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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书面语有文言与白话之别。一般认为，文言之有别于白话，在于其使用的词汇、语法等属于先秦语言范畴，与时代口语有较大的距离；而白话则是唐宋以来在口语基础上形成的。秦汉语言成分愈多，书面语的文言程度愈高；反之，则白话程度愈高。文言中有一批常用词汇，如“之乎者也”一类语气助词，在文言语体中往往具有指标性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言语体的外在标志。古谚云：“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2]意思是说，只要这些语气词用得巧妙，就能写出好的文言。语气词在一种语体中往往具有特殊的作用，“啊吗呢呀”在白话语体中的标志性功能同样也很明显。因为白话语气词来自口语，所以这类词用得多，自然就提高了语体的口语化程度。文言书面语中的语气词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是个不该提出的问题。因为按照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基本原理，文字是语言的反映，文言书面语中有语气词，说明口语中客观存在着这样的词汇。比如郭沫若先生就说：“那些语助辞，如焉哉乎也者，其实就是当时的口语声调。”[3]这种观点是语言学家们的共识，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但经过对古代语言发展过程的考察，笔者发现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文言语气词的“来路”颇值得怀疑。 一 文言语气词的“产生” 关于中国文字的产生，虽然学界还有争议，但公认甲骨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根据目前对甲骨文的研究，其中不乏各种语气，疑问的语气是最常见的。《左传·桓公十一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说文》：“贞，卜问也。”卜辞是问卜的记录，所以甲骨文中有疑问句是必然的。尤其是其中的命辞，大部分学者认为都是问句[4]。但这些问句中有没有语气词，哪些是语气词，研究者的意见并不统一。老一辈学者如郭沫若、陈梦家、管燮初等先生都认为甲骨文中是有语气词的[5]。不过他们提出的语气词数量很少，只有“乎”、“不”、“才”（即“哉”）等几个；而就是这几个，也没有得到国内外大部分语言学者的认可，随着研究的深入，可以说这几个“语气词”已经被排除。后来李学勤先生又提出甲骨文中的“抑”、“执”是语气词[6]，也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公认。事实上，甲骨文中没有语气词已逐渐成为语言学界的共识。商代没有语气词，不等于没有不同的语气，口语中可以根据声调的高低、疾徐、轻重等来表达，可以不要语气词。比如疑问语气，在口语中可以由声调的升高来表示，肯定与感叹的语气可以由降调来表现。书面语无法表现声调，不同的语气则要通过其他方法，如词汇形式、句式等来表现。但相对而言，语气词对确定书面语的语气是最明确的证据。没有这个证据，对古代文献的内容与含义的理解可能产生困难。关于甲骨文卜辞中的命辞是否问句的争论，部分地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由于没有语气词，有的国外学者提出了命辞并非问句的观点[7]。 有关语气词的产生，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有如下论述：“在西周以前，汉语可能没有语气词。《马氏文通》把语气词（他所谓“助字”）分为传信与传疑两类，但是在西周以前，传信可以不用肯定语气词，传疑可以用虚词'其’字（原注：当时代词和语气副词没有分家）。《书经·多士》'我其敢求位？’这种结构是从殷代就沿用下来的。此外，否定性的问句在西周以前也可以不用任何传疑的虚词。”[8]后来他又在《汉语语法史》中重申了这个观点：“在原始时代，汉语可能没有语气词。直到西周时代，语气词还用得很少。……春秋以后，语气词逐渐产生和发展了。”[9]王力先生在这里并未说明，所谓“汉语可能设有语气词”究竟是指口语还是书面语，但按照语言与文字关系的传统观念，我们可以合理地理解为他是兼顾口语与书面语的，即语气词在口语与书面语中都不存在。王力先生的观点获得了大部分研究者的赞同。比如郭锡良先生就说：“我们认为在甲骨文时代语气词还没有产生，句子的语气只能是由别的语言手段来担任。”同时认为，“语气词是西周时期才产生的，最初是'哉’字，然后逐渐产生了其他的语气词。”[10] 语气词产生于春秋以后，这是有大量文献可以证明的。从《尚书》开始，《诗经》、《左传》尤其是《论语》及战国其他诸子著作，都有大量各类语气词。语言学家认为，这一时期“可以说表示各种语气的语气词体系已相当完备”[11]。笔者根据郭锡良先生对先秦经典中语气词的统计数字，改制成下面这张图表，想以更为直观的方式，观察先秦语气词的出现与发展情况。
根据此图可以看出，在春秋中期之前的书面语中是没有语气词的，图中以“……”示之。《尚书》中只有三个语气词，一个“乎”字，七个“矣”字，116个个“哉”字[12]。《诗经》中增加到六个，《左传》则上升到九个，《论语》增至十一个。《论语》中的语气词使用次数与字数之比在这几部经典中是最高的，达57‰，也就是在1000个字中就有57个是语气词；《孟子》也有54‰。《论语》号称“语录体”，而《孟子》则是个人创作的书面语著作，语气词的使用居然如此接近，比较奇怪。下面几部经典中的语气词使用量相差不多，在平均量34‰上下。由图表中的高低走向，多少可以看出先秦书面语中语气词的发展轨迹，是从少到多，然后再平稳发展，似乎很符合事物的一般规律。 但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论语》之前的这一时段。按照通行的说法，《尚书》、《诗经》成书于春秋中期或稍前，《左传》、《论语》成书于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前后相差才二三百年，语气词却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迅速发展到完备的阶段，这种“爆发”式的语言现象，应该如何解释？