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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贾兰母子的原型真的就是曹雪芹母子吗？你细细地读《红楼梦》，又会觉得不太像，因为书中的李纨有一大污点——变态行为。在第三十九回书中，有一段细致的描写： 李纨揽着他（平儿）笑道：“可惜这么个好体面模样儿，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唤。不知道的人，谁不拿你当作奶奶太太看。”平儿一面和宝钗湘云等吃喝，一面回头笑道：“奶奶，别只摸的我怪痒的。”李氏道：“嗳哟！这硬的是什么？”平儿道：“钥匙。”李氏道：“什么钥匙？要紧梯己东西怕人偷了去，却带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说笑，有个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马来驮他；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有个凤丫头，就有个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还要这钥匙作什么。”平儿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了我来打趣着取笑儿了。” 一般人不太注意这一细节，要是仔细琢磨则其中大有深意：这大概是对李纨真实身份的一种暗示。过去的钥匙都是长长的，而且平儿手里的钥匙绝不是三把两把的，因此她不会像现在的小学生那样把一两把钥匙挂在胸前，她一定是拴在腰间的，如古装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平儿坐在椅子上，钥匙不是下垂在小腹部就是“后腚巴子”上，而这两处地方都属女人的敏感部位。“奶奶，别只摸的我怪痒的。”说明李纨摩挲的是平儿的身体，甚至是敏感部位。摸的那个部位？李纨的话做了回答：“嗳哟！这硬的是什么？”说明李纨的确摸到了平儿的敏感部位，起码是摸到了平儿的腹股沟。“嗳哟”，表明李纨的惊奇，惊奇平儿身上有“硬邦邦”的家伙，如果是在肩膀、腰间或者后背，是不必如此大惊小怪的。李纨的话似乎是在调侃和戏谑平儿，想让在座者意淫一次平儿。但这恰恰暴露了李纨“太不淑女”，与其“槁木死灰”的形象不符。一个女人摩挲另一个女人的敏感部位，不要说在二百多年前是件丑事，即是现在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十之八九，会让人生厌的。曹雪芹会这样描写刻画自己的母亲？不会的！因此说书中的贾兰不太像曹雪芹。至少可以证明李纨的原型不是作者的母亲。三十九回书中的李纨，绝不是荣国府的长孙媳妇，当另有所指。 “曹学”，其实与“自叙说”有紧密地关联。如果《红楼梦》是“自叙体”，那么《红楼梦》的作者必然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有人在怀疑“自叙说”的时候，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出于书中对王夫人的批判。王夫人在书中算不上是个正面形象，这是大多数读者的感觉。金钏和晴雯遭遇飞来横祸，虽然与宝玉的滥情和浪荡有关，但王夫人是脱不了干系的。每个事件之后，王夫人并不追究儿子的责任，却把全部的恼怒发泄在奴才身上，这让深处恐惧之中的贾宝玉都觉意外。《红楼梦》书中有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那就是天生让人厌恶的赵姨娘。她的小气、庸俗、猥琐和报复心理，曹雪芹用了极少使用的脸谱化手段，使人一目了然——她千真万确是一个坏女人。这是否说明赵姨娘比王夫人更坏呢？咱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对比：赵姨娘对下人的态度是温和的，拉拢的时候多，没有“撵出去”的恐吓，也没有簪子攮脸的虐待。虽然她是半主半奴的身份，缺少王夫人那样前呼后拥颐指气使的气派，但是她手下仍有彩云那样死心塌地的奴才，从这一点分析，赵姨娘的坏没有使在下人身上。由于赵姨娘心中始终有一股怨恨之气，她恨命运不公，恨那些一等主子们不把她当主子看，更恨王熙凤这些小崽子们骑头上拉屎，因此她要报复，她把几乎所有的坏都用到了主子身上。因为赵姨娘既无权利又无银子，一旦惹出事来，却又无力摆平，只好躲躲闪闪、窝窝囊囊，连她的亲生儿子都瞧她不起——“敢惹不敢当”。因此她不仅被贾府的人瞧不起，也让多数读者瞧不起。反观王夫人，她可以随意打骂处罚下人，她可以随时撵逐丫头，她甚至可以逼死人命。她所有的喜怒无常残忍毒辣都是指向弱者的。但无论发生怎样的事，哪怕人命关天的大事，她也可以跟无事人一样，只需用银子说话，用银子去表达他的“怜悯”、“仁慈”和“爱心”。这么一分析，你还会认为王夫人比赵姨娘可亲可敬吗？有的人为了维护“自叙说”的权威性，为了维护贾宝玉的完美形象，进而为了神话曹雪芹，千方百计为王夫人推卸罪责。好像王夫人真的就是曹雪芹的母亲一样，不把她说的好一些就对不起曹雪芹似的。因此有人将《芙蓉女儿诔》曲解为只骂奴才不骂主子，而红学中诸如此类怪现象并不少见。其实人人都知道，包括为王夫人推卸罪责的人大概也心知肚明，这种推卸是无力的、徒劳的。