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孟昭连 【内容提要】文言体是我国古代书面语的主要形式，在二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承载着古代文明的发展成果，对传统文化的积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按照传统观念与语言学基本理论，文言体既是使用或模仿秦汉词汇和语法而写成的，作为其明显标志的“之乎者也”[1]一类文言语气词，理应是古代口语词汇。但经过对历代有关论述的推理分析，笔者得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之乎者也”并非古代口语词汇，而是人为创造的一种书面语符号，兼具断句和提示语气的功能；当唐宋之后的口语中出现了白话语气词之后，它才逐渐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语气词使用于书面语。 【关键词】之乎者也；标点符号；语气词；口语 【作者简介】孟昭连，南开大学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室教授 300071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书面语有文言与白话之别。一般认为，文言之有别于白话，在于其使用的词汇、语法等属于先秦语言范畴，与时代口语有较大的距离；而白话则是唐宋以来在口语基础上形成的。秦汉语言成分愈多，书面语的文言程度愈高；反之，则白话程度愈高。文言中有一批常用词汇，如“之乎者也”一类语气助词，在文言语体中往往具有指标性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言语体的外在标志。古谚云：“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2]意思是说，只要这些语气词用得巧妙，就能写出好的文言。语气词在一种语体中往往具有特殊的作用，“啊吗呢呀”在白话语体中的标志性功能同样也很明显。因为白话语气词来自口语，所以这类词用得多，自然就提高了语体的口语化程度。文言书面语中的语气词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是个不该提出的问题。因为按照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基本原理，文字是语言的反映，文言书面语中有语气词，说明口语中客观存在着这样的词汇。比如郭沫若先生就说：“那些语助辞，如焉哉乎也者，其实就是当时的口语声调。”[3]这种观点是语言学家们的共识，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但经过对古代语言发展过程的考察，笔者发现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文言语气词的“来路”颇值得怀疑。 一 文言语气词的“产生” 关于中国文字的产生，虽然学界还有争议，但公认甲骨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根据目前对甲骨文的研究，其中不乏各种语气，疑问的语气是最常见的。《左传·桓公十一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说文》：“贞，卜问也。”卜辞是问卜的记录，所以甲骨文中有疑问句是必然的。尤其是其中的命辞，大部分学者认为都是问句[4]。但这些问句中有没有语气词，哪些是语气词，研究者的意见并不统一。老一辈学者如郭沫若、陈梦家、管燮初等先生都认为甲骨文中是有语气词的[5]。不过他们提出的语气词数量很少，只有“乎”、“不”、“才”（即“哉”）等几个；而就是这几个，也没有得到国内外大部分语言学者的认可，随着研究的深入，可以说这几个“语气词”已经被排除。后来李学勤先生又提出甲骨文中的“抑”、“执”是语气词[6]，也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公认。事实上，甲骨文中没有语气词已逐渐成为语言学界的共识。商代没有语气词，不等于没有不同的语气，口语中可以根据声调的高低、疾徐、轻重等来表达，可以不要语气词。比如疑问语气，在口语中可以由声调的升高来表示，肯定与感叹的语气可以由降调来表现。书面语无法表现声调，不同的语气则要通过其他方法，如词汇形式、句式等来表现。但相对而言，语气词对确定书面语的语气是最明确的证据。没有这个证据，对古代文献的内容与含义的理解可能产生困难。关于甲骨文卜辞中的命辞是否问句的争论，部分地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由于没有语气词，有的国外学者提出了命辞并非问句的观点[7]。 有关语气词的产生，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有如下论述：“在西周以前，汉语可能没有语气词。《马氏文通》把语气词（他所谓“助字”）分为传信与传疑两类，但是在西周以前，传信可以不用肯定语气词，传疑可以用虚词‘其’字（原注：当时代词和语气副词没有分家）。《书经·多士》‘我其敢求位？’这种结构是从殷代就沿用下来的。此外，否定性的问句在西周以前也可以不用任何传疑的虚词。”[8]后来他又在《汉语语法史》中重申了这个观点：“在原始时代，汉语可能没有语气词。直到西周时代，语气词还用得很少。……春秋以后，语气词逐渐产生和发展了。”[9]王力先生在这里并未说明，所谓“汉语可能设有语气词”究竟是指口语还是书面语，但按照语言与文字关系的传统观念，我们可以合理地理解为他是兼顾口语与书面语的，即语气词在口语与书面语中都不存在。王力先生的观点获得了大部分研究者的赞同。比如郭锡良先生就说：“我们认为在甲骨文时代语气词还没有产生，句子的语气只能是由别的语言手段来担任。”同时认为，“语气词是西周时期才产生的，最初是‘哉’字，然后逐渐产生了其他的语气词。”[10] 语气词产生于春秋以后，这是有大量文献可以证明的。从《尚书》开始，《诗经》、《左传》尤其是《论语》及战国其他诸子著作，都有大量各类语气词。语言学家认为，这一时期“可以说表示各种语气的语气词体系已相当完备”[11]。笔者根据郭锡良先生对先秦经典中语气词的统计数字，改制成下面这张图表，想以更为直观的方式，观察先秦语气词的出现与发展情况。
根据此图可以看出，在春秋中期之前的书面语中是没有语气词的，图中以“……”示之。《尚书》中只有三个语气词，一个“乎”字，七个“矣”字，116个个“哉”字[12]。《诗经》中增加到六个，《左传》则上升到九个，《论语》增至十一个。《论语》中的语气词使用次数与字数之比在这几部经典中是最高的，达57‰，也就是在1000个字中就有57个是语气词；《孟子》也有54‰。《论语》号称“语录体”，而《孟子》则是个人创作的书面语著作，语气词的使用居然如此接近，比较奇怪。下面几部经典中的语气词使用量相差不多，在平均量34‰上下。由图表中的高低走向，多少可以看出先秦书面语中语气词的发展轨迹，是从少到多，然后再平稳发展，似乎很符合事物的一般规律。 但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论语》之前的这一时段。按照通行的说法，《尚书》、《诗经》成书于春秋中期或稍前，《左传》、《论语》成书于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前后相差才二三百年，语气词却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迅速发展到完备的阶段，这种“爆发”式的语言现象，应该如何解释？是否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从古至今，并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大家似乎都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考虑到上述几部经典多多少少都与孔子有些联系，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史马迁谓孔子“删诗”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也说《尚书》乃“孔子纂焉”，那么这十几个语气词从在书面语中开始出现，到大量运用，也许根本没用二三百年的时间，而是同时出现的[13]。假如事实果真如此，联系到当下语言学家们的共识，文言语气词也是古代口语，那么这种现象就更加不可思议，问题也就显得更严重。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二三百年间甚或在某一时间点，突然出现了一整套以前所没有的语气词，那么它出现的最初动因是什么？在古代传播手段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在全民口语中迅速普及的？又是如何进一步在战国书面语中广泛运用的？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必须有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以往有关此一问题的种种议论，岂不成了无的放矢之说？
二、文言语气词是何时“消失”的？ 除了文言语气词的出现过于突然，它的消失也很神秘。王力先生说：“汉语语气词的发展有一个特色，就是上古的语气词全部都没有留传下来，‘也’、‘矣’、‘乎’、‘哉’、‘欤’、‘耶’之类，连痕迹都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来自各方面的新语气词。”[14]根据笔者的理解，王力先生这里说的应该是在口语当中，因为在书面语中一直到现在还有人零星使用着文言语气词。语气词在现代汉语中的重要作用，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语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毋容置疑。出于同样的道理，文言语气词在语言交流中的作用也应该是不可缺少的。如此重要的一类词，突然某一天在口语中消失得“连痕迹都没有了”，虽然王力先生将这种矛盾现象说成汉语发展的“一个特色”，但这个“特色”是否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呢？更奇怪的是，被口语弃之如敝履的“之乎者也”，却被书面语奉之若神明，甚至成为文人身份的标志，斯文典雅的象征，持续使用了两三千年。正因为这种现象难以理解，不少研究者并不同意王力先生的观点，千方百计地寻找文言语气词与近代汉语语气词的联系。笔者认为，既然古代口语中确实存在过文言语气词，那么首先搞清它们是何时“消失”的，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消失”的原因，最终解开这个语言史上的“千年之惑”。 语言学界流传着一句名言：“说有易，说无难。”口语既然是一种瞬间即逝的表达方式，要准确地判断文言语气词在古代口语中是何时消失的，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笔者这里采取一种不同的思维与推理方式，通过对古人论述中的蛛丝马迹的细致剖析，试图寻找一个更接近真实的答案。考察的顺序是逆向的，先明清，再唐宋、南北朝，最后才是秦汉，看看文言语气词究竟是何时从口语中消失的。 （一）明清口语中有无文言语气词？ 明清口语中有无“之乎者也”？若非专业研究者可能不敢轻意回答，但古代语言、文学研究者大多应该明白，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明清是古代小说、戏曲的繁荣期，白话已占据了书面语的大半“江山”，在《金瓶梅》、《红楼梦》等最接近口语的作品中，并无“之乎者也”之类。