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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饮酒的历史源远流长，酒这古已有之的饮品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士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饮酒作为一种食的文化，在远古时就形成了成套礼节，在《尚书》中即有《酒诰》篇，在《汉书·食货志下》亦载有：“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祁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到了汉末魏晋之际，酒的神秘色彩虽然依旧浓烈，但已不仅仅是用于祭祀祁福了。当时的社会，战争频仍，疾疫流行，人口大量死亡，残酷的现实使人们普遍感到生命短暂易逝，而此时道家思想又带来对生命的悲观，“忧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而由于饮酒可麻痹中枢神经，使人身心放松，暂时忘却忧愁，并可以尽情地发泄内心的喜怒哀乐，于是饮酒便成为魏晋士人解脱忧愁和烦恼的最好办法，饮酒之风遂盛，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魏晋酒文化，酒中天地任逍遥，酒实际已成为他们宣泄情感的主要工具和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之一[1]。 在这种社会风气渲染下，出现了不少豪饮之士，如号称“竹林七贤”的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便以饮酒而名闻遐迩。 七贤们都可谓饮酒的个中好手，并因此而在史册上留下了许多趣事：阮籍（字嗣宗）饮酒后常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哭而返”，“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①）；嵇康（字叔夜），喜酒，自言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吾愿毕矣”（《晋书·嵇康传》），其醉时“巍峨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篇》②），嵇康还写有《酒会诗》（今存七首），有“酒中念幽人，守故弥始终”之句；山涛（字巨源）嗜酒，史载其“饮酒八斗方醉。帝欲试之，以酒八斗饮之，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晋书》卷43）；刘伶（字伯伦）自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世说新语·任诞》）；阮咸（字仲容），是阮籍的侄子，与其并称“大小阮”，为人善乐，好饮酒，放诞。史载其与宗人饮酒，“不复用杯酌，以大盆盛酒，团坐相向更饮。”（《晋书》卷49）；向秀（字子期），“与吕安灌园山于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太平御览》卷四零九引《向秀别传》）；王戎（字浚冲），自称曾与嵇、阮酣饮于黄公酒垆（《世说新语·伤逝》）。 看来他们真的是与酒结缘的一群人，但是何以作为“天之美禄”的酒至此渐渐脱离了帝王礼教，走起了“亲民”的路线呢？其实，从中可以折射出至魏晋中国的酒文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远古开始酒就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体现在礼教统治，祭祀天神等各个方面，而如今酒不仅仅是把持在统治阶级手中礼教的附庸，更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士人们常常以酒解忧远害，正如晋代隐士戴逵所说：“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晋书·戴逵传》），竹林七贤正是以他们自身的饮酒行为、襟怀气度反映并影响着魏晋时期的酒文化。 首先，恃酒挑战礼教，解除束缚。酒文化到了魏晋从礼教的附庸转而为反叛它的工具，而“七贤”之一的阮籍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工具，以自身的饮酒行为宣扬了反礼教的思想[2]。阮籍向来对礼教虚伪的那一套嗤之以鼻，《世说新语·任诞》载：“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礼岂为我辈设也！’”别人讥讽他的原因，是因为《礼记·曲礼上》有明确的规定：“嫂，叔不通问。”可见阮籍十分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如何违背了礼教，他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向礼教挑战。他反礼教的行为更集中表现在其饮酒活动上，可说他是以饮酒反对礼教的代表人物：“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阮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阮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世说新语·任诞》），在阮籍看来，礼教对人设置了太多形式上的限制，于是他便公然不顾“男女大防”，且母丧而饮酒，这些所谓有违常情之事，其实恰好流露了人之常情。