是否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从古至今，并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大家似乎都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考虑到上述几部经典多多少少都与孔子有些联系，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史马迁谓孔子“删诗”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也说《尚书》乃“孔子纂焉”，那么这十几个语气词从在书面语中开始出现，到大量运用，也许根本没用二三百年的时间，而是同时出现的[13]。假如事实果真如此，联系到当下语言学家们的共识，文言语气词也是古代口语，那么这种现象就更加不可思议，问题也就显得更严重。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二三百年间甚或在某一时间点，突然出现了一整套以前所没有的语气词，那么它出现的最初动因是什么？在古代传播手段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在全民口语中迅速普及的？又是如何进一步在战国书面语中广泛运用的？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必须有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以往有关此一问题的种种议论，岂不成了无的放矢之说？ 二、文言语气词是何时“消失”的？ 除了文言语气词的出现过于突然，它的消失也很神秘。王力先生说：“汉语语气词的发展有一个特色，就是上古的语气词全部都没有留传下来，'也’、'矣’、'乎’、'哉’、'欤’、'耶’之类，连痕迹都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来自各方面的新语气词。”[14]根据笔者的理解，王力先生这里说的应该是在口语当中，因为在书面语中一直到现在还有人零星使用着文言语气词。语气词在现代汉语中的重要作用，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语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毋容置疑。出于同样的道理，文言语气词在语言交流中的作用也应该是不可缺少的。如此重要的一类词，突然某一天在口语中消失得“连痕迹都没有了”，虽然王力先生将这种矛盾现象说成汉语发展的“一个特色”，但这个“特色”是否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呢？更奇怪的是，被口语弃之如敝履的“之乎者也”，却被书面语奉之若神明，甚至成为文人身份的标志，斯文典雅的象征，持续使用了两三千年。正因为这种现象难以理解，不少研究者并不同意王力先生的观点，千方百计地寻找文言语气词与近代汉语语气词的联系。笔者认为，既然古代口语中确实存在过文言语气词，那么首先搞清它们是何时“消失”的，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消失”的原因，最终解开这个语言史上的“千年之惑”。 语言学界流传着一句名言：“说有易，说无难。”口语既然是一种瞬间即逝的表达方式，要准确地判断文言语气词在古代口语中是何时消失的，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笔者这里采取一种不同的思维与推理方式，通过对古人论述中的蛛丝马迹的细致剖析，试图寻找一个更接近真实的答案。考察的顺序是逆向的，先明清，再唐宋、南北朝，最后才是秦汉，看看文言语气词究竟是何时从口语中消失的。 （一）明清口语中有无文言语气词？ 明清口语中有无“之乎者也”？若非专业研究者可能不敢轻意回答，但古代语言、文学研究者大多应该明白，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明清是古代小说、戏曲的繁荣期，白话已占据了书面语的大半“江山”，在《金瓶梅》、《红楼梦》等最接近口语的作品中，并无“之乎者也”之类。《红楼梦》作者在第一回借石兄之口说：“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15]说明曹雪芹是反对作品人物满口“者也之乎”的，因为这“不近情理”，亦即不符合生活的现实。其实，不但鬟婢们口语中没有“者也之乎”，就是公子小姐口中也不会有，口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全民性，同一时代不可能存在两种语气词。清代语言学家对此问题也有明确回答。清人袁仁林著有《虚字说》，明确表示当时口语中并无文言语气词。他说：“五方殊语，莫不随其语而声情以具，俗所谓口气也。……当其掉舌时，何尝有'焉’'哉’'乎’'也’等字？而其声则可以诸字括之而无余。”[16]他在强调虚字的语气功能时，明确指出“焉”、“哉”、“乎”、“也”这些语气词，在口语中是不存在的。“掉舌”即说话之意。同时，他还认为“呜呼”、“噫嘻”这一类感叹词也不是口语：“'呜呼’'噫嘻’之类，非言也，注为'辞’，言此乃写声之文辞也。”[17]前一个“言”就是指口语，“文辞”即书面语，“非言也”即指“呜呼”、“噫嘻”并不是口语词，只在书面语中存在。袁仁林将口语与书面语分得很很清楚：“出诸口为言辞，写之字为文辞，笔舌难分，而其为'辞’则一。”[18]清人胡煦《周易函书约存》云：“《周易》为上古之书，文字初起，不能不简而该，使人便于传习而深致其思耳。非如后世，文字既盛，道理大明，遂添出'者也之乎’，累牍连篇而不可止矣。”[19]所谓“添出'者也之乎’”明确是说古人写文章，“者也之乎”都是添加上去的，本不属于口语。康熙年间魏维新在为元卢以纬《助语辞》作的序中，既强调了“之乎者也”对文章的重要作用，又论其使用之难，慨叹“而悉其解者，十焉未必得五”，说明清人虽然也写文言文，但对文言语气词的真正含义与作用，大约有一半人根本就不明白它的含义与用法。 明清之际的李渔主张写文章要“一气如话”，他说：“千古好文章，总是说话，只多'者也之乎’数字耳。”[20]如果口语中有“者也之乎”，他只说“千古好文章，总是说话”就够了，不会再加上“只多'者也之乎’数字耳”这一句。显然，李渔是把“者也之乎”排除在“说话”之外的。明代的王骥德主张戏曲语言要用口语，他说：“对口白须明白简质，用不得太文字；凡用之、乎、者、也，俱非当家。”[21]他认为戏曲对白用“之乎者也”，就是外行，因为这些词汇不是口语，观众听不懂，所以不会欢迎。明人胡文焕为《助语辞》作序时引谚“之乎者也矣焉哉，用的来的好秀才”，且云：“盖谓此易晓而不易用也。余亦每患此。”[22]若这些语气词为当时口语，天天都在用，岂能有“不易用”之“患”？引谚也是说的语气词使用之难，只有秀才们才能用得好，这也从侧面说明明代口语中肯定没有文言语气词。明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四日，朱元璋接见孔子五十五代孙衍圣公孔克坚，说了如下一段话：“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23]完全没有文言语气词。