《红楼梦》作者在第一回借石兄之口说：“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15]说明曹雪芹是反对作品人物满口“者也之乎”的，因为这“不近情理”，亦即不符合生活的现实。其实，不但鬟婢们口语中没有“者也之乎”，就是公子小姐口中也不会有，口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全民性，同一时代不可能存在两种语气词。清代语言学家对此问题也有明确回答。清人袁仁林著有《虚字说》，明确表示当时口语中并无文言语气词。他说：“五方殊语，莫不随其语而声情以具，俗所谓口气也。……当其掉舌时，何尝有‘焉’‘哉’‘乎’‘也’等字？而其声则可以诸字括之而无余。”[16]他在强调虚字的语气功能时，明确指出“焉”、“哉”、“乎”、“也”这些语气词，在口语中是不存在的。“掉舌”即说话之意。同时，他还认为“呜呼”、“噫嘻”这一类感叹词也不是口语：“‘呜呼’‘噫嘻’之类，非言也，注为‘辞’，言此乃写声之文辞也。”[17]前一个“言”就是指口语，“文辞”即书面语，“非言也”即指“呜呼”、“噫嘻”并不是口语词，只在书面语中存在。袁仁林将口语与书面语分得很很清楚：“出诸口为言辞，写之字为文辞，笔舌难分，而其为‘辞’则一。”[18]清人胡煦《周易函书约存》云：“《周易》为上古之书，文字初起，不能不简而该，使人便于传习而深致其思耳。非如后世，文字既盛，道理大明，遂添出‘者也之乎’，累牍连篇而不可止矣。”[19]所谓“添出‘者也之乎’”明确是说古人写文章，“者也之乎”都是添加上去的，本不属于口语。康熙年间魏维新在为元卢以纬《助语辞》作的序中，既强调了“之乎者也”对文章的重要作用，又论其使用之难，慨叹“而悉其解者，十焉未必得五”，说明清人虽然也写文言文，但对文言语气词的真正含义与作用，大约有一半人根本就不明白它的含义与用法。 明清之际的李渔主张写文章要“一气如话”，他说：“千古好文章，总是说话，只多‘者也之乎’数字耳。”[20]如果口语中有“者也之乎”，他只说“千古好文章，总是说话”就够了，不会再加上“只多‘者也之乎’数字耳”这一句。显然，李渔是把“者也之乎”排除在“说话”之外的。明代的王骥德主张戏曲语言要用口语，他说：“对口白须明白简质，用不得太文字；凡用之、乎、者、也，俱非当家。”[21]他认为戏曲对白用“之乎者也”，就是外行，因为这些词汇不是口语，观众听不懂，所以不会欢迎。明人胡文焕为《助语辞》作序时引谚“之乎者也矣焉哉，用的来的好秀才”，且云：“盖谓此易晓而不易用也。余亦每患此。”[22]若这些语气词为当时口语，天天都在用，岂能有“不易用”之“患”？引谚也是说的语气词使用之难，只有秀才们才能用得好，这也从侧面说明明代口语中肯定没有文言语气词。明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四日，朱元璋接见孔子五十五代孙衍圣公孔克坚，说了如下一段话：“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23]完全没有文言语气词。朱元璋下的“圣旨”有时也用白话：“说与户部官知道：……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24]明成祖朱棣主张给边疆将士的敕令都要用白话：“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25]皇帝平时说的也是白话，实录中的文言都是史官们改成的。 不仅如此，明清戏曲小说中总是把“之乎者也”作为酸腐文人的标志，大加嘲讽。如明贾仲名《对玉梳》第一折：“恁那‘之乎者也’都休论，使不着调‘子曰’弄‘诗云’，待做惜花人。”周清源《西湖二集·吴越王再世索江山》：“原来这些父老，不过是与钱王一伙同挑盐担的人，如何晓得‘之乎者也’？”《镜花缘》有一段情节，更为形象地说明当时人对“之乎者也”的态度。第23回：“酒保陪笑道：‘请教先生，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甚么“乎”不“乎”的！你只管取来就是了。你再“之乎者也”的，俺先给你一拳！’吓的酒保连忙说道：‘小子不敢，小子改过！’”如果“之乎者也”是全民口语，它不可能单单成为文人的标志而受到嘲讽，酒保也不会因此而道歉。正因为“之乎者也”本来只应在文章中使用，附庸风雅者不明事理，假充斯文，将之带入口语，所以才被百姓们讥为“酸腐”。 （二）宋元口语中有文言语气词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宋元是近代汉语发展成熟的时期，白话语体已经渗入多种文体，只要看看宋代通俗词派、宋儒语录、宋元话本小说及元曲这些接近口语的作品，就会发现书面语中已经出现了一套全新的语气词，这才是真正活在口语中的语气词。虽然这些作品仍有少量文言语气词在使用，但那显然只是一种文人作文的仿古“惯性”使然。金元戏曲中借“之乎者也”讽刺文人的情节也不少，如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四：“俺捺拨那孟姜女，之乎者也，人前卖弄能言语，俺错口儿又不曾还一句。”[26]元关汉卿《单刀会》第四折：“我根前使不着你‘之乎者也’、‘诗云子曰’，早该豁口截舌。”[27]这都说明迂腐文人把书面语中的“之乎者也”搬到口语中来，下层百姓是不接受的，而且认为那是很可笑的行为。前述明清小说曲以“之乎者也”为口实讽刺文人，不过是继承了元杂剧的传统。 宋僧文莹《湘山野录》载：“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28]宋太祖是武人出身，他觉得日常口语中说的“朱雀门”就足够了，不明白中间加个“之”字有什么用处。宋太祖的困惑无可辩驳地说明，不但“之”字在宋初口语中是不存在的，而且“乎者也”这几个语气词也是不存在的。如果宋代口语中有“之乎者也”，太祖本人说话也离不开这些词汇，岂能不明白“之”的用处？又怎能说出“‘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这种荒唐的话？其实宋朝不少皇帝的御批都是白话，并无“之乎者也”。如宋太祖的御批：“我曾与你作指挥，问定远都头有家累无家累，且发遣铁骑都头”、“与臀板十七板”、“点出各人姓名”[29]等，并不像文人那样，无端地在句末加上文言虚词，以显其雅。宋度宗的御批也是白话：“令旨付藏一。所有陈世崇诗文稿都好，可再拣几篇来，在来日定要，千万千万！”[30] 宋人洪迈云：“《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31]所谓“作文者”就是指文人。洪迈强调“作文”，显然是相对于口语而言；而且他认为这些语气词的作用是“句绝”，也就是指书面语中的一句话的停顿标志，而口语中的停顿是自然形成的，不需要什么标志。如果宋代口语有“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人人都要用，洪迈何以要单说“作文者皆然”？强调“作文者”，正说明“不作文”的社会大众是不用这些语气词的。他先是说“《毛诗》所用”，最后又说“至今作文者”，明显指的是从上古到宋代的书面语，与口语无涉。与之同时的陈骙在其所著《文则》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文有助辞，犹礼之有傧，乐之有相也。礼无傧则不行，乐无相则不谐，文无助则不顺。”[32]在陈骙这部著作里，“言”与“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言”是指口语，“文”是指书面语。所以他还有“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载言，则文贵其简也”之论。像洪迈一样，陈骙在这里强调的是助辞在“文”中的作用，举的例子也全为先秦经典，显然是把口语排除在外的。尽管洪迈、陈骙重视语气词在书面语中的重要作用，但因宋代口语中并没有这些词汇，所以文人下笔错误仍然不可避免，即使文史大家也是如此。欧阳修散文被誉为“一代之主”，但金代王若虚就指责他的《五代史论》“曲折太过”，“助词虚字亦多不惬”，“多错下‘其’字”；还批评苏东坡“用‘矣’字有不妥者”[33]。 元人卢以纬撰古代第一部虚词专著《语助》，用当时口语释文言虚词。比如他释“之”：“多有‘底’(平)字意”，此处“底”即现代汉语结构助词“的”；释“亦”：“是俗语‘也’字之意”；释“已”：“此有俗语‘了’字之说”；释“甚”：“犹吴人俗语‘曷’字”。可见元代“底”、“也”（副词）、“了”、“曷”才是真正的口语，而“之”、“亦”、“已”、“甚”都是书面语词汇。卢元纬还将“不亦说乎”译为“莫不也有喜悦处吗(平)?”可见“吗”是元代口语，“乎”则不是。另外，元杂剧及朝鲜人学汉语的教材《老乞大》中，还有“里”、“么（末）”、“着”、“那”、“罢”、“呵”、“来”等新出现的语气词，这些才是真正的口语，而且直到现在大多仍然活跃在口语中。元人吴澄撰《经筵讲议》为皇帝讲书，将《帝范君徳》翻译成口语，其中有“唐太宗是唐家很好底皇帝，为教太子底上头，自己撰造这一件文书，说着做皇帝底体面。为头儿说做皇帝法度，这是爱惜百姓最紧要勾当。国土是皇帝底根本，皇帝主着天下，要似山岳高大，要似日月光明，遮莫那里都照见有。”[34]完全没有文言语气词。元代皇帝以至大臣大多不通汉语，诏书文诰用的是汉蒙夹杂的所谓“汉儿语言”，全为大白话，根本见不到“之乎者也”的影子。有的研究者说：“我们发现，在北宋，古汉语语气词消亡的速度非常快”[35]。其实，岂止“消亡快”而已，这些语气词本来在宋元的口语中就不存在。 （三）唐代口语中也没有文言语气词 在很多的观念里，唐代既是一个“诗的时代”，而且韩柳的古文也影响深远，成为后世文言作家的典范，所以唐代口语应该是文言体。其实这只是书面语留给人的假象，“之乎者也”在唐代口语中同样是不存在的。最明确的一个证据见于柳宗元《复杜温夫书》。柳在信中批评杜生说：“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36]柳宗元在这里所说的“助字”，就是指的语气词。他认为“乎、欤、耶、哉、夫”这几个“助字”是表疑问语气的，“矣、耳、焉、也”是表肯定语气的。作为古文大家，柳宗元对文言语气词的认识肯定要比一般作家深刻，“疑辞”、“决辞”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唐人对此问题的最高认识水平。后来《马氏文通》将助字分为“传疑”、“传信”，就是继承了柳宗元的说法。古代语言、文学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柳宗元这段论述，文学史家赞其提携后进，语言学者则肯定其第一次将语气词分为传疑、传信二种，这都有道理。但笔者更关注的则是杜温夫其人。杜温夫何许人，已难以查考。但据《旧唐书·柳宗元传》载，宗元刺史柳州后，“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37]。这个杜温夫两月之内给柳宗元写了三封信，还寄了十卷文章，让柳“指正”。柳不但给他回了信，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分不清这几个最常见语气词的基本用法。从情理上推测，杜生虽然未必称得上“名士”，起码也算得上当时的一个“写家”，但他何以连疑问句要用疑问词，肯定句要用肯定词这么简单的知识都不懂呢？如果这些语气词就存在于唐代口语中，而这位不懂用法的年轻人又如何与人进行口语交流呢？他难道会在向别人发问时用肯定语气，而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反而要用疑问语气吗？我们知道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用错某个词并不稀罕，但不分“啊、吗、呢、呀”将语气词混为一谈的现象，却是很少见到的，甚至完全没有。