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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以等级区分为基础的“理想国”设计其实一直活在许多人心中……
柏拉图的“理想国” 与 京城委员的“首善之区”
柏拉图在西方国家的地位是了不得的，20世纪西方学界地位很高的哲学家波普尔就曾经说过：“世界受柏拉图著作的影响(无论好坏)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西方思想不是柏拉图哲学的，就是反柏拉图哲学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图哲学的。”
即使在中国，柏拉图的名气也是了不得的，以致于20世纪中国学界名气很大的哲学家冯友兰在评价“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时，也要作一个“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的比照。当然，倒过来比照也是可以的，即“柏拉图在西洋历史中之地位，如孟子之在中国历史”，只是迄今尚未见有中国哪位著名、有名或知名学人如此这般比照过。
柏拉图的著述很多，但对于他在中国的名气贡献最大的，恐怕非《理想国》莫属。这本书谈论的问题很多，包括优生学、节育、家庭解体、婚姻自由、独身、专政、独裁、共产、民主、宗教、文艺、教育、男女平权等等，但我猜想，对于这本书，中国读者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柏拉图对于“理想国”的设计。
按照柏拉图的设计，理想国中的公民应当划分为统治者、军人及劳动者三个等级。怎么来划分呢？???办法很简单：就看公民身上都含有哪些金属成分，因为公民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在锻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套用我们今天的词汇来讲，那就是这三个等级的人的“素质”天生有别、截然不同了。
在柏拉图看来，既然这三个等级的素质截然不同，那么，他们就应该各安其位，互不相扰，“当城邦里的这三种人各做各的事时，城邦被认为是正义的”。而且，“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将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当然，柏拉图的这些设想在书中都是借苏格拉底的口说出来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也是柏拉图的工具。
柏拉图所讲的“正义”，对于国人稍稍有些费解，因为国人通常会把除暴安良、抑强扶弱之类的主张及其伸张行为称作正义，而很少会把安分守己、井水不犯河水之类的克己、律己行为也说成是正义。但柏拉图所讲的“和谐”，对许多国人——尤其是一些社会优势人群 —— 来说，就不会有多少理解障碍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一个行当的从业人员成天想着要跳槽到收入高一点的另外的行当中去，如果一个阶层的人群总是吵着要流动到地位高一点的其他阶层中去，那社会不就每时每刻都充满了权利争取、机会争抢、位置争夺、利益争吵、权力争斗了吗？那还不闹翻了天！所以，大家都应该守职守位，知满知足。只有这样，才能相安无事，实现和谐社会。
柏拉图的这种以不同等级的社会成员克己、律己为基础的和谐观，已被许多人称之为“乌托邦”。这实在是一种很客气的说法，一点也不冤枉他的。柏拉图本人就曾不辞辛劳，在将近花甲之年到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企图劝说国王戴奥尼建立一个由浑身充满黄金品质的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国，但无功而返。我猜想，在戴奥尼的眼里，柏拉图实在是傻得可以。
你想想，指望人们 —— 尤其是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 —— 总是循规蹈矩，从不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不是和人性特点对着干吗？你再想想，要那些依靠暴力或财富掌控国家的统治者们把自己的宝座拱手相让给哲学家，这不等于白日做梦吗？柏拉图这不是犯傻又是什么呢？
可是，一个“爱智慧”的哲学家怎么会如此犯傻的呢？斗胆猜测，这会不会同柏拉图本人就是哲学家有关？也就是说，正因为柏拉图自己就是哲学家，所以他才主张建立一个哲学家统治下的理想国？这样的猜测对柏拉图有点不太礼貌，因为这就等于说柏拉图藏有想当统治者的“狼子野心”了。真要是这样，柏拉图就一点也不傻了，只是有点疯。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笔者以为，更要害的问题在于有一部分人是被完全排除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外的。这部分人便是奴隶！奴隶不是理想国中的公民，而是与牛马无异、甚至还不如牛马的生产工具。
要知道，在当时，奴隶的人数是很多的。多到什么程度呢？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供的数据是：“到了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九万人，而男女奴隶为三十六万五千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十八个奴隶和两个以上的被保护民。”
