓意诠释的任何攻击都必然会影响对世界的诠释，因为语词的意义和事物的意义是在一整套象征含义中紧密联系着的。”（第75页）。 现代科学的创始人仍然相信造物显示了上帝，但它不再“象征”上帝。弗朗西斯·培根明确了这一区分：“正如所有制作物都显示了工匠的能力和技巧，而不是他的形象；因此神的作品也彰显了造物主的全能和智慧，但不是他的形象。”（第76页）。伽利略写道：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符号是三角形、圆以及其他几何图形，没有它们的帮助，我们连一个字也读不懂。”（第77页）。世界不再是一片符号的森林，而是成了一片数的森林。自然之书的语言发生了变化，阅读它的方法也是如此：“揭示宇宙背后可理解性的不是沉思性的、诠释性的实践，而是数学技能。根据这种模型，组成自然的是理想化的几何实体，而不是神所制定的象征。”（第77页）。 这不仅仅是看待世界的一种特定方式的结束。它标志着“将《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合在一起解释的普遍解释框架已经不复存在。”（第78页）。这标志着两种文化的分裂，即处理基础事实的数学科学与关注人类建构意义的诠释符号学之间的分裂。简而言之，这些领地的转变催生了关于科学和宗教的观点，它们至今依然流传甚广，也依然扭曲不实。 哈里森的研究还蕴含着这样一种意义：后现代主义已经揭示了人类象征活动的构造性，声称它是被随意构造的。但这种解构的辩词只适用于反驳现代宗教与科学所形成的二元论世界。根据中世纪的前提，人类的象征活动既是一种人的创造，又是对上帝预先赋予的寓于万物之中的标记的一种回应。中世纪的世界图景能以现代性这种摒弃了中世纪图景的文化所无法实现的某种方式来抵制解构。 文献来源 2. Artur Rosman, The Mythical Origins of Science. http://www./blogs/cosmostheinlost/2015/07/29/the-mythical-origins-of-science/ 3. BernieLightman, Peter Harrison’sThe Territorie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A New Peter Principle. http:///long-reads/peter-harrisons-the-territories-of-science-and-religion-a-new-peter-principle/ ▼点击，进入《科学与宗教的领地》购买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