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口语中“啊、吗、呢、呀”表示着不同的语气，要表达什么语气就用相对应的语气词，这是连呀呀学语的小孩子都掌握了的知识，只要把口语“照搬”到书面语中，就不可能发生用错语气词的问题。杜温夫竟将“乎、欤、耶、哉、夫”及“矣、耳、焉、也”混而为一，犯了正常人不可能犯的错误，原因何在？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唐代口语中并不存在这些语气词，而他又没从前人的文言书面语中体会出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故发生错误也就不可避免了。柳宗元为杜温夫提的建议也说明了同一问题：“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他让杜生将前代名人文章中的用法与自己的说法相对照，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些语气词的用法了。柳宗元何以让杜生从前人著作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从口语实践中去学习呢？正说明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其实只是一种书本知识，而且是只存在于“前闻人”书本上的知识，并非口语实践问题。柳宗元对杜生的教导，当然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因为他就是从前人书本上而不是从口语中学到的这些知识。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个。唐阙名《玉泉子》载，唐元和年间的宰相李绛有个侄子叫李据，没读过书，托祖荫而得官。一次他判人该打五大板，判词写的却是：“如此痴顽，岂合吃杖五下。”他的本意是此人应挨五大板，但因不懂“岂”的用法，将判词写反了。手下人赶忙提醒他说：“岂合吃杖”是“不合吃杖”的意思。李据却不买账，反而强词夺理地说别人不懂：“公何不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哉？”[38]他认为“岂”是助语是对的，但进而认为“岂”与“之乎者也”的用法没有什么区别，则很荒唐。这说明唐代口语里不但没有“之乎者也”，连“岂”字也是没有的，否则，李据何以不懂“岂合”就是“不合”的意思，以致闹出笑话？手下人既然用“不合”提醒他，说明“不”才是唐代真正的口语，而“岂”只是当时的书面语。李据没文化，又想转文，结果把“岂”的意思弄反了。这个故事的开头就特地点出李据“不知书”，他不懂“岂”的含义并与“之乎者也”混为一谈，正是“不知书”的结果。因为这几个词都是书面语，不识书的人不可能分清它们的用法。如果唐代口语中有这几个语气词，即使“不知书”，他也不可能弄错。其实，唐代用错“之乎者也”的不光是“不知书”者，也有文坛大家。如韩愈著有《通解》一文，宋人陈长方就认为此文“之乎者也，下皆未当”[39]，也就是语气词用得不对。如果仔细体会，这个“下”字正与胡煦所说的“添”字意同。陈长方甚至怀疑这不是韩愈所作，因为他觉得韩愈不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洪兴祖则谓“《通解》、《择言解》、《鄠人对》，或云皆少作。”[40]从另一个角度为韩文的错误缓颊，但同样也认为韩文用错了“之乎者也”。韩愈号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看来他对前人亦步亦趋的模仿还是未能尽善；其实，“三代两汉之书”在“之乎者也”的使用上本来就颇多混乱，后世仿古者在这个问题上出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我们读读唐代比较口语化的作品，就会感到其中的文字与“之乎者也”格格不入，而与现代语言更为相似。唐初诗人王梵志有“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这样的诗，而唐末卢延让诗中则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白居易要求自己的诗达到“老妪解之”的程度，实际上就是要求完全口语化，故白诗里就没有文言语气词。在唐代僧人语录、变文等佛教文献中，文言语气词的数量极少。比如最常用的“也”字，《论语》和《孟子》的使用率是30‰和80‰，而《坛经》和《变文集》的使用率均为1‰，真可说微乎其微；《祖堂集》稍高，也才3‰。这几部文献多为禅家语录与故事，记录的人物语言非常多，恰是这部分内容几乎没有文言语气词，出现的是真正的口语语气词“摩”、“聻”、“那”等。综合多种文体中的这些现象，再联系杜温夫与李据的故事，我们就会相信，唐代口语中从来都不存在文言语气词，而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文言语气词在口语中要退位了”[41]。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如何？ 南朝刘勰作《文心雕龙》，在《章句》篇对语气词“兮”字在诗中的作用有一番议论。他说：“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42]刘勰首先指出“兮”在《诗经》与楚辞中的不同用法，并认为“兮”字仅起到“语助余声”的作用[43]，并无实在的意义。所谓“文义”，这里是指诗歌的内容，包括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说，刘勰认为《诗经》、楚辞中的“兮”字，与诗歌的思想、情感无关。同时，刘勰还以魏武作诗不用“兮”字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经查，曹诗中不但不用“兮”字，也不用其他文言语气词。何以如此？刘勰解释说，魏武不用“兮”字，是因为“兮”字“无益于文义”。如果“兮”字原本就是口语词，而且据楚辞的使用频率来看，几乎是句句离不开的，曹操何以有“无益于文义”的看法呢？口语中的所有语气词都有自己的功能，包含着作者的喜怒哀乐与态度倾向，是情感色彩最强烈的词类；而诗本来就是言志言情的文体，曹操正可用之抒情达意，为什么反而拒之不用呢？这说明曹操否认“兮”字的抒情功能，不认为它对自己的言志言情有什么作用。若“兮”字是魏晋南北朝口语，那么曹操拒用“兮”字及其他语气词就是不符合逻辑的。现代的研究者认为，楚辞中的“兮”字并不代表一种固定的语气，在不同的上下句中，可用“之、其、以、而、于、夫、乎、与”等多种虚词置换[44]。也就是说，“兮”既能代替多种虚词，又能被八种虚词代替，它的语气是游移不定的。如果说书面语中的“兮”字，读者尚可细细地揣摸到底哪一种语气的话，那么在口语交流中，一个含有八种可能性的语气词，究竟让人如何理解呢？试想，口语中能有这种似是而非的语气词吗？曹操之后，“虚字不入诗”几乎成为一条铁律，唐人卢延让论作诗之难，有“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之句，宋元之际的赵孟頫则直言“诗用虚字便不佳”。原因正在于，古代诗人明白虚字并无实义，对言志言情毫无作用，诗用虚字只会使作品沦为空洞无物的文字游戏。虽然陶诗、杜诗偶见虚字，宋人以文为诗虚字渐多，其实都算是诗中的“异类”，也不可避免地饱受后人非议。无独有偶，稍晚于曹操的东吴文人陆云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论赋时说：“文中有‘于是’、‘尔乃’，于转句诚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无。又于文句中自可不用之，便少亦常。”[45]同样表现出对虚词的排斥态度。 刘勰除了指出“兮”字在诗中“语助余声”的作用，还对常见语助词在散文中的用法加以总结：“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第一类为发语词，现代研究者有的并不将之归于语气词。第二类有连词、助词、介词等。第三类为语气词。刘勰总结的所谓“用法”其实很简单，只是根据这些词在句中的位置分为三类：有的在句前，有的在句中，有的在句末，但对这些词的语法作用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对此，我们可以理解，《文心雕龙》毕竟不是语法学著作。然而，引起笔者好奇的是，刘勰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虚词的句中的位置？如果“乎、哉、矣、也”之类语气词是南北朝口语，人人都能熟练运用，而它们在一句话的末尾，当然也是大家都很清楚的语言常识，刘勰有何必要再来作这样的“总结”呢？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体大而虑周”（章学诚语）的文学理论批评巨著，《文心雕龙》探讨的是文学创作及鉴赏的美学规律，并不是教人学口语的启蒙教材，作者何以要将一个浅显的常识性语言现象提出来讨论？他难道是在担心文学家们不会使用这些虚词吗？事实上，问题正在这里。刘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虚词的运用是文言写作的一把钥匙，但同时也是一个难点。正是因为有人经常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刘勰才强调虚词“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的重要作用。唐初刘知几对刘勰的观点心领神会，他在《史通·浮词》篇引用了刘勰的这段论述：“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余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46]什么是“枢机之发”呢？《文心雕龙·意表》：“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很显然，刘勰的“枢机”是指章、表、奏、议这些书面语，非指口语；“发语之端”和“断句之助”，也只表现在书面语中，口语中是没有发语词和断句词的。实际上，我们只要验以此时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就会发现作品中的人物语言语气词很少，疑问句也不用“乎”、“邪”之类。如：《德行》：“将无以德掩其言？”《政事》：“池鱼复何足惜？”《任诞》：“何可一日无此君？”这说明在当时的口语中，问句是不必加疑问语气词的；否则，刘义庆有什么理由要有意去掉语气词？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云：“‘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辞，文籍备有之矣。”[47]就如洪迈、陈骙和刘勰谈到语气词时强调“文”一样，颜之推也不忘特地说明“文籍备有之”。何谓“文籍”？孔安国《尚书序》云：“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也。”[48]陆德明释曰：“文，文字也；籍，籍书。”“文籍”是指各种书面语的文章典籍，此处显然也是相对于口语而言，说“文籍备有”，言下之意就是说当时口语中并没有“也”字。如果口语中也“备有”，就没有必要单单说“文籍备有”。就像现代口语中有“吗”字，这是一个人人都清楚的常识，有什么必要转着弯说“书上都有‘吗’字”呢？颜之推还说：“河北经传，悉略此字。”他说的“河北”是指当时的北朝。所谓“悉略”当然不是指个别现象，而是较为普遍。颜之推对这种随意删掉“也”字的行为是不满的，其理由是说“也”字在训诂中不可或阙，如去掉容易引起歧义。