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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乎者也”这类文言虚词是古人尤其是先秦口语，这几乎是文化人最基本的常识。该书作者却提出一个与传统看法完全相左的观点——文言虚词非口语。作者逆向考察了从明清直至先秦的文言与白话书面语材料，全面梳理并深入分析了古代有关“辞”的大量论述，得出如下结论： 汉语与汉字的特殊关系决定了书面语与口语既不对立，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整个文言虚词系统（即“辞”）都是吕叔湘先生所谓“人为的东西”，亦即文人创造的“非口语成分”。汉语书面语无论古今，都是口语与非口语两部分的组合，非口语成分多，文言程度就高，就难懂；相反，口语成分多，白话程度就高，就易懂。 作者特别强调，诸如“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文言是古人口语”之类的观点，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出现的，是西方语言理论影响的产物。这种观点根本是未经任何证明的假命题，在此基础上描述的汉语史及其他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也都是不符合汉语实际的。 第一章 古代口语中有过“之乎者也”吗？ 第一节 元明清 第二节 唐宋时期 第三节 汉魏六朝 第二章 文言虚词的“爆发”与迅速“消失” 第一节 文言虚词的“爆发” 第二节 先秦两汉虚词使用中的“乱象” 第三节 《春秋》三传的语气词考察 第四节 “也”“邪”之别与语气词的连用 第五节 文言虚词的消失与遗留 第三章 “辞”的本质——非口语 第一节 “辞”——“意内而言外” 第二节 从“辞”的异名看其非口语本质 第三节 “声”与“貌”：摹写物状之词 第四章 文言“虚词”的产生 第一节 从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说起 第二节 语气的缺失与“辞”的产生 第三节 假借与“虚化” 第四节 “辞”指书面语 第五章 “辞”的繁荣与“言外”观念之消亡 第一节 古代有普通话吗？ 第二节 “书同名”与“书同文” 第三节 词类活用之“辞” 第四节 “言外”观念之消亡与一个假命题的诞生 第六章 “辞”的加减与替换 第一节 同书中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第二节 不同版本的虚词异文 第三节 引文中的虚词异文 第四节 经传注释中“辞”的加减 第七章 修辞：古人为文之法 第一节 语法与文法 第二节 古人的修辞论 第三节 加字法与减字法 第四节 换字法与造字法 第五节 从加减换到全文翻译 第六节 王若虚论“辞”评析 为什么说文言虚词非口语 孟昭连 笔者近些年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观点：“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并非古人口语，而只是提示语气、断句以及表示句与句之间语法关系的书面语词汇，这些词汇是文人创造出来的，只用在书面语中，全民口语中并不存在。 我本以为“此事体大”，文章发表后会引起语言学者的关注，但没想到整个语言学界毫无反应。到底是因为自己人微言轻，观点本身过于荒诞，所以专家们不屑一顾呢，还是因为其他说不出口的缘故？我不得而知。 语言学家集体“失声”，反而使我信心倍增，在几篇论文的基础上，继续完成了本书；事实上，如果不是时间太紧，可能写得更长。虽然很多材料还没有用上，大量的例子也只好割舍，但感觉基本问题已经说清楚了，就此打住。趁本书就要出版之际，将自己的整个思路作一梳理，供同好尤其是年轻朋友批评参考。 一 非口语说的来龙去脉 “之乎者也”这类文言虚词是古人口语，这是在中学语文课上就已经学到的知识，而大学的语言学教材更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可以说，这已经成了文化人最基本的常识。那么，我为什么提出这个与传统看法完全相左的观点呢？ 本人并非汉语研究的专门学者，语言学知识也就是在南开读本科学到的那些东西。有幸的是，无论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基本知识学得还算扎实，犹记得七八级入学后第一次现代汉语考试，我考了个全班唯一的满分，令众人“刮目相看”，而且紧接着下学期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古代汉语“课代表”。 也许是这些潜在因素的激励作用，此后我一直保持对语言学研究的浓厚兴趣，而且不时萌发“技痒”的冲动。应该说，在此之前，对古人口语说“之乎者也”，我也是坚信不疑的。 观点的根本转变，发生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汉语的发展与白话小说兴起之关系研究》时。因为项目内容的要求，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一些汉语史上的材料，渐渐感觉到现有的语言学结论，与古代文献相差远甚。