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各国变法的对比——赵国：局部的改良

赵国是战国末期唯一能和秦国在军事上一较长短的国家，相比于其他六国，赵国的崛起是比较晚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始于公元前307年，此时已经是战国后期了，因此赵国的改革更具有典型性。
赵国位于四战之地，用赵武灵王的话说就是“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

赵武灵王是名垂青史的一代枭雄，但他在位的前十九年中却是连吃败仗。在这样的不利局面下，赵武灵王下决心变法强国。胡服骑射是赵武灵王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赵国霸业起点。赵国由此成为战国中后期最令秦国忌惮的山东首强。赵国军力虽壮，但综合国力一直逊于秦国。两国变法的根本差距在于保留了大量残余——没有废除封君制。
赵国变法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之后的赵惠文王、赵孝成王都是新制度的继承者。在变法过程中，第一代发起者（如秦孝公）和第二代巩固者（如秦惠文王）的作用最为关键。赵武灵王相当于秦孝公的角色，赵惠文王相当于秦惠文王的角色。透过他们的举措，我们不难找出赵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
赵武灵王保留封君制，是出于政治家的务实考虑——变法需要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变法，都要在外患消弭或大大减弱的大局下进行，根本原因，在于变法必然会带来动荡，若外敌与内部动荡同时发作，其国必毁。惟其如此，外患未消则不能变法，几乎成为天下认同的铁则。若恪守这一铁则，赵国将陷入一个永远不能变法的怪诞圈子。赵国劲而不强，边患又是天下之最，不变法无力靖边，而外患不除又不能变法。由此前提，赵武灵王自然无法像秦孝公那样全面彻底变法，只能选择不触动封地的无震荡变法。

胡服骑射虽然一度招致反对，但由于这场变革主要在于军事，因而对世族利益几乎毫无负面影响。所以，最终赢得举国上下支持。胡服骑射果然很快取得成效。赵武灵王一扫前十九年的失利，灭中山、驱三胡，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赵国疆域和人口空前壮大，秦国也很明智地回避了与赵武灵王开战。赵武灵王为了进一步向胡地和秦国扩张，传位于太子，退位做了主父。可惜此举引发了赵国内部争斗，他最终也死于连环兵变。赵武灵王晚年满脑子只想着军事征服，令赵国错过了第一个再度变法的时机。

因沙丘宫变独揽军国大权的公子成和李兑没过几年就退出了朝局。亲政的赵惠文王礼贤下士，整肃国政，让赵国实力更上一层楼。赵惠文王时期，主要外战对象是齐、魏、胡。与秦交手稍少，既有华阳之败，也有阏与之胜。这个阶段赵国内外环境比较稳定，具备了第二次变法的条件。但贤明的赵惠文王同样没能完成这个历史重任。秦惠文王杀了商鞅，但也削平了保守派老世族，依靠新功臣和山东才士完成了朝野的大换血，巩固了新法的根基。赵惠文王则不同，麾下济济多士，但真正的左膀右臂是自家兄弟平原君赵胜和平阳君赵豹。两位惠文王所倚仗的政治势力，决定了赵国对待彻底变法的不同态度。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孝成王）十一年，武阳君郑安平死，收其地……十四年，平原君赵胜死。”这个细节显示，赵国寻常世族的封地不一定能世袭。真正的国中之国是赵王族的封地。在阏与大败秦军的马服君赵奢曾做过管税收的田部吏。他进平原君封地催缴赋税遭到拒绝，杀死了抗税的封地官员。平原君闻之大怒，一度想杀赵奢。赵奢一番话让平原君放弃特权，主动补齐拖欠赋税。这件事从侧面反映出王族封地的部分特权。赵国想要废除封君制，最大的阻力来自于那些盘根错节的王族封君。问题棘手之处就在这里。赵国已经处于内部和谐、外患减轻的鼎盛状态。如果赵惠文王推行第二轮变法，必然要拿自己的羽翼股肱——平原君赵胜和平阳君赵豹开刀。因为他俩是赵国世族中最有实力的王族元老。特别是平原君，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是一颗至关重要的棋子。如果没有封地的财权，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平原君也养不起那么多门客，其对外影响力也会大大下降。赵国也会少掉很多轰轰烈烈的典故。素来奉行政通人和理念的赵惠文王，无论从何种角度考虑，都不会亏待自己的左膀右臂，也不会执拗于彻底变法，破坏庙堂的团结局面（特别是赵氏有兵变传统）。

封君制度是社会的毒瘤，封君往往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平原君就是典型），赵国要彻底变法，必须要取缔包括王族在内的所有封地世族的特权。但当时赵国朝局的实际情况，使得赵武灵王、赵惠文王父子，都无法迈出这最后一步。赵孝成王不是昏君，但能力逊于乃父，更无变法再造的意识。赵国一直在巩固胡服骑射的成果，所以军力堪与秦争锋。但回避政治上的彻底改革，最终还是给赵国留下了致命的死穴。同时由于赵国土地的贫瘠，再加上对农业的不重视，导致大战时综合国力的差距就体现了，忽视了战争永远打的是经济这一条，注定了赵国在后来的竞争中不敌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