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控江淮，北连朔漠

燕山山脉将河北与内蒙古草原联系起来。内蒙古草原历来为北方游牧民族驰骋之地。塞外游牧民族强盛之时，常南下扰掠中原。河北为其南下的一个主要方向。塞外游牧民族入据河北，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自辽河流域而来，一是自蒙古草原而来。辽河流域与河北之间的往来通道是辽西走廊，山海关扼其咽喉，卢龙、迁安、乐亭、遵化等地为重镇。蒙古草原进入河北的一条便捷的路线是出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进入大同盆地，再由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进入河北，居庸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四十里）、紫荆关（紫荆关在今河北易县西北四十里）等关隘扼其咽喉，大同、宣化、怀来、张家口等地为重镇。北京作为河北北部的一个重心，可以同时应接这两个方向。在北京外围环燕山山脉，还有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其它几条交通孔道。
　　所以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秦汉经营渔阳（今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南）、右北平（今辽宁凌源西南），隋唐经营范阳（今北京）、平卢（今河北卢龙），明代经营宣府（今河北宣化）、蓟镇（今天津蓟县），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险阻，以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五代失幽燕之地，丧失北方国防险要，到北宋时，朝廷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吕中说：“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一三 契丹和战 ]道出了这片地域对于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意义。
　　太行山脉则将河北与山西高原联系起来。北方的争衡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衡。山西高原如同一个楔子，楔入河北与关中之间。当河北与关中争衡之时，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势，常关系到河北势力的成败兴衰。
　　在太行山山脉一线，有紫荆关、倒马关（在河北定州西北二百五十里）、井陉、滏口（在今河北武安县东南）等关隘扼其往来通道。其中，紫荆关和倒马关主要是扼守自大同盆地经桑干河谷而来的通道，此二关与居庸关共同屏护北京西、北二面，明代号为“内三关”；井陉关和滏口则扼守山西与河北中部、南部之间的往来通道，正定（古代常山、真定）、邢台、邯郸等地既依太行山地险要，又控上述关隘通道，遂得以成为一方重镇。经营好太行山诸关隘，可保右翼的安全，且自山西南下中原或西入关中，都有高屋建瓴之势。
　　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

滹沱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漳河自太行山而下，从河北南部横流而过，经山东北部注入大海，护卫河北南面门户。这样，河北的南面门户实际上是夹在山西高原与山东低山丘陵之间。如果说河北在东、西之间的战争中必须重视山西的话，那么，在南北之间的战争中，则必须重视山东。中国的政治重心东移后，南北关系重要起来，山东处南北之间，地位也随着重要起来。特别是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山东处在监控大运河的位置上，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这是河北对于中原政权而言显示出的战略地位，但要讨论河北的战略地位，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汉人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在立足于河北的政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塞外少数民族建立的。如十六国时期的后赵为羯族所建，前燕、后燕为鲜卑慕容部所建，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则是胡汉合流的产物，辽为契丹族所建，金为女真族所建，元为蒙古族所建，清为满族所建。对于由塞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联系起来。蒙古入主中原，择定都之所时，木华黎建议说：“幽燕之地，龙蹯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直隶一 ]塞外少数民族看重河北北部的意义，正是因为它“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的地理位置将中原与塞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退回塞外。
河北的三个层次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
　　河北山河形势，足为英雄凭资。天下纷乱之际，河北极易卷入争雄逐鹿的行列。另外，河北又是塞外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一个主要方向。发生在河北地区的战事不外两种类型：一是内陆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是内陆政权与塞北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战争类型不同，角逐的重点可能会不一样，但角逐方向却都是南北向的。这是由河北的地域形状及其与其它地域的位置关系所决定的。
　　河北地区南北狭长，东、西山海夹峙。太行山既是其西部屏障，又是与其它地域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带。河北的这种地域形状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遂使得河北地区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来：以北京为重心的北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的中部地区，以邯郸（或邢台、或邺城）为重心的南部地区。
　　河北地区之所以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与太行山两侧的地理形势有很大关系。太行山与河北平行列峙，西侧有大同、太原和长治等战略要地与河北的三个层次之间平行对应，几条交通孔道将他们联系起来，几处重要的关隘又扼守这些交通孔道。
　　河北北部地区在上古为幽州，后或称燕郡，或称蓟州。《读史方舆纪要》称这里“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巨势强形，号称天府。”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 直隶二 ]这片地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河北与塞外的关系上。燕山山脉和太行山东北支脉构成其外围屏障。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里是抵御塞北游牧民族侵扰的前沿。对于塞北游牧民族而言，他们要透入河北，能否突破燕山和太行屏障是关键；而当他们透入河北之后并建立起了政权，这里又是联系中原与塞外的一个衔接地带。
　　与河北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大同。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游牧民族涌入这片地域后，沿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向东，即进入河北，抵达宣化、怀来一带，这一带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交汇之处。这是一条比较平易的进军路线。塞北游牧民族若是到达这一带，便已绕过了燕山山脉的主体，只相隔着太行山东北支脉而与燕京一带相望。
　　几处重要关隘扼守着它们之间的往来通道。沿桑干河正东方向有著名的居庸关，南侧则有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南）、紫荆关、倒马关。居庸关一带山势较险，且地近燕京，历代经营有素，防卫较重，不易突破；而紫荆关、倒马关一带山势较缓，且隘口较多，易于突破。北京作为都城时，出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北魏拓跋珪伐后燕，自塞外入大同，然后，除自率主力由井陉东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东道出军都（居庸关），袭后燕幽州。五代初，河东大将周德威自山西伐幽州刘守光，兵出飞狐口。北宋攻辽幽州，自山西进军之一部曾试图循周德威旧路，出大同出飞狐以趋幽州。蒙古攻金，先攻其西京大同府，然后以“劲卒捣居庸，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南扼其吭”，围攻金中都。瓦刺也先侵明，也自大同涌入，在土木堡击破明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北京。明代以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为“内三关”，与雁门、宁武、偏头“外三关”乎应，内、外夹峙，屏护京师西北。
　　中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正定在汉魏南北朝称常山，五代以后至明清称真定。《读史方舆纪要》称真定“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若夫历清河、下平原、逾白马（渡口）、道梁、宋（南下中原），如建瓴水于高屋，骋驷马于中达也。”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 直隶五 ]称河间“北拱京师，南临青济，水陆冲要，饷道所经。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图河间者。北不得河间，青、冀之祸未烈，南不得河间，幽平之患未深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 直隶四 ]这片地域在河北南、北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无论是以北图南，还是以南图北，这里的争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