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姑苏繁华录——苏州桃花坞“姑苏版”木版年画展

木头1018 2016-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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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人得以一睹苏州桃花坞“姑苏版”木版年画的真容，这对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收藏、保护、研究、传承、交流和发展均有重要的意义。在21 世纪全新的文化艺术景观中，我们希望能重现“姑苏繁华录”的壮丽画卷。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却长期不为世人所知。早在1990年，中央美术学院礼堂放映了日本著名画家加山又造艺术创作的电影，放映结束后，加山又造讲述了日本浮世绘对法国印象派艺术的影响及作用。我当即站起来说，希望将来有机会做一个有“姑苏版”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展览”，从而让人们看到日本浮世绘艺术理念与艺术语言的源头——“姑苏版”，进而再做“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日本浮世绘艺术及法国印象画派比较研究展览”，这样就可以清楚地展示出东西方艺术交融的脉络，不仅会进一步提高中华艺术瑰宝的影响力，更为世界艺术交往发展的历史添彩。对于我的愿望，在当时的加山又造看来是困难重重，成真不易。

九里山大战楚霸王图（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1995年，受中国电视师范学院的委托，我主讲了“苏州桃花坞民间木版年画”的10集教育片，该片在中央教育电视台播出，对我而言，这至少是一个传达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在世界美术历史中的影响的机会。但事实上，我国所藏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基本上为晚清至民国年间的作品，而早期和中期的作品都被世界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以及藏家收藏。迄今为止，“姑苏版”在国内艺坛从未露过真容，这种情形使得我们难以形成对它的整体认识与深入理解，为国内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惑与不便。

2013年，受苏州美术馆馆长曹俊先生的委托，我开始策划“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特展”，我最大的冲动是第一时间去寻觅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姑苏版”的踪迹，并由此终于实现了26年以来我试图廓清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历史发展脉络的愿望。凭借着国内外收藏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的同事们的鼎力相助，今天我们终于能把这些“远嫁”海内外的苏州桃花坞“姑苏版”木版年画集体接回“娘家”团圆了。

《西洋剧院图》（辽宁博物馆藏）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艺术特色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刻工精美，题材多样，是摄影技术发明以前苏州市民化生活和风土人情的记录者。作为一种体现当时苏州市民时尚生活的艺术，它既具有强烈的当下性，也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向后世传递了重要的城市形态与市民文化信息。

第二，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繁荣与衰落都与社会生产力、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结构息息相关。苏州自明中叶以来就是江南刻书与印书中心，成熟的抽图版画积累了精湛的刻印技术，使版画脱离书籍走向独格版画拥有了充分的物质技术条件。但随着印刷技术的改进和摄影技术的发明，桃花坞木版年画逐渐走向衰微。而近代中国频繁的战乱，科学观念的普及，以及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都促使桃花坞木版年画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第三，作为人类文明中重要的艺术表现方式，桃花坞木版年画具有独特的形式，既融合了文人画法，又融合了西式“泰西笔法”，是中西艺术融合的典范和中西艺术交流发展的“活化石”。同时，上海小校场年画、《点石斋画报》及其月份牌等也脱胎于桃花坞木版年画，开启了上海的商业美术，在促进海派文化的发展以及形成近代上海文化特色方面，也有着重要的贡献。

《姑苏万年桥图》（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藏）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与“姑苏版”的形成

本次“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特展”展出了世界各馆典藏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辉煌期的“姑苏版”。清代康乾时期是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全盛期，史称“姑苏版”，而“姑苏版”的形成具有三大源流：

1、借鉴了西方的宗教艺术、文化理念及艺术语言

自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开始，西方传教士便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随之带来的宗教画逐渐遍布江南，这些以西洋绘画绘制成的宗教画具有颠覆般的视觉感受力，从此，无论是宫庭绘画中的界画，还是民间年画及其书籍刻印图版，均受到焦点透视法、明暗法的影响。新鲜事物带来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并成为社会上时髦的文化标识。

明清以来传教士活跃在江南地区布道，需要大量传教用的宣传画片，传教士们就因地制宜，在苏州等地区委托善刻书之匠和年画的刻印工，按照西方带来的传教的宣传画片和艺术作品临摹刻印，久而久之，许多年画的刻印工就专门承接此类业务，并成批量生产，由此，把学习借鉴到的西方的透视学、艺用人体比例、色彩学以及西洋套色版画等表现方法，融入到苏州桃花坞年画中，使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发生了转折性的变革。在这一深刻的变革过程中，西方宗教故事的图式，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理念，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生活方式，以及西洋艺术的表现力等强有力的基因，融合孕育了“姑苏版”的文化底色。