朱元璋下的“圣旨”有时也用白话：“说与户部官知道：……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24]明成祖朱棣主张给边疆将士的敕令都要用白话：“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25]皇帝平时说的也是白话，实录中的文言都是史官们改成的。 不仅如此，明清戏曲小说中总是把“之乎者也”作为酸腐文人的标志，大加嘲讽。如明贾仲名《对玉梳》第一折：“恁那'之乎者也’都休论，使不着调'子曰’弄'诗云’，待做惜花人。”周清源《西湖二集·吴越王再世索江山》：“原来这些父老，不过是与钱王一伙同挑盐担的人，如何晓得'之乎者也’？”《镜花缘》有一段情节，更为形象地说明当时人对“之乎者也”的态度。第23回：“酒保陪笑道：'请教先生，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甚么“乎”不“乎”的！你只管取来就是了。你再“之乎者也”的，俺先给你一拳！’吓的酒保连忙说道：'小子不敢，小子改过！’”如果“之乎者也”是全民口语，它不可能单单成为文人的标志而受到嘲讽，酒保也不会因此而道歉。正因为“之乎者也”本来只应在文章中使用，附庸风雅者不明事理，假充斯文，将之带入口语，所以才被百姓们讥为“酸腐”。 （二）宋元口语中有文言语气词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宋元是近代汉语发展成熟的时期，白话语体已经渗入多种文体，只要看看宋代通俗词派、宋儒语录、宋元话本小说及元曲这些接近口语的作品，就会发现书面语中已经出现了一套全新的语气词，这才是真正活在口语中的语气词。虽然这些作品仍有少量文言语气词在使用，但那显然只是一种文人作文的仿古“惯性”使然。金元戏曲中借“之乎者也”讽刺文人的情节也不少，如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四：“俺捺拨那孟姜女，之乎者也，人前卖弄能言语，俺错口儿又不曾还一句。”[26]元关汉卿《单刀会》第四折：“我根前使不着你'之乎者也’、'诗云子曰’，早该豁口截舌。”[27]这都说明迂腐文人把书面语中的“之乎者也”搬到口语中来，下层百姓是不接受的，而且认为那是很可笑的行为。前述明清小说曲以“之乎者也”为口实讽刺文人，不过是继承了元杂剧的传统。 宋僧文莹《湘山野录》载：“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28]宋太祖是武人出身，他觉得日常口语中说的“朱雀门”就足够了，不明白中间加个“之”字有什么用处。宋太祖的困惑无可辩驳地说明，不但“之”字在宋初口语中是不存在的，而且“乎者也”这几个语气词也是不存在的。如果宋代口语中有“之乎者也”，太祖本人说话也离不开这些词汇，岂能不明白“之”的用处？又怎能说出“'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这种荒唐的话？其实宋朝不少皇帝的御批都是白话，并无“之乎者也”。如宋太祖的御批：“我曾与你作指挥，问定远都头有家累无家累，且发遣铁骑都头”、“与臀板十七板”、“点出各人姓名”[29]等，并不像文人那样，无端地在句末加上文言虚词，以显其雅。宋度宗的御批也是白话：“令旨付藏一。所有陈世崇诗文稿都好，可再拣几篇来，在来日定要，千万千万！”[30] 宋人洪迈云：“《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31]所谓“作文者”就是指文人。洪迈强调“作文”，显然是相对于口语而言；而且他认为这些语气词的作用是“句绝”，也就是指书面语中的一句话的停顿标志，而口语中的停顿是自然形成的，不需要什么标志。如果宋代口语有“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人人都要用，洪迈何以要单说“作文者皆然”？强调“作文者”，正说明“不作文”的社会大众是不用这些语气词的。他先是说“《毛诗》所用”，最后又说“至今作文者”，明显指的是从上古到宋代的书面语，与口语无涉。与之同时的陈骙在其所著《文则》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文有助辞，犹礼之有傧，乐之有相也。礼无傧则不行，乐无相则不谐，文无助则不顺。”[32]在陈骙这部著作里，“言”与“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言”是指口语，“文”是指书面语。所以他还有“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载言，则文贵其简也”之论。像洪迈一样，陈骙在这里强调的是助辞在“文”中的作用，举的例子也全为先秦经典，显然是把口语排除在外的。尽管洪迈、陈骙重视语气词在书面语中的重要作用，但因宋代口语中并没有这些词汇，所以文人下笔错误仍然不可避免，即使文史大家也是如此。欧阳修散文被誉为“一代之主”，但金代王若虚就指责他的《五代史论》“曲折太过”，“助词虚字亦多不惬”，“多错下'其’字”；还批评苏东坡“用'矣’字有不妥者”[33]。 元人卢以纬撰古代第一部虚词专著《语助》，用当时口语释文言虚词。比如他释“之”：“多有'底’(平)字意”，此处“底”即现代汉语结构助词“的”；释“亦”：“是俗语'也’字之意”；释“已”：“此有俗语'了’字之说”；释“甚”：“犹吴人俗语'曷’字”。可见元代“底”、“也”（副词）、“了”、“曷”才是真正的口语，而“之”、“亦”、“已”、“甚”都是书面语词汇。卢元纬还将“不亦说乎”译为“莫不也有喜悦处吗(平)?”可见“吗”是元代口语，“乎”则不是。另外，元杂剧及朝鲜人学汉语的教材《老乞大》中，还有“里”、“么（末）”、“着”、“那”、“罢”、“呵”、“来”等新出现的语气词，这些才是真正的口语，而且直到现在大多仍然活跃在口语中。元人吴澄撰《经筵讲议》为皇帝讲书，将《帝范君徳》翻译成口语，其中有“唐太宗是唐家很好底皇帝，为教太子底上头，自己撰造这一件文书，说着做皇帝底体面。为头儿说做皇帝法度，这是爱惜百姓最紧要勾当。国土是皇帝底根本，皇帝主着天下，要似山岳高大，要似日月光明，遮莫那里都照见有。”[34]完全没有文言语气词。元代皇帝以至大臣大多不通汉语，诏书文诰用的是汉蒙夹杂的所谓“汉儿语言”，全为大白话，根本见不到“之乎者也”的影子。有的研究者说：“我们发现，在北宋，古汉语语气词消亡的速度非常快”[35]。其实，岂止“消亡快”而已，这些语气词本来在宋元的口语中就不存在。 （三）唐代口语中也没有文言语气词 在很多的观念里，唐代既是一个“诗的时代”，而且韩柳的古文也影响深远，成为后世文言作家的典范，所以唐代口语应该是文言体。其实这只是书面语留给人的假象，“之乎者也”在唐代口语中同样是不存在的。最明确的一个证据见于柳宗元《复杜温夫书》。