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志成城　共建美丽中国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号角一次又一次被吹响。从城市到乡村，从政府到公众，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开拓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正在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杭州）年会暨中国生态文明论坛，以“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绿色变革与转型发展”为主题，设置美丽城市·市长论坛、美丽乡村·农村农业论坛、生态文明主阵地·环保局长论坛、国际视野·专家论坛以及社会担当·公众论坛等5个平行分论坛，从各个角度阐释了生态文明理念，从不同层次展现了生态文明建设进展，从不同侧面展望生态文明建设未来的前景以及面临的挑战。

　　守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

　　环保部门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潮中，作为当仁不让的主力军，环保部门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要面对复杂而严峻的挑战。”在全国环保局长论坛上，江苏省环保厅厅长陈蒙蒙说，环保部门身处推动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增进民生幸福的最前沿，身处长期积累的环境隐患需要加快消化、新的环境问题需要妥善应对、群众环境需求暴发式增长的叠加阶段，环保工作的尖锐度、复杂度、困难度大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我们应当保持清醒头脑和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以大的勇气、大的担当、大的智慧、大的作为，努力扮好‘5个角色’，切实做到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陈蒙蒙所说的5个角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者”，“良好环境秩序的守护者”，“环境公共关系的协调者”和“环保领域改革的先行者”。这也是取得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持久战”最终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而就目前来说，经济结构调整、协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无疑是燃眉之急。“发展仍然是党和国家的第一要务，仍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仍然会带来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刚性增加。如何兼顾经济发展和改善环境质量，达到和谐统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河南省新乡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肖玉魁说，从微观层面看，“正确运用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权和污染企业治理管理权，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是破解这一难题的一把钥匙。”

　　“山东省从2002年起，着力构建‘治、用、保’流域治污体系，历时8年，实现了行业标准向流域标准的过渡，推动了造纸等行业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2010年取消了水污染行业的排污特权。”山东省环保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波说，同样的经验已经开始运用到大气治理上，“到2020年，山东省空气质量比2010年改善50%左右。”

　　“没有真正落后的行业，只有落后的观念、标准、技术和管理。”张波说，用环境保护倒逼传统行业调整结构，需要遵循必要性、预见性、引导性和强制性策略。“巧用环保力，促进大变革。”这也正是环保部门做好“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者”的生动实践。

　　生态文明建设大时代已经到来，使命感已经成为各级环保部门负责人强调最多的一个词。“环境保护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是广大人民群众民意所在、民心所向，是各级环保部门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肖玉魁说，“作为环保工作者，我为有幸从事这一事业而高兴，同时也对改善当前严峻的环境污染局面而深感责任重大。”

　　“乘风破浪，把握平衡，不辱使命。”张波如是表态。

　　建设美丽乡村

　　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双向突进

　　无论如何，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美丽乡村。“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难点和重点所在。”金华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市委决策咨询组组长、浙江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胡新民在美丽乡村·农村农业论坛上说。

　　“美丽乡村作为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我认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应该包括5个方面。”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远说，分别是“优化国土开发，建设绿色农村”，“促进资源节约，建设低碳农村”，“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农村”，“健全生态制度，建设幸福农村”和“坚持群众路线，建设民主农村”。

　　基于浙江的经验和实践，胡新民认为，科学的山区发展观和考核体系是山区环境保护与开发利用能否有机统一并且相互促进的关键；激励约束相容的资源产权制度和合理的开发利用规划是两者有机统一并且相互促进的基本保障；生态保护有偿化，生态需求多元化，生态产品优质化和高值化是两者有机统一并且相互促进的有效途径。“要形成山区环境保护与开发能够统一的共识。”

　　同时，确保山区经济发展和山区文明建设“双向突进”，还要达成另外两项共识，“要形成山区是‘宝贝’不是‘包袱’的共识，要形成山区能够生态富民和科学跨越的共识。”基于此，浙江山区通过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绿色高新工业、绿色休闲旅游以及强化生态发展等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实效。

　　但是要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山区可持续发展，还需要一些制度和机制的保障。“改革山区发展考核体系，创新山区资源补偿机制。”胡新民说，“必须首先创新山区资源补偿机制，始终将保护好、维护好、使用好山区资源作为山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要通过政府指导和市场参与的方法，构建完善的山区资源保护和补偿机制。”具体途径多样，比如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开征生态补偿税种，实行生态配额交易，建立生态标签制度以及推行碳汇市场交易等。

　　论坛上，发展循环农业的理念也被一再强调。浙江省丽水学院商学院区域经济学科带头人、副教授，浙江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显岳说，应从技术研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鼓励土地流转、严格生态保护、引进工商资本等方面，推动循环农业的发展。

　　全社会共同担当责任

　　公众要积极参与，NGO要发挥更大作用

　　“管理体制不健全，法律体系不完善，社会组织整体素质有待提高，能力建设亟须加强。”在社会担当·公众论坛上，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处长韩涛指出了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非政府组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驱动力量之一，他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公司、公众结成联盟，共同为改变传统的对生态造成危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努力。”中央党校教授、博导赵建军说，“虽然，非政府组织很早就在诸如资源衰竭、生态系统恶化、气候变化等领域采取了广泛的行动，但是针对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非常复杂的议题，其自身的认识和行动还远远不够，他所发挥的作用本来可以更大、更多，能够承担更艰巨的责任，要真正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就要对其角色属性及其与其他力量的关系做认真地分析。”

　　实际上，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企业、社区、学校、NGO等社会各界一同探索实践，提高社会生态文明意识，推进社会运行机制创新，逐渐形成了一套泰达环境保护社会机制。天津泰达开发区环保局局长吴国华说，开发区在引导公众参与的过程中，通过泰达环保协会工作平台，保障社会活动长期运行；通过精心设计社区、学校活动，认真研究目标群体特点，兼顾趣味性、知识性、经济性，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通过对接企业与社区、居民各方面需求，发挥特长，保障社会机制长期运行。

　　不过，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很弱小，参与公共服务的领域受到限制，并且与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依赖性太强，缺乏自身的独立性，这些问题都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需要亟待解决的。

　　“政府应充分完善非政府组织方面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使非政府组织的各项活动依法进行。”赵建军说，其次，政府应主动把一些公共服务交给非政府组织去做，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再次，政府应与非政府组织建立一定的协商对话机制，以便及时、有效地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