“姑苏版”借鉴了西方绘画中的明暗法，以铜版画排线的方法表现物体的明暗，增强体积感；用焦点透视法，制造出宽阔的空间效果。同时，其色彩层次丰富，出现了一批制作尺幅宏大，表现苏州城市景观、名胜风景、人文环境的作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姑苏阊门图》《姑苏万年桥图》《山塘普济桥图》和《西洋剧场图》等。这些具有写实主义先驱色彩的木版年画，正如库尔贝的一句名言：“我不会画天使，因为我从没有见过他。”因此，“姑苏版”基本是对景写生，场景开阔，刻工艺精，其刻板制作与多重色彩套印工艺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还完美地结合了传统中国画笔法的元素，真正达致气韵生动、雅俗共赏的境界。

《山塘普济桥中秋月夜图》（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2、皖南、金陵和扬州等地的优秀刻印工匠汇集苏州

明代中期以后的戏曲和小说的版画插图，在我国版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雕版插图呈现出一派蓬勃的气息，其作品精工细致、韵味高雅，堪称精美绝伦。在数量上，不但远超过前代，其雕镂工艺的绮丽程度也为后世所不及。尤其是万历至天启（1573-1627）这55年间，以戏曲和小说为主的版画插图，呈现出绚烂夺目的光彩，成为中国版画史上全盛的黄金时期。我国的刻书业自明世宗嘉靖以后，集于金陵、苏州、扬州、杭州、歙县等地，有关版画的插图，自然也以这几个地方为最精。例如苏州的书业堂、杭州的张氏白雪斋、金陵的唐氏富春堂等，都以刻图精美而著称。至明代后期，彩色套印法更臻于精美完善的境地，安徽歙县制墨家程君房和方千鲁均用彩色套印。

明清时期的江南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苏州则是发展最快的地区。早在明初，苏州地区便负担了全国12% 的税赋，加之又是中国河运及海上贸易的集散中心，自然成为全国经济之首要地带。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发展即依托于苏州地区繁荣发展的经济。在对刻工的竞争力上，苏州以其较高的工资水平、相对较多的劳动机会，吸引了来自安徽、南京、扬州等地的工人。明代江南地区的刻书业曾在全国遥遥领先，而苏州又汇集了当时江南最好的刻工和工艺，同时又掌握着河运海运两条交通要道，其货物品类之盛、流通之广当为全国之最。《姑苏阊门图》上题辞“万商云集在金阊，航海梯山来四方”，即说明了当时金阊地区商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兴盛。而对苏州刻书业的评价，“凡刻之地有三……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一语足以蔽之。充足的从业人员和细致的分工，充分发展的造纸业和篆刻业以及精湛的技艺，都为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生产创造了条件。在生产领域，画工、刻工和印工分工协作，相互独立又紧密关联，三者统一于画铺之中。桃花坞鼎盛时期，拥有画铺50余家，年产量达百万张。在流通领域，日渐崛起的市民阶层拉动了文化娱乐方面的需求，人们的年节风俗文化日渐丰富，对年画的市场需求也大大提高。同时，因为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桃花坞木版年画远销到了日本南洋等地。

从技术上看，木版年画的技术起源于唐代雕版印刷，本质上是为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一种印刷、复制技术。印刷技术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重要贡献，它不仅在中国古代发挥着传承文化的作用，同时也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在印刷术问世以前，印章、石刻以及纸张的出现都为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拓片技术的发展更为后来雕版印刷的发明提供了直接经验。到了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唐代，文化交流尤其频繁，佛教兴盛，科举制度推行，共同催生了雕版印刷术来满足不断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至宋元时期，雕版技术不断完善，丰富了传统印刷技术的种类，开始出现了彩色印刷，雕版年画也大抵于宋代出现。再至明清时期，套色技术及饾版技术的流行，也证明了传统印刷技术的创新与活力，可以说，雕版技术是传统印刷技术群的中坚力量，这些都为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形成提供了技术上的前提条件。清中期的苏州汇聚了江南之高手英才，艺术理念和艺术语言上则承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刻印艺术之大成，荟萃了康乾时期苏皖刻艺之精髓，吸收了西方铜版画排线法等语言，又经历了江南地区雕版、活字、木版水印等形式的发展，以饾版、拱花等多色套印技术集绘画、刻版、套印于一体，最终臻成“姑苏版”艺术之巅峰。

