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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部分：引言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璀璨文学星河中，生活在从东晋末年到南朝刘宋政权这段时期的陶渊明，无疑是光彩夺目的一颗明星。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定论，是谁都无法加以否认的，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文赋，都能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他以他的田园诗、与众不同的思想情趣、特立独行的人生抉择，以及他诗文中体现出来的孤寂和忧愤、真与善，脱颖而出，受到千百年之后后世越来越高的推崇和景仰。 然而，他又是不幸的，回溯往古，关于他的资料记载，堪称寥寥，以至于我们今天连他的姓名字号、生卒年月以及他的故里所在，都没有一个可以完全服众的结论，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留给后人太多的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他的诗文对他进行一定的了解。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有时静下心来，走进他的精神世界，感受他，从而获得一些启迪，意义是积极的。 第一部分：陶渊明悬念充斥的谜样人生 一、平淡的生涯，纷繁的传记 陶渊明的一生，只是平淡无奇的一生。这里所谓的平淡无奇，是指他基本上没有受到他的同时代人的关注，从他的官职之低微，做官时间之短暂，交游兴趣之寡淡，以及他的农耕生活的落寞，都足以证明。但是，他以他与众不同的思想情趣，特立独行的人生抉择，基于二者之上的诗文作品，反而使自己的精神生命得以永远常青，跟岁月同辉。 陶渊明的一生平淡无奇，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悬念。人们根据一些零星的史料，纷纷得出各自不同的考证结论。这里只涉及他的名字和年岁两个方面： （一）谜样的名字 朱自清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一文第二部分如是说： 渊明名字，古今计有十说： 一、潜字渊明《宋传》、《南传》（分别指《宋书·隐逸传》和《南史·隐逸传》，下同）及《莲社高贤传》主之，萧《传》（指萧统《陶渊明传》，下同）作或说。 二、渊明字元亮萧《传》主之，《宋传》作或说。 三、潜字元亮《晋传》（指《晋书·隐逸传》）主之。 四、“字深明，名元亮”《南传》或说，深即渊，避唐高祖讳改。 五、潜字渊明前所行，渊明字元亮后所更，盖以“自别于晋、宋之间”。吴《谱》（指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下同）引叶梦得说。 六、渊明字元亮，一名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主之。 七、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吴《谱》主之，张縯从其说。 八、义熙中渊明字元亮，元嘉中潜字渊明明熊人霖主之。 九、渊明字元亮，小名潜梁《谱》（指梁启超《陶渊明年谱》）疑其如此。 十、潜字元亮，小名渊明古《谱》（指古直《陶靖节年谱》）引罗翽云君说。 前四者皆六朝及初唐人说。沈约《宋书》之成（齐武帝永明五年，西四八七），上距渊明之卒（宋文帝元嘉三年，西四二七），才六十年，而即有或说，足见其事自始已为疑案。大抵渊明门衰祚薄，其诗文又不甚为当时所重（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第六章），是以身没未几，名字已淆乱耳。 （二）谜样的年岁 朱光潜在《陶渊明》一文中写道： 他死时年才五十余（旧传渊明享年六十三，吴汝纶定为五十一，梁启超定为五十六，古直定为五十二，从作品的内证看，五十一二之说较胜），却早已“白发被两鬓”，可见他的身体衰弱。 在这个问题上，朱自清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只可姑存然疑而已。” 在中国文学史上，名字和年岁被后世得出如此之多的考证结果，相互间又各执己见的，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了，无法分辨这到底属于一件幸事还是一种悲哀。此外，袁行霈先生近年又重申了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岁的主张，使通行的六十三岁之说又面临着一个不小的挑战。不过，这些同样无损于我们对陶渊明的文品与人品的推崇和景仰。 二、潦倒的生前 虽然曾先后做过几任小官，但都官卑职微，无足轻重。微薄的薪俸，对窘迫家境而言，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加上官场的污浊、性格的狷介，陶渊明选择了辞官为民、躬耕自给的生活道路，即便有时以乞讨为生，也义无反顾，不以为意，不曾后悔。 