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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为《刘震云：质朴的写作者，边缘的电影人》 雾霾偏爱十月份的北京城。采访那天，刘震云风尘仆仆地赶来，满脸通红，短袖外面套着个黑色羽绒服，束脚的运动裤，轻轻便便。爱运动的人都知道，他那身装扮是随时可以跑起来的。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打开门，他操着浓厚的河南腔：“采着呐？”朴实而亲切。 刘震云的语速很慢，可是思维却像脱缰的野马，时而迸出闪亮的星星点点。他善用比喻，大树、海洋、河流、大象、狮子、猫和老虎等在他的口中层出不穷，说是为了让人好懂，记者也好写。他用嬉笑的态度，将纷乱的外在表象皮毛，砍得干干净净，抓住最本质、最内在的东西，可是细想一下，又觉得在他那里没有什么本质，一切都被他的言语和思维解构了，只剩漫天飞舞的话语碎屑。
将你绕到他的逻辑里后，他像村口大爷一样，躬着身子，屈着个腿，坐在椅子上，拿起他随身带的保温杯，抿一口泡好的茶。眯着小眼睛，环顾一下，微笑着问：“你说是不是？”他有一套自己遵循的理念和逻辑，强大到很少受外界干扰。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说起他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只有史为民是个明白人，问起他时，这次他没有像之前那样拐弯抹角，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肯定道：“我是个明白人，第一我觉得我不伟大，第二我觉得谁都不伟大，第三就是质朴比什么都好”。随后他还不忘给记者忠告，“你以后采访，凡是遇到认为自己特别牛气、特别崇高的人，如果对他好的话，采访完你就说，‘我引用刘震云的话，送给你俩字’。”他还不忘卖关子，“你知道哪俩字吗？” “傻子！”他站了起来，幽幽地吐出这两个字，露出招牌式的谜一样的笑容。 作家摩罗曾对刘震云有过精到的评价，“无论他装扮得多么冷漠、多么洒脱、多么玩世不恭，实际上，他是如此迫不及待、如此无可遏制地将他所发现的破解民族精神生活的密码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奉献给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11月被一些媒体戏称为“刘震云月”，因为他的两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在同一月上映，并且都是由他自己操刀当编剧，一部是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一部是他的茅盾文学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由女儿刘雨霖执导。 在刘震云那里，影视改编和文学作品并不矛盾，“不是什么娼妓和良家妇女的关系”，“我得允许我书里的人物他们出去吃别人的饭。说请你的朋友出去吃个饭行吗？我说行。而且他还说了，请我的朋友吃饭，不但不让我朋友掏钱，他还给钱，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2015年9月，作为严肃作家的刘震云就在网络上火了一把，火在“腹黑段子手”的身份。本来是去为作家严歌苓的新书捧场，却成了“砸场子”，因为种种幽默犀利的言论，迅速在朋友圈和各大新闻网站走红。后来被扒出来，他“砸”过的场子还多着呢。 “明明是一位实力派作家，偏偏走上了网红的道路。”当时在场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武芝对记者评价道，时间过去一年多，她提起来还是乐不可支。这大约就是刘震云的魅力之处。 他是克制老实的“农人”，生活中沉默寡言，崇尚质朴，甚至连作息都是农人式的，几十年来都是早晨六点半起，晚上九点半休息，勤奋躬耕他的写作一亩三分地。他将所有神圣的光环击碎，态度上倾向于民间。一旦他面对的是公众，他马上就转变成知识分子样的谨慎，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他说话圆润，滴水不漏。可是这种“滴水不漏”不是不说，或者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他照样敢说，只不过用淡淡地幽它一默的方式。 估计很少有严肃作家像他一样，遭遇这么多标题党，而且火药味很浓。比如，《刘震云说如果莫言能获诺奖，中国还有10个作家能获奖》《刘震云隔空向冯小刚喊话“多给点银子”》《刘震云：不要王家卫改编我的作品》《刘震云炮轰明星：表演不在银幕，生活中演得很成功》。也有另类的，比如《11月成刘震云月，冯小刚最爱凌晨三点给他打电话》。 对此，他当然也有些苦恼，用他的话来说，指不定说了点什么，被媒体抓住边边角角造夺人眼球的新闻，他也连呼，真正的“腹黑段子手”在新闻界。不过他更多的是不在乎，“我没事，他们爱怎么写怎么写。”话说出口的一刹那，他已经将一切都把控好。 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他在谈话中会有意无意影射这些当下的大小事情，娱乐圈的、新闻界的、文坛的，即便清楚觉察到他在说什么，但是他的话又是飘忽的，行云流水，无定质，无定形，让你抓不住根据和把柄，于是你报之会心一笑。 简单的道理，经过他的一番辗转，一想，竟然获得了一种脱离的陌生感。