《美人闺房图》（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3、清中期在苏州所形成的市民化的世俗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

“姑苏版”的艺术理念是通过其图像反映出来的，它生动地描刻苏州市民风尚、城市建筑与人文景观，以及极具现代性的市民世俗生活的图景，彰显出“明清的苏州摩登”的光泽。一方面，“姑苏版”从吴门画派文人画审美体系中脱离出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具有现代性意味的市民化的世俗生活审美方式，其艺术理念与艺术样式是苏州市民化的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是明清时期最为完美的“中西合璧”，在中国美术史上属罕见的一支。另一方面，“姑苏版”的表现力和艺术语言又是对文人画的吸收，不仅表现在技法方面，更表现于文人情趣的彰显。明清时期，文艺理论领域出现了“童心说”、“性灵说”等流派，在此影响下，文人画情感性的特征越发强烈，画家重视表现自身性情、风格，主张在绘画中流露本情以自娱，“学不为人，自娱而己”是其代表性的观点。绘画的技术性和功利性遭到了文人画倡导者们的抵触，进而追求的是过程中“逸笔草草，聊以自娱”的乐趣。在具有现代感的女姓市民题材的“姑苏版”中，常有一些已市民化的美人读书、调琴、作诗的画面，画中美人或抚琴，或倚案，或吟诗，或作画，极尽自娱之乐。虽然这与保守的文人情趣还有一定差距，但表达了苏州具有市民化世俗生活方式的文人的洒脱自在，反映出苏州市民对生活情趣的追求和赞美。

“姑苏版”也借鉴了文人画中的题跋、书法、印章和苏式装裱。尤其是在描绘丰富市井生活的版画中，题跋和印章的使用比较频繁。这不仅能够平衡画面，还能点明主题，抒发市民化的世俗生活方式与审美情感，使文人画与市民化审美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嘉道后期的桃花坞木版年画，虽然题材及尺幅较之前都有所改变，但也同样为我们还原了真实的苏州地区从生产到生活以及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

《渔樵耕读图》（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苏州桃花坞“姑苏版”木版年画对世界美术史的影响

任何艺术都是一部文明史，一部地方史，更是一部世界史。康乾时期苏州社会稳定，国泰民安，市井生活丰富多彩，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姑苏版”，便成为了其中最具艺术特色的作品。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流动过程，凝结了多重历史时间脉络，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审美的角度，书写出“苏州与另一种世界史”。

从艺术传播的角度看，“姑苏版”年画的许多画工、刻工和印工为了寻求更广阔的艺术市场，纷纷从太仓浏家港出发东渡日本长崎登陆，他们带去了画稿、技术、材料，更重要的是带去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市民的世俗文化与生活方式。从世界艺术史上看，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影响了日本“浮世绘”的产生，而日本“浮世绘”又影响了法国印象派的产生。从思想史上看，苏州的市民世俗的理念撬动了“明治维新”产生的可能，这是苏州文化与生活对日本影响最突出的一脉，是苏州与另一种世界史的写照。从外销画的生产与市场上看，“姑苏版”外销市场以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为主，外销市场丰富且活跃，作为当时东方摩登艺术的典范，“姑苏版”影响了东南亚的艺术审美，同时也远销欧洲，还拥有欧洲艺术市场的外销画订单。因此，可以说，“姑苏版”不仅是当时东方现代审美之巅峰，刻印了中国美术史上绚丽夺目的恢宏篇章，也对世界美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仙送子图》（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衰落

说到包括桃花坞木版年画在内的民间年画的衰落，根本上是源于印刷、摄影技术的进步，科学文化的进步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变。

