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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磊 落第长安 常建 家园好在尚留秦， 耻作明时失路人。 恐逢故里莺花笑， 且向长安度一春。 大意： 我的家园那么好，我还是要留在长安不回去， 因为我落榜了，在这圣明的时代考不上进士真是我的耻辱啊。 我要是回老家，那里的花草树木连带小鸟都要笑话我， 我还是忍了，在长安再待一年吧。 这哥们儿够丧的！ 在唐朝，读书人也是要找工作的，既是为解决生计，也是为实现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而做官的途径仅仅有三种：推举、科举、从军。古代交通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很多来京赶考的举子一路上骑不起马或驴，都是走着来。如果家在巴蜀甚至岭南，那路上要走两三个月，来回就是五六个月，这样到家待不了俩月又要出门，他们索性在长安不回去了。长安城里常年都寄居着赶考的举子们。 隋唐以前选拔人才都是通过推举制度，从汉代开始就举孝廉，但这样能选拔的人才毕竟是极少数名气很大的人。李白就是因写诗名气太大而直接被召入宫的，但更多的人还是要通过考试。如果没有科举制度，那么做官还会像魏晋南北朝那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唐代的科举主要分为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这一科考的往往是人的记忆能力，考生能背书就行，考上了也只能担任一些文职小官。整个唐朝“重进士，轻明经”，一般有抱负的人都不屑于考明经。诗人元稹是明经科出身，为此他一生都被人诟病。
进士一科在初唐时要考策论，中唐开始加考帖经、诗赋，考诗赋的时候会限定题目、字数和韵律，这样能让考生展示才学。后来考试越来越看重诗赋，其他的都不重要了。科举太难考的一个原因在于：录取人数太少了。包括“诗圣”杜甫在内的很多大诗人，一生都没考上进士。唐代报名参加科考的人多达数千，但每一科也就录取二三十人，平均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二，而明代的平均录取率大约为百分之八点五，清代中后期的录取率大约为三十分之一。因此唐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一说，即考明经科三十岁就算老的，而考进士五十还算年轻。在发榜的前一晚，举子们都异常紧张，几乎没有人能够安睡，不是在酒肆里喝得大醉，就是去长安的平康里找妓女。《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情景，早在唐代就埋下了根苗。
在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有五位年龄很大的考生同时中举，其中曹松五十四岁，王希羽七十三岁，刘象七十岁，柯崇六十四岁，郑希颜五十九岁，五个人加起来有几百岁，时称“五老榜”，也不知是赞扬还是讽刺了。在清代编辑的《全唐诗》中，还把曹松的年纪误记为七十一岁，是嫌他中举时还不够老。不过，曹松倒是有一句诗传世：“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出自他的《己亥岁》。 摘自《唐诗中的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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