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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绝对是一个铁杆“苏粉”，他把苏东坡比作“天地间的凤毛麟角”，“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传·自序》）。从多才多艺、且多彩多姿的苏东坡身上，他概括出了“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而将“不可救药（又译‘秉性难改’）的乐天派”置于第一。在林语堂心目中，“乐天”是苏东坡最使人敬爱的特点；而“乐天”冠之以“不可救药”，换句话说，苏东坡这个乐天派是全天候的。顺境自不必说，逆境之中乐天的性格更折射出他人性的光芒。
一、东坡· 东坡居士·月下漫步者
中国历代文人中，人生坎坷如苏东坡者少有，而坎坷又能始终超脱达观如苏东坡者更少有。晚年他曾写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三个地名，浓缩了他一生的苦难。追寻他的苦难历程，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一个乐乐呵呵的苏东坡。“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林语堂《苏东坡传·自序》）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而“东坡”或“坡仙”是后人叫得最多、最亲切的称呼。“东坡”这个号由“东坡居士”而来，而“东坡居士”则与他谪居黄州的一段经历相关。
东坡本来是山坡上的一片荒地，距黄州城东约三四百米。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侥幸逃得一死，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虽然有一个虚衔，但同时又附加了一个“不得签书公事”规定，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行政权力，形同一个监外执行的罪人。苏东坡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官可以不做，却不能终日无所事事。幸得他的追随者马梦得多方争取，官府批给他一块荒地，让他自耕自足。《东坡八首·小序》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虽号称50亩，但从诗句“去年东坡拾瓦砾”（《赠孔毅甫》）看，只是一片废弃的瓦砾场。耕作其中，艰辛备尝，东坡自己这样形容说：“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筋疲力尽之余，东坡想起了一向喜爱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当年白居易贬作忠州刺史，同样是在城东，亦曾亲历耕作有《东坡种花诗二首》，且十分地怡然自得，有古风一首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走，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步东坡》）苏东坡很会找乐，他庆幸自己竟然有与白居易相似的人生经历，于是顺理成章地称这块土地为“东坡”，并且从此自号为“东坡居士”。
东坡诞生了，并且很快传遍天下。殊不知，东坡这一雅致而又极富诗意的号竟是在苦难中孕育，诞生于艰苦劳作的汗水之中。
弃官为农本来是东坡一个美好的理想，但那是以“功成身退”为前提的，没料到在经历了牢狱之灾之后被迫而成了农民，用如今的流行词汇他是“被农民”了。“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初到黄州》）虽然颇感荒唐，但他还是像一个真正的农民一样，耕耘在自己那片希望的田野上。他先放火烧荒，除掉荆棘，然后再细心地拣去瓦砾。春耕临近，为了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尽管经济状况十分窘迫，他还是咬咬牙购置了大型农具——一头黑水牛，还十分矫情地起了个名字叫“黑牡丹”。不料一日黑牡丹生病几近死亡，乡间兽医竟然束手无策。幸得他那贤淑且聪慧的妻子王润之，不仅能接生小牛崽，还懂得治牛病。在给时任副宰相章惇的信中，东坡曾经十分自豪提及此事：“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啖之。’用其言而效。”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在东坡上开出了十多亩可耕地。苏东坡诗云，“自种黄桑三百尺”，可细考东坡之上绝不是搞的单一种植。据《苏东坡年谱》元丰五年谱载：“以《东坡图》考之，自黄州门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之景，堂之前则有细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则有大冶长老桃花、茶，巢元脩菜，何氏丛橘，种秔稌，莳枣栗，有松期为可斫，种麦以为奇事，作陂塘，植黄桑，皆足以供苏轼之岁用，而为雪堂之胜景云耳。”可见东坡之上是兼有经济和观赏两类植物的，而且品种丰富。
