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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瓷器辨伪

 RK588 2016-12-19
2016-12-08 转载 古玩收藏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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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内忧外患中上台

    明思宗朱由检,是明朝第16任皇帝,他在位17年,年号崇祯,是明朝最后的一位帝王。他的父亲明光宗朱常洛、兄长明熹宗朱由校在位时间都不长,在他17岁时,其兄病故后即位,改元崇祯。一上台便大赦天下,并惩办了魏忠贤和他的党羽,重新启用遭排挤的袁崇焕,抵抗清军入侵。崇祯皇帝竭尽全力,节俭勤勉,兢兢业业,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但此时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党争激烈,连年天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导致了明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外部后金(清朝)兴起,不断掠夺中原,加上他专横独断,刚愎自用,杀害抗清英雄袁崇焕,致使朝廷内部人人自危,最终众叛亲离;又横征暴敛,向人民征收“辽饷”、“剿饷”、“练饷”等苛捐杂税,种种原因,终于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崇祯时期朝中缺钱

  崇祯一朝的17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据考证从万历三十六年至崇祯年间,景德镇官窑瓷器生产已经停止。但成书于崇祯的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凡画碗青料,总一味无名异 如上品细料器及御器龙凤等,皆以上料画成。”说明崇祯时景德镇仍烧造龙凤图崇祯一朝,社会动荡,战乱、天灾不断,景德镇官窑瓷器生产因朝廷腐败在万历朝已经停烧,以往人们大多认为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瓷业生产注定江河日下,但是大量纪年实物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崇祯年间生产的青花瓷器在工艺及装饰艺术等方面成就卓著,对于清初青花艺术影响极大,所以研究此时的青花瓷器,对于全面了解明末清初的青花瓷器面貌以及青花瓷器由明及清的转变过程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案的青花官窑器。官窑制作虽非绝对停止,但官窑器是否出自御窑,在传世的崇祯瓷器,哪些是为宫廷生活烧造的官窑器,我们无从考证。但有史料记载,崇祯皇帝自己所用的器物大多都是木器、铁器,他宠爱的田妃墓葬里陪葬的“金银器”都是铜铁器,崇祯将宫里的人参和器具都变卖了凑军饷,也从侧面反映了此时官窑瓷器生产的状况。


 

崇祯民窑工艺精湛

    由于殖民主义的扩张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拓宽了国际市场对景德镇瓷器的需求。仅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记载,从1602年至1682年的80年间,通过该公司贩运的中国瓷器就达1600万件。如此庞大的海外市场使景德镇瓷器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明代中期以后,景德镇民窑生产突飞猛进。由于民窑从事的是不同于官窑的竞争性商品生产,民窑窑户之间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发展。另外,崇祯时期,战乱四起、朝野动荡,景德镇官窑瓷器生产因朝廷腐败而处于停烧状态,大量制作官窑瓷器的优秀工匠流入民间,加入到生产民窑瓷器的作坊中,民窑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为民窑瓷器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加上民窑不同于官窑,对瓷器纹饰、器形没有格式化的要求,这使得这些优秀匠人的高超技艺得以充分的发挥。崇祯时,景德镇民窑瓷业生产分工越来越细,成书于崇祯十年的《天工开物》中所谓“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可成器”,可见崇祯时期制瓷工艺分工之细。制瓷手工业的细化,使技术更新周期缩短,产量和质量提高更快。这也是景德镇民窑制瓷业之所以能够在工艺、质量、装饰艺术等方面取得非凡成就的一个原因。此时,民窑瓷器一度取代占统治地位的官窑瓷器而成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主流,有些瓷器在胎釉、青花发色等方面已具备了清代瓷器的某些特征,瓷器风格更为清新自然,在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平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


 

崇祯瓷器器型丰富

  崇祯时期景德镇瓷器常见造型多为琢器,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陈设生活用器,如筒瓶、花觚、莲子罐、笔筒、画缸、围棋罐、盒、六方罐等;第二类为佛前供器,如净水碗、香炉等;第三类为外销瓷,有筒瓶、六方罐、葫芦瓶、军持、花浇、茶壶、盒、炉、盘、碗、杯等,此类器物上除了绘有崇祯习见的中国传统纹饰外,多装饰有郁金香等西洋纹饰,具有异国情调。莲子罐、笔筒为此时新出现的器形,莲子罐因形似莲子而得名,主要用途是装茶叶;笔筒直径分粗细两种,器壁分直壁和束腰两种,崇祯的笔筒有一显著的特点,就是口部露胎不施釉,口部露胎处旋削整齐见有旋纹。此时香炉较为常见,是由于当时社会时局不稳,老百姓祈求平安的一种体现。

