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维羲 ▎图像传统与形式变迁：巴蜀青铜器图像研究

隨风飘逝 201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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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金沙村遗址的延续时间较长，遗址年代上限在商代晚期，下限延至春秋时期，主体遗存在西周前后。

【2】参见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3）·巴蜀》，文物出版社，199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赵殿增：《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研究》，《夏商周文明研究·五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四川盆地青铜时代中期“十二桥文化”在薪传三星堆文明火种的同时，表现出开放、精进的文化姿态。最能体现此期青铜艺术水平的即是金沙青铜器与竹瓦街青铜器。二者与三星堆青铜器共同构成商代中晚期至春秋前期的古蜀青铜艺术鼎盛期。

【4】【19】【21】赵殿增：《竹瓦街铜器群与杜宇氏蜀国》，《四川文物》，2003年第2期。

【5】三星堆器物中表现完整祭祀场面的主要有铜神坛（K2③：296）和玉璋（K2③：201－4）器身所刻“祭山图”。

【6】成都商业街船棺墓、新都马家木椁墓、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船棺葬、涪陵小田溪墓葬群等出土器物勾勒出晚期巴蜀青铜艺术自形成期至繁荣期的风貌。

【7】铜礼器包括以鼎、豆、壶为代表的中原式铜器群和以釜、鍪、甑为代表的地方风格铜器群，巴蜀兵器形成以柳叶剑、圆筒矛、圆刃钺和直角、三角、中胡式三种铜戈为主的基本组合。

【8】此期墓葬形式主要是土坑竖穴墓与木椁墓，前段以羊子山172号墓铜器群最为典型，所出铜器以典型秦器为大宗，兼有部分典型巴蜀式铜器及发生嬗变之新器型。

【9】林朝阳：《意象造型的非线性形态特征》，《装饰》2004年第6期。

【1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443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11】依次分别为跪坐人像K1：293与A型跪坐人像（K2③：05）与K2③：7。侧跪：B型跪坐人像（K2③：04）。顶尊跪坐人像（K2③：48）。铜神坛（K2③：296）上层跪坐人像。大立人像（K2②：149、150）。兽首冠人像（K2③：264）。小型立人像（K2③：292－2）及铜神坛（K2③：296）中层立人。

【12】其臂部动作以两臂屈肘平抬于胸前的形式为多，其变化主要体现于两臂高低取势与两手开阖、高低相错的空间位置或两手抱握的交叠形式之差别。

【13】如一般认为纵目面具的双耳是听觉功能的神化即所谓“顺风耳”，也有学者认为其朴翔捷出的耳型当系鹰隼的翅膀。戴冠纵目面具的夔龙纹额饰则可视作通天的象征或藉夔龙冠饰与面相的组合而形成对神话中天神（烛龙）的象征或隐喻。

【14】吴维羲：《古蜀人象征性仪式与神圣价值的视觉隐喻：三星堆青铜兽首冠人像的图像研究》，《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二十周年暨史前遗址博物馆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集》（参会手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半坡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2006年。

【15】李松：《广汉青铜人物群雕的美术史价值》，《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

【16】［英］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像再现的心理学研究》（范景中译），湖南科技出版社，1999。

【1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18】三星堆铜人物形像多为方颐、长颈，双眼向上挑扬，眼中起横棱，口裂甚长，而金沙人物图像的颐部近方型、颈短，双眼的对称上扬之势相对弱化，眼眶用阴线表现以突出橄榄形眼，眼中不起横棱线。服饰形态与发型方面，金沙青铜小立人戴弧形齿饰太阳帽，梳三股合一长辫，着单层中长服，腰部系带并佩短杖；三星堆大立人戴太阳冠，穿窄袖与半臂式三层衣，衣饰繁复精丽，并佩方格纹带饰，显见二者服饰华朴之别。

【20】【35】樊一吴维羲：《三星堆神坛考》，《四川文物》，2003年第2期。

【22】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塑小品数量较多，题材广泛，如有动物类有陶双面猫头鹰、陶虎、陶虎面、陶蟾蜍、陶羊、陶鸟、陶猪、陶狗等，植物类有莲蓬状盖纽、鸡冠花状盖纽、多瓣花状纽及其他植物状盖纽。皆造型洗练，以形写神。说明古蜀先民较早就对猎获物和饲养家畜有十分细致的观察，并能将其提升到艺术创造领域。

【23】主要题材有鸡、凤鸟、虎、象、水牛、龙、蛇、鲶鱼及怪兽等。

【24】如爬龙柱形器之龙口的开张形态及其下颌处理手法、龙形饰的卷尾形态及夔龙形羽翅饰的形制等都可在二号坑铜龙、龙形饰、铜蛇及蛇羽翅的构型或形制中寻绎出彼此对应的方面。

【25】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二号坑铜龙、铜鸟图像的眼型大多与同期神灵图像中铜兽面的眼型颇能发生形式联系。此种源于商代兽面纹眼睛形式而加以变形夸张的程式化符号，因施用于不同类型的图像而形成交叉关系，使龙、鸟、“兽面”（神灵）三者在形式与意象上互相渗透、相互为用，其制像意图或有可能旨在隐喻神性的同一性。

【26】【3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金沙——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P47，P45～P46，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27】1959年出土彭县竹瓦街出土铜罍五件，其中中等规格的“蟠龙盖兽面纹罍”l对，通高分别为50厘米和48厘米。

【28】不论从技术史还是从风格史角度看，竹瓦街蟠龙盖兽面纹罍上的圆雕蟠龙均与金沙时期的青铜雕像艺术不同。其带有明显写实性的造型体现出较金沙时期为晚的一种新的时代艺术精神。冯汉骥先生即认为竹瓦街1959年出土的5件铜罍铸造时间当在西周末期和东周初期。（参见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第19～2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

【29】参见《山海经·大荒北经》、《海外北经》及《淮南子·地形训》。

【30】《大戴礼·五帝德》。

【31】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铜虎的器表满饰纹饰凹槽，很可能原亦是镶嵌绿松石以作器身装饰。

【32】【46】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巴蜀书社，第124～125页，第196～197页，2002。

【3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P49，文物出版社，2002。

【36】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37】吴维羲朱亚蓉：《三星堆：古蜀王国的神秘面具》，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38】樊一吴维羲：《三星堆博物馆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陈列总体设计方案·三星伴月——灿烂的古蜀文明(第一展馆)》，三星堆博物馆,2004。

【39】【51】易英：《超越形式──美术批评导论》，《江苏画刊》1991年第11期。

【40】段渝：《巴蜀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中华文化论坛》 2000年02期。

【41】《华阳国志》引《蜀王本纪》。

【42】【43】《华阳国志·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