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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陈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201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其博士论文《涂尔干的道德科学——基础及其内在展开》获得2015年度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曾在《社会学研究》、《社会》、《政治思想史》、《哲学门》和《北大法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甲 理论研究的三个层面 介绍研究经验这种事，只有大师能够胜任。即使是研究大家写的这类文章，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也仍然非常枯燥乏味。在我印象当中，余英时谈过读书的方法，米尔斯也谈过，但是在我最初看到这部分时，把它们都跳过去了。不过，事情总得有人去做。 我至今仍然记得自己最初对理论产生兴趣，独自读书摸索时是抱着怎样急切的心态想要找一位师长来传授我一些读书方法。我也记得到北京读研之后，有幸遇到一些我所钦佩的老师向我传授他们的治学经验时，自己如何豁然开朗，异常兴奋。我更记得在学校、在我所参加的读书小组，以及不多的授课中，那些带着焦急的心情，渴望的眼神来问我如何读书的同学。或许借此机会，把自己过去几年学习和摸索出来的点滴经验写下来，对于那些有志于理论研究的人，能够发挥一点帮助也未可知。 我的博士论文《涂尔干的道德科学——基础及其内在展开》属于社会理论研究。在社会学里，理论研究区别于通常的经验研究，如田野调查，特别是量化研究方法，有一些自己独有的特点。正是这种独特性，使我更愿意把它称为一门手艺，而不是某种方法。方法有较为固定的程序，可以写在教材里，可以照搬，但是一门手艺要求得更多。 这就好像修车，仅仅有维修指南照着做还不够，你还必须跟着别人学，看别人怎么修车，同时自己不断去尝试，去体会，甚至会摸一辆车的“脾气”。理论研读要求我们通过日常的研读，把一些阅读的技巧不断融入到阅读实践中，并从这种实践上升到自觉的层面，然后再操练于阅读实践之中。我打算从三个方面去谈谈自己做理论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一是“方法”或“技巧”层面的，二是更为深层的观点层面的，三是如何以个人经验来统摄自己的理论研究。
乙 “不务正业” 在学术训练层面，理论研究与一般的研究一样，同样要求阅读大量文献，熟悉自己的研究领域。但是，理论研究有一个更为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必须对某些原著有长期和深入的研读。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我大部分时间都混迹于哲学系的一些研讨课和研读哲学文本的读书小组中。在大约五年多的时间里，我的主要精力放在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霍布斯和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上。 从社会学专业的学习要求来说，这些多少属于“不务正业”。因为它们与通常接受的社会理论的范围距离非常远。从论文写作的角度来看，也很难从霍布斯、笛卡尔直接跳跃到涂尔干。困难不只是观点论证上的，而更主要是写作规范并不允许这种“东拉西扯”。你可以就斯宾塞、列维—布留尔和莫斯这些涂尔干同时代或稍早稍晚的人去谈他们的思想与涂尔干思想之间的关联和异同，借此来把握涂尔干某个观点的特殊之处，但你并不能直接去比较笛卡尔和涂尔干对方法的论述。除此之外，在社会学系里做着看似哲学系学生才做的事情，还有其他一些可以想见的压力。 但是，恰恰是这五年多看似与我最终的论文写作，与社会理论没有直接关联的研读，对我帮助最大。我最基本的学术训练、研究的视野，对西方思想史的基本把握，都得益于这些研讨课和读书小组。其中的收获，难以一两句话说清楚，这里只想谈两个比较实际的问题。第一点，北大的文史哲专业通常会吸引许多外专业的学生前去听课。我修过的许多课，听的人很多，实际选课的往往只有5个人左右。许多人只是去听听热闹，或者用作自己研究的一个背景知识。但我始终每学期逼着自己选修两门哲学系的研讨课，与哲学系本专业的同学一样作课堂报告，提交期末论文。 一门课，选与不选，差别很大。因为要参与课堂讨论，要作报告，要写期末论文，就不得不去啃那些难啃的文本，不得不大量阅读外文的二手文献，不得不时常厚着脸皮去向老师请教。这种“自虐”的好处是，我能够很快地从普通的阅读进入到研究状态，懂得如何分析文本，切入问题，写出规范的论文。一门课要么不去上，要上，就必须选了它，真正参与其中。 第二点与此相关。根据我的经验，一学期三门研讨课，外加一门外语课，基本就可以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占满。这就要求自己必须舍弃，舍弃那些与你研究兴趣无关，质量不高，只是学校硬性规定的课程，甚至舍弃那些质量很高，对自己会有帮助的课程。