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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浦海之门——汉晋南拓桥头堡
秦统一中国结束战国纷争局面，历史地图显示其版图北至长城，西至四川，南及广东，包括了全部东南沿海。秦的行政区划将原瓯越、闽越都归为一个闽中郡。
但实际因为交通问题，虚有其名，无法设立正式机构。清代考史学家王鸣盛所著《十七史商榷》论及闽中郡时说：“秦虽置郡，仍为无诸和摇所据，秦不得而有之，所以汉击楚，二人即率兵来助。” 到了刘邦灭秦建立汉朝，开初仍未在瓯越、闽越设立行政机构，却因为无诸、摇带领越人助汉灭秦有功，让他们仍旧做闽越王、东海王。 汉建国后的第68年，即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发兵围攻东瓯。被围困的东瓯国城邦吃尽了粮食，不得不开城投降，一面又派人去向天子告急求救。
汉武帝接信后，即派遣庄助以节从会稽（今苏州）发兵，航海去救东瓯。水军船队还没驶到东瓯，闽越已撤兵退去。东瓯请求举国迁徙“江淮”，是出于常受闽越欺负的无奈。不过看到闽越能借水路经常骚扰东瓯，看到东瓯能如此轻易实现举国迁徙，就能想象这些移居海上的越人后裔有多大的航海能力。 东瓯国“举国”北迁的所谓“国”，是指城邦，其实“举国”迁徙只迁了都城里的人，生活在城外的百姓仍是留在原地。 由于台州湾畔沉积平原处在不断向外淤涨的过程中，其时，大溪的沉积平原进一步向外扩展，塘岭王城已远离海岸，而且新涨涂地不利船只靠泊，平原上排洪河道狭小，也不利海船航行。 而在台州湾北岸（其时椒江还未形成），当时有一条从溪口流出的回浦直通海湾，河口有金鳌山、东山成为挡风屏障，山外是一道金沙滩，河口内侧还有一个泻湖（即后称的章安湖）也是船只靠泊的好地方。当地百姓就逐渐向回浦河口集聚，使它成为一个人口较为密集的聚落。此时，台州湾口的“海之门”就从大溪转到了回浦河口。
东瓯“举国”北迁后，东瓯国已不存在，其辖地被汉王朝归为会稽郡鄞县辖下的回浦乡。秦汉建制中，县以下分若干乡，县是地方行政机构，乡只是联结郡县和基层社会的纽带。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意思是说：一般情况，县的地盘有百里见方，如果人口稠密，就减少地盘，如果人口稀少，便扩大范围；乡的情况也同样。 以原东瓯国故地为回浦乡，地方何止百里见方！它是整个浙东南，这乡比一些成熟县要大不知几倍！可见那是一个人口非常稀少的地方，尤其是南面的今温州、丽水区域，基本还是蛮荒之地。 但台州湾畔情况肯定不一样，乡一般依托于一个人口较稠密的聚落，否则连设乡的条件也没有。乡名回浦，就说明今章安的古回浦地方，那时已经形成较具规模的聚落。至少要比原东瓯王城更兴旺，是浙东南最像样的聚落，否则就不可能以回浦命名设乡。 大汾西湖村岙里地山坡南麓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刀。 大陈岛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锛。 章安杨司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刀。
汉元鼎六年（前111年），闽越王余善暗地联络南越反汉，汉朝廷又调兵征讨。因为闽越人太狡狤，汉朝廷将其征服后，便迁徙这些人去江淮，让该地空虚。 “空灭”闽越后的第二年，为加强东部沿海的安全管理，会稽郡都尉分为东西两部，西部都尉设钱唐（今杭州），东部都尉设台州湾畔的回浦。郡是行政机构，都尉是郡一级的军事机构。在回浦设东部都尉，既说明该地已被朝廷视为重要军事要冲，也说明该地已发展得较具规模。 又过了25年的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汉朝廷便将回浦乡升格为回浦县。
又过了172年，至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回浦县改为章安县，原来的回浦地名随着也改为章安。两汉时，章安既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县治，又设置军事管理机构——都尉，它不仅是中原文明向东南推进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武备要地，这些全因为章安是一个港口，一个“海之门”。浙东南与中原的连接全赖港口作为纽带。 往后的历史也无不显示港口对于县治、尉治的重要性。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二月，海盗曾旌攻掠会稽，杀死句章县、鄞县、鄮县三县县令，转而进攻会稽东部都尉章安，朝廷诏令沿海各县屯兵戍防，这是中国在沿海部署军队戍守海防的开始。其后，章安县陆续析分，分出永宁县（今温州、丽水地区）、始平县（今天台县、仙居县区域）。 汉末，三国割踞，章安属吴国辖地。吴主孙权追求“普天一统”，于黄龙二年（230年 ）正月派卫温、诸葛直两位大将，率“甲士万人，远规夷洲”。