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鲁迅在《书苑折枝》里摘录了这两句话，之后议论道：“帝王立言，诫饬其子，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大有把握，那能尔耶？后世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集外集拾遗补编》）巧合的是，钱锺书也曾引述过这段文字，并指出：“此言端慤人不妨作浪子或豪士语。”（《管锥编》第四册） 曾不满于中国精神的“萎靡锢蔽”，以为“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的鲁迅，赞许的自然是梁简文帝作文“且须放荡”的看法；而钱锺书着眼的，则主要是“立身”与“为文”之间复杂曲折的关系。在《管锥编》以及《谈艺录》的相关章节中，钱锺书征引了大量中外文史资料，以力求对此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谨严确当的诠释。 “文如其人”，无疑早已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话题，人们常常这样说，也这样想；然而实际上，“文”与“人”之间，却远非字面意义所显示的那样，只是一种简单直接的相互对应的关系。有“正人能作邪文”者，也有“邪人能作正文”者。钱锺书引元好问评潘岳《闲居赋》诗后说道：“此言冰雪文或出于热中躁进者。”他又引了赵令畤《侯鲭录》中的一则史料：“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王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重，未几赃败。仲仪归朝，见文忠论及此，文忠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其意旨就与后者相同。《文心雕龙》便区分了“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两种情形，指出：“言与志反，文岂足征！”《通鉴·唐纪》有记云：“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耶？”这与克罗齐所谓“作者修词成章之为人”与“作者营生处世之为人”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是同样的道理。十八世纪一法国女性还说过，“吾行为所损负于道德者，吾以言论补偿之”。钱锺书引述了这些国外的材料后，发出了“文如其人”虽为老生常谈，但亦“谈何容易哉”的感慨。 既然如此，“文”与“人”的关系是否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相干呢？鲁迅不是说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吗？自然，问题也并不如此简单。钱锺书提出了理解“文”、“人”关系的另一种角度：“观文章故未能灼见作者平生为人行事之‘真’，却颇足征其可为、愿为何如人，与夫其自负为及欲人视己为何如人。”由于元好问知道潘岳谄事太尉贾充，每候其外出，便“望尘而拜”，故径指《闲居赋》之鸣“高”为饰伪“失真”。假如潘岳未作此赋，元好问则只能根据《晋书》本传，了解其人的“乾没”趋炎了。由此钱锺书以为，认识潘岳的“两面二心，走俗状而复鸣高情，端赖《闲居》有赋也”。“夫其言虚，而知言之果为虚，则已察实情矣；其人伪，而辨人之确为伪，即已识真相矣；能道‘文章’之‘总失’作者‘为人’之真，已于‘文章’与‘为人’之各有其‘真’，思过半矣。” 文章与为人的关系，绝非孰虚孰实、谁伪谁真那么简单。从“‘文章’与‘为人’”“各有其‘真’”，到“文章”“总失作者‘为人’之真”，钱锺书以为是思考的深化，知言辨人者亦不可不察。 沿着这一思路，钱锺书又做了更进一步的辨析：“立意行文与立身行世，通而不同，向背倚伏，乍即乍离，作者人人殊；一人所作，复随时地而殊；一时一地之篇章，复因体制而殊；一体之制复以称题当务而殊。”鉴于此，谈艺论文、以文观人者一定要“慎思明辨”，切勿“齐万殊为一切，就文章而武断”，不能见“文章”之“放荡”，就轻率断言作者“立身”之不“谨重”。钱锺书举了两个诗人的例子，一为李商隐《上河东公启》：“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名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另为韩偓《〈香奁集〉自序》：“柳巷青楼，未尝糠粃，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其实李商隐是“自明身不风流，固未尝讳篇什之有涉妖姬名妓也”；而韩偓则“既涉迹于勾栏，尤销魂于闺阁，是诗风流而人亦佻”。康德说过，“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 钱锺书以为此言是可以移施于文人墨客“造艺之赋境构象”的。 “以文观人，自古所难。”钱锺书又以嵇康和元稹为例，对此做出说明。嵇康的《家诫》，不厌其细地教诲儿子如何如何做人处世，而其《与山巨源绝交书》则“刚肠嫉恶”，“非汤武而薄周孔”，比照之下，简直如出不同作者之手。元稹《诲侄等书》云：“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纵观，汝知之乎。”而他自己却在多首诗里，追忆少年酗酒狎妓，其言津津，其事凿凿。既然有“借立言为立德，托垂诫以垂名”者，所以，以文章观人，尤须关注“言外行间”。 经过一番考察探究之后，钱锺书说道：“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而不在彼也。”“文如其人”，主要是就文章格调往往流露作者本相而言的。钱氏此说确为的论，也经得起创作实际检验。即以他所举的扬雄和阮大铖为例：扬雄的《法言》是模仿《论语》的，但他“欲为圣人之言，而节省助词，代换熟字，口吻娇柔，全失孔子‘浑浑若川’之度”。阮大铖“欲作山水清音（按：指其《咏怀堂诗》），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闲适人，寄意于诗者”。钱锺书还强调说，由于“所言之物，实而可征；言之词气，虚而难捉。世人遂多顾此而忽彼耳”。要能够察词气而辨格调，对谈艺论文者的感受力的判断力，自然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且也，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为“心声失真”。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蓬随风转，沙与泥黑；执笔尚有夜气，临事遂失初心。不由衷者，岂惟言哉，行亦有之。安知此必真而彼必伪乎。……见于文者，往往为与我周旋之我；见于行事者，往往为与众俯仰之我。皆真我也。身心言动，可为平行各面，如明珠舍利，随转异色，无所谓此真彼伪；亦可为表里两层，如胡桃泥笋，去壳乃能得肉。 这段文字，对“人”与“文”之间种种曲折隐微的关系，以及“人”之身心言动的诸多复杂性，做出了深刻有力的读解，蕴含着钱锺书对这一命题的真知灼见，堪称“知人心”者、“深于文”者的“知人论世”之言，其启发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仔细想想，钱氏所谈其实不过常识而已，而这常识却又往往为人们所轻忽。 二再以唐代大文豪韩愈为例。虽有欧阳修尊之为文宗、石介列之于道统，但韩愈文章人品历来颇受非议，《谈艺录》胪举颇多。钱锺书以为：“退之可爱，正以虽自命学道，而言行失检、文字不根处，仍极近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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