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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了波斯的马其顿统治者亚历山大大帝是个吃货，当他饱尝了一顿美餐，准备就寝的时候，若是接到了朋友的邀约，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奔赴“第二块阵地”。他可以连续两天不离宴饮，既不休息也不睡觉，直到再也支持不住为止。结果亚历山大在过量饮食后突然病倒，并在10天后离世。  同样好吃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古罗马历史上有名的饕餮维泰利乌斯和尼禄在中午就开始晚宴，并一直吃到深夜。晚宴通常在一个特定房间或是能够安放躺椅的餐室(triclinium)内举行，在那里，罗马公民们一起享用明显过量的各种鱼类、畜类、禽类、和野味，也包括了后来在基督教世界中被视为禁忌的蛙和蛇。有时，他们还要遵从医生的建议，使用催吐剂来“挽救”自己脆弱的胃口，通常是萝芙木，有时也用羽毛。 社会学家托斯丁·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在其1899年出版的著作《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中，将通过耗费资金购买奢侈的产品和服务，展示自身的经济实力，以维护自己的社会状态的消费行为定义为“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当然，消费过量(远超自身所需)和稀有的食物本身，就是炫耀性消费，通过垄断稀有产品的使用价值来维护自己的社会状态，这种做法见于古今中外的很多种文化中。  在北美洲西北部印第安人中流行一种夸富宴(potlatch)活动。莫斯将这种宴会形式概括为夸克鲁特印第安人(Kwakiutl Indians)的一种在人生礼仪等场合出现的特殊宴会形式，这些印第安人居住在阿拉斯加南部、华盛顿州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沿海地区。 由于地形复杂，动植物资源繁多，受北太平洋暖流和加利福尼亚韩流影响，海产极其丰富，食物获取相对容易，因此在当地进行的夸富宴仪式，往往要消耗甚至毁损包括食物在内的大量财产。主办者会把上好的食物、毛皮、舟船、雕刻花纹的铜(在当地充当货币使用)等物分配给与会者，或者集中销毁。如果举办夸富宴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头领，他就要毁掉食物、衣服、钱财，有时还要烧掉自己的房屋，以此树立威望，羞辱对手。  哥伦比亚大学的前人类学系主任哈里斯(Marvin Harris)评价说:“这种铺张现象以浪费最大的现代消费者的经济标准来衡量，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雄心勃勃争夺威望的人，竞相举行盛宴，进行炫耀，看谁提供的食物数量最多。只有当客人们吃得摇摇摆摆倒进丛林，或是吐了回来再吃，盛宴才算是成功的。”这种情况和古罗马人和马其顿人的做法不谋而合。 这种情况也见于英国都铎王朝的王室餐桌上。1485年，亨利七世加冕时，为了显示国王的恩典，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宫道路两旁都摆满美酒，供路人免费饮用。继任者亨利八世在节日时，经常邀请贵族、高级官员参加宴会。  他的客人名单经常超过700人，需要同时供应240道菜，即便客人较少，供应食物的数量也不会稍减。阿里森(Weir Alison)在他的《亨利八世和他的宫廷》(Henry VIII and His Court)一书中写到，有一次亨利八世在温莎宫招待30名宾客，就供应了14道肉菜，800个鸡蛋，90盘黄油，80个栗子面包和300个薄饼，还有姜饼，充足的水果和大量酒饮料。 1520年，为了亨利八世与法兰西一世在加莱的会晤，御膳房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其中包括2200只羊、1300只母鸡、800头小牛、340头菜牛、312只鹭、13只鹅、17头鹿、9000条欧蹀鱼、700条鳗鱼、7000条鳕鱼、4蒲式耳芥子酱，堆积如山的白糖和做蛋糕用的奶油，这些食物总价值为8839镑;还有价值7409镑的葡萄酒和啤酒，440镑的香料，大量面包以及价值377镑的炊具。而当时一个拥有1000至2000英亩土地的大地主，一年的收入也不会超过1000磅。  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时期的年饮食花费因为缺少史料无法考证，但据道格拉斯(David C. Douglas)整理的《英国历史资料集》(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中的数据显示，玛丽时期，每年餐桌花费为300,000达克特金币。