拴在琴凳上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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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泽清

直到很多年后，如果有人问起，我也只能说：“是的，我会弹琴。”好像只是一个普通的技能，会游泳、会说英语……会弹琴，这听上去并不是一件多么大不了的事情。

可惜一开始，妈妈不是这么想的。

我生长在大西北沙漠边缘的油田小镇，从爷爷辈的第一代油田人建起它，到所有人在我十来岁时陆续搬离，那里都是相同的模样。小镇自成一个“王国”，我和我所有的同学一样，在小镇医院出生，在小镇的幼儿园玩耍，然后从一样的小学读到高中毕业。

于是，“顾老师给她家姑娘买了钢琴”“人家慧子比贝贝小，都开始学琴了”……这样的理由，都足以支持妈妈做出“一定要让女儿学琴”的决定。更何况，弹钢琴是多么“高贵”的一件事。

那是一个春夏之交，爸爸和七八个年轻的朋友闹哄哄地把一个巨大的、沉重的、被严严实实包裹的大家具抬上三楼。然后，妈妈像是对着全世界宣布：“贝贝，这是你五岁的生日礼物。你以后要好好学，听见没？”

“嗯！”后来我才明白，永远不要轻易答应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情——即便当时明白又如何，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随着钢琴搬进家门的，是一些铁律：所有作业必须在下午放学前完成，每晚七点到九点固定练琴两个小时。我中途只能上一次厕所，喝水一次，时间严格固定，弹错音会被打手。从钢琴进门到我初中毕业，我每天必须练琴两小时，全年无休。

“找个好老师太重要了！”妈妈对此坚信不疑。可小镇上会钢琴的成年人，也就是学校的三两个音乐老师，自己都谈不上专业，怎么教小孩呢？只有去市里。百公里的土路，单程近四个小时。

冬天好冷，常常开始上课了，我的手仍像冻坏的胡萝卜，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手指在僵硬的弹奏过程中才慢慢恢复知觉。连钢琴老师都有些不忍，倒杯热水让这对从大风里来的母女俩先暖一暖。

十年周而复始，一直到我考完业余十级的考试。许多孩子学到五六级就放弃了，他们曾是我妈妈买琴的动力，可只有妈妈带着我，一路考到我能考到的最高级。“妈妈，为什么慧子她们都不学了，我还要学？”“这是你答应我的。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

忽然有一天，钢琴老师再三斟酌之后，明确地说：“这孩子不适合搞钢琴专业！”妈妈无比惋惜：“女孩子学个艺术，多好！又轻松又温柔！”

我的手太小，即便付出比正常孩子多数倍的努力，同样的曲子依旧弹得非常吃力。“肖邦的九度都够不到，怎么学专业的？”这是我的“硬伤”。妈妈一直忽略了这一点。最终我偏离了她的规划——上音乐学院附中、考上北京或者上海音乐学院钢琴表演系。那样的话，既不像妈妈学理科那么辛苦，又不像爸爸学文科那么枯燥。

我在妈妈的失望中“仓皇”地读了高中，钢琴课也就这么停了。

后来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妈妈，我发现学校的钢琴放在什么地方了！竟然在一个阶梯教室里面，晚上偷偷去弹琴，合唱团的师姐问我，要不要来合唱团当‘钢伴’，我想去呢！”

“妈妈，学校钢琴比赛，我进复赛啦。”

“妈妈，公司附近的琴房都好远，我好久没去了。”

“妈妈，我想弹琴。”

在我意识不到的某一年的某一刻，我忽然和以前的生活和解了。

我无比感激童年的每一首钢琴曲的学习——从维也纳古典乐派到浪漫主义，让我在学习文学、艺术、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彼此影响和融通；我无比感激童年无数枯燥乏味的练习，让所有的技巧成为我的肢体与记忆里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我无比感激那些独自在家的日子，让我早早地不那么惧怕孤独和别离，并在往后的生活中一直充满浪漫与幻想。

这种和解，或许也像我当初学琴一样，是无可选择的。可不和解又能怎样？我完全没法想象，抛弃了这段童年——或者说几乎是整个童年——我会是什么样子。

当我如此向妈妈“告白”的时候，她只是说：“小时候管你弹琴管得太严了，你会不会怪我？”

我快29岁了。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想自己未必能有勇气和毅力像妈妈这样，付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十年，日复一日地为女儿的一个“兴趣”辛苦奔波。

我想对她说：这么多年过去，我明白，自己最终收获的，远比曾经付出的多。感谢妈妈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话刚到嘴边，我就哽咽了。

来源：江苏教育报·高中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