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当年美国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在15岁的时候就拿着《理想国》的书在布鲁克林的大道上转悠，试想一下，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一个几千年之前的老师，被一个几千年之后的小孩子拉着走，真不知是老人教小孩子知识，还是小孩子搀扶着老人走路，抑或边走边互相学习？不过，这样的景观总是告诉人们，柏拉图的思想永远也成不了被人遗忘的角落，在人们思考人类智慧的时候，只要柏拉图一出现，掌声总会响起来。 就两位思想家而言，最为有趣的是，一个典型的精英主义哲学王取向的柏拉图却把诺齐克打扮成自由至上的且具有精英化取向的政治哲学家。古老的旧瓶装上了时代的新酒，一个步履蹒跚的柏拉图老人在诺齐克那里时空穿越之后变成了英俊的少年。这也说明一个常识性的道理：播出的龙种收获的一定是龙种，桔越淮仍然是桔，适应环境的一定是精华。 不知诺齐克是否有这样的感觉，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事。表面看来，书的每一句话很容易读懂，每一句话都没有难处，每一个逻辑也都是简洁明了易懂的逻辑，可细读起来，却是一头雾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远看是海市蜃楼，近看是海市蜃楼的倒影，感受不到实物的存在。或者读者往往在感受微观的同时忘记了宏观，总是看见每一个美丽的花草树木忘记了森林。这可能不仅是因为《理想国》的对话逻辑，更主要是对话的广博范围。尽管很多后来的思想家对柏拉图的思想进行归类，但五花八门的归类并没有使柏拉图的思想清晰，反而使柏拉图的思想更加复杂化和混沌化。 后人复杂之，而非柏拉图本身之复杂也。柏拉图只是捡时代给他留下来的思想上的砖头瓦块，从方方面面构建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大厦。在理想国那里，每一个公民都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尽其能，各司其职。 也许柏拉图从来就没有想到后人对其思想对其断章取义式的整理和理解，他只是想通过苏格拉底与其他人的问答揭示出理想国的美景和存在的问题。当理想国实现不了的时候退而求其次为法治国，不过法治国之上的至善之国仍是理想国。理想国的终点是法治国的起点，法治国的终点理想国的起点，理想国与法治国的循环是理想与现实的良性循环。 在理想国那里，公民的美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但公民美德还是以政治为主，其它为辅，主辅相衬。灵魂与肉体对映，公民与城邦相配。灵魂为上，肉体次之。城邦为上，公民次之。灵魂与肉体、个人与城邦完美和谐。美德即灵魂，美德即正义，美德即秩序，美德即知识。只有哲学家才负有培养普通公民美德的历史使命。 公民美德之美不在肉体而在精神，不在肉体而在灵魂，灵魂之美是公民美德之中的极品，极品之美是集哲学家与国王之一身的公民之美。顺便提及的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有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之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同的是，柏拉图也强调灵魂政治化和政治灵魂化，同时，柏拉图的灵魂之说要高于中国的伦理之说，灵魂政治化和政治灵魂化也高于中国的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他追求的是理想国，在理想国的有理想的人，即国王要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要成为国王，哲学王的德治是超越人治的德治。哲学王的国王或国王的哲学家是这个国家的最好的公民，是处在金银铜铁系列中属于金的位置的最优秀最完美最优秀的公民。 公民的美德与国家的美德是一致的，公民之美德与城邦美德共存共荣。柏拉图在通过苏格拉底的设问与逻辑推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方面，他用反证法来证明正义的存在，他先是通过别人把正义说成是“强者的利益”，是“弱者的妥协”，正义就是强权。苏格拉底见招拆招，化强权即正义危害于无形，苏格拉底说：“如果正义遭人诽谤，而我一息尚存有口能辩，却袖手旁观不上来帮助，这对我来说，恐怕是一种罪恶，是奇耻大辱。”苏格拉底从各个层面阐述正义之精要，他不厌其烦地强调：正义是智慧和善，不正义是愚昧无知；正义是心灵的德性，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正义的人生活得很好，不正义的人生活得坏；正义者是快乐的，不正义者是痛苦的；正义是最好的一种，一个要要想快乐，就得爱它，爱是爱的本身，又是爱的后果。另一方面，他用比较法说明正义的本质。他通过个人与城邦的比较来印证个人与城邦的双重正义及其正义的严格一致性。对于个人来说，正义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是“每一个人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对于城邦来说，一个国家里分三种人，生意人、辅导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各做各的事时，城邦就被认为是正义的，三种人的内在和谐就是正义。 秩序分为内在的秩序和外在的秩序，内在的秩序是灵魂的和谐。“美德是心灵的健康”，“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如果灵魂不正义，内在的和谐就会被打破，理性、激情、欲望就会争斗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互相干涉，灵魂的部分反对灵魂整体。好公民必须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集于一身的公民。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节制是秩序的精髓，它“贯穿全体公民，把最强的、最弱的和中间的都结合起来，造成和谐，就象贯穿整个音阶，把各种强弱的音符都结合起来，产生一支和谐的交响乐一样。”外在的秩序是内在秩序向外部的推导和演化，内在秩序之美会带来外在秩序之美，内在公民美德会化为国家秩序之美德，这种美德外在表现是国家的金钱铁铜之组成之美，是城邦政体之美。城邦如果养育公民灵魂之美，城邦就是善的，也是和谐的。国家的目标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 尽管城邦是追求善的，追求善的知识是公民的本性，也是城邦的本性，但是多数人习得的并不是知识，而是意见，甚至是偏见。城邦政府治理是一门依靠精准知识的艺术，只有少数人即哲学家才能习得，哲学家必须通过习得的知识消除人们的偏见。要习得知识，就要从小抓起，甚至“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要培育儿童爱音乐、爱体育。培育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和良好的道德情操等要从娃娃抓起。 美德的时代不是黑暗的时代，美德的时代是光明的时代，但是光明的时代需要哲学家来完成，需要哲学家举着光明的火把照耀黑暗的洞穴，让洞穴里的公民看着光明，看到前途，看到希望，摆脱洞穴的恐惧与痛苦。只有他们才能把普通公民从黑暗的洞穴引向金光大道。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说道：“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阳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在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者之间，在洞外面有一条路。”柏拉图把哲学家看成是把人们从洞穴走出来的领路人，是洞穴意见的消除者，是美德知识的灌输者，是洞穴居民的政治正确的统治者和领导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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