 

崇祯瓷常见人物故事题材

  受晚明高度发达的版画业的影响,出现大量取材于版画和小说插图的有关历史、戏剧故事的题材,以人物故事题材入画是崇祯青花瓷器装饰的最大特点。崇祯以前虽然也有不少青花瓷器以人物作装饰,但题材大多局限于八仙、仕女、婴戏、高士等。而崇祯青花瓷器的人物故事题材较前更为广泛,所见题材有十八罗汉、苏武牧羊、水淹七军、仙人乘槎、刘海戏金蟾、对弈图、兄弟联芳、仕女伎乐、庭院仕女婴戏、梦境图、加冠进爵图、进戟图、钟馗出猎图、东方朔偷桃、浴象图、携琴访友图、月宫图等。崇祯青花瓷所绘人物除了题材丰富以外,还有两大特点,一是此时开始大量出现带有祈求官爵升迁和吉祥平安的内容。如画面中绘一人物双手捧一放有官帽的托盘献给主人,意寓加官,有的绘两人分别捧一官帽、爵杯献于主人,意寓加冠进爵。也有的绘一人物双手捧一插有三戟的花瓶献给主人,意寓平生三级。还有的绘浴象图,绘一人物捧一花瓶(意寓平安)献给骑在象(意寓吉祥)背上的主人,意寓平安吉祥。


 

崇祯青花使用浙料

  据成书于嘉靖年间的法,具体分“敲青”和“淘青”两个步骤。敲青:“首用锤敲,内朱砂斑者为上青,有银星者为中青,每斤可得青三四两。”淘青:“敲青后,取其青零琐碎碾碎,入住水中,用磁石引杂石,真青澄定,每斤得五六钱。”成书于崇祯十年的《天工开物》中,记述了用火煅法提取青料的办法:“凡画碗青料,总一味无名异 此物不生深土,浮生地面,深者掘下三尺即止,各省皆有之。亦辨认上料、中料、下料。用时先将炭火丛红煅过,上者出火成翠毛色,中者微青,下者近土褐。上者每斤煅出只得七两,中下者依次缩减。”青花料的提取由水选法改进为火煅法,其实是由回青料断绝改用浙江青料造成的,这是因为改用浙江青料后用传统的水选法,无法提取出优质的青料,在这种情况下,窑工们开始不断寻求新的提纯青料的办法,最终导致火煅法的产生。火煅法的产生,使浙料的发色得以迅速提高。此类器物青花发色多青翠鲜艳,并有深浅浓淡的层次感,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称为“翠毛色”,已具备了清代康熙青花的某些特点。

 

崇祯镇民窑青花辨伪四招

 

一辨胎釉

  崇祯民窑青花,根据胎质和纹饰,可分为粗细两类。粗的一类器物与万历时期相同,小件仍胎质较细密,但是,大件之物胎质已明显见差,胎色白中闪灰,胎质干涩、间有孔隙,釉色泛青。胎土淘炼较细,釉面光洁,釉色泛灰青。细的一类器物胎体坚致细白,胎体厚重,釉面多白中泛青,釉层较薄,釉面坚硬平整。从成书于崇祯十年的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中找到证据:“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柔软。两土合用,瓷器方成。”文中所载“婺源高梁山出粳米土”即是高岭土,而“祁门开化山出糯米土”即是瓷石,所载“二土相合”的瓷胎配料,其实就是瓷石与高岭土组成的二元配方。据考证,使用瓷石与高岭土组成的二元配方,是在明代万历到崇祯十年这一阶段形成的。

 