在精神生活的浅表层次上，他不乏彼此间深深关爱的亲人，不乏在一起畅谈稼穑的邻里知交，也不乏偶尔相聚在一起饮酒唱和的好友；在灵魂深处，他则是寂寞的，痛苦的，忧愤的，在“不求甚解”的阅读之中，他深刻感受到的是古圣先贤的美好节操，向往的是上古时候的太平盛世。与古贤人的灵魂对话越多，他所处的时代带给他的痛苦也越多。他无法找人述说心中无穷的哀伤，无法与人交流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认知，更无法变革所处的现实世界，于是寄情于诗文，探幽发微，倾情放牧自己的感悟和思考。因此，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失意的一生，潦倒的一生。 陶渊明在刘宋元嘉四年（公元427年）辞世，很多年以后，才遇到了一位隔世的“知音”——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奠定了他在后世的“热闹”与“辉煌”的文学地位，让人遗憾的是，这已经是诗人去世近百年之后的“后话”了。 三、有限的诗文，无穷的“解读” 陶渊明说不上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所有的诗文，包括四言诗五言诗一百二十四首（《形影神并序》视作三首）、赋辞三篇、记传赞述五篇（《读史述九章并序》视作一篇），疏祭文四篇，从数量上讲，可以说十分有限。可就在这极为“有限”的诗文中，后人的“解读”却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这里先用一个有趣的例子作为代表： 陶渊明山海经诗江州《陶靖节集》末载，宣和六年，临溪曾纮谓靖节《读三海经诗》，其一篇云：“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不贯，遂按《山海经》，有云：“刑天，兽名，口衔干戚而舞”，以此句为“刑天舞干戚”。因笔画相近，五字皆讹。岑穰、晁咏之抚掌称善。余谓纮说固善，然靖节此题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终始记夸父，则此篇恐专说精卫衔木填海，无千岁之寿，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并指刑天，似不相续。又况末句云：“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何预干戚之猛耶？后见周紫芝《竹坡诗话》第一卷，复袭纮意以为己说，皆误矣。 上面的例子是仅就陶诗字面上的错讹而言的，至于从诗文的内容中对他的思想情趣的把握，南辕北辙的例子更是多多。下面再举两个例子： 山谷论杜诗咏陶潜“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躁。生子愚与贤，何其系怀抱。”山谷云：“杜子美困穷于三蜀，盖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卿托之渊明以解嘲耳。其诗名曰《遣兴》，可解也。俗人不领便为讥病渊明，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余以为安得山谷将工部诗篇篇如此训释以成一集乎？ 在这个例子中，杜甫本来包含了调侃的意思，有人不解，黄山谷意图“解惑”，却又遭到了王直方的戏谑。 评陶渊明钟嵘评渊明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余谓陋哉斯言，岂足以尽之？不若萧统云：“渊明文章不群，词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乎？”此言尽之矣。 对《桃花源记》，陌生的人大约不多。我们具体以它为例，再作些介绍。作为《桃花源诗》创作背景而存在的一个序，《桃花源记》地位可说不是十分重要，但由于它具备了完整的情节结构，描绘了一个令人十分向往的神奇“乐土”，千百年来反而脍炙人口，几乎取代了《桃花源诗》。但古人对《桃花源记（并诗）》的解读是很不一致的。韩愈在其诗《桃源图》开篇就说：“神仙有无何茫茫，桃源之说诚荒唐。……”苏轼则说：“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时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明代罗其鼎在《陶渊明祠序》中，就对他们二人的看法进行了无情的讥讽：“诗中农桑、作息等语，志其风土淳茂，民俗古朴云尔。记所载鸡黍饷客，自是田家风味。此中光景‘不足为外人道也’，犹曰各不相为云尔。曾有神仙两字，为来世口实否？韩、苏两君子，挟微言，醒惑俗，遂以渺茫荒唐目之，且借太守公迷路一段怪事，认作神仙公案。‘莫须有’三字，宁足服天下众耶？余尝笑谓同人，渊明读书不求甚解，两君子读渊明记，亦未求甚解。古人心眼，亦时有粗略不到处。……谓秦人洞为平常人住，遂谓渊明记中事为荒唐幻说，此何异于井蛙之不可语于海，夏虫之不可语于冰也。”明人张自烈也说：“东坡不悟《桃源记》，却从南阳青城觅蹊径，直是梦中说梦，至所云‘岂有神仙而杀者乎’，此又儿女痴语，渊明闻此必大笑，东坡不是解人。” 对桃花源存在的真实性，从事理上质疑的也有，明代黄廷鹄便说：“按桃源事入诗文自佳。笃而论之，似先生所托尔。其山川非绝徼外，何能隔绝人世，不被搜寻乎？其人宜多寿，而生育又繁，数顷田，何以常赡而无争乎？以釜甑爨，以铁耕，及麯蘖、俎豆、衣裳等，何以相续不绝乎？若非仙非魅，胡由得来？ 陶渊明为数不多的赋辞中有一篇《闲情赋》，历来争论不已。