否则就不能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真正值得的学习和研究中。或许大家会有疑问：把那么多精力投入到哲学课程中，不影响本专业的学习、论文的发表和博士论文写作吗？谈到学习“外”专业是否影响自己的本行，这里的讨论仅仅限定学习西方哲学对社会理论的影响上。 不过，即便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去学哲学和历史课程的确有可能使自己偏离了自己的本行。影响就有利有弊。好处刚才提到了，西方社会理论作为西方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深入理解和把握它，那就不可能绕过西方思想中的那些基本问题和基本著作。弊端更为要命，即便你投入了大量精力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的著作上，恐怕也很难在短期之内对于研究韦伯或涂尔干，更不要说晚近的布迪厄、吉登斯这些人有什么实际帮助。因为像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这样的思想家，在读书阶段把全部精力投入进去，能够有所理解已经非常不易，要想对我们研读社会理论有什么直接的帮助、立竿见影的效果，基本是不可能的。更可能的结果是，你投入了大量精力，不仅没有进入这些著作，而且连社会理论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了。又或者还没有等到你进入这些著作，各种考核要求已经迫使你放弃它们了。 弥补的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既研究那些看似无关、短期之内对自己的研究不会有直接效果、但长远来看却又绕不过去的文本，也同时就社会理论的要求，及早为自己选定一个研究主题。就社会理论研究而言，我更推荐大家去做经典理论。许多人会觉得现当代的理论与我们当下生活关系更为密切，或者因为它们继承了经典理论，所以更高级。思想并不因为年代先后而有优劣之分。 在我看来，经典理论更能够帮助我们把握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问题和基本预设，而这些问题往往构成了此后社会理论，或社会学这门学科不得不去回应的问题。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我便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时间，每年读一点涂尔干。从学科要求上说，做一篇涂尔干研究能够被社会学系所接受。从研究价值来看，涂尔干作为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特别是他本人对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研读和对话，提供了非常好的从社会学学科视角出发讨论此前经典文本的切入点，不仅有助于深入把握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问题和基本预设，而且还为我提供了通常哲学系所没有的进入西方思想的研究视角和问题切入点。 在阅读上，我最初着眼于一些核心文本，并借助它们去带动相关文本的阅读。比如读《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时，会捎带去看看《乱伦禁忌及其起源》和《原始分类》等等。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使自己的阅读稍微条理一些，更容易感受到一些核心主题。我大约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才慢慢找到从涂尔干对契约论的批评入手来搭建我的社会理论研究和哲学文本研读的切入点。
具体到博士论文写作，一篇有关涂尔干的纯理论研究不仅仅要求对他的主要文本有长期的阅读，而且要求尽量做到文本上的穷尽。也就是说，除了涂尔干的核心文本，与核心文本相关的文本之外，还要求对许多无关的文本都有阅读。除了以核心文本带动相关文本的阅读之外，也可以大致按照年代去阅读。 像涂尔干这样的思想家，一般都会有研究者对其主要著作及其翻译有相关的整理，例如法文版的三卷texts，Lukes、Pickering有关涂尔干相关著作及其英译的整理，以及这两位研究者所建立的、被涂尔干研究者所遵循的引用规则，对于我们查找相关文本和阅读都非常有帮助。国内目前对涂尔干的研究，还不太注意遵照涂尔干学界的引用规则，这多少有些遗憾。因为标准化的引用规则有助于大家核对相关文本。例如当看到看到[1893b] 1984时会马上想到这是英译本的《社会分工论》。 得益于渠敬东老师在国内对涂尔干著作的引介和非常可靠的译本，我在阅读涂尔干著作时有非常大的便利。但在具体阅读时，我也会参照法文原著和其他英译本，对关键段落和核心概念做一些对照。理想的情况当然是能够掌握法语，但我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在某些文本没有中译的情况下，尽量寻找英译本。