作为荒地的东坡是幸运的，因为一位伟大诗人的命名和耕耘，它名闻天下而永垂不朽了。作为诗人的东坡更是幸运的，耕耘东坡，他的收获首先是物质的，“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致章惇信》）更多是精神上的。体力劳动后的困乏，让他暂时忘却了贬谪带来的烦恼。而劳动的收获，让他精神上充满了愉悦之感。“喜看稻菽千重浪”，他常常像一个道地的劳民一样，拄着手杖在自己的田地里来来回回地转圈，仿佛怎么也看不够那丰收景象似的。其《东坡》诗云：
雨洗东坡月色新，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锵曳杖声
东坡毕竟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民，他更喜欢在月下漫步。雨后的月下，诗人仿佛一个离群索居的野人，拄杖独行于坑洼不平的坡地上。从那手杖敲击出的铿锵之声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他那愉悦的心声。
二、临皋亭·雪堂·桄榔庵
大宋朝规定，贬谪外放的官员，所到之处食宿均需自理。在朝为官，区区“食宿”肯定不是什么问题，如今这不是问题的问题，对东坡可是个严峻的考验。初到黄州，在太守徐君猷的礼遇下，东坡先在定惠院落脚。“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致王巩信》）三月后，家小来到。因有女眷，不便再在寺院居住，徐君猷安排他们迁居临皋亭。临皋亭并非一个亭子，而是一个水驿，兼有官方的招待所的职能。徐太守利用职权，拨出几间让苏东坡全家居住。当然只是几间陋室，仅能遮蔽风雨日头而已。一般人居此，难免会有荒凉孤寂之感。但水驿临江而建，居高临下，《迁居临皋亭》诗云：“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在苏东坡眼中，这简直就是一风景绝佳的“江景房”。他在给一个朋友信中夸耀说：“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听说范镇儿子范子丰新建宅第，他专门去信，似乎有一比高低的意思：
临桌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饮食沐浴，皆取自“峨眉雪水”，这是何等的奢侈！况且，按照“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的理论，东坡俨然就是这片美景的主人。与您子丰老弟的新第相比也不见得逊色，所不如者只是不用上缴两税规费而已吧。“此间乐，不思蜀”，又“何必归乡哉”？他开始尽情享用了。在札记里他写道：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享受如此美景，他甚至有点愧不敢当的感觉了。
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一样，苏东坡拥有了自己的田产，还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东坡开荒的次年，也为着耕种的方便，他萌生一个奢侈的构想——就在东坡建房五间。《赠孔毅甫》诗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说白了，其实也就是几间茅草房，不需要什么成本，只需要付出一些劳力而已。苏东坡就像一个衔泥筑巢的春燕一样不辞辛劳，不论粗活、细活，不管晴天雨天，从仲夏开工，到年底落成，他已经面目黧黑难以辨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雪堂从创意到土建、到装修，都绝对的是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竣工之日，大雪纷飞。于是东坡信手拈来，将自然之景移至室内，在堂屋的墙壁上画满了雪景。“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雪堂问》）给人印象极深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图，很有柳宗元诗歌“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意境。环顾四周，“起居偃仰，睥睨无非雪者。”（苏轼·《雪堂记》），于是名其曰雪堂，并且亲书“东坡雪堂”四字匾额。如此装修，也有人不以为然。一次，太守徐君猷来看望他，见雪堂空空如也，唯有皑皑白雪环绕，不禁打了个寒噤说：满眼都是雪，是不是太过寂寞、冷清？