也就是说带领上万人的水军船队去夷洲（今台湾）拓展疆土，结果并未让夷洲归附吴国，只在次年带了数千名夷洲人返回大陆。 吴赤乌十二年（249年），又从章安县分出一块地设置临海县，此时该县辖境在哪里，县治设哪里，没有哪个历史文献有准确的交代，其县名为什么会与后此8年设置的临海郡同名，也是一个历史大谜团。 按常例，郡名可与该郡的首县，也就是驻设郡治的县同名。但临海郡的首县是章安，郡治也设章安，却不名章安郡而叫临海郡，这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大疑问。 吴太平二年（257年），朝廷从会稽郡分出整个浙东南的原章安县地，独立设置临海郡（辖章安、永宁、始平、临海4县）。同时命名设郡的还有湘东郡、衡阳郡、临川郡。 这四个同时批准的郡的命名够有意思：处湘江之东就叫湘东郡，处衡山之南就叫衡阳郡，临近五川（鄱阳湖由五川注入）之一抚河就叫临川郡，临近海洋就叫临海郡。按这样的命名思路，起名临海郡本就冲着章安濒临海洋的地理位置。 章安古赤栏桥遗址上的石砌章安桥为清代修建的桥梁，汉晋时的赤栏桥是朱漆木质桥梁。
后人因为想不透为什么治所驻地在章安却要命名临海，便猜想可能开始是设临海，后来才迁章安。一些历史文献也便这样写了。其实按照四郡同时命名的思路，应当是本来就设在临近海洋的地方——章安。 因为这四个郡名，都不选用设治的首县县名——湘东郡治设酃县（今衡阳市珠晖区），衡阳郡治设蒸阳县（今衡阳县），临川郡治设临汝县（今抚州市临川区）。那临海郡治设章安也没什么奇怪。奇怪的是它正与前此设的临海县同名撞车。最值得怀疑的是那远离海洋的今临海城关为什么要叫临海。 正当此时，有丹阳太守沈莹著《临海水土异物志》。由于《临海水土异物志》不仅记录临海郡的风物，还详细记录夷洲的物产和风土人情，却以“临海”冠书名，有学者便推定卫温的船队曾在章安港靠泊集结，然后赴夷洲。拿这个推定与当时的航海技术和沿海港口状况作印证，也有很大的必然性。
《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台湾物产和风土人情，却将书名定位《临海水土异物志》，此事实最好地证明了当时卫温的船队是从临海郡港口出发。  2010年2月24日，有关专家在北京大学召开“卫温从台州远航台湾1780年研讨会暨首日封发行仪式”。 例如按照当时的航海技术，船队不可能从吴国都城建邺（今南京）直航夷洲，势必要在中途靠泊给养。在句章（在今甬江支流姚江上）靠泊，一来增加航程，且至夷洲路程尚远；温州湾口的永宁县，则建制和港口都尚不完善，且离建邺较远；闽江口离建邺的距离与建邺至夷洲相等，当然更无必要在那里靠泊；唯独章安恰在中途位置，而且是沿途最大的集镇和港口，既有设都尉的历史，又即将升格为郡治，应是最为理想的靠泊点。
卫温远航台湾航线示意图。 此后，临海郡逐步再细分县政，直至分成章安、临海、始丰、永宁、松阳、安固、横阳7县，章安县为首县，临海郡、章安县的治所都设章安。 自此历两晋六朝，章安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疆都会”。在汉至六朝七百余年间，章安古港始终是中国东南沿海军事要冲，许多军事征伐和民间起事，均借港口之利进行。
章安出土的晋代青瓷狮形水注
章安出土晋代青瓷虎子 如两汉在章安设东部都尉，就为了对东南边远地区起镇慑作用；东汉阳嘉元年的曾旌起事，也利用海道进攻章安；东吴更利用章安的港口，作为向南拓疆、发展经济的前哨和跳板；吴末帝凤凰三年（274年），临海郡太守奚熙隐瞒章安侯孙奋要做太子的信息，朝廷发兵攻章安，奚熙以兵断海道，封锁台州湾口；东晋隆安年间（397年～401年）孙恩起义亦借章安港口开展海上活动，并在永宁江畔灵石寺“毁木为船”，曾发展到拥有楼船千余艘，战士十余万人；南朝梁侯景之乱时（548年～551年），闽中豪雄陈宝应自海道侵犯临海郡，进攻章安，居然还顺便“载米粟与之贸易”，最后，南朝梁也以海战击败陈宝应。
章安回浦闸 东晋太宁六年（323年），析出临海郡南部设永嘉郡（今温州、丽水两市地区），临海郡版图缩小，仅统章安、临海、始丰、宁海四县。南朝时期，朝廷也十分倚重章安的海港作用，在章安延续设郡治，是凭借它的通江达海交通优势，开展对外交流及对内陆的开发。 今人以当代眼光归纳中国沿海港口，随口可数出天津、青岛、上海、宁波、温州、福州、泉州、厦门、广州等掷地有声的大港，以至缺乏历史知识的人常常想当然地以这个印象去想象古代的港口，不信古章安是全国知名的大港。 其实在古代，今日的大港有些还没有沉积成陆，有些还没有开发，如上海、温州在战国秦汉时期都还是一片汪洋，今宁波地区的港埠在甬江支流姚江上，泉州、厦门还是蛮荒之地。这时的中国五大港口是：今山东烟台一带的成山、今江苏连云港的连云、今浙江余姚的句章、今台州湾口的章安、今珠江口的番禺。这些港口，有些在今日仍然为港口，如连云港、番禺（今属广州港）；有些则因地貌变迁退出历史舞台，如句章和章安。但历史不能因沧海变桑田了，就无视曾经的沧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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