如果有多个英译本，尽量参考可靠的英译本。至于只有法文的重要文本，也不能放过。 在阅读时，我会对基本的段落大意有所总结、概括和梳理。这是一个比较笨，但却非常有效的方式。就我所知，许多我所钦佩的老师都保留着这个我们小学阶段就学到的技巧。我的做法是一面做文本段落的梳理、概括和摘录，另一面会把自己的一些思考记录，相关文本，二手研究针对这些段落的解读简要记在旁边。长期下来，有关一本书的笔记会自然地在某些段落和文本处层层积累，并凸显出相关的主题，乃至核心问题。等到我要写论文时，就可以很方便的借助自己的笔记索引相关主题，并对其加以汇总，进一步集中阅读和思考。这样一个笔记不仅可以帮助我熟悉文本，积累相关研究，而且可以使我能够在二手研究和文本之间来回穿梭，不断澄清自己的观点。 有关涂尔干文本的阅读尽管是基本的，却不足以支撑我们去做出一篇研究涂尔干的博士论文，甚至也不足以去支撑一篇普通的论文。换句话说，仅仅阅读涂尔干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另外几个层面的理论研读。第一，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构成西方思想基本问题和基本视野的著作，这是做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的。 举例来说，《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第四卷第五章有对霍布斯和卢梭的契约理论的批评，这就提示我们可以借助涂尔干对“契约社会”的批评来把握涂尔干对社会的理解，因此，研读《利维坦》、《政府论》、《社会契约论》这些著作就是必须的。甚至，对这些文本的进入程度决定了我们对涂尔干能够进入到多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等等，如果也能够有机会接触或深入研读，那就更为理想了。这里说的研读区别于浏览。有些书是要浏览的，但是对于这些西方思想历程中的界碑或桩子，则要求我们下力气去研读，甚至比研读涂尔干花出更多的精力。这些决定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以及今后的研究能够走多远。 第二，次一些的原著，尽管没有前面那些文本重要，但对于研究涂尔干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涂尔干同时代人的一些著作，如列维—布留尔对法国哲学史的梳理（其中还特别提到了涂尔干的社会学），涂尔干一生穷追猛打的塔尔德的著作，再比如涂尔干的两位老师，古朗治的《古代城邦》，布特鲁的《现代科学与哲学中的自然法》等等。布特鲁对涂尔干《分工论》中有关分工的因果解释的批评，对于我把握涂尔干前期社会形态学方法的困境，以及为何转向集体表象理论帮助很大。 第三类著作，水平比较高的诠释和批判著作，比如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对涂尔干的诠释，再比如伯格森在《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中对他的批评等，对于我研读涂尔干都非常有启发。观摩高手过招可以令我们自己的功夫有迅速提升。大家在此可能会有疑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文献的。查找文献也是一项功夫。一个方法是看涂尔干自己在书里提到了那些大师级人物，或看看著名的思想家或理论家是否针对涂尔干有相关的诠释或批判。 另一个就是看相关的二手研究，这就涉及到我所说的第四类著作。这要求我们对国内外涂尔干研究的学术刊物、学术群体、派别和相关观点有基本的把握。针对涂尔干的专门研究刊物Durkheimian studies，基本可以满足我了解涂尔干研究的最新进展，包括最新文本的出版。一些比较出色的研究者，比如英国的Watts-Miller，Me?trovi?，法国的Besnard，德国的Müller等等，他们的研究水平比较高，值得用心去读。布特鲁，伯格森，理查德等人针对涂尔干的批评，我都是从这些二手研究中获悉的。 这里也有个问题：二手研究那么多，怎么筛选和辨别？通常的做法当然是就研究问题进行搜索，这个方法并不是特别有效。一般针对著名的理论家，都会有一些研究文献汇编，比如国内熟悉的剑桥指针系列，劳特里奇指针系列，再比如Great Thinkers，Critical Assessment，Essential Article Series等等。又比如剑桥政治思想史系列的导论都由该领域比较出色的研究者所写，通常会在有阅读文献方面的介绍。这些相当于有人帮你做了一个初步筛选，可以利用。再有一点，就是一般这种汇编中，如果有英美学界之外的研究者，通常是研究水平很高，可以先看。 但是，二手研究不能代替我们自己去阅读原著。所以，它们只是一个向导，告诉你哪里值得挖掘。最后一类著作，是与涂尔干研究没有直接关联的，比如Funkenstein的Theology and Scientific Imagination，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麦金泰尔的《追寻美德》，海德格尔的一些著作等等，虽然与涂尔干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对于把握思想史的一些基本问题非常有帮助。