苏东坡朗声一笑道：“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耳畔清风吹拂和泉水淙淙的声音就是两曲优美的音乐，窗外傲雪的松柏、翠竹和梅花，就是相伴严寒的益友。雪堂虽清冷，但是他的主人是豪爽的东坡，带给人们的仍然是融融春意。雪堂落成之日，朋友四邻知道东坡生活拮据，纷纷携酒前来祝贺。东坡不问优劣，全都倾倒在一个大缸中，并且给了他一个非常豪侠的名称“雪堂义樽”，与众人一块开怀畅饮。此后来访者也络绎不绝，“谈笑有鸿儒”，且“往来有白丁”：有黄州太守徐君猷，鄂州太守朱寿昌，还有他的老朋友、那个“河东狮吼”的丈夫陈季常，有他的忠实追随者，与他同年同月出生的马梦得，有著名的山水画大家、年方22岁的米芾，有《前赤壁赋》中的男主角、那个善于吹笛的道士杨世昌，有他的四川老乡、挂着一个逃犯身份、文武双全的侠士巢谷，有佛学造诣精深、富有传奇色彩的僧人参寥子，当然，更多的黄州当地的平民百姓。魅力四射的苏东坡被放逐到穷乡僻壤，仍然吸引着四方来客，八方宾朋，有人说他的雪堂像个“聚义厅”，或者是个现代“沙龙”。
绍圣四年（1097年）五月，62岁苏东坡再贬到海南的儋州（今海南儋县），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涯海角。几百名元祐谪臣中被贬谪到海南的，唯东坡一人。东坡知道，这是要把他往死路赶，因为历史上被贬往海南的几乎没有人能够平安归来。在给好友王敏仲的信中，他表达了一种坦然赴死的心态：“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瞑，此亦东坡之家风也。”公开的场合他仍然乐呵呵地：“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他把天涯海角当成了自己的家乡。然而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是无处居住。幸得好心的昌化军军使（相当于原来的儋州太守）张中礼遇，让他暂住栖息在两间久无人住的官舍。房子千疮百孔，白天晒天阳，晚上看星星。海南多雨，遇有暴雨，屋内竟无一可避雨处。张中又以修驿站的名义，派了几个兵士用公款稍事维修，好歹总算安顿了下来。朝廷派出的广南西路察访使董必得知此事，感觉太便宜苏东坡了。于是将为东坡修房子的张中降职使用，强行调离。并以“强占民宅”的罪名，派人将东坡父子从官舍逐出。失去了唯一的庇护之所，父子俩只好凄凄惶惶露宿在桄榔林中。东方既白，东坡百感交集，想一吐为快，寄之于诗文。可这天涯海角，文房四宝难以伺候。东坡就地取材，摘了一片巨大的桄榔叶，写下了著名的《桄榔庵铭》：
东坡居士谪于儋耳，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
九山一区，帝为方舆；神尻以游，孰非吾居。……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
抒发完了一腔感慨，东坡开始考虑现实问题。他做出了一个果断决定：买地建房。他买下了桄榔林附近天庆观旁的一块空地，筹划建造几间茅屋。闻听东坡要盖屋，当地的居民，尤其是那些穷读书人的子弟，还有那个军使张中纷纷前来助阵。仅一个月，三间茅屋落成，苏辙如是记载此事：“……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东坡先生墓志铭》）东坡将新居命名为“桄榔庵”。桄榔好理解，因为茅屋处在“竹身青叶海棠枝”的桄榔林中；而把自己的居所称作“庵”似乎有点怪异。大约是与“天庆观”为邻，叫做“庵”才般配吧？尽管十分简陋，蚊蚁滋生，环境恶劣，但东坡却怡然自得，《新居》诗云：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
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阳光、海浪、桄榔林，还有一个大诗人，其乐无穷。当年在黄州东坡有自己的“江景房”，现如今又有了自己的“海景房”。真得佩服东坡的“超前意识”，一千年前就在海南置下了“海景房”，延至今日，该升值多少倍呢？
三、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阳光止饿法
苏东坡是美食家，他不仅善于品菜，也非常乐意亲自下厨做菜，而且算得上是一个极富创意的厨师。时至今日，中华美食当中以“东坡”命名的名菜历历可见。然而有多少人知道，这些名菜大都是东坡在困顿之中创造的，非常的下里巴人。
如今不论南北菜系，不论星级大酒店，还是路边小餐馆，东坡肉都是一道受到普遍欢迎的当家大菜。这是东坡贬谪黄州时创下的一道菜，其专利权非苏氏莫属。东坡初至黄州时，猪肉价格非常便宜。据清代翟灏《通俗篇》载，“东坡集食猪肉诗：‘黄洲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大约是烹饪方法不对头，口味极差，富人家自然是不登大雅之堂，连穷人家也不拿猪肉当个菜。这倒正中东坡下怀，他曾写信给秦少游，郑重介绍自己的持家之道：每月初取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取下一份维持生活，只能节约不能超支。为此，他自己编了个《节饮食说》贴在墙上：
