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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中，针对辩护人要求公诉人出示对被告人有利的一份讯问笔录的申请，公诉人（曾获山西省十佳优秀公诉人称号）当庭反驳说，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仅仅是核实侦查阶段的证据，是办案流程，所制作的讯问笔录并不属于证据，不需提交法庭。公诉人还当庭举起一份材料——“我手里就是这份讯问笔录，但我不交”。 该案是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在发回前，太原市中级法院根据律师的申请，认为有必要调取该材料，已经以法院书面通知的形式，要求检察机关提交该证据，但检察机关一直没有提交。律师申请的理由是，公诉人制作的该份讯问笔录，是对同案犯的全面讯问的记录，其中部分对被告人有利的重要内容在侦查阶段没有记录（或者被遗漏）。在公诉人讯问该同案犯之后不久，同案犯就因病去世了，因此该份笔录具有不可替代性，应当作为证据向法庭出示。 那么，公诉人所说的“流程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或许，很有必要探讨这个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司法实践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可见，刑诉法规定的证据定义很简单，任何一个材料，只要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就都是证据。上述案件中，公诉人制作的讯问笔录，能够证明案件事实，而且能弥补侦查人员未能收集到的事实内容，当然也是证据。 刑诉法第四十八条列举的证据种类中，第（六）类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显然，讯问笔录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其制作人员并不限于侦查人员。 对此，刑诉法第五十条又做了具体明确：“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里的检察人员，是与侦查人员并列的，主要就是指担负审查起诉职责的公诉人员。法律既规定了公诉人有调查取证权，也规定了公诉人依法取证的义务。公诉人所收集的证据，与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有同等法律效力，并不是简单的内部核实材料。 司法现实中，在遇到被告人提出自己的有罪供述是侦查人员非法取得时，公诉人为了证明证据来源合法，经常在法庭上出示自己制作的讯问笔录，用于证明被告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并没有提出类似理由，而是继续保持有罪供述。此时，公诉人制作的讯问笔录就是被作为证据使用的。 大多数案件中，公诉人都不需要出示自己制作的讯问笔录，只出示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这是因为其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经过核实案件证据，没有发现新的事实，无需重复出示与侦查阶段同样的材料。 但在一些必要情况下，公诉人就应当把自己制作的讯问笔录，作为证据向法庭出示。除了常见的用于证明侦查阶段证据的合法性之外，在有必要补充侦查人员没有收集的证据内容，或者可能有利于被告人时，都应当出示。刑诉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在2013年最高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24条、2015年9月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十六条、 2016年7月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十一条等法律文件中，更是不断强调了辩护人申请调取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应当准许；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都应当在法庭上出示，依法保障控辩双方的质证权利等内容。这就意味着，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取得的任何材料，只要有利于被告人，都应当提交或出示。 对检察人员已经收集到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而拒不出示的，法庭应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这是规范法庭调查程序，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的必然要求。 小结 有些公诉部门长期以来不愿意行使调查取证权，基本是通过补充侦查等方式由侦查人员补充调查，以至于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取证职责，也忘记了自己收集的材料同样是法定的证据。公诉人在收集到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时，经过辩护律师申请，依法应当及时出示，不应当按照自己偏离于法律的观点故意隐匿证据，更不应当在明知法院已经书面要求调取的情况下，仍然按照自己的观点忽略法庭权威。对依法应当出示证据而拒不出示的，法庭应当按照证据规则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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