阅读这些著作，往往比阅读有关涂尔干的二手研究，对我的启发更大。我从道德科学这个角度去把握涂尔干的整体思想，固然因为涂尔干把他的社会学称为道德科学或风俗物理学有关，但也与这些阅读积累相关。 在这些“无关”著作中，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历史学著作。阅读理论避免纯粹推演，偏离实际的做法，就是阅读一些反映理论家那个时代的历史学研究，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更为贴近历史经验。这一点还另有意义，我们最后再谈。总之，在写论文中，偶尔阅读一些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但是质量比较高的研究，不仅可以调节一下大脑，或许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丁 文本研读和论文写作之间的互动 以上所说，还只是局限于外围，我们还没有谈如何研读文本。上面提到的文本可以粗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著，一类是二手研究。先谈原著的阅读。任何一本经典，之所以能够传到今天，仍然被大家作为基本的著作来读，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触及到了思想史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甚至构成了思想历程中绕不过去的木桩。阅读这样的文本往往非常困难。姑且不论时间和专注力的投入，单是简单概括这些文本也需要花费极大的耐心和力气。划分文本结构、概括段落大意仍然是研读理论最为基本，也最为有效的方式。当然不是简单地概括和摘抄，而是要注意梳理文本结构和论证层次。 这方面，可以举一个我最近研读培根的《新大西岛》的例子。有研究者认为，培根笔下的本色列与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不一样，培根没有给我们呈现一套伦理和政治规划，只描述了所罗门之宫这样一个科学组织，所以《新大西岛》寄托的不是培根的社会理想，而是他有关科学组织的理想。如果我们仔细地去梳理文本结构，就会发现，这本书包括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初到本色列，第二部分讲的是本色列的过去，第三部分讲的是本色列的现在，它的家庭和婚姻，最后一部分才是对科学机构，所罗门之宫的描述。 这个结构安排非常巧妙，无论是本色列的皈依，还是家庭和婚姻的有序，一方面呈现出本色列在社会和道德层面高于欧洲的状况，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一个悬念：它为什么会这么好。最后一部分有关科学机构的描述刚好解开了这个悬念。因此，对于培根来说，理想的社会一定是科学主导的社会，并且在科学进步和道德完善之间存在一种积极的关系。 再举一个与我博士论文写作相关的例子。《分工论》许多人都读过，但是真正注意其文本结构的人却很少。前两卷我们被告知，现代的劳动分工带来了一个有机团结为主的社会，但到了第三卷我们会惊讶原来分工并没有自发带来有机团结，反而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反常分工。在前两卷借助社会形态学所作的分析，与第三卷有关分工的病理学考察之间存在一个阅读上的反差。 注意到这种文本结构上的反差，就有助于我们去反思《分工论》中借助形态学方法对分工所作的分析所存在的欠缺：仅仅借助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来解释分工的发生、有机团结的产生是不够的。这里欠缺了一个解释环节。如果我们再具体分析第二卷各章有关分工的分析时，就会发现，在按照形态学方法分析完分工之后，涂尔干还用了几个章节去分析预先存在的社会规范对于分工的影响。换句话说，他本人也意识到单靠形态学解释存在不足。因此，文本结构上存在的龃龉之处，恰恰提供了我们深入思考的切入点。 第二点，初次阅读时的朴素感受是最重要的，必须努力将其澄清出来，哪怕它最终被证明是误读。通常越是重要的文本，各种解释也越是五花八门。这时候，关键是把握住自己阅读时的初次印象，努力澄清它。这个初次印象或许就是文本或作者想要直接呈现给一个普通读者而非专家的。 第三点，一个优秀的文本，好比一座山，有高峰，有低谷。正常的阅读是按部就班，字斟句酌，循序渐进。这固然不错，但远远不够。理解文本的关键是找到“峰”，由这一点深入进去，反复阅读，由这一点来带动我们对全篇的理解。举例来说，《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第二卷第7章是全书的高峰——我注意到这一点，一是阅读时的感受，另一个是注意到很多研究专门分析这一章。这一章对集体表象理论的阐发，对集体欢腾理论的论述，是涂尔干全部著作中最为集中的地方。如果我们在阅读完整本著作之后，专门就这一章作深入研究，会比我们通篇用力收获更大。