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节食目的美其名曰“养福、养气、养财”。尽管节食，每天早晚一杯酒一碗肉还是要确保的，可以说是黄州低贱的猪肉价格成全了他，让他首先买得起猪肉。天天顿顿吃猪肉，没有好味道岂不败了胃口？东坡是有心人，经常的实践竟然让他摸索出了一套炖猪肉的好方法。东坡食猪肉诗云：“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时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秘诀无他：少放水，文火慢炖。
东坡肉的原产地非黄州莫属，但是一朝成名据说却是在杭州。这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误会。元祐四年（1089）调任杭州太守，发动民众疏浚河道，功成之日，百姓为感谢苏太守的功德，送来许多猪肉。东坡吩咐家人按黄州炖肉之法如法炮制，煮好后带上酒一起送去犒劳民众。家人误听成了酒肉共煮，不料歪打正着，炖出的肉不仅味道鲜美，更有一股浓郁的酒香。百姓们感念苏太守体恤民情，就把这种肉叫做“东坡肉”。因此，正宗的“东坡肉”不仅是“少着水、慢着火”，还应当加入适量的酒。
当然，也有人对“东坡肉”之名提出过异议，他就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李渔。他说：“食以人传者，东坡肉是也。卒急听之，似非豚之肉，而为东坡肉矣。东坡何罪，而割其肉以实于古馋人之腹哉”。”（《闲情偶寄·饮馔部》）李渔是名人，可是他的质疑丝毫没有影响到“东坡肉”流芳后世，倒是让人怀疑这位李夫子是否有点儿“迂腐”？
东坡创意的名菜是一个系列，不仅有“东坡肉”，还有“东坡鱼”，或曰“东坡五柳鱼”。黄州位于长江之滨，鱼类资源得天独厚。东坡的乐趣似乎在做鱼而不是吃鱼，而且有点好为人师。他专门写了一篇《煮鱼法》，文章有点类似于今日的《烹饪入门》。他坦称“在黄州，好自煮鱼”，并且详详细细地介绍每一个细节，毫无保留地亮出自己的绝招：用料一般为鲜鲫或鲤鱼，去鳞，剖腹去内脏，冷水清洗，肚皮擦盐，里面塞上白菜心，入锅，放几根葱白，再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三物相等，调匀，乃下。临熟，入桔皮片”。这种烹鱼方法，鱼肉细嫩，鱼汤酽白，味尤鲜美，至今仍被当地百姓所保留，名之为“水煮鱼”，或“江水煮江鱼”。还有至关重要的一道工序是：活鱼去鳞后用刀在鱼肋两边分别轻划五刀，不仅便于入味，而且煮熟后刀痕微开，细细如柔嫩轻扬的柳枝，故而人们为它取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五柳鱼”，“东坡五柳鱼”，后来干脆叫“东坡鱼”。而“五柳鱼”改名“东坡鱼”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传说：
一日，东坡刚做好了一盘“五柳鱼”，佛印和尚一头闯进来了。佛印是东坡亲密无间的好友，东坡有意与他寻开心，随手将鱼盘搁书橱顶上去了。佛印大约也是个“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和尚，眼睛未瞅见鱼，鼻子已经闻到了鱼香。灵机一动，装出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说：“贫僧今日有一字请教。”“何字？”“就是大名鼎鼎苏东坡的苏字。”苏东坡明白是和尚在玩花样，有心陪他玩下去，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草字头，下面左是鱼，右是禾。”繁体苏字就是这么写。佛印有意迂回说：“要是把禾字跟鱼调个位置呢？”“那不还念苏吗？”这是苏字的异体字。佛印突然问：“那么把鱼搬在草字头上面呢？”东坡一时茫然说：“那就不成字了啊！”佛印得意地大笑，用手一指着书架说：”那就请快把鱼拿下来吧。”东坡至此才情知上当。
其后不久，东坡回访佛印，佛印照样蒸了一盘五柳鱼，存心想为难一些东坡，就顺手将鱼放在旁边的罄里。东坡早已觉察，也不直接点破，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在下有一上联“向阳门第春常在”，求教下联。佛印情知其中暗藏玄机，但是脑筋一时转不过弯来，顺口说出了下联：“积善人家庆有余。”苏东坡一拱手说：“谢谢指点，令愚兄茅塞顿开。既然你罄（庆）里有鱼（余），那就请赶快端出来吧！”佛印恍然，乖乖地端出了盛有“五柳鱼”的罄，并提议说：“这条五柳鱼既然被你钓出来了，不如索性改叫东坡鱼算了。”于是“东坡鱼”之说迅速传开，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虽是一个趣闻，但亦可见人生低谷之时，“东坡鱼”在让东坡饱享口福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精神上无尽的愉悦。