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专门提及，他说：“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者，何必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苏轼在《题文选》中则针锋相对地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 在著述中第一位正面评价陶渊明的是钟嵘。在其《诗品》中，他尽管只将陶渊明列为上中下三品中的中品，也已经难能可贵了。他至少“发现”了陶渊明，为萧统提供了一个“赏识”陶渊明的机会。 第二部分：诗酒岁月稠——初探陶渊明的精神世界 一、陶渊明的为人 陶渊明的人生是失意的，但逆境于他，更像是砾石，磨砺出了他伟大人格的灿烂光辉。他的外在表现是平和的、冲淡的，尽管把古今风习进行对比，让他时时转侧难安，内心波澜起伏。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角度，了解到他的部分思想情趣和他对人生的一些思考。 （一）对于自己 对于自己，诗人是较为关爱和珍惜的，不过更多的是体现在追求精神世界的闲静自适方面，而不是物质世界的功名利禄上。年轻之时，他也曾有过勃勃雄心，“猛志逸四海”（《杂诗十二首》其五），但断续十余年的官场经历，乱世的黑暗使他心灰意冷，毅然决然地归隐了田园。对后来家徒四壁的困顿生活，他是早已预料到的，但这不在他的介意范围之内。他介意的是“道”，“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 抱着有所作为和改善家庭经济处境的初衷踏入官场，屡屡失望而归，但他总是善于选择角度审视问题。他把自己比作“羁鸟”、“池鱼”，把自己所处的官场看作是“尘网”、“樊笼”，“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之二）心情何等的轻松而愉快！ 尽管生性从不张扬，诗人对自己的欣赏有时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从他的《拟古九首》之五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 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 上弦别惊鹤，下弦操孤鸾。愿就留君住，从今至岁寒。 在诗中，诗人将自己一分为二，塑造了两个“我”：一个是本来的“真我”，是日子非常清贫，但泰然处之、健康快乐的“东方一士”；另一个是慕名求访的临时虚拟的“我”。在这里，东方一士不像别的隐士那样，矫情、装腔作势，而是随和宽容、善良热情的。这首诗与《五柳先生传》一文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诗人对自我的肯定和欣赏。诗人热爱劳动，但庄稼歉收生活无着落时也不忌讳去行乞，没把行乞看得丢人。已如上文所述，他介意的忧的只是“道”，把身着官服卑躬屈膝视为可耻。王维没有看透这一点，加以指斥：“近有陶潜，不肯把板曲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其后之累也。”这实在是一种误会。 需要说明的是，乐观色彩在诗人的作品和思想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忧与愤才是绝对主要的方面。 （二）对亲人、邻居和朋友 对亲人，诗人是充满关怀的。面对亲人的离世，他也从不掩饰他的悲伤；对邻居、对朋友，诗人则充分表露了他的真诚、善良。从他的多篇诗文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深切的感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命子》、《责子》、《与子俨等疏》、《悲从弟仲德》和《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等，以及部分赠答诗。 在《命子》、《责子》两诗中，我们依次看到的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殷殷嘱托与期望，严厉的批评与无奈的“妥协”——“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然而，这并没有削弱诗人对家人的关心。农事劳作之余，他也会带上家人游山赏景，“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朋友约他离家隐居，因为家庭的缘故，他婉言谢绝了：“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和刘柴桑》）对儿子很小就参加劳动，诗人是满怀歉疚的。他到晚年，在身体状况欠佳的时候，特地作文嘱告：“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与子俨等疏》）诗人认为，亲人的团聚、平安才是最为重要的，在《杂诗十二首》之四中，他说：“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生逢乱世，对很多人来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其实很渺茫。 诗人并没有心如止水，亲人去世，他的悲哀是表露无遗的。