一个作者，如果需要，他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自己母亲的弱点、缺点，甚至错误，但是他一定不会写自己母亲的蛮横无理、冷漠残忍。根据曹雪芹敢于在王夫人身上用狠笔、恨笔，包括笔者在内的红学爱好者才敢于提出曹雪芹写贾宝玉不是写自己，才敢于否定“自叙说”，否定贾宝玉即曹雪芹的观点。 变态行为自古即有，但是我不知道曹雪芹作书的年代是如何称呼这种病态的。不管怎样的叫法，在《红楼梦》书中曹雪芹还是大胆的涉及了变态心理和变态行为，而且采取的还是比较露骨直白的描写手段。曹雪芹写贾宝玉、薛蟠一班人喜爱男风，到底讽刺的是谁？咱们不妨重温那段历史：康熙帝在第一次废太子之前，曾经杀掉了数个与胤礽有奸情的男人。在一废太子的时候，又历数胤礽的罪状，其中就有太子生活糜烂一条。而书中薛蟠与宝玉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见缝插针，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说明宝玉和薛蟠所影的人物具有同样的罪恶。康熙皇帝既然不喜欢贾宝玉所影的胤礽，他也一定不会喜欢薛蟠所影的那个人。假如薛蟠所影的就是雍正，康熙帝则一定厌恶雍正，因此就不会传位给雍正，作者想以此证明雍正的皇帝身份是假的。前文咱们说曹雪芹毫不留情的揭李纨的短，足可证明曹雪芹与李纨不是母子关系。同样的道理，曹雪芹无情的揭露、指斥乃至鞭挞贾宝玉，同样说明曹雪芹不是贾宝玉。这既否定了“自叙说”，又排除了曹雪芹在书中有主人公身份地位的可能。朋友您看，我们绕了半天，还是回到了曹雪芹不是书中主人公的原点上来了。 从这一个小小的问题中不难看出，曹学的研究是多么的艰难困顿——刚刚看到肯定的曙光，马上又被否定的乌云遮住。其实这种由否定到肯定，再由肯定到否定的反反复复的思考，无论是对曹学的研究，还是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当你推翻了“贾兰的原型是曹雪芹”的想法之后，你不仅会坚定《红楼梦》不是“写自己”的理念，而且你会立即考虑“李纨的原型到底是谁”的问题。对《红楼梦》的认识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提出问题、不停的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步步深入、层层提高的。我对李纨的认识，对李纨原型的推理，都源于我对曹雪芹研究的思考。 凡痴迷《红楼梦》的人，大多数应该是崇拜曹雪芹的人。关于曹学，虽然不单指曹雪芹一人，但曹雪芹是绝对的主体。在周汝昌先生之前，包括胡适、鲁迅先生等大家并不十分推崇曹雪芹。他们只把曹雪芹看作一部小说的作者，而并未把他提高到思想家、美学家、诗人的高度。红学进入周汝昌时代之后，不仅曹学的地位得到提升，曹雪芹更是被周汝昌先生推到了无以复加地高度。近几年壮大起来的“楼内红学派”，则又回归到“《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的旧路上来，曹雪芹随即又成了凌蒙初、冯梦龙一流的小说作者了。现在对曹雪芹的研究基本形成两大流派，以周汝昌先生为代表的“神化派”，以“楼内红学派”为代表的“平常派”。说老实话，这两大流派所代表的两种思想，都有失偏颇，对红学的进步和繁荣均有负面影响或消极意义。周汝昌先生美化神化曹雪芹的理论，是在将《红楼梦》定位于“自叙说”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因为“自叙说”确认曹雪芹写贾宝玉就是在“写自己”，因此只能看到贾宝玉悲天悯人多愁善感的优点一面，而看不到贾宝玉贪图安逸、不学无术、滥情滥性的丑陋一面；只可以看到“大旨谈情”中的亲情、友情、爱情，而看不到贯穿《红楼梦》始终的“怨恨、憎恨、仇恨”。 孔夫子不语“乱力怪神”，曹雪芹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也一定不会涉及丑陋和龌龊，这种神化世界的定式，束缚了读者的思想，自然看不到曹雪芹的自私、偏激乃至狭隘的一面。这对于正确理解《红楼梦》是有消极影响的。当“平常派”把曹雪芹定位于一个文学家、小说家，那么《红楼梦》一书立即失去了立体感，远离宝黛钗爱情主线的研究都成了不可思议的臆想。它不仅束缚了读者的思想活性，而且压缩了读者的思维空间；不仅降低了《红楼梦》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而且降低了《红楼梦》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因此，在红学领域要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自以为是、南辕北辙的问题，每一位红学家应首先保证自己的学术观点不失公允。笔者认为，曹学的发扬光大，曹学的深入进步，出路在于跳出“自叙说”的窠臼。以上这段话，只说明曹学的重要性，而非某些红学家所指斥的可有可无的细枝末节。不表明我对曹学有什么研究，仅此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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