东坡羹也是他在黄州的创造，算得上真正的贫民食谱。东坡羹如何制作，东坡曾经不吝笔墨，详详细细写过一篇《东坡羹颂并引》。“东坡羹，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方法其实很简单，所取蔬菜不论，白菜或大头菜根，反复揉洗去掉苦汁。没有白菜，萝卜、荸荠，甚至瓜、茄子皆可，油和生姜等作料也是不可少的。方法就是用两层锅，下层锅煮汤，上面置蒸笼、蒸屉蒸米饭。“饭熟羹亦烂可食”，何其省事乃尔。味道如何？其《颂》云：，
甘苦尝从极处回，咸酸未必是盐梅。
问师此个天真味，根上来么尘上来。
东坡没有正面回答，倒讲起辩证法来了。甘和苦本是相辅相成，相对而言的，不是说苦尽甘来吗？咸与酸的味道也未必就是因为加了盐和梅子。那么东坡羹的天然纯真的味道来自哪里呢？根上还是土里呢，东坡大约羞于启齿，有意回避了。或者他认为，这个问题无需回答，“美恶在我，何与于物”（《答毕仲举书》），这人生的滋味——甘苦咸酸本来就蕴藏在品尝者对人生态度当中。
俗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黄州尚有猪肉、鱼和蔬菜，让东坡这个极富创意的美食家英雄有用武之地。可是海南“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答程天侔书》）真可谓穷乡僻壤，一无所有。当地人吃什么？东坡《闻子由瘦·儋耳至难得肉食》诗云：
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
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蛤蟆缘习俗。
当地土人主粮为薯芋，猪肉虽然“至难”觅得，却有物可代，比如老鼠、蝙蝠、蛤蟆等等，看来海南人什么都敢吃，自古而然。古人鄙之为“蛮荒之地”、“蛮夷之人”，今人则羡之为“原生态”、“回归自然”。初至海南，没吃没喝，东坡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和小儿子苏过“相对如两苦行僧尔”。慷慨的土人送来“薯芋”让他们聊以充饥，苏过有诗句：“薯芋人人送，困庖日月半”（《斜川集》）东坡喜欢吃肉，但是找猪肉比登天还难。东坡是文明人，刚开始听到“蜜唧”（未长毛的肉老鼠）两个字就要作呕，天长日久竟也随乡入俗，偶尔也能以蛤蟆之肉解解“肉瘾”了。“环境改变人”真乃至理明言。
到元符元年(1098)冬天，连起码的接济食物都没有了，父子二人直接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他想起了在黄州创下的“东坡汤”，便如法炮制。抚今追昔，东坡先生作《菜羹赋》以记之。其序云：
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具而可常享，乃为之赋。
所谓“其法不用醯酱”，实际情况是儋州不比黄州，无法觅得油盐酱醋等作料，只能野菜和水煮。虽曰“有自然之味”，其实是寡汤寡水，难以下咽的。东坡先生却能坦然面对，
……先生心平而气和，故虽老而体胖。计余食之几何，固无患于长贫。忘口腹之为累，以不杀而成仁。窃比予于谁欤？葛天氏之遗民。
据说着就是成语“心平气和”的出处。在平常状态下心平气和不足为奇，面对如此贫乏的物质生活而心平气和，就不是平常人所能达到的境界了，故而东坡先生毫不自谦地把自己比着“葛天氏之遗民”，具有上古仁者之风范。
在各类野菜当中，东坡煮食最多的是苍耳。他的小儿子苏过因为吃多了野菜跟他闹情绪，他就耐心地宣传说，苍耳是上古“葛天氏之民”的美食，含有脂肪、树脂和多种维他命，营养高，味道好，多吃无副作用。清水煮食法吃腻了，他又发明了另一种吃法，即将苍耳放置文火上，加热一天一夜，然后研成粉末。色泽细白，不仅能充饥，据说还有美容功效，久服能使面容滋润，皮肤细嫩如玉。
当野菜也没有的时候，东坡发明了“阳光止饿法”，其原理据说来源于仿生学。苏东坡在杂记《辟谷之法》中讲了一个故事：洛阳有一人坠入深坑，无法自救。时间一长，不免腹中饥饿。环顾坑中尚有蛇和青蛙为伴，跟他一样也没有任何食物。黎明时分，这人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蛇和青蛙将头转向从坑外射进来的太阳光，嘴巴一张一合，好像在吞食食物似的。难道阳光也能充饥？此人带着不妨一试的心理，模仿蛇和青蛙的动作。奇迹出现了，他的饥饿感顿时消失。后来此人遇救，从此不再知饥饿为何感。传说这就是道家修炼成仙的“辟谷之法”，东坡于万般无奈之中也拉着苏过一块尝试。结果如何？看来不理想。东坡说：“此法甚易知易行，然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者何？则虚一而静者世无有也。”方法如此简便易行，却无人能够真的做到。原来肚皮是最不好欺骗的，东坡的“阳光止饿法”，只是饥饿的一种“精神疗法”，是想用形而上的方法解决形而下的难题，其疗效只能是幽自己一默而已。贬谪海南的官员很少能够活着回来，除了人居环境恶劣以外，饥饿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问翁大庚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东坡最终没死，居然在65岁那年等到了遇赦北归的一天，活着渡海回来，连他自己也十二分的得意。毫无疑问，这个生命的奇迹得益于他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
