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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相爱相杀 文 | 聂建松 很多人在了解跟科学发展相关的历史时，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科学的进步是一下子出现的——在某个历史节点上，一个先知般的人物瞬间获得了“完全正确的”认识，而其他人仍处在一种昏昏沉沉的迷惘状态之中。 然而，任何发展的过程都是连续的，所有青史留名的成就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获得的，这就注定了极少会出现“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物。在审视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极难量化一个人的思想——这其中到底有多少对的成分？有多少错的成分？真的不好说。甚至应当说，使用“对/错二分法”来判断历史问题，本身就错了。 著名的科学史大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写到： 他们（某些科学史作者：笔者注）越仔细地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学、燃素化学或热质说( Caloric thermodynamics) ，就越确凿地感觉到，那些曾一度流行的自然观，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比今日流行的观点缺乏科学性，也不更是人类偏见的产物。 因此，想要了解某种学说的产生，除了了解学说本身的主张，还要更加细致地了解其前后左右，缘由始末。 ▍达尔文之前的处境——“自然神学” 在上一篇谈论“进化论”的文章中，其实还有一件事没有谈到，这便是进化论产生的环境——英国当时的“自然神学传统”。 那么，什么又是“自然神学”呢？ 一提起关于“自然神学”，即便是有些宗教常识的人，都会产生误解：很多人都会觉得《创世纪》开篇的内容可能就是“自然神学”，上帝创造了宇宙或者自然，第一日如何如何，第二日如何如何…… 可是，这只能叫做关于“自然”的神学，而不能被称为“自然神学”。听起来有些繁琐，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这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概念。 这二者有何区别呢？ 一谈到“神学”，可能很多读者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宗教经典”。不过，这种观念并不准确。 读过我之前文章的读者一定会了解，我一直强调，在基督教思想体系中，有这么一个重要观念——上帝给人类留下了两本“书”：一本是自然之书，一本是《圣经》。这同时对应了两种神学：一种叫做“自然神学”；一种叫做“启示神学”。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自然神学”是不依赖于《圣经》的，也就是说《圣经》中有关于“自然”的内容，并不能被称为“自然神学”，而是“启示神学”。 那么究竟何谓“自然神学”？ 在《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曾给出过这样一个定义： 这种神学系统“完全出自于人们可能由自然源头习得的宗教真理，这也就是说，它是源自于人类意志的构成，以及由心灵和自然的宇宙而来的现象”（entirely out of the religious truths which may be learned from natural sources, that is, from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uman mind, and from the phenomena of the mental and material universe.）。 最为明显的自然神学的例子便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开篇写下的五种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然而这种论证方式不依赖于宗教经典的经文。 需要说明的是，“自然神学”并不是基督教的专利，而是源自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譬如亚里士多德。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也反复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自然哲学”。实际上，这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人认为，学习“自然哲学”可以通向上帝，而这个通向的论证途径正是“自然神学”。 具体的做法是怎样实现的呢？比较粗糙地说，自然哲学家们都会认为顺着因果的关系，我们必然会追溯到某个“唯一的最终原因”，这一步骤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哲学”；而将这一“唯一的最终原因”视为是“唯一的神”或者由“某一位在宇宙之外的神”所设立的，这一步骤则可以称之为“自然神学”。比如，亚里士多德会认为这个神便是宇宙本身；柏拉图则会认为神是在宇宙之外的。 自然神学在自然哲学中起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它可能会让自然哲学陷入某种“目的论”，达尔文力图摆脱的是这种影响；一方面它也确实庇护了自然哲学的研究者，而英国教会不反对学习“进化论”原因正是源于这样一种观念——“自然”乃是上帝为人类认识自己提供的一种媒介——毕竟，“自然”是上帝的两卷“书”之一。 另外，说句题外话。在理性启蒙时期，一些不那么反对宗教，但是反对基督宗教的学者们是希望通过“自然神学”，抛弃《圣经》，来建立一种纯粹的“理性宗教”。 ▍达尔文与“自然神学”之间的“暧昧” 我们应当先澄清一些史实。 虽然达尔文的学说中，可能没有上帝的位置，但是达尔文与教会的关系却不差。他虽然不参与具体的教会活动了，但是他却也没站在反宗教的立场上。 在达尔文孙女诺拉·芭罗（Nora Barlow）公开的未删节版的《1809-1882查理·达尔文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中，达尔文觉得自己的信念，用更为恰当的说法来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Agnostic）。 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一个强烈的反宗教者，教会自然也不会针对他个人。死后，他葬在了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俗称的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这也是当时基督教予以他一种极高的礼遇——要知道，当时英国基督教氛围仍旧十分浓厚，只有达尔文和教会相互尊重才会如此。 教会与达尔文之间的关系远比“敌我关系”复杂多了，温和多了。 实际上，达尔文自己也深知他的理论超出了经验的范畴，超出了归纳法能承受的合理范围，因此他也接纳了来自一些“自然神学”支持者的论据。 另外，还有一点跟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很多人就如《科学-神学论战史》的作者安德鲁·迪克森·怀特一样，认定达尔文全面地否定了之前的成果。然而我们之前说过，任何学者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达尔文与自然神学之间，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而且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都共享了很大一部分论据。 或者也许可以这么说，结合之前的立场，达尔文其实是“简化”了一下之前的自然运行模型:自然不需要一个外在的引导因素，关注其自身足矣.在这个意义上，他其实很接近亚里士多德。凡是读过我关于进化论的前文的读者，可以再看看亚里士多德的那段话，用我的一个好友的一句话来说，如果遮上名字，他可能会分不清这到底是达尔文，还是亚里士多德。 另外，即便在自然神学的支持者与达尔文的支持者之间进行争论的时候，如果遮上争论者双方的名字，我们也很容易混淆双方的立场。 我在之前的文章曾经提到过，赫胥黎与威尔博福斯主教曾经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经常被错误地理解为这么一个场景：一个主教只会重复引用经文，而科学家则昂首挺胸地提出了真理，最后主教只能讽刺科学家的祖先是猴子，而科学家则宣称宁可要一只猴子做祖先，也不愿意有一位做主教的祖先。 然而，事实上，双方都在“就事论事”。事后接受采访时，达尔文承认主教的话是“不同寻常的精明”（uncommonly clever），指出了自己学说中全部“最具揣测性”的部分（all the most conjectural parts）。 而且，这场辩论会并非仅仅持续了一场，之后著名的解剖学家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和医学家列奥·比勒（Lionel Beale）也登场批评达尔文的学说。 这其中最为有趣的一幕，就发生在欧文与赫胥黎之间。 在关于人类与猿猴之间的“相似性”上：欧文指出人类与猿类在大脑的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不同”，因此人类与猿类之间是不同的；赫胥黎则指出在人类足部和猿类足部之间具有“相似”的结构，因此二者是连续的过程。 双方实际上都提出了“相当科学”的证据，然而如果不说双方的立场，我们能知道他们最终的结论通向何方么？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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