柳在信中批评杜生说：“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36]柳宗元在这里所说的“助字”，就是指的语气词。他认为“乎、欤、耶、哉、夫”这几个“助字”是表疑问语气的，“矣、耳、焉、也”是表肯定语气的。作为古文大家，柳宗元对文言语气词的认识肯定要比一般作家深刻，“疑辞”、“决辞”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唐人对此问题的最高认识水平。后来《马氏文通》将助字分为“传疑”、“传信”，就是继承了柳宗元的说法。古代语言、文学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柳宗元这段论述，文学史家赞其提携后进，语言学者则肯定其第一次将语气词分为传疑、传信二种，这都有道理。但笔者更关注的则是杜温夫其人。杜温夫何许人，已难以查考。但据《旧唐书·柳宗元传》载，宗元刺史柳州后，“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37]。这个杜温夫两月之内给柳宗元写了三封信，还寄了十卷文章，让柳“指正”。柳不但给他回了信，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分不清这几个最常见语气词的基本用法。从情理上推测，杜生虽然未必称得上“名士”，起码也算得上当时的一个“写家”，但他何以连疑问句要用疑问词，肯定句要用肯定词这么简单的知识都不懂呢？如果这些语气词就存在于唐代口语中，而这位不懂用法的年轻人又如何与人进行口语交流呢？他难道会在向别人发问时用肯定语气，而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反而要用疑问语气吗？我们知道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用错某个词并不稀罕，但不分“啊、吗、呢、呀”将语气词混为一谈的现象，却是很少见到的，甚至完全没有。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口语中“啊、吗、呢、呀”表示着不同的语气，要表达什么语气就用相对应的语气词，这是连呀呀学语的小孩子都掌握了的知识，只要把口语“照搬”到书面语中，就不可能发生用错语气词的问题。杜温夫竟将“乎、欤、耶、哉、夫”及“矣、耳、焉、也”混而为一，犯了正常人不可能犯的错误，原因何在？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唐代口语中并不存在这些语气词，而他又没从前人的文言书面语中体会出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故发生错误也就不可避免了。柳宗元为杜温夫提的建议也说明了同一问题：“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他让杜生将前代名人文章中的用法与自己的说法相对照，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些语气词的用法了。柳宗元何以让杜生从前人著作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从口语实践中去学习呢？正说明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其实只是一种书本知识，而且是只存在于“前闻人”书本上的知识，并非口语实践问题。柳宗元对杜生的教导，当然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因为他就是从前人书本上而不是从口语中学到的这些知识。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个。唐阙名《玉泉子》载，唐元和年间的宰相李绛有个侄子叫李据，没读过书，托祖荫而得官。一次他判人该打五大板，判词写的却是：“如此痴顽，岂合吃杖五下。”他的本意是此人应挨五大板，但因不懂“岂”的用法，将判词写反了。手下人赶忙提醒他说：“岂合吃杖”是“不合吃杖”的意思。李据却不买账，反而强词夺理地说别人不懂：“公何不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哉？”[38]他认为“岂”是助语是对的，但进而认为“岂”与“之乎者也”的用法没有什么区别，则很荒唐。这说明唐代口语里不但没有“之乎者也”，连“岂”字也是没有的，否则，李据何以不懂“岂合”就是“不合”的意思，以致闹出笑话？手下人既然用“不合”提醒他，说明“不”才是唐代真正的口语，而“岂”只是当时的书面语。李据没文化，又想转文，结果把“岂”的意思弄反了。这个故事的开头就特地点出李据“不知书”，他不懂“岂”的含义并与“之乎者也”混为一谈，正是“不知书”的结果。因为这几个词都是书面语，不识书的人不可能分清它们的用法。如果唐代口语中有这几个语气词，即使“不知书”，他也不可能弄错。其实，唐代用错“之乎者也”的不光是“不知书”者，也有文坛大家。如韩愈著有《通解》一文，宋人陈长方就认为此文“之乎者也，下皆未当”[39]，也就是语气词用得不对。如果仔细体会，这个“下”字正与胡煦所说的“添”字意同。陈长方甚至怀疑这不是韩愈所作，因为他觉得韩愈不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洪兴祖则谓“《通解》、《择言解》、《鄠人对》，或云皆少作。”[40]从另一个角度为韩文的错误缓颊，但同样也认为韩文用错了“之乎者也”。韩愈号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看来他对前人亦步亦趋的模仿还是未能尽善；其实，“三代两汉之书”在“之乎者也”的使用上本来就颇多混乱，后世仿古者在这个问题上出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我们读读唐代比较口语化的作品，就会感到其中的文字与“之乎者也”格格不入，而与现代语言更为相似。唐初诗人王梵志有“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这样的诗，而唐末卢延让诗中则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白居易要求自己的诗达到“老妪解之”的程度，实际上就是要求完全口语化，故白诗里就没有文言语气词。在唐代僧人语录、变文等佛教文献中，文言语气词的数量极少。比如最常用的“也”字，《论语》和《孟子》的使用率是30‰和80‰，而《坛经》和《变文集》的使用率均为1‰，真可说微乎其微；《祖堂集》稍高，也才3‰。这几部文献多为禅家语录与故事，记录的人物语言非常多，恰是这部分内容几乎没有文言语气词，出现的是真正的口语语气词“摩”、“聻”、“那”等。