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一则资料是宋僧文莹《湘山野录》所载：“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经过分析，我得出宋初口语不存在“之乎者也”的结论。如果宋初口语中没有“之乎者也”，那么唐代又如何呢？这就勾起我往上倒溯的想法。果然，柳宗元《复杜温夫书》中批评一个书生用错文言语气词，并提出：“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按照相同的分析方法，我得出“之乎者也”也不是唐代口语的结论。 我接着进行反向考察，发现不但魏晋有白话，如《弹劾刘整》基本是满篇白话，《北史》中也很多。再往前《汉书》中也有不少白话片断。尤其是汉初刘安《淮南子·说林训》有这样一句话：“也之与矣，相去千里。”很多语言学者都引用过这段话，用来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也”与“矣”的不同用法。 但我认为这八个字蕴藏的价值远不止此，同样可以用来说明汉初口语也不存在文言语气词。倘若汉初如此，先秦则不必再来证明，结论应该是相同的。为什么？大家公认文言语气词是春秋战国才产生的，若本为口语，不可能只存在三百来年到汉初就消失了。事实上，先秦两汉的书面语语气词运用错乱很严重，正可以佐证我的推测。 在对以上材料进行分析时，我有一个推理的前提，即口语中的语气词是不可能用错的，不但文人书面语不会错，老百姓的口语也不会错。这个用不着研究，只要稍微观察一下现实的语言现象，就会发现。我的这个前提并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全凭自己说了六十多年汉语的经验积累，也就是只是一种“语感”。在这一点上，我与宁可相信西方理论，也不相信自己感觉的研究者不太一样。 另外，我也考察了中小学教育的有关材料，没有发现中小学生写作文会用错语气词的现象。我又细细观察了幼儿园的小朋友，发现小小年纪语气词运用也很准确。如他们问老师“妈妈来了吗？”没有谁会把“吗”错为“呀”或“呢”。我甚至观察过精神病人与脑瘫患者说话，还是没有发现类似问题。 与此相反，外国人学汉语，语气词的错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难点之一，即使高级班的学生正确率也至多达到80%上下。 这两种情况相对照，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若语气词是自己的母语口语，不可能用错；相反，则很难不出错。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口语中的语气词数量极有限，一天说无数遍，是大家用得最熟练的，而且它们的用法也是高度统一的，用错它就像用错“你”和“我”一样，是无法理解的事。其他虚词与此同理。很可惜，语言学者几乎都没有这种认识。 二 我的思考方法 实事求是地说，我所运用的大部分文献材料，对语言学者是常见的，并非我首次发现。但我得出的结论与他们不同，有的甚至正相反。原因何在？可能与我的思考方法有点“另类”有关，这里也稍谈一下，供大家参考。  （一）、我有一种“逆反思维”，在分析理解古代文献时，不是顺着作者的意思思考，而是喜欢往相反的方面思考，探讨作者何以这样说，这样说说明了什么。比如司马迁被尊为“良史”，“不溢美，不隐恶”，大多数学者往往只理解了表面的意思，并将此推而广之，认为古代史官都是“实录”的，所以正史上的记载成为大家考证最权威的史料。 但我认为司马迁受称赞，正说明当时“溢美隐恶”的史官不少，如果大家都“实录”，何以只尊司马迁为“良史”？魏晋小说也是如此，因为有关实录的论述很多，所以大家一般认为当时的小说创作都是写实的，但我也不这么看。实录的论述多，正说明虚构意识在当时已经产生，而且相当普遍，大量神鬼故事的出现，要说都是“记实”的结果，我不相信，而且我认为魏晋的“明白人”也不会相信。 这种反向的思维方法，其实我是从现实生活中得来的，凡是强调某一问题，树某一方面的典型，正说明这方面的问题不少。把这种思维方法运用到对古代文献的理解上，同样是正确的。《淮南子》说“也之与矣，相去千里”，难道仅仅是在描述一种客观语言现象吗？他为什么不说“黑之与白，相去千里”“天之与地，相去千里”？因为后者是人人都懂的常识，根本用不着他来提醒。既然他郑重其事地提出这个问题，说明当时文人在使用这两个语气词时发生了混淆，也就是分不清“也”“矣”地乱用。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继续推论：既然“也”与“矣”这两个最常用的语气词都弄不清，那么其他语气词当然也不会用得很正确。这后一个结论同样可以在先秦书面语中得到证实。结合上述口语语气词不可能用错的前提，最终结论只能是：先秦文言中的所谓“语气词”不是口语。所以，运用古代文献，不要只看表面的东西，要多想一想反面的东西，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真相往往隐藏在最后一问中。如果只看到表层的意思，就不能把文献蕴含的信息全部“榨”干净，白白浪费了这条材料。 （二）、关于“少数服从多数”。