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技巧，如针对某一个问题，罗列各处文本，做一些索引等等。 戊 二手文献的阅读 再说二手研究。很多研究者认为原著阅读是最为重要的，不必花费太多时间在二手研究上。甚至，二手研究制造的一些假问题可能会把我们对文本的直接感受带偏了。二手研究的阅读当然不能取代原著，但是轻视二手研究也不可取。学术研究是讲求积累和传承的，我们即便要有所创新，也必须知道前人走到了哪里。实际上，对一部著作，乃至一位思想家整体思想的把握，往往最后聚焦在对某几处核心文本的具体解释上。关于这些核心文本，往往会有许多二手研究聚焦讨论。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读文本的切入点。 另一方面，担忧二手文献带偏了我们，并不至于因噎废食。关键是我们如何利用二手研究。二手研究不应该是某种教条，而应该是一位坐在我们面前、与我们一起读书和讨论的对话者。我们通过这种“讨论”，可以澄清自己对原著的阅读与他人的阅读的差异，将自己的观点更有力、更清晰地表达出来。要避免被二手研究带偏，就必须时时留意自己最初的阅读感受，不要轻易放弃它。亦或者，“以毒攻毒”，借助多篇二手研究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使自己对文本有更为深入的阅读。 理论研究既不可只专注于概括梳理，也不可只限于二手研究的阅读。理想的情况是，在阅读、思考和写作之间能够形成某种相互推动的关系：借助这些二手文献返回到对核心文本、关键问题的阅读之中，及时澄清出自己在阅读这个地方的文本时所具有的感受，特别是不同的感受。这些点滴的思考犹如一级一级台阶，可以把我们的思考延伸下去。很多时候，我们脑子里只有一个模糊印象，并不清晰，如果不借助写作把它们书写出来，明晰化，那么它们不仅会停留在混沌状态，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从记忆中消失掉。所以，写作、思考和阅读之间应该有经常的互动。 理论研究的功夫主要是在平时。待到具体的论文写作，如果此前我们已经借助笔记对文本有了相关的梳理，并对相关主题有所积累和思考，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寻找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把这些零散的思考和主题，更为系统地表述出来。这个具体问题应该尽量小而又明确，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文本段落，也可以是其他学者对某一处的理解与我们自己的理解存在差异等等。由这样一个小的切口，我们才能真正进入理论的分析和研讨之中，而不是仅仅概括文本大意，或者泛泛而谈。 我的经验是，研究的切入点要尽量小，但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却可以扩展出去。我的博士论文的切入点就是一个非常小的问题，那就是涂尔干在许多时候把他的社会学叫做道德科学或风俗物理学这个现象。在进一步讨论时，我分出了两个大的部分，一个是从学科史的角度考察政治哲学、道德科学到社会学的学科转变，借此来把握涂尔干社会学的基本意图，另一个则是对其文本的具体分析。就后者而言，我也选择了一个切入点，那就是他有关科学和技艺的区分，这构成了第二部分谋篇布局的依据，道德教育属于技艺层次，专列一章，其他部分则属于道德科学。具体到道德科学，我则着眼于《自杀论》中展现的道德统计学思路与《分工论》中社会形态学思路的差异，以及他的思想在前后期发生的转变。 博士论文写作耗时很长，在有了大致的框架之后，我并没有一章一章排着写下来，而是首先完成最核心的几章。我当时的考虑是，担心找工作时会分散注意力，没有精力去完成。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用充裕的时间，从容地完成了论文最核心的几章。现在回头来看，这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对于核心章节的深入思考和写作，有助于我提升对整个论文的思考程度和写作水平。
己 抓住前理论的现象 上面简单谈了一些理论研读方面的技巧，但这只是门槛。要进入理论研究的堂奥，需要更多的东西。我自认为自己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我与自己所景仰的那些师长的接触而言，我隐约可以感受到，决定一个人学术研究层次的关键，最后的最后并不取决于我们的阅读量，我们对二手文献的掌握，对文本本身的分析和理解程度，而是取决于一个人能够活到什么“境界”，活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谈论这些东西，很容易成为空洞的说教。这里我只想接着上面所说继续谈另外两个层面。 其一是统摄研读技巧的“方法论”。“方法论”这个词很难传达出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我想说的是，任何一种技巧，一种方法，归根结底都被某种哲学立场所统摄。对于我刚才谈到的经验，一个偏重于文本的历史语境研究的学者，或是我们过去习惯的从历史和社会环境来解释思想的学者，恐怕会有太多太多的保留意见。