综合多种文体中的这些现象，再联系杜温夫与李据的故事，我们就会相信，唐代口语中从来都不存在文言语气词，而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文言语气词在口语中要退位了”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如何？ 南朝刘勰作《文心雕龙》，在《章句》篇对语气词“兮”字在诗中的作用有一番议论。他说：“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42]刘勰首先指出“兮”在《诗经》与楚辞中的不同用法，并认为“兮”字仅起到“语助余声”的作用[43]，并无实在的意义。所谓“文义”，这里是指诗歌的内容，包括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说，刘勰认为《诗经》、楚辞中的“兮”字，与诗歌的思想、情感无关。同时，刘勰还以魏武作诗不用“兮”字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经查，曹诗中不但不用“兮”字，也不用其他文言语气词。何以如此？刘勰解释说，魏武不用“兮”字，是因为“兮”字“无益于文义”。如果“兮”字原本就是口语词，而且据楚辞的使用频率来看，几乎是句句离不开的，曹操何以有“无益于文义”的看法呢？口语中的所有语气词都有自己的功能，包含着作者的喜怒哀乐与态度倾向，是情感色彩最强烈的词类；而诗本来就是言志言情的文体，曹操正可用之抒情达意，为什么反而拒之不用呢？这说明曹操否认“兮”字的抒情功能，不认为它对自己的言志言情有什么作用。若“兮”字是魏晋南北朝口语，那么曹操拒用“兮”字及其他语气词就是不符合逻辑的。现代的研究者认为，楚辞中的“兮”字并不代表一种固定的语气，在不同的上下句中，可用“之、其、以、而、于、夫、乎、与”等多种虚词置换[44]。也就是说，“兮”既能代替多种虚词，又能被八种虚词代替，它的语气是游移不定的。如果说书面语中的“兮”字，读者尚可细细地揣摸到底哪一种语气的话，那么在口语交流中，一个含有八种可能性的语气词，究竟让人如何理解呢？试想，口语中能有这种似是而非的语气词吗？曹操之后，“虚字不入诗”几乎成为一条铁律，唐人卢延让论作诗之难，有“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之句，宋元之际的赵孟頫则直言“诗用虚字便不佳”。原因正在于，古代诗人明白虚字并无实义，对言志言情毫无作用，诗用虚字只会使作品沦为空洞无物的文字游戏。虽然陶诗、杜诗偶见虚字，宋人以文为诗虚字渐多，其实都算是诗中的“异类”，也不可避免地饱受后人非议。无独有偶，稍晚于曹操的东吴文人陆云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论赋时说：“文中有'于是’、'尔乃’，于转句诚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无。又于文句中自可不用之，便少亦常。”[45]同样表现出对虚词的排斥态度。 刘勰除了指出“兮”字在诗中“语助余声”的作用，还对常见语助词在散文中的用法加以总结：“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第一类为发语词，现代研究者有的并不将之归于语气词。第二类有连词、助词、介词等。第三类为语气词。刘勰总结的所谓“用法”其实很简单，只是根据这些词在句中的位置分为三类：有的在句前，有的在句中，有的在句末，但对这些词的语法作用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对此，我们可以理解，《文心雕龙》毕竟不是语法学著作。然而，引起笔者好奇的是，刘勰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虚词的句中的位置？如果“乎、哉、矣、也”之类语气词是南北朝口语，人人都能熟练运用，而它们在一句话的末尾，当然也是大家都很清楚的语言常识，刘勰有何必要再来作这样的“总结”呢？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体大而虑周”（章学诚语）的文学理论批评巨著，《文心雕龙》探讨的是文学创作及鉴赏的美学规律，并不是教人学口语的启蒙教材，作者何以要将一个浅显的常识性语言现象提出来讨论？他难道是在担心文学家们不会使用这些虚词吗？事实上，问题正在这里。刘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虚词的运用是文言写作的一把钥匙，但同时也是一个难点。正是因为有人经常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刘勰才强调虚词“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的重要作用。唐初刘知几对刘勰的观点心领神会，他在《史通·浮词》篇引用了刘勰的这段论述：“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余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46]什么是“枢机之发”呢？《文心雕龙·意表》：“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很显然，刘勰的“枢机”是指章、表、奏、议这些书面语，非指口语；“发语之端”和“断句之助”，也只表现在书面语中，口语中是没有发语词和断句词的。实际上，我们只要验以此时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就会发现作品中的人物语言语气词很少，疑问句也不用“乎”、“邪”之类。如：《德行》：“将无以德掩其言？”《政事》：“池鱼复何足惜？”《任诞》：“何可一日无此君？”这说明在当时的口语中，问句是不必加疑问语气词的；否则，刘义庆有什么理由要有意去掉语气词？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云：“'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辞，文籍备有之矣。”[47]就如洪迈、陈骙和刘勰谈到语气词时强调“文”一样，颜之推也不忘特地说明“文籍备有之”。何谓“文籍”？孔安国《尚书序》云：“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也。”[48]陆德明释曰：“文，文字也；籍，籍书。”“文籍”是指各种书面语的文章典籍，此处显然也是相对于口语而言，说“文籍备有”，言下之意就是说当时口语中并没有“也”字。如果口语中也“备有”，就没有必要单单说“文籍备有”。就像现代口语中有“吗”字，这是一个人人都清楚的常识，有什么必要转着弯说“书上都有'吗’字”呢？颜之推还说：“河北经传，悉略此字。”他说的“河北”是指当时的北朝。所谓“悉略”当然不是指个别现象，而是较为普遍。