四、嗜酒者·酿酒师·清和先生
酒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一位著名的作家说过这样一段话：水火不容，而酒是一个特例，它是天地间唯一能容水火于一体的奇妙物质。在哲学家眼中，精神和物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而酒能够融精神、物质于一体。它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物质层面的需求，而且更能够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
文人与酒，好似天生一对孪生兄弟，东坡就是一个例证。林语堂说，苏东坡不但是饮酒成瘾者，而且是酿酒的实验者。饮酒成瘾有他著名的《水调歌头》为证。其序云：“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可知此篇为“醉词”。其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醉态可掬。至于酿酒，自从“乌台诗案”贬出京城，他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酿酒的实践。从黄州到定州、惠州再到儋州，一路走来，都流下了他酿酒的记载。在黄州，有人请他喝了一种地产的蜜酒，感觉不错，就向主人求来配方，回家以后就匆匆上马，拿出了自己的产品。在定州，他酿过松酒，自号“中山松醪”（定州亦称中山），著有《松酒赋》；在惠州，他酿过桂酒，著有《桂酒赋》。因惠州有座罗浮山，便自号“罗浮春”。有诗云：“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寓居合江楼》）为防止别人误以罗浮春为地产酒，他严正声明：“予家酿酒，名罗浮春。”在儋州，他酿过“真一酒”，著有《真一酒诗》《真一酒词》。还酿过“万家春”酒，有词云：“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浣溪沙》）在序文里他解释说：“余近酿酒，名万家春，盖岭南万户酒也”。
东坡酿酒乐此不疲，似乎倾注了过多的热情，所为者何？一为自饮。东坡酒量不大：“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书东皋子传后》）从早喝到晚，不过五杯左右。东坡有自知之明，天底下再不善饮的，也要比他强些。可东坡馋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吾上者。”（同上）比谁酒量都小，比谁都要馋酒，这便是一个真实的苏东坡。在黄州，尽管财力十分窘迫，常常不得不精打细算，削减伙食开支。可是他坦承，每天早、晚餐桌上的一杯酒还是必定要保证的。而黄州不比京城，没有御赐的玉液琼浆。那么自己动手，来他个自酿的小酒天天醉，不亦乐乎！二为待客。东坡好客，朋友遍及天下，他对弟弟苏辙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不仅在京城，即使在荒僻都贬谪之所，门庭若市始终是东坡居所的常态。“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同上）。东坡好酒，但是更喜欢看客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同上），客人酒入衷肠，东坡腹中如酒浪汹涌，其酣畅痛快之感远胜于客人。三为遣怀。东坡好酒而不善饮，可窥见他对于酒，精神层面的需求远大于物质层面的需求。“乌台诗案”东坡九死一生，贬至黄州，惊魂未定。《安国寺记》作于初至黄州时，东坡如此描述：“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作于同一时期的《临江仙》表达了同样的心境，“长恨此身非我有”，处于心理的重压之下，东坡常常与酒相伴，消磨白昼和永夜，“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还有“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寓居定惠院之东》）。到惠州，这种状态仍在继续：“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浣溪沙》）到儋州，其弟子秦少游醉酒之后作《醉乡春》词，词句“醉乡广大人间小”，曾经引起他强烈共鸣。《冷斋夜话》载：“东坡爱其句，恨不得其腔，当有知者。”毋庸置疑，东坡能够较快地走出心理阴影，固然是他达观的性格使然，但是酒也是重要的催化剂。