我所介绍的那些技巧，多多少少预设了我认为存在某种以文本为载体的、相对自主的思想传承和对话。我多少假定了涂尔干写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时，是有意识地回应孔德、斯宾塞、穆勒，乃至霍布斯和卢梭的某些观点，或者说他首要关心的问题在这里。 相比之下，对于历史语境的研究者而言，谈论某种脱离历史语境的思想史基本上是一种虚构。思想总是基于某种历史语境，是对当前某个时刻的历史和社会语境的回应，因此它更像是一种“以笔为剑”的政治实践。同样，对于另外某些研究者来说，思想不过是对思想家的历史和社会地位，对他的阶级利益的反映。这些分歧远远超出了“方法论”层面，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人的生活理想——人的最高理想是某种相对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追求个人完善的理论生活，还是某种参与共同生活，追求嘉言懿行的积极行动，抑或所有这些都只是虚幻的，唯有生产领域里发生的劳动才构成人真正的本质？这些问题或许是不可调和，甚至无解的，或许代表了人类面对其生存处境时不得不去从事的根本抉择。 简言之，每一个小小的读书技巧、研究习惯上的分别，折射出来的或许是更深层的义理分歧。上面谈到的理论研读的确过分专注于文本的内在剖析，义理诠释，多少忽略了文本自身的历史语境，忽略了文本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和社会环境等等，而这极有可能陷入某种脱离历史和社会现实，偏离作者意图的纯粹推演。危险的确存在。但我始终认为思想有某种相对独立于历史语境和社会结构的自主性或超越性，而这种超越性植根于人性自身，人有超出当下生存的必然性，超出有用的层次，追求其他更高东西的可能。当然，不同的思想家，不同的文本，根据其自身能力的差异，能够攀升到的这种超越性和自主性的程度存在高下之分。那些能够保留下来，作为“经典”被我们一代又一代反复阅读的著作，较之于其他著作，更具有这种自主性、更脱离历史语境。 让我们再度降到研究技巧层面吧。为了避免纯粹思想层面的抽象推演，完全不顾历史和社会现实，我所认识的一些老师主张要把思想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至于我个人，也多少有意识地要求自己采用某种现象学方法来研读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文本。现象学认为，理论或科学只是对前理论的生活世界中的日常经验的一种逻辑化，它在根本上针对一个前理论的现象。因此，在研读理论，重视文本内在剖析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地去阅读一些历史研究、经验研究，有意识地澄清出特定理论所针对的那个原初现象是什么。 举例来说，当我们读到马基雅维利，读到霍布斯对古典德性伦理学的批评和拒绝时，除了文本内在的义理分析之外，我们必须努力澄清出究竟是什么现象迫使他们认为古典的德兴伦理学毫无用处，需要被抛弃？如果我们能够读一些佛罗伦萨史，读一些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史的著作，或者读一些英国内战前后的历史著作，我们就更能透过理论揭示出这些理论所要抓住的那个现象是什么：政治生活中外部和内部的极端状态，是着眼于城邦内部伦理德性培养的古典德性伦理学无法处理的。 我的博士论文在分析涂尔干《分工论》之后的思想转变时，注意到他在《分工论》中持有某种自发社会秩序的观点，据此他拒绝国家和其他团体人为干预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但到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以及《分工论》的第二版序言时，他的立场却存在某种变化，他开始主张借助某种人为的方式来重建社会秩序。但就文本分析层面而言，我们的分析到此为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阅读一些19世纪，特别是1870年代之后有关法国社会和政治状况的历史著作时，就会意识到他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摇摆，以及这其中的困难在哪里。 19世纪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各派都希望重新恢复大革命时期所打掉的行会制度。但面对工人运动的兴起，许多温和派对此多少持有保留态度。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时，对于涂尔干著作中存在的一些前后变化自然有更为妥帖的理解。甚至，我们能够注意到无论是哪一派思想家，主张借助重建职业群体或工会的，或者主张国家来干预的，或者拒绝一切人为干预的，都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即法式自由是一种借助权力保障的自由，要么是借助国家，要么是借助社会，它们缺乏一个类似于英美思想中跳脱出国家和社会思考个人能力和界限，回头再为政治和社会生活辩护的维度。