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只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很“民主”，但用它来选劳模可以，在追求真理，探讨真相时，这个原则是不适用的，甚至是有害的，“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反而常常是正确的。 我认为探讨语言历史的真相，类似司法中的“破案”。一件杀人案发生了，很多证据都指向某疑犯，所以警察百般逼供，要他自己供述。但证据再多，口供也有了，只要出现一条确凿的疑犯“不在场证明”，那么对他的指控就难以成立，反而证明以前的那些“证据”都是伪证。也就是说，在判断作案者是否某人时，不能以证据的多少为原则，而应以真假为最高原则。有些冤案的产生，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与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思维方法有关。 语言学者在“破案”时，几乎都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本思维方法。先秦书面语全是文言，所以大家就说先秦口语也是文言。汉代书面语中有了白话片断，就说口语中白话开始产生了。唐宋书面语白话越来越多，就说文言在口语中正在消失；如何解释唐宋书面语中仍然存在的大量文言作品呢？只好说唐宋文言是“仿古”。大结论是用这种思维方式，小到一个词的历史考察，也是如此。 我的想法不同，我认为只要书面语中出现了白话，虽然数量很少，但那就是或接近当时的口语，文言再多也不能说明什么。我这里也有一个前提，即一个社会不会有两套口语系统，不可能同时存在白话与文言。白话是客观存在的，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的口语，而我们判断古代书面语中的白话时，也是以与现代口语的相似性为标准的。所以在汉代书面语文言与白话并存的情况下，我选择白话为真（即口语中存在），文言为假。 （三）、关于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这是语言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谈到二者区别时，传统说法是口语比书面语省略。但我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书面语比口语“复杂”，书面语比口语多了很多东西，所以书面语＞口语。表达同一个意思，书面语中的文字数量，要大于口语中的音节数量。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口语说“下雨就别来了”，书面语要说“如果下雨，你就别来了”。口语说“你去也没用”，口语中要说“即使你去，也没有用处”。“如果”“即使”都不是口语词汇，在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口里不会出现。但书面语必须加，以使前后两个分句之间的关系更明确。 古代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同样如此，二者既不对立，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如吕叔湘先生就说：“文言不会完全是人为的东西，可是文言也不大像曾经是某一时代的口语的如实的记录。”其他语言学者如王力、高名凯等，也都谈及书面语中有“非口语成分”。但大家都只是一种长期阅读文言的“感觉”，到底哪些是“非口语成分”，则语焉不详。 我认为整个文言虚词系统都是这种成分，都是“人为的东西”。汉语书面语无论古今，都是口语与非口语两部分的组合，非口语成分多，文言程度就高，就难懂；相反，口语成分多，白话程度就高，就易懂。这与上面所说的现代书面语特征是一致的。口语有一个基本原则，即省力原则或称经济原则。同样一个意思，口语是选择那个最简单的；文人追求的是新奇，是“陈言之务去”，与口语的差距愈大愈好，所以非口语的成分就多。 这种“文人心态”古今同理。如果我们写的专业论文全是自己的口语记录，满篇大白话，不但刊物编辑不喜欢，即使发表出来读者也觉得你“没文化”，甚至会说你“太俗”，评上“优秀论文”的可能为零。后世文人称周代“郁郁乎文”，并不是指周朝老百姓都说“之乎者也”，而是指周朝书面语开始出现了更多的非口语成分。如果连樵夫庄农都能操着“文言”说话，而书面语只是口语的简单记录，周朝之文“郁郁”在何处？ 三 关于古人的相关论述 以上所谈如果只是我对古代语言现象观察后的一种“感受”，说服力就不强。好在古代有关论述很多，正可成为一个有力的佐证。实际上，我的非口语说正是对古代语言现象进行观察，与古人相关论述相结合才得出的结论。毛传最早在注《诗》时注某些词为“辞也”，但所指不明。汉许慎作《说文解字》，改“辞”为“词”，并为之下了一个定义：“词，意内而言外也。” 我在本书第三章用了不少篇幅把“意内言外”的真正含义以及后人的相关论述作了梳理。我的理解是，许慎的原意是说“词”在书面语中是表达句意的，但它并不是“言”，“言外”即“口语之外”，也就是“词”不是口语，它只是一种书面语成分。