“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借问为谁悲？怀人在九冥。……双位委空馆，朝夕无哭声。流尘集虚座，宿草旅前庭。”（《悲从弟仲德》）“伊我与尔，百哀是切。黯黯高云，萧萧冬月，白雪掩晨，长风悲节。感惟崩号，兴言泣血。”（《祭程氏妹文》）在这里，诗人与逝者凄切对话，回顾前尘，悲哀着逝者的悲哀。而在对从弟敬远的追怀中，诗人同样涕泪难禁：“望旐翩翩，执笔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诚。”（《祭从弟敬远文》） 对于邻居、朋友，诗人是热情而友善的，尽管相识相知程度可能很有差别。“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之二）此时诗人已然“湮没”于农人之中了。选择以农为生，自然只关心稼穑之事，别的话题都成了杂言，不再在谈说之列。“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惜。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之一）耕作之余，谈古论今，读书讨论之类的事，还是经常有的。有自己足以一同赏奇文、析疑义的相知者，诗人此时应该是感到满足的、惬意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之二）原始的农耕劳动要耗费大量的体力，但农闲时节，邻里间的和谐相处比人世纷争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在《与殷晋安别并序》一诗中，他说：“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他并没有因为好友要去做官而反对或者是刻意疏远，而是不卑不亢，坦然相对。“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与殷晋安别并序》）本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对这位志不同、道不和的邻友，他的宽容与大度、真诚与善良，在这首诗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让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在陶诗中，乐观色彩的作品为数不多；在诗人的一生中，快乐的光阴也只如短暂的昙花。 （三）对大自然 诗人对大自然，从来就是钟爱有加。他屡屡辞官不做，其中就包含了回归自然的心态在里边。在他眼中，大自然是美好的、包容的。然而，除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并序》之五）和“平畴交远风，良苗已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等带有所谓平和冲淡特征的少许作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诗文的主题却是沉重的，诘问却是艰深的。“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易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之四）本意是带上年轻人到山野去游玩一番，但诗人注意到的却是旧村落物在人亡、败落凄凉的惨酷景象。它反过来又引起诗人对人生最终皈依的终结性思考，以至于返回途中不得不一个人“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归园田居五首》之五）斜川本来是一个景致美妙的地方，选择天气晴和的新春，与二三近邻好友相约游览，本是快事，可惜，诗人的感悟依然是悲怆的：“提壶接宾侣，饮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并序》）我们可以下一个断语：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至少在诗人内心深处是这样，他未必在脸上表露出来，但是我们却没有充分的理由指责诗人的消极悲观。远离事非多多的官场，头脑也许会更加清醒，尽管他时时以醉人自居，请求“宽恕”。 另外的一次游历，同样是在天气晴好的日子，活动内容还算丰富，但也许是游览地的特殊，诗人的感喟仍然指向人生的最后皈依：“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尽新声，绿酒开新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同游周家墓柏下》） 二、陶渊明的为官 （一）先后任过的职衔 陶渊明先后担任过的职衔都是很小的，小到薪俸无法养家糊口的地步，而他做官的初衷，从现实的角度讲，也主要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然而，官卑职微，非但目的无法实现，相反还要受一些闲气，他选择主动挂印，飘然而去了。 陶渊明初入官场，是在他二十九岁那一年（晋太元十八年，癸巳，公元393年）。他的职衔是江州祭酒，这是一个相当卑微的职位，不管是薪俸微薄、门阀森严，还是不甘受人颐指气使等原因，总之他“不堪吏职”，很快就辞职不干了；不久州里招任主簿，也辞不就。