他举例说“青衿，青领也”，以“领”释“衿”；若没有“也”字，就成了“青衿、青领”，变为并列关系。如果此时口语中有“也”字，而它在书面语中又是如此重要，北朝人怎能随意将经传中原有的“也”字去掉？不仅如此，颜之推同时透露出另一相反的现象：“又有俗学，闻经传中时须‘也’字，辄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49]其实，“悉略此字”也好，“以意加之”也罢，这两种表面上看来完全相反的做法，共同构成了南北朝时期的一种语言现象，即文人对于传统经传中的文言语气词，采取了一种非常率意的态度，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所读的经传任意添加或删除句末的语气词。如果口语中有这些语气词，这两种倾向都不会发生。叶渡先生《西晋写本<孝经>残卷初探》就此指出：“如果北朝时口语中‘也’普遍使用，就不会在抄书时省去。”[50]此为真知灼见。 （五）汉代的口语中有无语气词？ 最后我们再来看汉代。在继承春秋战国多种文体传统的基础上，秦汉文言经过发展完善，确立了在书面语中的主导地位，《史记》、《汉书》堪为代表，并成为后世文言的典范，以致于后世复古派们每每要标榜“文必秦汉”。语气词在秦汉文言语体中仍然十分突出，而且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对于秦汉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学术界的共识是认为二者一致或基本一致[51]。但种种迹象表明，书面语中的文言语气词并未在口语中存在过。理由有二： 其一，先来看看东汉时期。佛教东传至中土，不久就开始进行佛经的汉译。梁启超在谈及汉译佛经的文体特点时说：“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异感从何而来？他举出译经有十个特征是中国传统文体所没有的。首要一个特征就是“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52]说“一概不用”太绝对，但汉译佛经中的文言语气词大大少于中土文人著作，有的译文几近全无，确是一件不争的事实。对此，有关研究者也都注意到了。如佛教语言研究者朱庆之先生说：“较少使用文言语气词等也是佛教混合汉语在语法方面的突出特点。”[53]佛经的汉译始于东汉末年，兴盛于六朝，正值中土文言语体确立之后。面对着文言一统的局面，最早的译经僧人并没有以通行的文言作为汉译佛经的书面用语，而是在继承佛教语言传统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创造了一种文白相间的语言形式，不用或少用文言语气词，是其突出特征。以东汉最早的安世高所译经为例，在安译《迦叶结经》（近4000字）里，只有三个“也”字，七个“乎”字，三个“矣”字，没有“焉”字。在安译另一部《佛说骂意经》（7000余字）里，只有七个“也”字，其他几个常用的文言词“乎”、“矣”、“焉”一个也没有。而在近万字的《道地经》中，文言语气词就更少了，除了一个“也”字外，“乎”、“矣”、“焉”全都没有，等于完全抛弃了文言语气词。与之同时的支娄迦谶所译《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32000余字），只有“也”字用得较多（145个，但也大大低于同时中土文献），“乎”字14个，“矣”字一个，“焉”字没有。语气词在语言交流中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早期译经僧对此好像完全不懂，在译经总共3066例的疑问句中，只有209例用了语气词，只占6.8%，不到同时的中土文人著作《潜夫论》的十分之一。安世高21部译经，19部经有疑问句，但只有3部经有语气助词[54]。 汉译佛经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研究者曾作出过各种解释，但都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其实，道理很简单，正因为这些语气词在当时的口语中并不存在，而早期译经又主要是以口语进行，译经中自然就没有或很少文言语气词。译经中尚存的少量语气词，也并非出自译经僧之口，而是担任笔受的中土文士记录、润色时所加。汉译佛经语体有一个明显的规律，译经僧的中土文化素养愈高，文言语气词就用得愈多，译经的文言程度就愈高；反之，则愈低。早期译经僧皆为胡人，来华几年学了一些口语，即开始译经，故所译经口语性强，上举安世高、支娄迦谶皆如此。无独有偶，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亦持相同的语言观：“但教士应该使自己限于用口语写作和学习口语，并且在学会了口语的用法后，用它们来布道。”[55]后人评价安世高的译经“贵本不饰”、“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支数迦谶的译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竺佛朔译经“弃文存质，深得经意”，支曜、康巨译经“并言直理旨，不加润饰”，竺将炎译经“志存义本，近于质实”，实际上都是在强调他们所译佛经的口语化。所谓“文”即文言体，所谓“质”即口语体[56]。佛教自原始阶段就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主张，重方言而不重梵文；而重白话不重文言，是佛教进入中国后极为明确的语言主张[57]，上引对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译经的评价也说明了这一点。支谦与上述几位译经僧不同，他自幼生长在中国，接受的是中土文化教育，不但精通汉文，还“备通六国语”，“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就其汉文化素养而言，已与中土文人无异。由于受到当时中土文坛上“尚文”习气的影响，支谦在语言观上也与其他译经僧有异，他曾批评那些以口语直译者“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所以他在自己的译文中更多地使用了文言的词汇和语法，“之乎者也”一类也用得较多。东晋的僧肇评价支谦的翻译“文胜于质”，也就是更接近传统文言，与安世高译经正相反。语气词的口语色彩在各种词类中是最为强烈的，如果汉代口语中有文言语气词，而主张以口语宣传大众的译经僧正求之不得，为什么反而弃之不用呢？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相反，与之同时出现的《汉书》，虽然在虚词的使用上已经比《史记》少得多，但仍然“之乎者也”满篇，以致时人居然看不懂。《后汉书·班昭传》云：“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58]马融出生于公元79年，十几年后班固才去世，二人算是同时代的人。班固写的书，且是写的本朝历史，马融还要跟着老师学断句，大部分人也都读不懂；而且未及百年便注家蜂起，至汉末魏晋竟多达二十余家，既注释名物制度，最多的则是对《汉书》中的字词注音释义。比如《汉书》“汉诸侯王厥角稽首”，汉末应劭注曰：“厥者，顿也。角者，额角也。稽者，首至地也。”原文四个字，应劭用了十五个字加以解释。如果《汉书》用的是时代口语，人人都懂，何用注释？事实只能是，汉代口语中并没有“之乎者也”之类词汇，而译经僧又没有能力模仿书面语的写法，所以汉译佛经才更接近口语。相反，中土文人仿古成习，学的是先秦写法，仍然使用了大量古代书面语词汇，正是这些词汇造成了阅读障碍。后世人也都觉得文言难学，难读更难写，其实与汉代人读不懂《汉书》是出于同一个原因。 其二，由东汉末上溯四百年，再看西汉初的口语中有没有文言语气词。汉初刘安《淮南子·说林训》曾云：“扶之与提，谢之与让，故之与先，诺之与已，也之与矣，相去千里。”[59]很多语言学者都引用过这段话，用来说明“也”与“矣”的不同用法。笔者认为，如果换一种思维方法来思考，这句话所能说明的问题，远比谈两个词的用法更为重要。所谓“相去千里”，显然是说这五对词的含义与用法有重大区分，提醒使用者注意。同时说明这几对词在当时用错的人应该比较多，甚至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个问题最早并非《淮南子》提出来的，而是出现在战国著作《邓析子》和《文子》中，不过二书只提到前四对词 [60]，“也之与矣”则是《淮南子》在转录时后加的。邓析与文子都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人，大约与孔子同时，比刘安早三百多年。他们提出四对词“相去千里”的问题时，正值战国初。当时文人在使用这四对意思相反的动词时，显然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以致他们不得不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61]。这几对词的含义都有既相关又相反的特点，如“诺之与已”，“诺”意为许诺，而“已”意为不许，正相反[62]。这四对都属于实词，《淮南子》又特地加上“也之与矣”这对虚词，说明当时文人在使用“也”与“矣”时，同样也出现了严重混淆，也就是不分“也”、“矣”地乱用。这里只提出了“也”与“矣”，但按情理来推测，其他语气词的使用可能也不乐观。因为“也”与“矣”是文言语气词中使用率最高的两个，如果最常用的两个都会弄混，不太常用的其他语气词只会错得更离谱。比如金人王若虚就指出《史记》中的语气词等虚词时有错误，当用“乎”而用“哉”，或滥用“而”字，错用“耳”、“乎”；至于“于是”、“乃”、“遂”的使用，竟有十分之七八都“冗而不当”[63]。虽然王若虚所指未必全对，但先秦两汉经典语气词的错乱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实际情况更为严重（见下文）。汉人注经，遇见语气词则必注曰“辞也”，如孔安国注《论语》“女得人焉耳乎”曰：“焉、耳、乎皆辞。”显然因为汉代一般文人不懂得这三个语气词为“辞”，孔氏才加注的；如果这些词汇就在汉代口语中，当属人们使用最多也是最熟悉的一类词，其含义和用法连目不识丁的人都知道，孔安国何以担心文人不懂，来作这种完全不必要的注释？其实，汉代语气词的错用与汉代注疏家对语气词的“情有独钟”，原因是相同的，即汉代口语中并没有这些语气词。文人们使用语气词近乎纸上谈兵，所以才弄混“也”与“矣”；汉人读经搞不懂“焉”、“耳”、“乎”，注疏家才不吝笔墨逢“辞”必注。 （六）春秋战国语气词使用中的“乱象” 综观上述推论，实际上我们已经用不着再来论证“之乎者也”是否在春秋战国口语中曾经存在。因为从书面语开始出现语气词的春秋中期，到汉代初期才三百余年的时间，如果这些语气词在汉代口语中并不存在，那只能说明在春秋战国也不存在，因为它们不可能突然出现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体消失，而且“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来。不过，继续考察战国语气词的使用情况，会为本文的结论进一步增加说服力。 “也”与“矣”的混用，虽然是《淮南子》最先提出来的，但这个问题的存在并非始于汉代，而是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出现了，换一句话说，这种错误或说是“混乱”是伴随着文言语气词在书面语中出现而出现的，是与生俱来的。比如《礼记·乐记》：“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国语·晋语》：“且夫栾氏之诬晋国久也，……”《论语·先进》：“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这几个例子都非判断而是陈述语气，但都用了“也”字而非“矣”字。