颜之推对这种随意删掉“也”字的行为是不满的，其理由是说“也”字在训诂中不可或阙，如去掉容易引起歧义。他举例说“青衿，青领也”，以“领”释“衿”；若没有“也”字，就成了“青衿、青领”，变为并列关系。如果此时口语中有“也”字，而它在书面语中又是如此重要，北朝人怎能随意将经传中原有的“也”字去掉？不仅如此，颜之推同时透露出另一相反的现象：“又有俗学，闻经传中时须'也’字，辄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49]其实，“悉略此字”也好，“以意加之”也罢，这两种表面上看来完全相反的做法，共同构成了南北朝时期的一种语言现象，即文人对于传统经传中的文言语气词，采取了一种非常率意的态度，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所读的经传任意添加或删除句末的语气词。如果口语中有这些语气词，这两种倾向都不会发生。叶渡先生《西晋写本<孝经>残卷初探》就此指出：“如果北朝时口语中'也’普遍使用，就不会在抄书时省去。”[50]此为真知灼见。 （五）汉代的口语中有无语气词？ 最后我们再来看汉代。在继承春秋战国多种文体传统的基础上，秦汉文言经过发展完善，确立了在书面语中的主导地位，《史记》、《汉书》堪为代表，并成为后世文言的典范，以致于后世复古派们每每要标榜“文必秦汉”。语气词在秦汉文言语体中仍然十分突出，而且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对于秦汉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学术界的共识是认为二者一致或基本一致[51]。但种种迹象表明，书面语中的文言语气词并未在口语中存在过。理由有二： 其一，先来看看东汉时期。佛教东传至中土，不久就开始进行佛经的汉译。梁启超在谈及汉译佛经的文体特点时说：“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异感从何而来？他举出译经有十个特征是中国传统文体所没有的。首要一个特征就是“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52]说“一概不用”太绝对，但汉译佛经中的文言语气词大大少于中土文人著作，有的译文几近全无，确是一件不争的事实。对此，有关研究者也都注意到了。如佛教语言研究者朱庆之先生说：“较少使用文言语气词等也是佛教混合汉语在语法方面的突出特点。”[53]佛经的汉译始于东汉末年，兴盛于六朝，正值中土文言语体确立之后。面对着文言一统的局面，最早的译经僧人并没有以通行的文言作为汉译佛经的书面用语，而是在继承佛教语言传统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创造了一种文白相间的语言形式，不用或少用文言语气词，是其突出特征。以东汉最早的安世高所译经为例，在安译《迦叶结经》（近4000字）里，只有三个“也”字，七个“乎”字，三个“矣”字，没有“焉”字。在安译另一部《佛说骂意经》（7000余字）里，只有七个“也”字，其他几个常用的文言词“乎”、“矣”、“焉”一个也没有。而在近万字的《道地经》中，文言语气词就更少了，除了一个“也”字外，“乎”、“矣”、“焉”全都没有，等于完全抛弃了文言语气词。与之同时的支娄迦谶所译《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32000余字），只有“也”字用得较多（145个，但也大大低于同时中土文献），“乎”字14个，“矣”字一个，“焉”字没有。语气词在语言交流中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早期译经僧对此好像完全不懂，在译经总共3066例的疑问句中，只有209例用了语气词，只占6.8%，不到同时的中土文人著作《潜夫论》的十分之一。安世高21部译经，19部经有疑问句，但只有3部经有语气助词[54]。 汉译佛经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研究者曾作出过各种解释，但都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其实，道理很简单，正因为这些语气词在当时的口语中并不存在，而早期译经又主要是以口语进行，译经中自然就没有或很少文言语气词。译经中尚存的少量语气词，也并非出自译经僧之口，而是担任笔受的中土文士记录、润色时所加。汉译佛经语体有一个明显的规律，译经僧的中土文化素养愈高，文言语气词就用得愈多，译经的文言程度就愈高；反之，则愈低。早期译经僧皆为胡人，来华几年学了一些口语，即开始译经，故所译经口语性强，上举安世高、支娄迦谶皆如此。无独有偶，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亦持相同的语言观：“但教士应该使自己限于用口语写作和学习口语，并且在学会了口语的用法后，用它们来布道。”[55]后人评价安世高的译经“贵本不饰”、“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支数迦谶的译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竺佛朔译经“弃文存质，深得经意”，支曜、康巨译经“并言直理旨，不加润饰”，竺将炎译经“志存义本，近于质实”，实际上都是在强调他们所译佛经的口语化。所谓“文”即文言体，所谓“质”即口语体[56]。佛教自原始阶段就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主张，重方言而不重梵文；而重白话不重文言，是佛教进入中国后极为明确的语言主张[57]，上引对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译经的评价也说明了这一点。支谦与上述几位译经僧不同，他自幼生长在中国，接受的是中土文化教育，不但精通汉文，还“备通六国语”，“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就其汉文化素养而言，已与中土文人无异。由于受到当时中土文坛上“尚文”习气的影响，支谦在语言观上也与其他译经僧有异，他曾批评那些以口语直译者“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所以他在自己的译文中更多地使用了文言的词汇和语法，“之乎者也”一类也用得较多。东晋的僧肇评价支谦的翻译“文胜于质”，也就是更接近传统文言，与安世高译经正相反。语气词的口语色彩在各种词类中是最为强烈的，如果汉代口语中有文言语气词，而主张以口语宣传大众的译经僧正求之不得，为什么反而弃之不用呢？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相反，与之同时出现的《汉书》，虽然在虚词的使用上已经比《史记》少得多，但仍然“之乎者也”满篇，以致时人居然看不懂。