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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费加罗报》网站11月14日报道刊登题为《法国外交进入死胡同》一文。作者为樊尚·特雷莫莱·德维莱尔。文章摘编如下： 记者问：是否应当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而感到担心？ 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答：我们进入了一个不确定阶段。民粹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抬头标志着愤怒与恐惧等政治情绪的上升。民主国家承受着这种巨大压力，无法应对。这是当代的巨大挑战。不过，我们可以接受这一挑战。解决之道确实存在，我们可以选择着手解决。 问：应该怎么做？ 答：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孤立主义定位说明美国不愿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责任。这让美国的一些盟友产生了深深的担忧，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波兰，还有日本和韩国。对我们而言，这也许是个机遇。如果法国能够重新承担起身为一个独立的、不站队国家的本职使命，那就有机会发展成欧洲的支柱，法国已有数十年没有担任这个角色了。因此，我们应当提出此建议。 问：如何解释人民的暴动？ 答：许多因素——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聚集在一起，催生了民粹主义，其背景是对全球化的将来、对似乎谁都无法掌控的这一进程的结果普遍感到担忧。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与部分工人阶级遭到正面打击。小城镇与农村的美国被人遗忘了。在法国的中等城市，我们的管理者没能足够重视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法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吉吕的研究显示出边缘法国被上层法国遗忘了，而上层法国自身也开始衰落。这一切解释了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不过，这种浪潮之所以席卷全世界，也是因为政界没有加以控制。 问：政治不再发挥作用了吗？ 答：我们民主政体的主要错误在于放弃了政治。事实上，25年来国际精英阶层一直生活在政治已死的幻觉当中。经济主义希望人们相信经济凌驾于政治之上。司法主义希望法律的地位高于国家。最后是军事主义，因为它区分善与恶、组织道德审判，充当了政治无力的屏障。我们的民主政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讲政治，应当恢复动用政治武器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奥巴马明白，美国应当从独自展示力量转变为共同展示。问题在于他没有用强有力的外交来代替撤军。特朗普的当选是迈向这种转变的一个新阶段，结果如何尚不得知。 国家角色不可或缺 问：新自由主义的原则是减少国家的作用…… 答：如今全球一大悲剧就是国家的衰弱。国家—民族的衰弱一直都是世界“粗暴化”“野蛮化”的原因。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在中东和非洲（伊拉克、索马里、利比亚）造成的后果。这些失败国家垮台了，结果令人不知所措。如果我们置若罔闻，这部分世界就会朝着普遍野蛮化发展，恐怖主义将在“无法无天”的地区长期扎根。 但是，我们的民主政体也迫切需要复兴国家。我们攻击国家，认为国家是社会组织令人压抑的过时形式，吹捧完全的自由主义。这要追溯至苏联的解体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耀眼胜利。我们曾经以为那是故事的结局，以为经济领域可以无限扩展。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幻象的代价，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就是它的余震。 问：历史还会重演吗？ 答：国家之间的竞争变本加厉。这场竞争将东欧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置于强势地位。为什么？因为它们有能力实现国家团结，它们还会从四分五裂的西方民主政体的衰弱中受益。后者总是用相同的办法来掩盖这一弱点：制裁和军事手段。我们对待俄罗斯就采取了这种态度，却只是增强了普京与其人民的团结。我们的战略反过来于己不利。 问：我们的民主政体病了吗？ 答：我们的民主政体饱受缺乏对话与真正辩论之苦。一切都封闭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还有民主。政治体制完全无效。没有对话，就没有共同应对。 问：您如何看待法国的外交？ 答：我们在世界上已经不发言了。奥朗德在特朗普当选后的发言，不是针对美国人民或者他们的总统，而是把这件事变成了法国内政。我们的外交缺乏活力，这非常令人担心。我们的外交官表达立场，我们也发布一些公报：我们祝贺、悼念、谴责、遗憾，之后呢？真正的外交应该运筹帷幄。 问：为什么会如此软弱无力？ 答：不了解历史与地理都是原因。他们不了解这些国家，不了解它们的历史以及管理者。他们用道德评判来掩饰这种无知。这也是动用军事手段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缺乏政治高度。诗人保罗·策兰说过，“以前，是有高度的”。我们失去了这种高度。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骄傲、历史与文化。 不能缺失道德规范 问：法国是否穷兵黩武？ 答：武器的作用是最迷人的事情之一。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个人的经历都让我远离军国主义。因此，不是要秉持愚蠢的和平主义言论，而是要记住只有当所有政治方法都已用尽之时，才可以发动战争。我们经常过早向军事诱惑让步。在这方面，我们抛弃了法国的传统：充当中间人、纽带、善于与各方交流的对话国家。现实却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最后总是采取军事捷径，因为这是唯一管用的开关，特别是在法国。 问：在外交政策中，道德规范应该被摆在什么位置？ 答：不能放弃道德规范。但是这种道德规范不应当是进行评判、排斥，不是无能为力的道德感或者自鸣得意的道德感。我们需要一种行为规范。举个例子：在俄罗斯问题上，道德评判导致了边缘化这个大国。我们忘记了俄罗斯总统与他的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我们忘记了俄罗斯的记忆。乌克兰问题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乌克兰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巨大的误会。欧盟与乌克兰达成贸易协定的建议既没有考虑该国的历史，也没有考虑俄罗斯的关税同盟。明白地说，欧洲的这个选择会对俄罗斯经济产生影响。然而，俄罗斯人却没能加入其中。欧盟委员会只是对俄罗斯人说“这不关你们的事”。我们不能如此对待别国。行为道德规范，就是务实。 问：我们与恐怖主义开战了吗？ 答：我一直觉得反恐战争的定义很危险。它会吸引那些认为自己的罪行在我国能产生更大反响的团伙。这让我们成为目标。不能赋予恐怖主义某种地位，这种氛围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应当让恐怖主义重新回归它本来的“身份”：一种懦弱的犯罪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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