“俗话说得好，一个人撒米，一千个人在后边拾，还是拾不干净。”这是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目录前面的一句话。 刘震云对记者说，“你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可是细细一想，它又是个常识。” “他跟社会严重脱节，但又对社会入木三分。他没当过官，但是他写官场的刻画把握精确。他没当过农民，但是农民的一个眼神，他就知道这个农民在想什么。他也不懂法律，但是他写上访懂的不比我少。”郭建梅说。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做了大幅的海报，上面赫然写着“忍还是不忍”几个大字。电影里的牛爱国，在妻子出轨后一直面对着这个问题，几乎可以上升到哈姆莱特“To be or not to be”这样一个终极追问。刘震云一个很大的特点是能忍，和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郭建梅大不相同，他有着超乎常人的理智和老辣。
郭建梅说，“《官场》和《单位》那是绝对的纪实作品，钩心斗角，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什么都看在眼里，但是他不掺和。他在小说中刻画得真切，用自己的方式对这个社会进行批判。” 他在2003年写的《手机》，现在看来还很有前瞻性。写出了科技文明对人的侵蚀，电影里葛优饰演的男主人公严守一最后将手机扔进了火坑。结尾处，严守一不用手机的几年后，一个姑娘在向他推荐最新款的手机，可以移动上网、卫星定位，从葛优惊恐的表情里，我们可以感觉到，手机变成了一个逃脱不掉的梦魇。对于现代人来说，手机几乎已经异化成了一个身体器官。 很少会有人知道，刘震云的手机是4年前的老款，根本不换，也从不接听人的电话，都交给了电话小秘书。一般人手机一天最起码充一次电，刘震云的手机搁在那里，几天电都用不完。“你要想找他，那太难了，我也打不通他的电话，现在有事就给他发短信。”郭建梅这样又无奈又好笑地对记者说道。刘震云也用微信，但不入任何群聊，微信联系人屈指可数的几个，女儿、妻子，还有冯小刚等极少几个好友。他可以做到几天不看手机。 他是绝对的“宅男”，“他不爱玩，也不会玩”。妻子和女儿想撺掇他一起，一家三口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是参加什么同学会，他都是俩字掷地有声：“不去。” 可以说，刘震云是最早将小说让渡到电影的作家之一，他还经常在电影里客串一些不着调的、让郭建梅看了“起鸡皮疙瘩”的角色。比如《甲方乙方》《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他都有露脸，但是交际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八面玲珑。他孤僻地专注在自己的文学世界，外面觥筹交错的应酬，他毫无兴趣，通常是能避就避，和郭建梅直爽、喜欢热闹的性格不同，这方面，他像闲云野鹤。
刘震云的衣服没有一件是超过1000块钱的，想拽着他去商场买衣服比登天还难。在家人的眼里，他在生活上极端地“低能”，他不知道怎么去打开罩在菜上的保鲜膜，经常换牙刷却总是研究不透那个新牙刷怎么从小盒子里拿出来（常人都知道背后有一个口），每次都让别人帮着打开。刘震云绝不打领带，现在出席活动，全身西装革履，那是强制着给他套上的。家人都拿他没有办法：“说出来有点丢人，他的衣服纽扣还经常扣错。一次上台还卷着裤脚。”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与世隔绝粗线条的宅男，一到写作，他对人性的挖掘，对社会的洞悉，心思的缜密、目光的长远却不是常人能及。他的作品通常有一个小的切口，里面通往深邃。郭建梅最喜欢刘震云的一部作品是《我不是潘金莲》，因为写实，“特别通俗，就把那种社会的阴暗、法治的黑洞、官场的腐败和人性写得淋漓尽致，但是又没有特别犀利的语言，跟说着玩似的一种冷幽默就出来了，我都觉得就是写我们这些案子的那些东西。” 作为公益律师的郭建梅，遇到的维权案要棘手、残酷、惊心动魄得多。而刘震云选择的是“假离婚”这样一个看似轻了很多的话题，《我不是潘金莲》的剧本他前前后后改了12遍，不能不说有政治审查上的考量。不过，他在外并不会说。 可是，他并不抽离于这个世界，比如，他很愿意去菜市场溜达着买菜。刘震云买菜的时候，对自己和家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绝不能和劳动人民讨价还价，因为他们都是最辛苦的。 街上修鞋的、卖菜的、收破烂的，建房子的民工，他喜欢跟这些人聊天，和他们打成一片。他时常蹬个自行车就出门溜达去了。1990年代初，也没有电话，一到吃饭也找不见人，家里阿姨便会说：“大哥准又在工地”。 果不其然，几栋楼正在建，刘震云蹲在那里，跟民工们称兄道弟，凑着在一起吃馒头，吃炖粉条，每次当他发出“哎，你们喝啤酒吗？”郭建梅就会觉得：“哎哟，我头都大了，家里也没什么钱啊”，刘震云出钱，十来个人，人手一瓶啤酒。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是关系其乐融融。刘震云就用这种方式去获得写作的素材，很多故事就是这么聊出来的。 （实习生韩星童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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