也有当用“也”而用“矣”的例子，如《礼记·乐记》：“大章，章之也；成弛，备矣。”最后一个“矣”字显然应该作“也”。《史记·乐书》引用此句时正改作“备也”。清人王引之《经传释词》谓“‘备矣’与‘备也’同。”《论语·里仁》：“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考加乎其身。”中间的“矣”字亦应作“也”。王引之又谓“‘其为仁矣’即‘其为仁也’，‘也’、‘矣’一声之转，故‘也’可训为‘矣’，‘矣’亦可训为‘也’。”既可互训，那么在同一作者的笔下，“也”与“矣”的混用也就不可避免了。《诗·车攻》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前后两个句式完全相同，一用“矣”，一用“也”。《礼记·缁衣》引用时似觉不妥，故将前句改作“允也君子”，以求统一。《礼记·文王世子》：“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又：“然而众著于君臣之义也。”又：“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这三句前后相接，语气也无差别，却一个用“也”，两个用“矣”。曾运乾《尚书正读》卷四谓“‘也’亦‘矣’也，互文耳。”“互文”、“互训”都意味着二词完全相同。“也”不但与“矣”相通，也与“邪”互用。《史记·淮南衡山传》：“公以外吴兴兵是邪？非也？”《货殖传》：“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汉书·龚遂传》：“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两个相连的问句，一“邪”一“也”，实在看不透如此用法有何奥妙。颜之推解释说，是因为“北人呼‘邪’为‘也’。盖二字声本相近。”此种解释全无道理。既然在北人口语中“邪”与“也”变成了同音字，那么这两处要么都用“邪”，或要么都用“也”，何以要一用“邪”，一用“也”呢？根据《经传释词》搜求的例证，“也”除与“矣”、“邪”混用，还与“焉”、“者”、“耳”、“兮”、“欤”、“乎”混用，以致研究者感叹这种乱象“使人眼花缭乱，只见交叉运用的繁杂，难以捉摸其中的缘由”[64]。也就是说，“也”成了一个“万能”的语气词，几乎兼具各种语气词的功能，所以在战国书面语中“也”的使用率也最高。根据研究者的统计，在传世的战国文献总数为32291个语气词用例中，“也”的用例高达21753例，竟占了全部用例的67％[65]。也许正因此它的无所不能，“也”似乎又成了一个最没用的词，以致人们可以随意删去。上文已提到南北朝时期“也”字在书面语中的两种倾向，其实此风并非起于北朝，早在战国秦汉就已如此。出土郭店楚简《缁衣》与传本比较，就互有“也”字增减的不同。如传世本：“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句中的四个“也”字与一个“矣”字，在楚简本中是没有的，在上博简中也是没有的，所以有人认为传世本中的这几个语气词是后人加上去的。定州汉简《论语》残卷与今本《论语》相较，异文数量相当大，定简本语气词总数比今本多出46处，主要是“也”字，共39处[66]。其实西汉今文、古文经的差异，也以语助的差异最多，而“也”表现最为突出。王正已《孝经今考》指出：《孝经》“古文比今文少了二十二个‘也’字。”[67]而敦煌写卷《诗经》与今本相比较，也是“也”字夺衍数量最多。问题还在于，类似的混乱绝非仅仅表现在“也”字上，其他语气词的相互串用也是习以为常。比如“矣”“犹乎也”、“犹也也”、“犹耳也”，“乎”“犹云哉”、“犹云焉”等。根据王引之《经传释词》的总结，几乎每个语气词都可以与其他语气词通用，只是数量上有多少之别。显然，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如何理解春秋战国语气词使用中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汉代以来，训诂家们只是罗列现象，或只简单地从音韵学的角度以“音同”、“声近”或“一声之转”释之，但对产生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并无深入探讨。大多数语言学研究者仍然沿袭古代训诂家的思路，即默认这种现象的合理性，并将之解释为文言语气词的“多功能”，甚至把它总结为古代汉语的客观规律。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也”字的用法总结为八种，“矣”的用法有七种，“焉”的用法有六种，“乎”的用法有五种等。吕叔湘先生也说：“语气词和语气不是一一相配的。一方面，一个语气词可以用来表不同的语气。一方面，同一语气可用几个语气词，有时似乎无区别，但一般而论，实代表种种细微的区别，这些细微的区别最应该体会。”[68]郭锡良先生不同意“多功能”说，并对杨树达所举例证进行分析，主张语气词“单功能”说，有其合理的成分。也有的研究者承认“在先秦两汉时期这些语气词的使用并不十分定型”，“似乎毫无规律可寻，不像现代汉语语气词各有分工。”[69]将文言语气词使用中的这一现象称为“多功能”也好，说成“混乱”也好，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它为后人阅读理解先秦著作造成了无穷的困扰和争议，而不是提供了方便。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才出现了这种现象呢？ 按理说，语气词的出现是为了更清晰地表达各种不同的语气与情感，其功能愈准确愈好，这应该是人类发明语气词的初衷，也是语言交流双方的共同愿望。但如果一个语气词竟能表达八种语气，八个语气词又表达一种语气，这在口语实践中是可能的吗？它不会引起表达与理解的混乱吗？一个“乎”字既可以表示疑问，又能表示陈述、判断、感叹，那么当听到一句带“乎”的话时，如何在其代表的多种语气中作出选择呢？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一个人听到一句话并作出反应，快慢也就在一秒钟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在“乎”代表的五种语气中，准确选择一种并迅速作出反应，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连续听到几句带语气词的话，则势必要在几十种功能中作出选择，更是难以思议的。人类的语气是有限的，语气词的种类也应该是有限的。“任何一个句尾语气词都是表示某一特定语气的。”[70]一个语气词的功能愈多，它所表达的语气就愈不确定，语言交流的效果也就愈差。古人为什么不把一种语气由一个特定语气词来表示，却将一个词赋予多种语气功能，而又把一种语气由众多语气词来承担呢？这样做除了增加语言的歧义和交流的困难，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说在口语中，人们尚可根据语调的高低、轻重、缓急等来区分语气，语气词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在书面语中就成为区分语气的唯一标志，它所代表的语气当然越准确越好。任何语言都是循着准确、快捷、方便的原则发展，不可能作茧自缚，自造混乱。文言语气词的这种“多功能”现象，除了造成语言交流的混乱和困惑，不会有什么正面的作用。因此，它在口语历史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强烈印象：“之乎者也”不但只运用于古代书面语中，而且自孔子以降，并无一个古人明确表示它们来自口语。相反，有关论述都是再三说明它们是“辞”或“词”，强调它们是在“文”、“文籍”中，举的例子也无一不是书面语。如果文言语气词同时也存在于古代口语中，那么这些现象就是无法理解的。笔者认为，春秋战国开始在书面语中出现，并很快广泛使用的语气词，并非出自当时口语，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种有别于一般文字的书面语符号。把“之乎者也”等文言语气词当作古代口语词，是没有任何文献根据的，是在西方语言理论影响下产生的一个莫大误解。这一误解导致我们在认识古代语言、社会、文学等文明发展史时，产生了一连串错误。 三 “之乎者也”是什么 既然文言语气词并非口语词汇，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它的作用又是什么？ （一）首要功能是断句，类似于现代的标点符号[71] 文字产生之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产生了双向转化的关系。口语转化为书面语的目的是记录与传播，阅读则是通过书面语还原口语；按照一般原则，还原得愈真实愈好。但口语与书面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系统，前者是用一连串有停顿、有声调变化的声音表达意思；后者是用一连串有读音的有形符号表达意思。由于载体的不同，当口语转化为书面语时，原有的语音变化不见了，声调的轻重缓急难以呈现。要想尽可能真实地表现口语，书面语中除了一连串有读音的口语词汇之外，还必须使用某种符号，使文字有所停顿并提示声调的变化，以使阅读者在还原为口语时，更接近真实。文字产生之初，这种要求还不是那么强烈，因为此时的文字还不是大众化的交流工具，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甲骨文是卜人们用以占卜的工具，金文大多用在礼器上，这些文字都不是让大众阅读的，而且一般字数较少，所以句读的需要还不是那么迫切。有的研究者指出，春秋时期百字左右的铭文在十篇以上，但无一例语气词[72]，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但竹简成为书写工具后，文字的功用改变了，因书写材料得之容易，文字便逐渐成为社会大众的阅读物。此时，句读的需要也就应运而生了。“之乎者也”之类句末语气词，正是为弥补书面语的停顿与语气这两个欠缺而产生的。它们虽然也是文字，但与一般词汇并不相同，所以《说文》及汉代传疏家都将之命名为“辞”（或“词”）[73]，以与“声出于唇吻、形著于简牍”（钱钟书语）的“字”相区别。或称“虚字”，虚者，假也，即“假字”。它们只起到符号的作用，就如现代的标点，其作用有二：一是表示在此处停顿，二是指示它前面的那个实词的声调。与西方标点不同的是，它不是采取有异于文字的符号，而是借用了某些特定的文字充当。用文字而不用某些钩识符号，主要是为了与其他文字融为一体，比用折、勾一类的符号更显美观。竹简文字是用柔软的毛笔在光滑的竹片上书写，篆书笔画呈圆弧形，隶书“蚕头燕尾”。在这种笔法圆转的文字里，加入很多折勾一类的标识符号，显然很不协调，于视觉审美有碍。在上个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中，一些保守派反对使用新式标点，主要理由也是因为形式美观问题，他们攻击新式标点“点撇连篇，眉目不清”，“由形式美观一点来说，也有充分的理由将西式标点放逐于古文之外的”[74]。金文中出现的一些重文符号，都是紧紧与文字贴在一起，而不单独占格，也是从视觉美感角度来考虑的。有的研究者认为，甲骨文、金文中出现的几种钩识符号，其实就是最早的标点。此说有一定道理，但这些符号只是偶尔出现，全部甲骨文、金文中才出现了有限的几次，完全不成体系，根本不足以解决断句问题，更别说解决声调问题了。标点符号必须具备断句与声调两种功能，而且必须全面使用才能对阅读理解有实际效果。最早出现的少量折勾之类的标识符号，并没有推行开来，而以特定汉字作为断句的符号，显然最后取得了大家的共识，迅速在书面语中运用推广，成为书面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传世的先秦文献，只有“之乎者也”而没有那些钩识符号，有力说明了这一点。