庚 理论研究是用来回答个人困扰的 最后一点，我始终认为理论研究是用来回答个人困扰的。有困扰，想要明白，是我进入理论研究的最初动机，也始终是支撑着我能够坐在图书馆中，埋头于故纸堆中的最深层的力量。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所做的理论研究只是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见。我的个人困扰，未必就仅仅只是我一个人的，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都被烙上的一种生存体验。关键在于如何在这种个人生存体验与理论研读之间形成某种互动。这种互动并不是套用理论来解释自己的个人经验，或借用这种经验来修正某个现成理论的机械做法，当然更不是把各种理论拿来包装自己的个人意见，而是在思想或理论得以生发的那种原初经验与我当下的历史处境之间寻求共通的经验以及其中的差异。 今天，一个中国人去研究西方思想，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那些思想已经超出了“西方”，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制度架构，影响到我们每个人当下的日常生活。在理论、理论最初着眼的现象、它对我们自身的影响之间存在着某种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每一个理论研究者去借助自己的文本研读，借助自己的个人体验，努力表达出来。就此而言，对于我们个人经验的探究，其难度并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我们去做一个经验研究和田野研究。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我们每个人的个人体验，其重要性和复杂性都值得我们用尽一生，耗尽我们的心力去弄明白。我们并不需要去生活在别处，并不需要诗和远方。 退一步讲，即便支撑我从事理论研究的这种困扰纯粹是个人的，那又有什么问题吗？就“理论”（theoria）这个词原本的涵义而言，它本身就是超出社会或国家生活层面的，着眼于个人人性的完善，着眼于某种更高的秩序。就此而言，今天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守持着某个领域，据此来解释其他现象的作法，并不是不存在问题的。换句话说，“社会的”、“国家的”困扰，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其正当性是否不言自明都是值得商榷的。总之，一种脱离了理论家的个人生存体验的理论研究，在我看来，只能是一种没有生气的研究，能否在学术上有所推进和建树也是可疑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支撑自己从事理论研究的强烈的个人困扰，没有安于图书馆中寂寞乏味的毅力，没有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字斟句酌的耐心，没有经受灵感袭来之际彻夜兴奋却又极度疲倦的耐心，那就趁早放弃它。 经常有人说，中国人从事西学研究存在某种先天不足。除了语言之外，我们缺乏那些理论所生长的环境以及蕴含在这种环境里的经验、习俗等等。我们大部分人系统接受西学训练也都是从大学之后才开始，而教学和训练水平在整体上也不能与西方相比。再加上其他一些方面的因素，比如今天遍布社会，乃至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实用和功利的态度，对于理论的厌恶，甚至排斥等等，似乎决定了中国学者做西学研究不可能赶超西方学者。 也不尽然。过去三十年我们见证了国内理论研究一步一步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我有幸认识了某些老师，我认为他们的研究并不比同一领域西方学者逊色，甚至还远远超出他们。在他们那里，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作为现代性的尾随者，我们早已卷入了西方思想及其制度所形塑的生活方式中，我们也正在经历着某些西方人曾经经历过的经验。 举例来说，我甚至认为，今天中国人对霍布斯意义上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的感受，对于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状态的感受，可能要比眼下的西方人有更为贴切的感受。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并不缺乏理解西方思想的那种生存体验，而这种攫住我们灵魂的生存经验，它所激起的困扰，也恰恰是当下中国人研读西方思想的根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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