第二次出仕，是在晋隆安四年（庚子年，公元400年），这是陶渊明三十六岁时候的事，在桓玄手下任职，但年末即还家。第三次出仕，在他四十岁那一年（晋元兴三年，公元404年）的六月，在刘裕手下作镇军参军。到晋义熙元年（即公元405年）三月之前，已调到刘敬宣军府任参军，三四月间归家。同年八月，任彭泽令，到十一月辞归，彻底离开官场，回归田园。到义晋熙九年（公元413年），陶渊明已经四十九岁，朝廷仍征召他为著作郎，已经心灰意冷的他，再也不去了。到晋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朝廷再次征召为著作佐郎，此时诗人已五十四岁，尽管生活非常困顿，仍然不去。 （二）人在官场，心在田园 从最初的满腔热忱到最后的彻底绝望，这其中所受到的痛苦煎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完全体会得到的。如果说他在踏入官场之前，还存三分侥幸，试图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的话，在跨进不久他已经“独醒”（与他自己所说的“独醉”正好相反）了，可以说，这是他时时萌生去志的主要原因。很多时候，他简直就是人在官场，心在田园。下面一些诗可以说明问题： “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馀。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行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今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 “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陶渊明最后一次的辞官归隐，绝非一时的率性之举，而是多年来冷静思考的结果，虽然这个结果最终导致他在穷愁潦倒中凄然辞世。 三、陶渊明的为文与为诗 （一）陶渊明作品基本情况概览 陶渊明的作品，前面已经说过，从数量上看是较为有限的。四言诗九首，五言诗一百一十五首（《形影神并序》看作三首，其他组诗皆拆开来统计）；赋辞三篇；记传赞述和疏祭文加起来共九篇。成就最大的是他的诗作，但其五言诗的分类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因为有的诗作的题材类别，往往在“两可”甚至“三可”之间，而且人们在对其五言诗进行分类的体裁问题上，采用的标准至今仍不甚统一。 我们根据每首诗的题材或内容，分为咏怀、赠答、行役、田园四类。咏怀诗所占比例最大，在一百二十四首中达八十七首之多，这里把诗人对上古人物的臧否、读书感怀，叙写亲情，以及自己描序苦况穷愁的诗作，都杂糅其间，因为诗人是从自己特定的角度出发，抒发自己的怀抱、提出自己的人生思考的。赠答诗依据诗题确定，只有十六首。诗人感喟或回忆自己做官期间的劳碌生涯的，归为行役诗，数量只有六首。诗人描写他的田园生活的诗作，归为田园诗，但与诗人的田园生活或稼穑之事没有直接联系的，则归到咏怀诗之中，比如《劝农》、《乞食》。这里只把田园诗定为十五首，尽管诗人最初是因为这类诗作而为人所知。 （二）一般定论中的总体艺术特色 历来的看法，陶渊明的作品中，成就最大的主要是诗歌。具体所指，乃是他五言诗中的田园诗，尽管数量很少，但以现实的田园生活入诗，并让人耳目一新，的确算是一个创举。 下面是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学系主任刘麟生教授对陶渊明五言诗特点的系统性评价： 他的生活，世人都晓得，可以不必述。他实在也是一个散文家，他的散文与诗，都有独立的风格，不盲从时代的趋势，现在论他五言诗的优点： （一）田园诗的宗师《诗品》说：“至如‘欢颜酌春酒，日暮天无云’。岂真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田园诗就是隐逸诗的背景，所以无大出入。陶诗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等句子，写得真切，有实写的风格，不是深知农事深爱田园者，不能道。古今田园的诗，无有能出其右咧。 （二）真性情的流露昭昧詹言说：“如阮公陶公等，常有意于为诗。内性既充，率其胸臆，而发为德音耳。”读“行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之句，知道陶公不仕，并非矫情。读“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之句，知道他是积极，而并非消极。读“我心固非石，君情定何如。”之句，他的热心故国，忠贞自矢，可以不言而喻了。总而言之，他的诗，是他的热列性情所流露出来。 （三）冲淡自然陶诗不用典，纯任自然。是人人所乐道的，可是纯粹冲淡自然，不一定是第一流诗。陶诗的冲淡自然，是因为他哲理丰富，遣词清新，所以方才百读不厌咧。 试就诗的哲理而论，“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所以贵我生，岂不在一生！”都是极好的人生哲学。其他如“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其含义皆深刻之至，真令人回肠荡气咧。（参阅胡小石《中国文学史》上编一三二页） 陶诗虽然不雕琢字句，可是对句如“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用字如“有风自南，翼我新苗。”