严格说来，古代文言语气词的功能与现代标点符号更接近，距离真正的语气词反而较远[75]。 古代有关语气词的论述，一开始主要是集中在断句功能上。《尔雅·释诂下》：“孔、魄、哉、延、虚、无、之、言，间也。”其中“哉”、“之”、“言”是语气词。据清段玉裁注：“凡言‘哉’，多起下文之词，或无下文，亦语于此少歇。故云：‘言之间也’。”[76]也就是说，《尔雅》所谓“哉、之、言，间也”说的是这几个虚词在书面语中的位置，是在一个句子的结尾，或在两个句子的中间。许慎《说文解字》对大部分语气词，也是仅指出它们在句中的位置，不像对实词那样作出释义并标注读音。如：“哉，言之间也。”“只，语已词也。”“矣，语已词也。”“语已”指一句话已经终了，应该停顿[77]。赵岐注《孟子》释“云尔”为“绝语之辞也”，何休注《公羊传》释“焉”也是“绝语辞”。刘勰《文心雕龙》把虚词分为三类，仍然只着眼于它们在句中的位置，也就是句读的作用。“发端之首唱”是说在句首，“札句之旧体”是在句中，“送末之常科”是在句末。句首前与句末后都是需要停顿的；而句中的虚词是用来“札句”即联系前后词语而成句的，则不需要停顿。其后颜之推说“‘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辞”，唐初刘知几《史通·浮词》说“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南宋洪迈举《诗经》中的“只、目、忌、止、思、而、何、斯、旅、其”，称这些词“以为句绝者”，仍然只强调它们的断句作用。文言语气词的句读作用，既是古人的共识，在先秦典籍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可以说触目皆是。比如《诗·小雅·角弓》：“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左传·文公三年》：“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举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入也，能举善也。”《荀子》：“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78]几乎每个句末都有一个语气词，与现代标点相当吻合，断句的意图十分明显。再如文言文中常见的一种判断形式：“陈涉者阳城人也”，“者”、“也”都只是停顿符号，“者”为逗号，“也”为句号。如换成现代标点符号，就是“陈涉，阳城人。”在古代口语中，并不存在“……者……也”表示判断的形式，口语中只需在“陈涉”和“阳城人”之间稍作停顿，即可表示判断；而转换为书面语，则要以“者”来表示这个停顿，以“也”表示全句的结束。也可以用其他语气词表判断，如《邶风·简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也可不用任何语气词，如《小雅·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根据语言的省力原则，最后一例才是真正的口语形式。这种形式在《尚书》、《左传》、《论语》中都可找到很多例证。“……者……也”、“……兮……兮”都是书面语形式，“者”、“也”、“兮”都只表示语句停顿而已，并无语气功能。屈原《山鬼》原文六句，每句中都一个“兮”字，但《宋书·乐志》转录时“兮”字全部去掉，如“若有人兮山之阿”变成“今有人，山之阿”，“既合睇兮又宜笑”变成“既合睇，又宜笑”；《史记·乐书》中的《天马歌》“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在《汉书·礼乐志》中变成“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这同样可以说明，“兮”字并没有特定语气，只相当于现代的一个逗号而已。后人曲意发挥，把“兮”字的传情达意作用说得天花乱坠，其实是一种误解。 正因为有些语气词只是一个单纯的停顿符号，与文意无关，所以才出现了随意增删语气词的现象。原来语气词较少的经传，因为断句需要，可以添加语气词；当人们对经典耳熟能详的时候，断句不再成为必需，也可以删掉某些语气词。《老子》诸本语气词多寡相差甚大，如马王堆帛甲本：“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但以后诸本均删去了“也”字。有人统计，郭店楚简本《老子》有47个“也”字，马王堆帛乙本却有147个“也”字，传世王弼本则仅有13个“也”字。唐景龙碑本凡语气词皆删，不但删“也”字，“乎”、“兮”、“哉”也都不见了。《史记》引《论语》“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一句，前面三个“也”都略去了，变成“始作翕如，从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因“始作翕如”与“从之纯如”句式相同，“纯如”又与“皦如”、“绎如”结构相同，虽然去掉了“也”字，仍然容易句读，不致发生歧义。如果作者认为有必要，也可以添加语气词。如《史记·项羽本纪》：“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但《汉书》又在“万人敌”后加“耳”字。唐人撰《晋书》，在引用《世说新语》中的材料时，也常在语尾添加语气词，以强化书面语特征。在出土文献中，这两种倾向也都有明确的反映。如敦煌写本《尚书》与今本异文甚多，其中语气词尤其是“也”字表现最为突出。孔安国传文原只有少量“也”字，但敦煌写本《尚书》的传文“也”字大幅增加，仅伯2533号残卷就比今本相关内容多出81个“也”字，伯2516号残卷多出118个“也”字，伯2643号残卷多出183个“也”字。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与今传本相较，“也”字却又少了很多。“也”与“矣”的串用，其实也与此有关。因为这两个词除了断句功能比较明显，它们的语气作用很不清晰。虽然现代语言学家对二者的语法功能有静态、动态之分，但古人使用这两个词时未必有如此清晰的理性认识，大部分人只注意到二者在陈述事件上的共性，相互串用并不影响对文义的表达和理解。后世学人不察，往往将先秦经典中语气词增删现象视为“篡改”、“作伪”，不免言过其实，实在是误会了古人。 如果不把先秦书面语中的“之乎者也”等视作口语中的语气词，而只当作一种书面语断句符号看待，上面所列举的“混乱”现象其实并不混乱，它是汉语书面语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根据现代汉语口语的经验，一个语气词对应一种语气（包括这种语气的变调），二者的关系是长期使用中形成的全民共识，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一般不容易改变，当然也不会错乱。例如自小就说汉语的中国人，绝对不会用错语气词。口语中如此，转化为书面语时同样如此。一个毫无书写能力的文盲，只要真实记录下他的语言，也不会发现语气词用错的现象。但对于一个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而言，则另当别论。现代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证明，语气词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研究者做过一个试验，分别对初级、中级、高级三种水平的外国留学生测试，“吧”、“呢”、“吗”的使用正确率初级者分别是52%、52%和71%，中级者分别是81%、78%、80%，高级者也只有80%、82%、88%，三者平均正确率为71%、71%、80%[79]。也就是说，即使汉语水平相当高的外国人，对语气词的正确使用率也很难达到100%。但在我国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中，汉语语气词从来就不是一个难点。有谁听说过中小学生写作文常常用错语气词的吗？只要能在口语中熟练运用，就不会在书面语中出错。古人使用文言语气词，与外国人学汉语非常相似。因为口语中没有语气词，所以要表达某一种语气，在选择那些人为的“之乎者也”等提示符号时，会因每个人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差异，先秦语气词的使用显示出明显的个人色彩，原因就在这里。宋人洪迈早就指出《诗经》语气词的使用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他说：“‘忌’唯见于《郑诗》，‘而’唯见于《齐诗》。《楚词·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经》：‘其人有辑杭，可与过其。’至于‘些’宇，独《招魂》用之耳!”[80]不唯《诗经》，战国诸子著作也有这个特点。如《庄子》八万多字用了26个“夫”，《荀子》九万余字只用了3个“夫”，《韩非子》10余万字，一个“夫”也没有。《孟子》中一个“邪”也没有，《韩非子》中有15个，《庄子》中则多达156个“邪”。这有力说明，书面语中的某些所谓“语气词”，并没有固定的语气，它随着不同人的理解而赋予了不同的功能。判断书面语的对错是以口语作标准的，而当口语中缺少语气词这个标准时，也就很难意识到书面语的用法是对是错；这也正是诸子们面对着“乱象”无动于衷的根本原因。造成这种混乱现象的另外一个次要原因，是古代语言理论不发达，没有人总结语言的发展规律，统一大家的认识。古代没有语法之类的书籍，对语气词的使用全凭个人体会，因每个人理解的差异，使用中出现不一致现象就非常普遍。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序》中说：“至于逐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且同一字也，有弁于句首者，有殿于句尾者，以及句读先后参差之所以然，塾师固昧然也。而—二经师自命与攻乎古文词者，语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传也。”[81]作为“个中人”，马氏的总结是客观的。既然从“塾师”到“经师”对这么简单的知识都“昧然”，可见古代像杜温夫那样不明语气词用法的人，并不在少数，语气词的混用错用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语气功能及其质变 除了停顿之外，口语转化为书面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声调的缺失。在口语中，很多语气及前后句子之间的关系，是靠语音的高低、强弱变化来表现的，大部分时间用不着各种虚词[82]。同一个语句，如果声调有不同的变化，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就会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完全相反。一般而言，疑问句句末声调要高一些，感叹与祈使的语气句末要低一点，陈述句则是平平的，没有变化。书面语无法表现语音变化，就在某些用于断句的文字符号上，同时附加了声调变化的提示功能。因为语气恰恰是由最后一个实词的声调变化表现出来的，所以断句符号可以同时兼具两种功能[83]。前人释句末虚词除有“语已”、“语终”、“句绝”的说法以表示句子的停顿，还有“语所稽”、“语之余”、“语助”等说法，如《说文》：“兮，语所稽也”、“乎，语之余也”。一般研究者都认为这两种说法与“语已”意同，也是指于此断句，大误。其实，许慎这里说的是语气功能，而非指断句。段玉裁因“兮”、“稽”叠韵，故用“稽”的“留止”义释“兮”，并谓“语于此少驻”，此说非也。此处“稽”应是“稽延”之意，“语所稽”是指声音的延续，即拖长声音，而非“少驻”。