东坡热心于酿酒，并且创造了不少自己的品牌，可是酒的档次、质量却不敢恭维。他自诩为酿酒大师，其实只是个业余段位而已。最初在黄州他尝试做蜜酒，据说竟让品尝者几次腹泻。好在都是朋友，无人追究他的过失之罪。在定州他酿造“中山松醪”，《松酒赋》里曾提到松脂的蒸馏法，但是如何制酒却讳莫如深。大约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吧？在惠州酿造桂酒“罗浮春”，质量有了明显提高。据说其配方和酿造之法，得罗浮山冲虚观道士邓守安的真传，以糯米、生姜、桂肉等为原料酿造的酒，观之色泽如玉，入口芬芳醇厚，具有养颜提神、延年益寿的滋补功能。他自己也不谦虚，“一杯罗浮春，远饷采微客。遥知独醉罢，醉卧松石下。”（《寄邓道士》）看来有溢美之词。后来到海南酿造“真一酒”，据传也是用邓道士的秘传之法，只不过以“真一”为名，蒙上了浓厚的道家神秘色彩。东坡过世后，传说酿造罗浮春的秘方藏在了罗浮山中。于是曾有人多次向他的小儿子苏过求教其父酿造桂酒之秘方。苏过大笑说，先父只是喜欢试验罢了，哪来什么秘方呢？苏过说的是大实话，东坡酿酒充其量是个试验者，而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用苦难的人生酿造出了生活的美酒。
东坡爱酒、饮酒、酿酒、写酒，他视酒为知己，与酒和谐相处，甚至到了化而为一的境界。东坡贬谪定州时，秦少游曾去探望，回来后写了一篇奇文《清和先生传》。表面看是一篇为酒作传的文字，清和先生分明是人的名字，奇怪的是他姓甘、名液、字子美，具有酒的特点。虽是为酒立传，而清和先生的言行都是人、而且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名士之所为。文章中酒和人浑然一体，少游用的虽是曲笔，但圈内人还是很容易看出，清和先生身上有着很深的苏东坡的烙印，清和先生传可解读为东坡先生传。
五、佛教徒、炼丹师、瑜伽修炼者
林语堂的说苏东坡是个“佛教徒”，其实，东坡正儿八经地参禅礼佛始于元丰三年责贬黄州之时。其时东坡已然45岁。《黄州安国寺记》较为明确的记述了他参禅的起因、过程以及心得。起因即目的性十分明确：“思过而自新”。然思过只是表面文章，是说给“上面”听的，东坡劫后余生，可似乎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在“乌台诗案”中的“过”。既然没有过，而要“求所以自新之方”不是缘木求鱼吗？自己天生就是这个德行，触犯上面也不是一回两回，“欲新其一，恐失其二”，“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是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的目的是为“收招魂魄”。魂魄者心灵也，东坡是要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个清净的寓所。经历“乌台诗案”尽管劫后余生，有惊无险；尽管东坡是一个天性达观、坚忍不拔之人，但是“乌台诗案”对他心灵的摧残是巨大而难以想象的，以至于初到黄州，他常常有灵魂出窍、身心异处的感觉。他需要抚慰，需要一帖精神的良方来愈合心灵的创伤，好比一只受了重创的鹰，需要慢慢地舔舐来愈合肉体的创伤一般。佛教恰是一帖十分对症的灵丹妙药。他在黄州城南找“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地方安国寺，差不多每隔一两天就要去一次。早去晚归，在黄州五年基本没有间断。在寺中，他或以清水洗涤肉体的尘垢；或“焚香默坐，深自省察”，洗涤心灵的尘垢。最终达到了“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境界。并且通过住持继连之口，道出了一个颇有哲理的心得：“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东坡希望借助佛的力量来医治心灵的创伤而如愿以偿，有研究者从他在黄州诗文中寻找出他心灵演变的足迹。“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卜算子》表达出强烈的失落和寂寞的心态。“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其心态渐趋平和，但仍然不掩牢骚之意。“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赋》）他与友人尽情地享受着月光、美酒，心态安详而自如，达到了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他在对佛的礼拜中，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心灵的洗礼，实现了思想上和艺术上一次升华。