《后汉书·班昭传》云：“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58]马融出生于公元79年，十几年后班固才去世，二人算是同时代的人。班固写的书，且是写的本朝历史，马融还要跟着老师学断句，大部分人也都读不懂；而且未及百年便注家蜂起，至汉末魏晋竟多达二十余家，既注释名物制度，最多的则是对《汉书》中的字词注音释义。比如《汉书》“汉诸侯王厥角稽首”，汉末应劭注曰：“厥者，顿也。角者，额角也。稽者，首至地也。”原文四个字，应劭用了十五个字加以解释。如果《汉书》用的是时代口语，人人都懂，何用注释？事实只能是，汉代口语中并没有“之乎者也”之类词汇，而译经僧又没有能力模仿书面语的写法，所以汉译佛经才更接近口语。相反，中土文人仿古成习，学的是先秦写法，仍然使用了大量古代书面语词汇，正是这些词汇造成了阅读障碍。后世人也都觉得文言难学，难读更难写，其实与汉代人读不懂《汉书》是出于同一个原因。 其二，由东汉末上溯四百年，再看西汉初的口语中有没有文言语气词。汉初刘安《淮南子·说林训》曾云：“扶之与提，谢之与让，故之与先，诺之与已，也之与矣，相去千里。”[59]很多语言学者都引用过这段话，用来说明“也”与“矣”的不同用法。笔者认为，如果换一种思维方法来思考，这句话所能说明的问题，远比谈两个词的用法更为重要。所谓“相去千里”，显然是说这五对词的含义与用法有重大区分，提醒使用者注意。同时说明这几对词在当时用错的人应该比较多，甚至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个问题最早并非《淮南子》提出来的，而是出现在战国著作《邓析子》和《文子》中，不过二书只提到前四对词 [60]，“也之与矣”则是《淮南子》在转录时后加的。邓析与文子都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人，大约与孔子同时，比刘安早三百多年。他们提出四对词“相去千里”的问题时，正值战国初。当时文人在使用这四对意思相反的动词时，显然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以致他们不得不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61]。这几对词的含义都有既相关又相反的特点，如“诺之与已”，“诺”意为许诺，而“已”意为不许，正相反[62]。这四对都属于实词，《淮南子》又特地加上“也之与矣”这对虚词，说明当时文人在使用“也”与“矣”时，同样也出现了严重混淆，也就是不分“也”、“矣”地乱用。这里只提出了“也”与“矣”，但按情理来推测，其他语气词的使用可能也不乐观。因为“也”与“矣”是文言语气词中使用率最高的两个，如果最常用的两个都会弄混，不太常用的其他语气词只会错得更离谱。比如金人王若虚就指出《史记》中的语气词等虚词时有错误，当用“乎”而用“哉”，或滥用“而”字，错用“耳”、“乎”；至于“于是”、“乃”、“遂”的使用，竟有十分之七八都“冗而不当”[63]。虽然王若虚所指未必全对，但先秦两汉经典语气词的错乱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实际情况更为严重（见下文）。汉人注经，遇见语气词则必注曰“辞也”，如孔安国注《论语》“女得人焉耳乎”曰：“焉、耳、乎皆辞。”显然因为汉代一般文人不懂得这三个语气词为“辞”，孔氏才加注的；如果这些词汇就在汉代口语中，当属人们使用最多也是最熟悉的一类词，其含义和用法连目不识丁的人都知道，孔安国何以担心文人不懂，来作这种完全不必要的注释？其实，汉代语气词的错用与汉代注疏家对语气词的“情有独钟”，原因是相同的，即汉代口语中并没有这些语气词。文人们使用语气词近乎纸上谈兵，所以才弄混“也”与“矣”；汉人读经搞不懂“焉”、“耳”、“乎”，注疏家才不吝笔墨逢“辞”必注。 （六）春秋战国语气词使用中的“乱象” 综观上述推论，实际上我们已经用不着再来论证“之乎者也”是否在春秋战国口语中曾经存在。因为从书面语开始出现语气词的春秋中期，到汉代初期才三百余年的时间，如果这些语气词在汉代口语中并不存在，那只能说明在春秋战国也不存在，因为它们不可能突然出现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体消失，而且“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来。不过，继续考察战国语气词的使用情况，会为本文的结论进一步增加说服力。 “也”与“矣”的混用，虽然是《淮南子》最先提出来的，但这个问题的存在并非始于汉代，而是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出现了，换一句话说，这种错误或说是“混乱”是伴随着文言语气词在书面语中出现而出现的，是与生俱来的。比如《礼记·乐记》：“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国语·晋语》：“且夫栾氏之诬晋国久也，……”《论语·先进》：“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这几个例子都非判断而是陈述语气，但都用了“也”字而非“矣”字。也有当用“也”而用“矣”的例子，如《礼记·乐记》：“大章，章之也；成弛，备矣。”最后一个“矣”字显然应该作“也”。《史记·乐书》引用此句时正改作“备也”。清人王引之《经传释词》谓“'备矣’与'备也’同。”《论语·里仁》：“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考加乎其身。”中间的“矣”字亦应作“也”。王引之又谓“'其为仁矣’即'其为仁也’，'也’、'矣’一声之转，故'也’可训为'矣’，'矣’亦可训为'也’。”既可互训，那么在同一作者的笔下，“也”与“矣”的混用也就不可避免了。《诗·车攻》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前后两个句式完全相同，一用“矣”，一用“也”。《礼记·缁衣》引用时似觉不妥，故将前句改作“允也君子”，以求统一。《礼记·文王世子》：“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又：“然而众著于君臣之义也。”又：“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这三句前后相接，语气也无差别，却一个用“也”，两个用“矣”。曾运乾《尚书正读》卷四谓“'也’亦'矣’也，互文耳。”“互文”、“互训”都意味着二词完全相同。“也”不但与“矣”相通，也与“邪”互用。《史记·淮南衡山传》：“公以外吴兴兵是邪？非也？”《货殖传》：“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汉书·龚遂传》：“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两个相连的问句，一“邪”一“也”，实在看不透如此用法有何奥妙。