刘勰说“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余声”即拖音也。清人孔广居也说：“兮，诗歌之余声也。”甚是。《说文》还释“兮”“像气越亏也”，就是指“兮”字表示的拖音应是从高到低，这正是口语中的感叹语气。“乎”的拖音不同于“兮”，《说文》谓之“像声上越扬之形也”，声调是升高的，所以主要是表示各种疑问语气的。《说文》释“只”：“语已词也，从口，像气下引之形也。”声调也是下降的。其后刘勰将“兮”视作“语助余声”，颜之推说“邪者，未定之词”，也都说明他们对其语气提示功能的重视。在对语气词的各种表述中，郑玄最早提出的“语助”（司马贞称“助语之辞”）一说，最接近“之乎者也”一类词的本质。“语”，言也。“语”、“言”皆指口语；书面语则称“文”。“语助”、“助语”的含义就是指言语的辅助词汇。口语在转化为书面语时丢失的部分语法功能，就由“语助”加以提示，让读者阅读时恢复口语本来的语气声调。清人袁仁林对此表述得比较深刻：“语已之辞，则各随其语句之音”，“不过随语带其声以见意，其所带之声，或足之，或拖之，或顿之，或撑之，或提起而落之，或倒卷而指之，或直来而了之”[84]。刘师培 《文说》：“上古立言，罕用助语，欲传语尾之余音，则择实词为虚用。”[85]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所谓“随语带其声”、“语尾之余音”就是语助词前面那个实词的拖音及高低强弱，而非语助词的读音。因为“语助”本身并非口语，而只是书面语指示符号。从情理上推测，“之乎者也”在被当作断句符号之初，已经同时被赋予了语气提示功能。先秦经典中的语气词使用虽有乱用的现象，但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情况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比如“也”、“矣”等虽有用为疑问的例子，但要比用为肯定语气的少得多；“乎”、“邪”虽有用为感叹语气的，而用作疑问词使用的更多。这就说明，大部分人对句末虚词的语气提示功能的认识是一致的，而且这种共识以后不断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原有的几十个语气词经过优胜劣汰，最后只剩下十几个最常用的，而且语气词的分工也更为明晰，相互串用的现象大为减少[86]。 “之乎者也”之类文言语气词从春秋战国出现，至唐宋已经有了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这种用于断句与提示语气的符号也在发展变化，一个总的趋势是语气功能在逐渐加强。考察唐人文章就会发现，语气词原有的断句功能相对弱化，语气功能则越来越强，正在由一种语气指示符号，质变为真正的亦即现代意义上的语气词。如韩愈《祭十二郎文》，清人吴楚材等评论说：“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87]“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一段，短短三百余字，用了4“乎”、4“邪”、2“呜呼”、2“呜呼哀哉”以表感叹；另有本来语气作用不明显的6“也”、8“矣”，似乎也染上了浓烈的感情色彩。语气词比率高达84‰，远超先秦最高的《论语》。此文所以感人，显然与多用叹词、语气词有直接关系，看来韩愈是把语气词作为抒情的修辞手段来使用的。韩愈曾云：“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他这里说的“声之高下”就是指语气，他大量运用语气词正是这种语言观的实践。虽然先秦诸子笔下也用了很多语气词，但那仅仅是提示语气而非抒情，因为论说文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感情[88]。 语气提示符号向语气词的转化，与近代汉语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与口语中出现了白话语气词有关。如前所述，如果口语中有语气词，那么在书面语中运用语气词出现错误的可能性极小，甚至没有。原因是相对于实词，语气词在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极高，而且数量也很有限，是人们使用最为熟练的词汇。现代汉语的口语与书面语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古代书面语中的语气词，所以在使用过程中错乱百出，根本原因是缺少口语这个“坐标”，而古白话语气词的出现，为文言语气词的使用提供了这样一个“坐标”——虽然并不是直接的。我们知道，元代卢以纬撰写了古代第一部虚词专著《助语辞》，对包括语气词在内的虚词用白话加以解释，如释“乎”、“邪”、“欤”，不但详细说明了它们的异同，而且直接翻译成口语中的“么”；“已”则翻译成口语词“了”，“尔”翻译为“恁地”，“之”翻译成“底”（即后来的“的”），“岂”译为“那(上)里是”或“莫”。卢以纬虽然是元代人，但他用来释义的白话语气词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比如在魏晋时就出现了“那”（“哪”），唐初的《神会语录》中就出现了疑问语气词“不”[89]、“没”，其后又陆贯出现了“么”（或写作“磨”、“摩”，即“吗”）、“着”、“无”、“否”、“里”（“ 哩”）、“聻”（或作“那”，即“呢”）、“了”等，到宋元时近代汉语大部分语气词都大体具备了。口语中的语气词虽然发音与文言语气词不同，但可根据所表达的语气使二者对应起来。卢以纬《助语辞》中的翻译，其实做的就是这种对应工作，他是在总结唐宋文人运用语气词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古代文言文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翻译，先以口语打腹稿，再以文言翻译记录下来。在口语中没有语气词的时候，作者要表达一定语气，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语气符号，完全根据个人的理解，理解的差异导致种种差错和混乱层出不穷。既然唐宋以后口语中有了白话语气词，而大家对其用法又有高度共识，所以在“翻译”时只要选择与之相对应的那个文言语气词就行了，差错自然就会少多了。语言学家发现到了唐宋，语气词使用在典范的文言作品中已经相当规范，混用的现象已经基本不见了，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在先秦书面语的所有断句符号中，“也”字只有单纯的断句作用，几乎没有语气功能。正因为如此，它的用途最广，可以担当现代标点符号中的逗号、句号、顿号等的功能，所以它的使用率也最高。相对于“乎”、“哉”而言，它的语气功能却是最淡的。今人将陈述也视作一种语气，古人并无这样的认识。汉代的诸家传疏凡释语气必以“声”、“余”等来表示，“也”字并无这样的解释，说明“也”不具备语气功能。两个语气词的连用，与“也”无语气功能有关。原来只用一个“也”字以表停顿，但后人传抄时认为此句应有语气，最常见的方法是将“也”转换为另一个语气词，如今本《论语·卫灵公》“好色者也”，定简本作“好色者乎”，以“乎”代“也”；今本《论语·为政》“十世可智也”，定简本换“也”为“与”，另一本作“乎”；今本《论语·阳货》“其已久矣”，定简本换“矣”作“乎”。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是先秦典籍中最常见的语言现象。另一种方法是在原有的“也”后再加另一语气词，这样就形成双重语气词。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左传·成公二年》：“位其不可不慎也乎！”“哉”、“乎”都是传抄者后加的。“矣”的语气功能也不明显，《说文》只释作“语已词”，并没有描写它的声调，因为“矣”一般是用在陈述句中，语气平缓，没有变化。所以也有在“矣”后再加另一语气词者，如今本《论语·宪问》：“可以为仁矣”，定简本作“可以为仁矣乎”。但实际上，所谓双重语气词仅是后面一个表示这一句的语气，正因为前面的那一个没有语气功能，才加的另一语气词，并不是两个都表达语气。两个甚至三个语气词连用，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严格说不过是经典传抄过程中的一种疏失而已。例如定州汉简本《论语·子罕》“不可畏也”，句末只有一个“也”字；但今本《论语》在后面又加了个“已”字，变成了“也已”；而皇本、高丽本等六个版本则叠加成“也已矣”。由一而二而三，后人添加的痕迹非常清晰。有的研究者以为复合语气词表达的是一种复杂的语气，其实不过是一种主观想象而已，这种“复合语气”在口语中是不存在的。比如有的研究者释“也哉”是“表肯定和感叹的语气”，既然已经感叹了，其中自然包含着肯定，根本用不着再来“复合”。今本《论语·卫灵公》“其禹也与”[90]，“也”是肯定语气，“与”是疑问语气，两种矛盾的语气连在一起，究竟想表达什么？口语交流中，说话的人语气愈清楚愈单纯对方理解得愈准确，用这种模棱两可甚至矛盾的“复合语气”来交流，难道不担心对方理解有误吗？前人论语气功能，有“疑辞”、“决辞”之分，从没有说过二者能够“复合”成另一种语气。 （三）发声与不发声 “之乎者也”既然仅是一种标点符号，它们起到的也只是指示作用，当然不必读出声音来，就像现代的标点符号也不能发音一样。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论五言诗起源：“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把《沧浪歌》看作是完整的五言诗。《孟子》引《沧浪》原文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明明只有二、四句为五言，一、三句是六言，刘勰何以要将其视作五言呢？原因正在于一、三句中的“兮”字只是一个标志，其本身并不是一个音节，在口头诵读时“兮”字是不发声的，它只出现在书面语中。宋徐铉曰：“凡名‘兮’，皆上句之余声也。”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上句”说的是指“兮”字前面的这一句，“上句之余声”就是指这一句最后一个实词的拖音，而非指“兮”字的拖音。唐人孔颖达《诗经·周南·关雎》疏云：“‘之、兮、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以为义，故处末者皆字上为韵。”[91]他举《诗经》中相关诗句，具体说明了这些“处末者”本身并非韵脚，它只是一个符号，标志韵脚应落在它前面的那个字上。“左右流之”、“寤寐求之”是“流”和“求”押韵而不是“之”，“其实七兮”、“迨其去兮”是“七”和“去”押韵而不是“兮”，“颜之厚矣”、“出自口矣”是“厚”和“口”押韵而不是“矣”[92]。余者类推。明清之际的毛先舒《韵学通指》亦云：“古诗歌以虚字收句者，用韵俱在虚字上一字，其虚字则余声耳。”[93]顾炎武《诗本音》除重申“凡《诗》中语助之辞皆以上文一字为韵”，并举不入韵的句末语气词有“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等[94]。王力先生论《诗经》用韵也说：“如果句尾是一个虚字，韵就常常落在倒数第二字上。”[95]按照今人的观念，句末虚词也是“字”，所以王先生才说“倒数第二字上”。但按古人观念，“字”指实词，虚词只能称“辞”而不能称“字”，说“字上为韵”就是指虚词前面的那个实词。再证之以民国丁惟汾《毛诗韵聿》，“相尔矛矣”韵在“矛（幽侯）”上，“念我独兮”韵在“独（幽侯）”上，“以诅尔斯”韵在“尔（脂）”上。“虚字不为韵”在散文中同样适用。《论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韵脚分别为“欲”、“处”、“恶”、“去”；《孟子》：“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韵脚为“病”与“长”[96]。