随着西式印刷技术的引进，思想解放运动、革命宣传、商业宣传、文化交流等活动日渐频繁，人们对印刷制品的需求量增大。传统印刷技术无法回避的困境浮出水面：印刷要求快速传播，与受众互动，但传统印刷技术无法满足这些社会需求。传统印刷技术的创新只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对美观、装饰以及对福禄寿等基本愿望的诉求，没有体现出对传播信息的快速反应和印制高质量文本的特点，更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之相对比的是西式石印技术，它不仅印刷精美、色泽鲜艳，而且成本低廉，生产效率高。因此，自西式印刷技术引入中国之后，在与西式印刷技术的竞争中，传统印刷术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1870 年，苏州、上海、香港相继出现了照相馆，摄影技术传入中国。这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木版年画的记录、传播、装饰等功能。

而处于清晚期的桃花坞木版年画，由于整体经济形势下滑，居民购买力下降，也不断走向衰落。此外，对桃花坞木版年画的致命打击是太平天国战争，从苏州历史上看，太平天国的战火对苏州城市与民众、经济与文化造成沉重的破坏，人才与资本迅速向上海转移。期间，老阊门地区的大火将各年画作坊焚烧殆尽，画版尽毁，桃花坞年画也由此大滑坡。年画的重镇七里山塘中所有的年画商铺、画稿、画具及其材料基本在战火中消逝，太平天国之后，年画商铺重择生产基地，带着在战火中抢出的有限的年画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逐渐在桃花坞重新站住脚跟，重新营造前店后坊式的生产与经营方式。由于晚清至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战乱不断，年画所赖以生存的稳定富足的小农社会土崩瓦解，桃花坞木版年画已基本失去了生产空间和销售市场，逐渐走向了衰落。加之苏州的经济萎缩，市民购买力下降，城市面貌不断变迁，画工大量流失，其尺幅普遍缩小，题材也主要转向描绘农村生产、生活以及风情图，年画的绘制、材质及制作工艺出现了粗制滥造，尽管年画字号林立，竭力扶救年画的品质，可是大势已去，从年画整体生产看，缺乏艺术创新与创造的动力，反而相互抄袭年画样式，存在一大批质量低下、摹临仿造的年画，把已经具有市民化审美的年画转换成农村民间审美的年画，这一转换是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视觉美学的转折点。

在文化方面，年画的内容多是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也不乏描述风景、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题材，但大部分还是围绕对福、禄、寿以及子嗣的祈求，普遍带有宗教崇拜性质。前一部分在功能上来看，装饰居多，后一部分则是表达人们内心愿望，希望通过画面中的图像带来好运。在装饰功能方面，由于近代商业贸易逐渐繁荣，装饰材料变得丰富，人们的眼界也开阔起来。新的社会结构中，新社会阶层的审美趣味也日益多元化。1843 年上海开埠以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苏州桃花坞画工逐渐向上海小校场年画转移，这促使了一部分桃花坞画工转向上海制作月份牌，为上海月份牌和“点石斋”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成为我国商业美术的前身。月份牌在上海地区逐渐风行，改变了当时人们的审美习惯，这对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年画产生了实质性的冲击。

在文化上对年画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应当是西方科学文化的兴起与传入。清朝末期，中国的仁人志士便主张向西方学习，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而作为民间艺术的年画却有着相当数量的鬼神题材，这使它在科学思想日渐深入人心的过程中，不得不成为被淘汰的对象。年画衰落的时代，正是封建制和传统生活方式相继衰落的年代，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出版印刷工业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理念。

《亘古一人关帝图》（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具有重要人文价值的桃花坞木版年画

如今，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变革和社会文化的日益更新，桃花坞木版年画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了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桃花坞木版年画都因其特有的形式及功能，在历史的舞台上闪现自己的光辉，它始终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古老的民俗文化息息相关。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文化的冲击下，年画渐渐失去了热情的拥趸，但年画中凝结的那些生活智慧、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精湛的技艺等重要内容，无疑是需要我们代代相传的。千百年来，它不仅是年节中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也是一种大众读物和百姓们喜闻乐见的媒体，它传播和保存了传统历法、民俗等文化知识，“寓教于画”地宣扬了传统美德，并在近代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中，作为纸质媒介传播时事，描绘新生事物，向我们展示了鲜活的历史场景。桃花坞木版年画绘制精美，色彩绚丽，画面远近分明、层次清晰。在描绘市井繁华的题材中，场面宏大、构图复杂、内容丰富、风格写实，运用成熟的套色技法体现出浓郁的民间气息，真实记录了盛世时期苏州的城市风情世相。