二辨纹饰

  粗的一类基本是万历青花瓷风格的延续,“万字纹”字锦地开光、龟背锦地开光、纹饰特点具有明显的万历青花瓷器遗风。纹饰构图趋于繁密,多数用笔草率,瓷器青花用料使用浙料,青花发色蓝中泛灰;纹饰采用双线勾勒填色法,青花填色往往溢出线外,纹饰画风稚拙,如孩童所绘一般。纹饰题材主要有花卉、婴戏、山水、动物等。另外此时常见一些以文字为装饰纹饰的瓷器,其器内底书科举考试用相关文字,如“乙卯科置”、“庚午科置”、“丙子科置”、“壬午科置”、“应天癸酉科置”等;另一部分则在整体风格上较前有较大变化。细的一类,从造型、胎釉到青花发色、纹饰特点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应是明崇祯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中所描述的当时烧造过的一种“上品细料器”。由于此类器物已具备了清代瓷器特点,尤其是其胎体坚致细密、青花发色鲜艳青翠等特点与清代康熙瓷器特征接近,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大多数人都把其误定为康熙之物。崇祯时期精细一类瓷器时代特征较为明显:1.萱草和合欢树:器物的画面中几乎无一例外地画有萱草和合欢树。嵇康所著《养生论》一书中日:“合欢蠲(免除)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所绘萱草为鱼鳞状,合欢树的叶很小很密,由细小的叶子左右对称组成一小枝,再由若干小枝以放射状组成圆形;2.括号云:器身绘以左右飘荡的括号状云,采用单线平涂的手法;3.梅花衣:崇祯青花瓷所绘人物的衣饰上大多绘有“*”形花纹,这种“*”的衣饰,明代绘画、版画等其他艺术领域纹饰也有此特征。4.蕉叶纹:筒瓶、莲子罐类器物的口沿一周多装饰倒垂的蕉叶纹或倒垂的花枝,也有的为倒垂的城垛纹。花觚类器物则多于中腹以下绘一周倒垂的蕉叶纹。倒垂的蕉纹最早见于万历年间,万历的倒垂蕉叶纹比较写实,见于筒瓶的口部。崇祯的倒垂蕉叶比较简洁,多为大小相间的形式,大蕉叶中间留白为崇祯辅助纹饰中具有时代特点的装饰手法;人物故事的背景都绘有太阳或月亮,画面中的主人往往手指太阳,意寓指日高升。画面中常以竹石芭蕉、洞石花卉作衬景,也有的以麒麟芭蕉、花鸟、博石花卉作为主题图案。传说麒麟有角不用,故被人视为仁兽并以之象征祥瑞。崇祯、顺治之际,社会动荡,百姓苦于战乱天灾,故此时瓷器常以麒麟为装饰,籍此企求吉祥平安。有的则于一件器物上同时描绘麒麟和大象(大象寓意吉祥),借以表达祈求吉祥平安的愿望,在笔筒、莲子罐、筒瓶等琢器的近口沿或肩部一周和近足际一周装饰釉下暗刻花纹,暗刻不十分规整。

 

三辨工艺

  粗的一类器物修胎不够规整,常有变形现象;碗类器物依然见万历时期民窑内底突起的现象;由于窑户之间商业竞争激烈,需要降低瓷器生产成本,有的盘碗类器物器壁很薄,胎釉厚度不足两毫米;盘碗类器物底足足墙较窄,圈足较浅,器物底足修胎不十分规整,并常见粘砂和放射状跳刀痕现象,足跟做成尖峰状,此为鉴定这一时期瓷器较为重要的一点,应仔细体会;此时有一种浅碟,底足为浅玉璧底,玉璧底上可见明显的旋纹;琢器类器物在当时由于是分段拉坯成型,腹部可见明显接胎痕。细的一类,器物修胎规整,器物内底,可见积釉现象;琢器类器物可见接胎痕,但不十分明显;足际露胎较多,旋削整齐,多见旋削痕。

 

四辨款识

  崇祯时期,尚无发现确凿官窑瓷器年款,发现有少数器物书“大明崇祯年制”款,但字迹潦草,当为民窑瓷、“大明崇祯元年”、“大明崇祯八年”等,写年月款的有“崇祯年冬日置茂卿置用”、“皇明崇祯十一年腊月初八吉日时”款,吉语款有“福”、“美”、“雅”、“正”等,堂名款“古斋”、“仿古斋”、“以得堂”,另见有书于器物内底的“白玉斋”、“雨香斋”、“博古斋”等;琢器往往于画面空白处以隶书题写干支纪年、作者字号和摹绘的印记,个别还题写诗句,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中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先河。如上海博物馆藏崇祯十六年青花罗汉图笔筒画面空白处青花隶书题写“飞鸟遗址,蝉退亡壳,垂露成帷,张宵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至心能变,违士拔俗。癸未夏日述古律,书为尔济词文轻政”,并于款识末端摹绘圆形“竹”字、方形“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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