其中，母子之情是自然而然的，礼教的那一套（居丧限制饮酒食肉）只能遏制人的真情实感的流露，而在酒精的作用下，反而可以激起自己对母亲的深深眷恋之情，阮籍正是通过饮酒行为公然向传统礼教挑战，力图解除它的束缚。 其次，借酒及时行乐，放诞抒情。魏晋士人身处于动荡时局之中，战乱杀戮在使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之余，也使人意识到人生苦短，加之时人求长生无望的现实，饮酒便不再为了传统意义上的养生而成为使人产生快意，忘却痛苦的手段。魏晋玄学流行，其思维方式赋予饮酒新的含义，玄学讲究“贵无”，认为天地万物生成的本体是“无”或“道”，但这神秘的本体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却又无法用感官去感觉或证明它的存在，只能靠内心的直觉去把握。而饮酒之后，便会产生一种朦胧、不可名状之感。这种感觉与他们所理解的玄学本体“无”，即“自然”十分接近。在这种天地万物与我齐一的感受中，人可以暂时摆脱规范的束缚而激发复归本能的冲动，生活中的恩怨，政治上的是非，都可以忘却，天地宇宙，浑然一体，只有一个飘飘欲仙的自我存在。玄学的理性与酒后身心的感受相结合，不仅促进了饮酒风气的流行，还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生命的理解，提高了思辨能力[3]。正如东晋人王蕴所说：“酒，正使人人自远”，向秀对饮酒的追慕也是认为酒可以引人进入服药不可到的奇妙之地，而酒不仅其味觉刺激，而且醉后之飘渺幻境都成为当时士人及时行乐的最好手段，故七贤们在酒的世界里放诞抒情,他们个人意识很强，喜欢标新立异，许多人行为怪诞，举止放达，于是便有了阮咸诸人的“与猪共饮”， 阮籍的“大醉六十日”之饮，刘伶的“死便埋我”之饮[4]，在这些怪诞的饮酒方式中，大多人是因内心苦闷，以酒浇愁，如阮籍、刘伶，“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烧之” （《世说新语·任诞》）。 再次，饮酒自由逍遥，不与俗同。到了东汉后期，随着封建政权的分崩离析，那种统治阶级借酒所维护的政治统治已经渐趋瓦解。饮酒的社会性功用的根基已经彻底动摇,从社会借助酒的作用来祭祀鬼神、祖宗，规范个人意志，而一变为士人通过饮酒追求“形神相亲”、自由逍遥。士族的个体意识不断增强，他们不仅把饮酒作为其贵族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努力从中去寻找更高层次的从属于个体的精神追求，这一精神追求的理性源泉来自他们玄学思想中对《庄子》“逍遥”境界的理解[5]。从“竹林七贤”开始，士族文人就努力去体会和追步庄子所倡导的不依赖外界的条件而自由驰骋的无限境界。尽管这一逍遥境界是一种较为纯粹的精神追求，但不满足于此的士人们还希望从感官上对这种逍遥境界有所体味，酒便成为进入这种境界的媒介。这也正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在其《酒德颂》中所描绘的那个飘飘乎如登仙般的饮酒境界，刘伶不仅嗜酒，而且对酒文化颇有研究,这篇文章虽只有一两百字，却高度抽象地概括了他喝酒的无上境界：“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饥，利欲之感情。”关于刘伶饮酒的惊世骇俗，还有一段趣闻传之于世，据说，刘伶喝醉以后，不仅手舞足蹈，而且一丝不挂。其友见状，甚为惊骇，问其为何如此，他却笑而答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一生与酒结缘，生死与共，他外出命人“荷锸而随”，随时准备醉死就地而埋。其夫人“捐酒毁器，涕泣苦谏”，逼他戒酒，刘伶说是要在神案摆上酒肉发誓戒酒，但跪下后的誓词却是：“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新语·任诞》）。庄严的祭祀成了骗酒寻求逍遥的手段，在这具有讽刺意味的小小玩笑中，已经完全可以透视出饮酒文化内涵的根本转变，那是酒的作用从统范个人意志到了解脱束缚，奔向自由的本质变化。 最后，靠酒躲灾避祸，全身保命。《晋书·阮籍传》云：“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阮籍极力躲避司马氏的纠缠，他出身名门之后，社会声望甚高，司马氏想拉拢他以扩大政权的影响。对此，阮籍不敢公开与之对抗，而是采取依违避就的办法，常以大醉不醒搪塞之，司马昭想与阮籍联姻，阮籍想拒绝但不敢直说，于是大醉六十天，司马昭只好做罢，阮籍是以饮酒麻醉自己，以解脱内心的痛苦[6]。他饮酒后常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哭而返。”（《晋书·阮籍传》）。七贤的嗜酒表现正是当时文人们普遍希望以醉避政治是非之心态的最好诠释，这种“以醉为智”之举沈约在《七贤论》中曾经提到：“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所谓“慢形”也就是要把本来面貌涂遮，即用酒隐藏韬晦以避开政治风波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这虽是聪明人的活命哲学，更是无奈之举，如阮籍、嵇康自饮是政治环境使然，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劝子不饮酒，侥幸活下来的阮籍其实“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还是很苦痛的，因为酒醒后，眼前依然是严酷的现实。 