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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传统诗歌已伴随我们的民族走过了三千年的时光，今天仍活在人们口中的“琴瑟之好”、“宴尔新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切磋”、“琢磨”等诸多成语和语汇，其实就来源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而《诗经》中最早的诗完成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初年。这种一脉相承的悠久的文化传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精神滋养。俄国人曾说：有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人的精神面貌会很不一样；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有没有得到过传统诗歌的滋养，精神面貌也会很不一样的。苏轼就曾说过：“麤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他从事什么行业，都该对传统诗歌有所了解。 读诗是一种享受，比如唐代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絶胜烟栁满皇都。 准确描绘出早春时节小草萌生的状态；比如宋代赵师秀的《约客》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碁子落灯花。 传达出长久等待客人时的一份孤寂和闲散，都能唤起我们心中似曾相识的情感，使我们在体认中得到一种满足。 还有一些诗在传达情感、描述事物或事件时牵涉到比较复杂的时代背景、历史掌故，就需要我们去正确解读。比如朱庆馀的《闺意上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籹罢低声问夫壻，画眉深浅入时无？ 表面写闺情，实际上是探问考试的事情。当时有“行卷”的风气，就是在考试前把自己的文章拿给相关的人请教，也叫“温卷”。朱庆馀恐怕就是“行卷”在先，然后再写此诗探问。自比新嫁娘，问“画眉深浅入时无”，就是问自己的文章合不合适，所以诗题一作“近试上张籍水部”。如果停留在闺情的层面，对诗的理解就很不够了。当然这的确也是写闺情的好诗，所以宋代欧阳修就把“画眉深浅入时无”一句直接用到他的词里，不妨把欧阳修的这首《南歌子》也看一下：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这就是生动细腻的闺情了。再比如朱熹的《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濵，无邉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表面写游春，实际是讲治学心得。因为泗水已经不在南宋的版图之内了，就像张孝祥词里说的，已经“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四库全书做“纷争”，想必是馆臣所为）”了，朱熹怎么可能去泗水滨寻芳呢？朱熹另外两首类似的诗就直接题做《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第二首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些诗大家都很熟悉。这是诗意理解方面的例子；还有史实方面的例子：比如李白的《静夜思》，似乎是明白如话，一看就懂的千古名句，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床”究竟是屋里睡觉的床，还是摆在院子里的胡床（就是交椅），还是井床（也就是井栏），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释。再比如白居易的“秦中吟”，今天的读者一般都不爱读了，觉得里面没什么诗味，尤其是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做了过渡政治化的解读以后，更引起一种逆反心理。但白居易自己是很看重“秦中吟”的，他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巻因题巻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这是他自编诗集后写下的“编后记”，可以看出他自己最得意的诗就是《长恨歌》和“秦中吟”。《长恨歌》以风情见长，“秦中吟”以讽谏见长。“正声”就是以《诗经》“正风”“正雅”为代表的诗歌传统。——古人认为“正风”“正雅”的诗歌具有人伦教化的意义，其实这恐怕是对《诗经》的曲解。但白居易确实很看重诗歌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秦中吟”里没有风花雪月，没有闲情逸致，却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是历史瞬间的定格。其中《买花》诗就记述了长安人对红色、紫色牡丹花的痴狂。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 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 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 灼灼百朶红，戋戋五束素。 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 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 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 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灼灼百朶红，戋戋五束素”、“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价格究竟是诗人的夸张，还是历史的真实，就需要我们去探讨和求证。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赋税是怎样收的，“五束素”和“十户中人赋”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当年我在《白居易诗歌鉴赏集》（巴蜀书社出版）中写这篇诗歌的鉴赏时主要就是在探索这个问题。 当然，对古诗的解读会有多个层面、多种角度。比如《诗经》，有经学意义上的解读，强调人伦、教化作用；也有文学意义上的解读，看重它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还可以从社会学、民俗学的意义上去解读，重在探索其中所反映出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历史的演进，对古诗的解读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当代人的烙印。同样是解释《诗经》，汉儒、宋儒和清儒的说法就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才有不止一人总结出不止一部诗经学史。面对同一首诗，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横眉冷对”千夫所指的敌人，还是“横眉冷对”千夫对自己的指责，一直有不同的理解。照我想，依照鲁迅特立独行、“一个都不宽恕”的性格，应该是后者。但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之心何必不然”，所以“文革”期间打派仗的时候都大家都把这句诗理解为我们要横眉冷对千夫所指的阶级敌人。因为那个时候谁都没有勇气把自己想象成千夫所指的个别分子，谁要是成了“千夫所指”还敢“横眉冷对”，那他早就死过一千回了。 由于每个人的环境、经历、学养不同，对同一首作品的理解也就不同。西方评论家说：有多少个观众，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我们说：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杜甫。所以历史上有“千家注杜”的说法，实际上是三百多家。而且，在旧时代，以为杜甫所以为古今诗人之首，在于他“一饭未尝忘君”（见苏轼《王定国诗集序》）；新中国则又认为杜甫在诗歌里“运用人民的语言，诉说人民的情感”，因此可以称之为“人民的诗人”（见朱东润《杜甫叙论》）。在此意义上说,“曲解”是解读作品的一种常态。但是“曲解”也分有意识的曲解和无意识的曲解，对“横眉冷对”的曲解恐怕就是无意识的曲解，但更多的是有意识的曲解，因为自从孔老夫子一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开始，就开了有意识曲解的先河。因为“思无邪”在《诗·鲁颂·駉》中是形容马的，读音是“思无xia”，不同诗章相同位置上与这一句相对应的是“思无疆”、“思无期”、“思無斁”，完全不是什么伦理道德方面的意思。春秋时代外交场和对《诗经》句子的引用也是有意识的曲解，即所谓“断章取义”。 曲解的传统与古诗相伴一道传承下来。比如岑参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原本是形容雪景的，很美，后来就被引用来形容改革开放的政策；再如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原本他写这两句是把自己定位在“沉舟”、“病树”的消极一面，新中国成立后再引用这两句，无论是形容政治形势还是形容国际关系还是前一阵形容股市，都把自己定位在“千帆”、“万木”的积极一面，或是把着眼点放在积极的一面（现在股市里大概都成“病树”、“沉舟”了）。 曲解，也是古诗的一种魅力。但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尺度，不能舍本逐末，不能数典忘祖。要明白任何一种解读的基础都是文本的解读。 前一段时间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论语心得》，着实红火了一阵，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最近，一位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的日本朋友应日本出版社的邀约也在写日文版的《论语心得》。我对他说：“我很期待看你的《论语心得》。因为于丹的《论语心得》是‘六经注我’，用《论语》中的句子为她的生活感悟、励志故事贴标签；你的《论语心得》一定是‘我注六经’，是真正关于《论语》的心得。”因为他是一位既有开放视野又有深厚经学根底的学者。 在理解了古诗解读存在不同层面之后，我下面要讲的，就主要是关于文本层面的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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