东坡是一个典型的兼收并蓄之人，他对佛虔诚，而又醉心于道。在黄州，他不仅去安国寺参禅，还曾经去天庆观闭关。“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答秦太虚书其四》）他甚至炫耀说：“自非废放，安得就此？”要不是贬官黄州，哪来这等闲工夫？他对正汲汲于科考的秦观说：“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他对道家思想的理解，化成了一篇篇传世的美文。“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前赤壁赋》）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对老庄思想做了十分形象的诠释。东坡更感兴趣的是道教的炼丹术，对“仙丹”具有返老还童、恢复青春的功效深信不疑。甚至认为“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羽化”（《与王巩书》），把服用仙丹看作羽化升仙的必要条件。希望能做一个真正的道士，炼成长生不老之仙丹。他有个道号叫“铁冠道人”，“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宋洪迈《夷坚志》）东坡崇道最直接的动因首先来自于“要活下去”的坚强信念，活下去才有将来。而在身心备受摧残、生存环境及其恶劣的情况下，活下去并非易事。间接的原因是他弟弟苏辙的示范表率作用。“子由昨来陈相别，面色殊清润，目光炯然。夜中行气腹脐间，隆隆如雷声。”（《与王巩书》）并且能倒立着行走到他跟前。苏辙所以能如此，据说奥秘就在于服了仙丹、练了气功。为此东坡倾注了极高的热情，在本不宽敞的临皋堂里专门辟出一间炼丹房，炉、火等炼丹设备一应俱全。他专门给时任武昌太守的朱寿昌写信，求教炼朱砂的秘方。在给好友王巩的信里，大谈特谈炼丹的心得体会。他与陈慥过从甚密，不仅在于其人侠义豪爽，而且懂得炼丹之奥妙。“陈慥一月前直往宿州见子由，亦粗传要妙。云非久当来此。此人不唯有道术，其与人有情义。”（同上）他还善于观察和总结，《东坡志林》收有他炼丹的两篇札记，一篇叫《阳丹诀》，一篇叫《阴丹诀》。较为平实地介绍了所谓阳丹阴炼、阴丹阳炼之法。丹药口感、功效如何？东坡自己感觉不错。在给王巩的信中说：“安道软朱砂膏，某在湖亲服数两，甚觉有益利，可久服。”东坡还是一位瑜伽的修炼者。瑜伽，这是林语堂诙谐的说法，说白了就是气功，或者叫做中国化了的瑜伽。按照林先生的理解，瑜珈的精义是休息，练习瑜珈全部的努力，在于努力少思索，以至一无所思，最后达到恍惚出神、物我两忘的真空境界，这与道家修炼时重视自然的冥想沉思、清心寡欲、凝神内观、以求心神的宁静，其内核是相一致的。东坡在天庆观闭关，练的是道家的辟谷和气功，四十九天里夜以继日地“静坐”、“冥思”。在安国寺参禅，大部分时间是练习打坐，“焚香默坐，深自省察”，果真就达到了“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境界。东坡不知道这就是瑜伽，可是他的的确确获得了瑜伽练习者的体验。东坡善于融会贯通，他摒弃了一些姿体扭曲过甚、有点类似于特技的瑜伽程式，如“孔雀姿”、“鱼姿”等，而赋予其一些中国要素，只是以练几个舒服姿式为满足，林语堂先生自豪地将这种改造看作是咱们中国对瑜珈的贡献。东坡能像一般瑜珈的修炼者一样，控制自己的呼吸周期，一段时间甚至达到了完全自觉的境界。“又用佛语及老聃语，视鼻端白，数出入息。”（《东坡志林·养生说》）凝视鼻尖，默数呼吸，渐入瑜伽境地，达到物我两忘，此时“诸病自除，诸障渐灭，自然明悟。”就好像一个盲人，“忽然有眼，此时何用求人指路！”（同上）
唾液吞咽法可以算是东坡的自创修炼之法，他在给好友张方平的信中详细描述说：
每夜以子后披衣起，面东或南，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闭息，内观五脏，……待腹满气极，即徐出气，惟出入均调，即以舌接唇齿，内外漱炼精液，未得咽。复前法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进入丹田。……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及脐下腰脊间，皆令热彻。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寝至明。东坡热衷炼丹和瑜伽，然最终并未获得长生。但我们似乎应该换一个角度看：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先后贬逐黄州、惠州、儋州。特别是儋州，根本不适于人居住。东坡曾经如此描写当年的海南：“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褥，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书海南风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贬逐海南的官员很少能够活着回来，而东坡在有生之年熬到了遇赦北归。这样就完全可以把东坡的参禅、修道和练习瑜伽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养生之道，一种在逆境中保持良好心态和健康体魄人生态度。如此我们可以结论说：东坡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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