作为一门民间艺术，桃花坞木版年画蕴含着人们丰富的情感和美好的愿望，是人们为了实用和装点自己的生活环境而创作的，以年画的形式体现人们的真情实感，具有原生态的特点。它通过对民俗活动的参与，反映了民俗活动的主题，以及一定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范围内的社会形态、文化特色和民俗心理。从人文价值上看，它不仅是丰富的艺术遗产，还是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它既能及时准确地表现当下的社会生活状况，又能真切地表达人们心底的愿望与超越现实的生命理想，同时涵盖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民间文化传统。桃花坞木版“姑苏版”年画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其艺术影响远及日本。据史料记载，苏州制造的海船中，每年都有多达上千艘进行出海贸易，桃花坞木版年画也由此得以通过海路去往日本，对日本“浮世绘”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前期苏州的颜文樑、黄觉寺等青年才俊远渡重洋去往法国求学，不但把法国印象派绘画研习于心，还带着大量石膏像和艺术图书回到苏州，在沧浪亭畔创办了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为20世纪中国美术培养出许多优秀的艺术家，这是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从艺术价值方面看，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纷繁的表现手段，以及极高的审美含量，自成一个独特的审美系统。但作为文化遗产的年画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它的实用价值依赖于人的情感和意识状态。当它所仰仗的特定文化消失之后，其题材便很难再满足当代人的审美和情感需求，也就失去了批量生产的意义。因此，木版年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要远远大于实用价值。作为传统民间艺术，它能为当代设计师提供很多可利用的素材与灵感，带来巧妙的创意，激励设计师创作出既富有传统特色又能满足当代人审美的年画衍生作品。年画在节庆装点上虽然仍有着其他艺术品不能代替的作用，但在新的社会土壤及背景下，只有在题材、形式上进行创新，更加贴近于当下社会生活，满足当代人们对于装饰、审美、愿景的需求，年画才能够重新焕发生机。

《玉堂富贵图》（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苏州桃花坞“姑苏版”木版年画为我们展现的是早在16世纪左右的都市文明全景图。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在诗中写道，全景画并不是用“最精细的工艺”和“精确的手段来达到最纯净的目的”，而是用“周遭的景色”为放眼观看的人创造出一个人造的别处。一幅幅精美的“姑苏版”年画将身处当代的观者带回到当年的繁华之地姑苏城，它呈现为一种纷繁复杂、妙趣横生的风格，与当代都市结构谨严、分工明确的特征完全不同。但毫无疑问，画中的姑苏已初具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消费特征，这几乎可谓是一种“摩登”了。在中国的现代性叙事中，我们往往把明清之际在江南出现的消费经济称为“现代性的萌芽”，却从未把此时的江南视为“摩登”，而将都市摩登的线索推迟到1843年的上海。其中的原因在于，人们视中西文化的交互，尤其是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在中国城市中的展开视为“摩登”的象征。而在我看来，苏州桃花坞“姑苏版”木版年画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感受摩登的方式：我们得以目睹一座古代名城异常丰富的日常生活与公共交往，及其消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它是平和的，也是激越的，它所包含的新旧冲突、中外交融也许并不如几百年后的通商口岸般张扬外露，却自有一种值得玩味的情趣。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一个重要的视觉现象就是从黑暗的不可见状态向普遍的、光明的、可见状态的转变。从视觉文化的发展角度看，苏州桃花坞“姑苏版”木版年画所具有的多元性和叙事性无疑是视觉现代性的一种尝试。它如同一种开放的文本，供人们解读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一种高度凝炼的、超越时空的视觉表达又何尝不是一种“摩登”呢？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特展”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团圆，也是苏州这座城市的大喜事。这些“姑苏版”以其独有的艺术高度，记录了丰富的苏州历史人文面貌，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并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展览不但能让世人清楚地看出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追求与艺术样式，更让世人站在世界美术历史的高度，领略它光辉灿烂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整个展览在新的视野与维度中提供了重读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契机。

近年来，木版年画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相应的保护，更凸显了其对当今和未来文化发展的重大启示意义。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艺术价值由此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研究。今天，世人得以一睹苏州桃花坞“姑苏版”木版年画的“真容”，这对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收藏、保护、研究、传承、交流和发展均有重要的意义。在21 世纪全新的文化艺术景观中，我们希望能重现“姑苏繁华录”的壮丽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