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为了减少宫廷饮食开支，采取停止供应早餐、改变允许官员将食物带出宫廷的惯例等有损王家形象的政策。这一时期的花费当然远远低于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时期。而即便伊丽莎白一世在宫廷饮食上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她依然无法有效控制饮食消费。王室每年依然要消费1240头牛、8200只绵羊、2330只鹿、760只小牛、1870只猪、53只野猪。1576年的饮食开销为6000镑，1583年为10000-12000镑之间。 同样，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在饮食上的炫耀性消费也愈演愈烈。万历《通州志》记载， 当地以前“庶氓之家终岁不燕客，有故则盂羹豆肉相招一饭，不以为简也。贵家巨族，非有大故不张筵”。若有宴请，也“不求丰腆，相与醉饱而别以为常”。可惜今昔不同，“今乡里之人，无故燕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之远方珍贵之品”，不仅宴请频繁，而且显然已超出“醉饱”这一标准，从只有羹、肉和主食的简餐，变成了豪筵。  而这种情况，从地方志书的记载来看，并非孤例，从南到北莫不如是，比如太仓，“盖自元氏海运以来，太仓最为富庶，税家漕户各以豪侈相高，习染成俗，朱长文所谓营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奢厚逾度，损财无益之地，蹶产不急之务者，是诚有之”;再比如宁夏，“宁夏自正德迄今，服食以靡丽相竞，财用以浮费渐耗”。 这是民间普通的人家，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写了当时富家巨室的豪筵:“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此以明得意示豪举则可矣。习以为常，不惟开子孙骄溢之门，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  他又记载了当时王侯阉宦的饮馔场景。“孙承佑一宴，杀物千余;李德裕一羹，费至二万。蔡京嗜鹌子，日以千计;齐王好鸡跖，日进七十。江无畏日用鲫鱼三百，王黼库积雀三楹。……今时王侯阉宦尚有此风。先大夫初至吉藩，过宴一监司，主客三席耳，询庖人，用鹅一十八，鸡七十二，猪肉百五十斤，它物称是，良可笑也!”一个宦官请监司(有监察州县之权的地方长官)，主客不过三人，用了十八只鹅，七十二只鸡，一百五十斤猪肉，炫耀性消费无疑。 他还批判了当时不分季节、食性搭配，纯粹为了炫耀、饱口腹之欲而肆意饕餮的行为，“今人之食……火候生熟之节，又无论已。不知物性各有所宜，亦各有所忌。如鸡宜姜，而豕则忌之;鱼宜蒜，而羊则忌之……至于食齐宜春，羹齐宜夏，酱齐宜秋，饮齐宜冬。凡和则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顺四时之气以节宣之，非徒为口腹已也。今江南人尚多列釜灶，诸品不淆，然官厨已不能守其法矣，况北方乎?”  如果要深究不同文化中食物的炫耀性消费背后隐藏的原因，就会发现，这些消费都和维护特权和社会地位有关。古罗马人的宴会等级分明，主人和主要宾客可以在躺椅上进食，躺椅正好刚过餐桌一头，而陪客就没有这样的荣幸，仆人、女人和孩童，只能坐在矮凳上，通常不能够到桌面。而举办宴会和投资公共艺术一样，是主人彰显财富和权力的手段。 而夸克鲁特印第安人的夸富宴，是争夺在印第安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手段，而争夺的砝码就是所占有的食物和财物。巴塔耶对夸富宴的理解是这种自我毁弃以夸耀财富在夸耀的同时就将财富毁弃了的做法，其本身具有的羞辱意义，才是其最重要的动机，亦即通过毁弃占有物的竞争来羞辱对手，以炫耀财富来赢得广泛尊重。 而都铎王朝的王室成员们之所以得以如此肆意地享受饮食的快乐，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伙食征发与劳役权(purveyance)，这项特权使他们可以享受优先食物供应权，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征收价格获取食物。这使他们得以享受普通人家乃至普通贵族根本享受不到的上等小麦和上等葡萄酒。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想一下，明清时期不断膨胀的“食欲”，其背后隐藏的又是怎样的原因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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