之“翼”字，“穷巷隔深辙，颇迴故人车”之“迴”字，皆是未经人道的，冲淡自然，而一趋于庸熟，便不是好诗了。所以萧统说：“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苏轼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朱熹说：“人皆说渊明平淡，据某看来，他自豪放，但放得不觉耳。”以上是创造的批评。此外读陶诗，不可不注意的，便是诗序简洁隽永，是小品文字的良师。 仅就其田园诗或所谓“冲淡自然”部分而言，评价是中肯的。我们要稍加强调的是，这并非陶渊明精神世界的全部面貌——这类作品数量很少不说，其反映出来的所谓“冲淡自然”的思想倾向和悠闲美好的田园生活，在他坎坷的一生中，时间也是相当短暂的。他的人生是失意的人生，他只是诗意地生存着，并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对几篇（首）作品的“探微” 陶渊明的诗文作品是一座宏大的艺术、甚至是思想的宝库，一般较难从根本上完全把握。对他的许多作品，在千百年来尚无确切解读定论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少许几篇（首），试着做一些未必囿于成说“探微”。 1、昙花一现的“解脱”——《归去来兮辞》 四十一岁，本是功成名就的最佳年龄，但面对官场，诗人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永远的离开。在序中，诗人交待了做官的原因：家境贫寒，农业收成不足以养活一家老小，亲戚朋友规劝，叔父荐举，于是在战乱尚未完全止息的情况下，带着对家人的一份担忧，到百里之外的彭泽当县令去了。他做官的动力还有一个：“公田之利，足以为酒。”然而质朴的天性，使他无法适应虚伪矫饰的官场生活，干了八十余天便心萌去志，于是趁着程氏妹去世的当口，迫不及待地辞官返乡了。 回想做官生涯，诗人是愧悔的；对于眼前，诗人则是轻松愉快的。以往的错误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将来还有改正的机会。与家人团聚的快乐，山川风物的闲静美好，父老乡亲的纯朴友善，都让诗人流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我们相信，刚辞官归来的这段日子，诗人的感触是新鲜的；刚摆脱羁役之后的心情，则是喜悦的。与《归园田居五首》之一相对照，我们更能体会到诗人的闲适和自在、快乐与满足。 但是，从《归园田居五首》之二开始，诗人心情的快乐指数就开始朝下了：不时担忧庄稼歉收；闲暇时节带着孩子们出去游山赏景，却由于偶然原因而触景生情、惆怅万端。诗人辞官后的喜悦和恬静都是非常短暂的，尽管以后的诗作中偶尔也有类似快乐的心情描述，总的来说，显得太少，太微不足道。 2、低标准的“乐土”——《桃花源记（并诗）》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战乱频仍的历史。面对战乱，面对朝代更迭，不管成王败寇，在生死线上挣扎的都是民不聊生的平民。除了忍受，逃向蛮荒之地在当时似乎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为求全身远祸，他们潜踪匿迹，远远地躲开，隐居起来。隐居者行踪的隐秘性留给人们太大的想象空间，让人们对他们的隐居生活作了许多美好而神秘的遐想。相对于许多美好神奇的传说而言，《桃花源记(并诗)》只是一个低标准的“乐土”。 不管诗人是依据传说、经过考证还是凭空虚构，我们都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桃花源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和平安宁，风物优美。居住在里边的人们家境殷实、快乐健康、善良淳朴、热情好客，他们远离战祸，没有官府和赋税，他们也不需要历法，总之，返璞归真，似乎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值得身处乱世的人们憧憬。 虽然这是一个民风古朴令人神往的乐土，代表了诗人对和平安宁生活和淳朴世风的一种理想追求，我们还是要说，诗人描写的只是一个低标准的“乐土”。只要战乱不侵扰，官府不盘剥，赋税不繁重，灾难不降临，勤于躬耕劳作，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大约也比桃花源差不了多少，可惜的是他仅仅具备了最后一个条件：勤于躬耕劳作。因此，即使是这么一个低标准的“乐土”，对陶渊明来说，也只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这也更加反衬出他的忧愤和悲哀。 事实上，偶尔得以避开饥寒的年景，陶渊明也曾部分地“过着”桃花源式的生活：《归园田居五首》之一、《移居二首》、《饮酒二十首》之五、《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都部分地反映了他的“怡然自乐”，这是我们把《桃花源记（并诗）》定位为低标准“乐土”的另一个原因，乱世留给陶渊明的只是太多的忧愤和痛苦。 原载：作者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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