其后无论是刘勰的“句外”说，还是南唐人徐锴释“言外”为“在言之外”，抑或清人袁仁林谓“焉哉乎也”口语中“何尝有”“呜呼、噫嘻之类，非言也”，都把“词”的非口语性质说得很清楚。 李渔说“千古好文章只是说话，只多‘者也之乎’数字”，意思更是明白不过：好文章＝口语+者也之乎。这与上面说的书面语＝口语+非口语完全相同，同样能得出“辞”乃非口语的结论。古人又有谚云：“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若这些语气词就是古人口语，只要把口语记下来就是好文章，岂非人人都能成“秀才”？那么古代学问大如李东阳、阮元等辈，“用实字易，用虚字难”“实字易训，虚词难释”的感叹又是因何而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清代以来，不少文人对“辞”的本质认识逐渐模糊，诚如清人卢承琰尝言“宋元以降……助辞虚字，大抵混茫”；亦如马建忠所说，文人运用“辞”不但“塾师固昧然也”，连那些“经师”及“攻乎古文词”者，大多也稀里糊涂。 训诂大家段玉裁对许慎的“言外”说的曲解，尤能说明问题。许慎“词者，意内而言外也”本来有“词在意内”“词在言外”两层意思，而段却理解为“意在词内”“言在词外”，正好弄反了。 现代语言学家就更不用说了，既受到段注影响，又接受了西方语言理论，无不确信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文言书面语就是古人口语，所以对古人有关“辞”“言外”“非言”的论述有的不屑一顾，有的倍感困惑。比如《孟子》“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汉赵岐将“曰”注为“辞”，很多语言学者就相当不理解；对朱熹注《论语》“子闻之，曰：再，斯可矣”中的“斯”为“语辞”，也认为是朱熹搞错了。因为今人认为“曰”明明是动词，赵岐竟释为“辞”；“斯”明明是代词，朱熹也当成“语辞”，而这两个词显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虚词”。 问题出在哪里？在我看来，不是古人搞错了，而是今人没理解许慎所说 “辞” 的真正含义。把“辞”误解为所谓“无义理”的“虚词”，再以这个标准去看古代注疏家笔下的某些“辞”，对不上号是必然的。只有正确理解了“辞”的非口语本质，抓住这把钥匙，才能进入汉语的“时间隧道”，趋近古代汉语的真相。 诸如“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文言是古人口语”之类的结论，根本不是真正的“传统观点”，这个真相必须揭开。  首先，这个观点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出现的，是西方语言理论影响的产物。 其次，这些结论根本是未经任何证明的假命题。虽然这样说在语言学家看来，可能很难接受，也很难相信，但真相就是如此。没有任何一位语言学家做过这个理应首先要做的工作，因为大家陷在西方语言理论的泥淖中，根本想不到还要来做这个工作。但如果文言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性还不能确定，那么以此为前提描述出来的所谓“汉语史”，可能是真实的吗？ 其三，对语言学家而言，要证明“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文言是古人口语”之类的结论，注定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道理很简单，因为自汉字产生以来，一直到晚清，在这三千多年中，没有任何一个古人有过相关论述，一条也没有。事实上，真正的“传统”是许慎以来一直到清代延续不绝的“辞”为“言外”观念，只是到了上个世纪才被现代语言学家斩断，另造了一个虚假的“传统”。我深信，汉语史的真相一定会被更多的人认识到——虽然我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感谢英年早逝的陆林兄，是他以极大的勇气，在《南京师大学报》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感谢《南开学报》主编姜胜利、编辑陈宏二位先生，他们不但连续发表了《论“辞”——文言语气词非口语再说》及《再论“辞”——“辞”的产生与“言外”观念之消亡》，而且对两篇拙文多所褒奖，先后向教育部推荐为学报年度优秀论文。 感谢在论文及书稿的撰写过程中，剑国兄一直予以肯定与鼓励，他的一些观点对我极有启发。感谢陈洪兄能站在学术与学科发展的高度，对此观点一直予以关注，并倡议组织了一次专门讨论会，给了我一次与天津语言学者直接对话，畅所欲言的难得机会。最后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领导徐海先生，能以宽阔的学术胸怀接纳本书，使我的“另类”学术观点得以面对更多的读者，接受社会的公评；同时感谢责编卞清波认真负责的工作，这才使本书能尽快地面世。 2016年6月1日于静溪园寓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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