颜之推解释说，是因为“北人呼'邪’为'也’。盖二字声本相近。”此种解释全无道理。既然在北人口语中“邪”与“也”变成了同音字，那么这两处要么都用“邪”，或要么都用“也”，何以要一用“邪”，一用“也”呢？根据《经传释词》搜求的例证，“也”除与“矣”、“邪”混用，还与“焉”、“者”、“耳”、“兮”、“欤”、“乎”混用，以致研究者感叹这种乱象“使人眼花缭乱，只见交叉运用的繁杂，难以捉摸其中的缘由”[64]。也就是说，“也”成了一个“万能”的语气词，几乎兼具各种语气词的功能，所以在战国书面语中“也”的使用率也最高。根据研究者的统计，在传世的战国文献总数为32291个语气词用例中，“也”的用例高达21753例，竟占了全部用例的67％[65]。也许正因此它的无所不能，“也”似乎又成了一个最没用的词，以致人们可以随意删去。上文已提到南北朝时期“也”字在书面语中的两种倾向，其实此风并非起于北朝，早在战国秦汉就已如此。出土郭店楚简《缁衣》与传本比较，就互有“也”字增减的不同。如传世本：“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句中的四个“也”字与一个“矣”字，在楚简本中是没有的，在上博简中也是没有的，所以有人认为传世本中的这几个语气词是后人加上去的。定州汉简《论语》残卷与今本《论语》相较，异文数量相当大，定简本语气词总数比今本多出46处，主要是“也”字，共39处[66]。其实西汉今文、古文经的差异，也以语助的差异最多，而“也”表现最为突出。王正已《孝经今考》指出：《孝经》“古文比今文少了二十二个'也’字。”[67]而敦煌写卷《诗经》与今本相比较，也是“也”字夺衍数量最多。问题还在于，类似的混乱绝非仅仅表现在“也”字上，其他语气词的相互串用也是习以为常。比如“矣”“犹乎也”、“犹也也”、“犹耳也”，“乎”“犹云哉”、“犹云焉”等。根据王引之《经传释词》的总结，几乎每个语气词都可以与其他语气词通用，只是数量上有多少之别。显然，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如何理解春秋战国语气词使用中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汉代以来，训诂家们只是罗列现象，或只简单地从音韵学的角度以“音同”、“声近”或“一声之转”释之，但对产生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并无深入探讨。大多数语言学研究者仍然沿袭古代训诂家的思路，即默认这种现象的合理性，并将之解释为文言语气词的“多功能”，甚至把它总结为古代汉语的客观规律。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也”字的用法总结为八种，“矣”的用法有七种，“焉”的用法有六种，“乎”的用法有五种等。吕叔湘先生也说：“语气词和语气不是一一相配的。一方面，一个语气词可以用来表不同的语气。一方面，同一语气可用几个语气词，有时似乎无区别，但一般而论，实代表种种细微的区别，这些细微的区别最应该体会。”[68]郭锡良先生不同意“多功能”说，并对杨树达所举例证进行分析，主张语气词“单功能”说，有其合理的成分。也有的研究者承认“在先秦两汉时期这些语气词的使用并不十分定型”，“似乎毫无规律可寻，不像现代汉语语气词各有分工。”[69]将文言语气词使用中的这一现象称为“多功能”也好，说成“混乱”也好，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它为后人阅读理解先秦著作造成了无穷的困扰和争议，而不是提供了方便。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才出现了这种现象呢？ 按理说，语气词的出现是为了更清晰地表达各种不同的语气与情感，其功能愈准确愈好，这应该是人类发明语气词的初衷，也是语言交流双方的共同愿望。但如果一个语气词竟能表达八种语气，八个语气词又表达一种语气，这在口语实践中是可能的吗？它不会引起表达与理解的混乱吗？一个“乎”字既可以表示疑问，又能表示陈述、判断、感叹，那么当听到一句带“乎”的话时，如何在其代表的多种语气中作出选择呢？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一个人听到一句话并作出反应，快慢也就在一秒钟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在“乎”代表的五种语气中，准确选择一种并迅速作出反应，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连续听到几句带语气词的话，则势必要在几十种功能中作出选择，更是难以思议的。人类的语气是有限的，语气词的种类也应该是有限的。“任何一个句尾语气词都是表示某一特定语气的。”[70]一个语气词的功能愈多，它所表达的语气就愈不确定，语言交流的效果也就愈差。古人为什么不把一种语气由一个特定语气词来表示，却将一个词赋予多种语气功能，而又把一种语气由众多语气词来承担呢？这样做除了增加语言的歧义和交流的困难，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说在口语中，人们尚可根据语调的高低、轻重、缓急等来区分语气，语气词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在书面语中就成为区分语气的唯一标志，它所代表的语气当然越准确越好。任何语言都是循着准确、快捷、方便的原则发展，不可能作茧自缚，自造混乱。文言语气词的这种“多功能”现象，除了造成语言交流的混乱和困惑，不会有什么正面的作用。因此，它在口语历史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强烈印象：“之乎者也”不但只运用于古代书面语中，而且自孔子以降，并无一个古人明确表示它们来自口语。相反，有关论述都是再三说明它们是“辞”或“词”，强调它们是在“文”、“文籍”中，举的例子也无一不是书面语。如果文言语气词同时也存在于古代口语中，那么这些现象就是无法理解的。笔者认为，春秋战国开始在书面语中出现，并很快广泛使用的语气词，并非出自当时口语，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种有别于一般文字的书面语符号。把“之乎者也”等文言语气词当作古代口语词，是没有任何文献根据的，是在西方语言理论影响下产生的一个莫大误解。这一误解导致我们在认识古代语言、社会、文学等文明发展史时，产生了一连串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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