这就十分清楚了：不论是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国，还是柏拉图所居住的雅典城邦，其存在本身都是要以大量的没有公民身分的奴隶卖身卖命为前提、以这些奴隶做牛做马为代价的。在这样的理想国、这样的城邦中，即使实现了不同等级的公民之间和谐相处，其意义的重要程度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在这样的理想国或城邦之外，尚有人数远比之中的公民要多得多的奴隶们在受苦、在挣扎、在过着地域般的生活，尽管奴隶制在当时有它的合理性。
柏拉图在写作《理想国》时并不是奴隶，想来他在把奴隶排除在理想国的公民之外时也不会有多少情感抵触和心理障碍。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柏拉图在到叙拉古城劝说国王戴奥尼建立理想国无功而返的途中，偏偏也不幸被卖身为奴，并险些丢了老命，后来还是他的朋友使了不少银两才把他赎了回来。不知这一段奴隶生活经历有无给柏拉图的思想带来什么影响？假如让柏拉图在这次卖身为奴之后再来修改《理想国》，他是否还会把奴隶完全排除在理想国的公民之外呢？是否还会设计出各安其分、互不相扰的三个社会等级呢？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柏拉图本人从未提过自己被卖身为奴的事，会不会是羞于言及？柏拉图研究专家们迄今也无人有过上面的设问，会不会是不想往柏拉图脸上抹黑？
老天爷也真不给柏拉图面子。在柏拉图死后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他的理想国蓝图从来也没有在哪个国家真正实现过。不过，如果以为在这一历史长河中，柏拉图是孤家寡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蓝图所蕴含的“社会隔离”思想—— 把一部份人阻隔在特定的地理区域、社会空间或文化环境之外——还是为不少后人所赞同与欣赏、并不时被转化为行动的。这在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发生过。
在西方，纳粹德国就曾禁止犹太人从事公务员、法官、律师、医生等和职业，不准他们进入公共娱乐场所，继而剥夺犹太人公民权并把他们强行驱赶出境，直至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废除奴隶制后长达100多年的时间内，黑人依然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得与白人同桌吃饭、同校读书。在南非，自1911年起先后颁布了350种族主义的法律法令，剥夺黑人的一切基本权利，南非白人的历史和文物陈列在文化历史博物馆，黑人的历史和文物则同类人猿一起陈列在自然历史博物馆。
在中国，满清王朝时的京城也是分为外城、内城、皇城及紫禁城这四个等级的区域的，外城为百姓栖身之地，内城为官员居住之所，皇城为皇亲贵族生活之处，紫禁城则为皇帝极乐之园，尽管满清王朝的皇帝们未必知道2000多年前古希腊有个柏拉图，未必知道这个柏拉图曾经设计过理想国。
其实，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与“全球村社会”，种族、性别、阶层、文化等方面形形色色的社会歧视观念，也还是多多少少滋生于或存留在一些人的头脑中的。与之相应的形形色色的社会隔离主张，也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赤裸裸地或者变相地被提出来的。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以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标榜的西方国家，也存在于正努力建立和谐社会的中国。前些年，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京城，不就有什么委员郑重提出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立法提案、强烈要求严格限制外来人口进京吗？提案的字面目的自然十分动听：“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建设美好城市；但具体理由则不免让人不寒而栗：“这些人（外地人）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北京城市发展并不太需要这些人”，“事实上，北京很多管理混乱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人（外地人）造成的，比如说收废品、恶意乞讨的，他们的存在确实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这就很难不让人想起柏拉图关于理想国公民的金属成分说，以及柏拉图及雅典城邦把奴隶排除在公民之外的做法。
对于此类建议，许多人都曾义愤填膺，斥之为“缺少人文关怀与道德良心”。这样的道德谴责是否得当，笔者是吃不准的。不过，笔者倒是很想问问此类建议的提出者，假如你自己就是农民工或无业者中的一员，是否还会提出或赞成这样的建议呢？当然，笔者也很清楚，这样的问题哪怕问它十遍百遍，也不会有什么答案。
以上文字主要写于近十年前。十年后的今天，想来已不会再有什么委员、代表“明目张胆”抛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之类的提案了。然而，社会区隔的念头和期盼是不会从许多人（社会优势人群）的头脑里自动消除的，这是我们在“心知肚明”的层面上容易觉察得到的，也是在餐厅、茶社、办公室里以及电话、短信、邮件、微信朋友圈里常常可以看得到、听得到的。
在这个意义以上，柏拉图以等级区分为基础的“理想国”设计其实一直活在许多人心中…… 原刊于《教育参考》2007年第6期，原标题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本文有改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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