以“七贤”为代表的竹林士人个性特征鲜明，文化素养深厚，他们生活在大屠杀的阴影之下，如何安顿其性命和心灵，成为那个时代不可回避的中心任务，在经过慎重的思考之后，他们选择了一种既能全身避祸，又能获取精神超越的道家思想及饮酒行为，尽管他们志趣多有不同，行为方式有异，但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道家人生哲学的实践者：阮籍“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 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晋书·阮籍传》）；山涛“少有气量，介然不群。性好《老》《庄》，每隐身自晦”（《晋书·山涛传》）；嵇康“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同，长好《庄》《老》……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晋书·嵇康传》）；向秀“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晋书·向秀传》）。他们对于《老》《庄》与道家精神的把握，融入了生命的体验与实践，因此其饮酒行为更能够体现道家的精神和风格，更加具有其思想的独特魅力，遂成为可以标榜后世的魏晋酒文化的先声和代表[7]。 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涉及其起源、流变、习俗和与各种艺术的关系等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西周初年（公元前1100年）时，酒已开始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其功能有许多，祭祀、供奉、敬献、宴饮、赏赐、赠与等等，不一而论，关于酒在文学作品中的记载也时见笔端，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以后历代的文学作品，其中与酒有关的名篇佳什以其独到的视角和韵味成为我国灿烂文化中的奇葩，为大众所喜爱。酒文化至魏晋也为之一变，由原先偏重社会政治功能慢慢内转为以追求个人享受为重，酒从高高在上的“天之美禄”成为“ 酒熟吾自斟”（陶渊明《和郭主簿》）的大众饮品，竹林七贤更是以他们自身的饮酒行为、襟怀气度反映并影响着魏晋时期的酒文化，而到了东晋陶渊明的诗作更被称为“篇篇有酒”（萧统《陶渊明集序》），至此以后，历代文人借酒抒怀，浇心中块垒，刺社会时事是越来越多，酒作为一种载体，也就发挥了异忽寻常的作用。 可以说，魏晋之际，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们首先追求的是儒家“三不朽”的目标，其现实表现与目的是要成功并扬名于世，但是在冷酷的世道面前，其实别无选择，求功求名一变而为求生惜死，适时兴起的宣扬生死同状、超然物外的道家老庄之学，给了他们些许安慰，在解答生死课题的痛苦探询中，士人们产生了珍重生命的智慧，用它来指导现实人生，便都不约而同选择了饮酒这一方式。而对其嗜酒现象予以深入透视，我们还能体认到，同是饮酒而滋味不同，境界各异，但无疑的是形式是“肆意酣畅”的，精神实质仍是批判的，由此而形成的魏晋酒文化在内涵上与前代比发生了极大变化，其特征为个人及文化精神色彩被大大强化，与此同时，自然是饮酒的社会性及物质需要方面的色彩的极大淡化。在竹林七贤的酣饮豪醉之中，酒自魏晋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更频繁地出现于诗词歌赋中，以酒挑战礼教，行乐逍遥，躲灾避祸成为魏晋酒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不仅在当世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且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及酒文化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注 释 ①该句引自《晋书·阮籍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以下关于《晋书》的引文均出自该版。 ②该句引自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关于《世说新语》的引文均出自该版。 参考文献 ［1］［4］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孙立群［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 ［2］［5］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一《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宁稼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6. ［3］阮籍与嵇康,徐公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5. ［6］阮籍评传,韩传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6. ［7］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研究,马良怀［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3.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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