“虚字不为韵”也就意味着虚字不发声，虚字发声就变成了虚字为韵。句末虚词的所谓“语气功能”，也只表现在提示前面的那个实词的声调变化，其本身并不需要发声，这是与现代汉语语气词的重大区别。事实上，在一个口语中还没有语气词的时代，作为一种人为的书面符号，不可能在阅读时当作语气词而发声。虚字不发声不仅指句末语气词，也包括部分其他虚字。比如作为结构助词的“之”字。从宋太祖讥讽“之乎者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宋代口语中的“朱雀门”，写成书面语则为“朱雀之门”，“之”字在口语中并不发声。“××之灵位”、“××之墓”，即使在现代口语中“之”字亦不需发声，只需说成“××灵位”、“××墓”，此非求简而省略，实为古代虚字不发声之遗留。清人冯景《解舂集文钞·补遗》卷二记了一件海外逸事，其云：“《论语》首章凡三十字。曩估客言，曾见海外盲儒发狂疾，删去虚字十六，训其徒曰：‘学时习，说。朋远来，乐，不知，不愠，君子。’简则简矣，是尚为通文义者乎？”钱钟书先生论虚词之用，引此例以为笑谈[97]。其实这位海外盲儒并非心血来潮，他因为是盲人，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学到的《论语》，而书面语中才有的部分虚词在“口语版”《论语》中是不出现的，所以他也用这种没有语气词的“版本”课徒，虽然在明眼人看来与“文义”有碍，却更符合孔子课徒时的真实情景。冯景不解此中道理，讥讽盲儒“发狂疾”，这才是真正的笑话！ 先秦经典语气词的缺失，除了传抄的讹误外，阅读时语气词不发声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口诵不需要把书面语中的句末虚词读出来，所以经过背诵记下来的内容在原则上是没有“标点”的，需要重新标注。前代学者早就注意到，凡引用它书的内容，往往缺失语气词，原因就在这里。比如上引《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等句，《后汉书》、《晋书》、《初学记》等书引述时，全都不见了“也”字。何以如此？清人翟灏《四书考异》云：“案此‘也’字，唐以前人引述，悉略去，未必不谋尽同也。恐是当时传本如此。”阮元非其说，以“古人引书每多节省”释之[98]。日人岛田翰亦云：“及刻书渐行，务略语辞，以省其工。”[99]其实他们的解释都不正确。真正的原因是，古人读书时这些语气词并不发声，而著文引书又多是背诵，于是落笔成文时语气词在引文也就不会出现。何休《春秋公羊传序》曾提及“援引他经，失其句读”问题，说明汉代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失其句读”原因就是因为转引时丢掉了用作句读的语气词，要想让人正确句读，就需要重加语气词；重加的语气词很可能与原文不同，这样就形成了异文。但如果引述时是对书照抄而非背诵，则语气词就不会省去，异文也不会产生。例如吐鲁番出土的卜天寿写本《论语》有很多异文，其中句末或句中少“也”字者，占十分之八以上。研究者认为这种写本其实是唐代私塾的学生作业，学生为了尽快做完作业回家，所以略去了句末的“也”字[100]。但真正的原因并非是学生偷懒，而是因为这种作业（也可能是试卷）是老师念书，让学生默写，老师念的时候语气词皆不发声，故学生默写出来的《论语》句末也就没有“也”字。说学生默写的证据是，这个写本还有一些实词的异文，如“周”作“州”、“忠”作“中”、“使”作“史”、“夏”作“下”、“犹”作“由”、“德”作“得”、“臣”作“辰”等，全是因为音同或音近而误，这显然是在听写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错误；如果是对书抄写，一般应该是形近而致误。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古代异文尤其是语气词异文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口语→书面语→口语的多次转换中产生的。任何一部先秦经典，只要经过口传和书面语两个阶段，在口传阶段都没有语气词，但转化为书面语后都加上了语气词，阅读时要再全部“去掉”语气词（即不发音），重新转化为书面语时再重加语气词（包括根据记忆复原本来的语气词）。陆德明《经典释文·条例》云：“汉兴，改秦之弊，广收篇籍。孝武之后，经术大隆。然承秦焚书，口相传授，一经之学，数家竞爽，章句既异，踳驳非一。”[101]“章句既异”的直接原因正就是“口相传授”造成的。 今人阅读古代经典时语气词也是发声的，那么这种现象始于何时呢？为什么本来不发声后来又发声了呢？笔者认为是随着语气提示符号逐渐转化为语气词而出现的。如上文所述，由于受到新出现的白话语气词的影响，原来充当断句与语气提示符号的“之乎者也”，正在向真正的语气词转化。既然口语中已经出现了语气词，那么将先秦经典中的语气提示符号当作语气词读出声音来，并没有什么困难。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科举。科举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整个文化的走向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科举科目在唐代一般有四种，即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宋代虽稍有变化，但帖经、墨义在各朝都是不可缺少的，也是最吃重的科目。此二种主要是考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因为这是书面语考试，无论是帖经的填空，还是墨义的回答问题，都要求用原典的书面语来回答。换言之，经典中的语气词已成为内容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考试中是不能遗漏的。比如墨义，考官列出某经典的正文，要求考生按官定注本的说法进行回答。如（原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原题)：“‘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对]：“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鹋之逐鸟雀也。’谨对。”[102]既然语气词也成为考试内容的一部分，考生在复习功课时，自然也要连语气词一起记忆。更何况，考生还要以文言作策论，“之乎者也”也是不可或阙的。所以考生在平时朗读背诵经典的时候，会将句末语气词读出声音来，以强化记忆。久而久之，相沿成习，先秦经典中的这些断句与语气提示符号，逐渐变成了与口语中的白话语气词相对应的书面语语气词。像洪迈那样清晰认识到“《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的文人们越来越少，在更多人的观念中，表达语气成为“之乎者也”的唯一功能，原有的断句功能逐渐消失了。比如陈骙《文则》分析先秦经典中的语助词，完全是从语气的角度，不提断句功能，说明他对此点全无认识。这就直接导致了书面语重新产生了断句的要求，甲骨文、金文中就已经出现的钩识类的标点符号，本来在简帛时代已被“之乎者也”这些文字化的标点替代，现在却死灰复燃，重新进入书面语。敦煌出土的经传变文及民间手稿中，就出现了多种断句符号。宋代雕板业普及后，这些断句符号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断句成为读书人的功课，《宋史·何基传》谓基“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103]与前代零星或偶然使用的情况有本质不同的是，此时标点在某些著作中是全文使用，真正起到了断句助读的作用。最早全文使用标点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于每句句末以小圆圈点断。岳珂在《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云：“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104]他认为句读始于宋代，而对“之乎者也”在前代书面语中的断句作用毫无认识，而只当成一般的语气词。此种观点在宋代很有代表性，说明始于春秋战国的这种书面语符号，已蜕变为真正的书面语气词。 Solving the permanent mystery of “zhi-hu-zhe-ye”： Meng Zhao-lian Abstract:In the past history of several thousand years, ancient Chinese style, the formal written language, carries the fruit of civiliza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of ancient China and makes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accumul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ancient Chinese style uses or imitates words and grammar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y. So the various particles of literary Chinese, as the visible symbols of Chinese language, are supposed to be the ancient spoken language. However, after the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discussions in the past dynasties, the author came to an unexpected conclusion that the particles of literary Chinese are not ancient spoken language;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the man-made marks of written language, having the functions of punctuation and indicating moods. When the vernacular modal particles showed up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ey came to be used as the modern particle words in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Key words:zhi-hu-zhe-ye(之乎者也); punctuation; modal particles;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注释：
（原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5月25日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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