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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7日，“赵郡李氏与唐文化高端论坛”于河北省隆尧县鼎新大酒店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河北师范大学、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和隆尧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李唐政治、士族文化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开幕式及参观 上午的开幕式中，主办方向与会代表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随后，代表们先后参观了隆尧境内的唐祖陵、柏人城遗址和隆尧碑刻馆。  2 主题发言 下午的研讨会，首先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孙继民研究员作主题发言。 孙继民指出，隆尧附近的赵县、赞皇是赵郡李氏重要的聚居区，而唐祖陵将赵郡李氏、唐文化与隆尧联系了起来。唐祖陵中的大唐光业寺碑为近代以来唐史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材料，早年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主要依据了碑阳的文字，而此碑碑阴、碑侧的文字对复原当时的村社体系、村落结构，研究古今地名沿革等问题有重要价值，不应忽略。 随后的与会代表发言共分为三场，主题分别为“考古工作介绍”、“李唐皇室政治与文化”、“家族视角的中古史”。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孙继民 3 考古工作介绍 第一场“考古工作介绍”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韦正 朱岩石首先介绍了2009-2010年河北省赞皇县西高村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地的考古发掘情况。这项工作属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项目。整个墓地共发掘了9座墓葬，年代上迄北魏，下至北齐。墓地分东、西两排，东排为砖室墓，埋葬父辈，西排均为土洞墓，埋葬子辈。绝大多数墓葬出土了墓志，还发现了陶器、青瓷器、铜器、珠饰等器物。西高墓地规模较大，墓葬排列有序，墓主明确，出土器物数量较多，质量较高，是目前发现最具学术价值的北朝家族墓地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朱岩石 郭济桥汇报了对唐祖陵的勘探、发掘成果。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于2010年对唐祖陵中心区域进行了勘探，2013-2015年进行发掘。通过这些工作，初步厘清了唐祖陵的陵园格局，发现了双阙、乳阙、陵寺、下宫、围沟、砖瓦窑等遗迹，探明了陵墓本体的位置与结构，并确认陵前石像生在唐代以后逐渐堙没，宋代曾人为将其抬升，但后来又埋没于泥沙之下。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郭济桥 赵俊杰同与会者分享了他今年11月踏查关中唐陵的见闻与思考。赵俊杰的调查涉及兴宁陵、昭陵、乾陵、杨氏顺陵、建陵、崇陵、贞陵、靖陵等八座唐陵。他介绍了唐陵保存现状，并阐述了唐陵神道石刻的组合与风格变化。赵俊杰指出，兴宁陵最新发掘出土的三对石人相互距离明显小于其他石刻，形制偏晚，可能为盛唐到中唐补入。他还介绍了在调查时于昭陵陵山顶部采集到的瓦当，发现瓦当之处可能即“神游殿”之所在。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 赵俊杰 严辉介绍了洛阳西朱村曹魏墓的发掘与收获。西朱村地处万安山北麓，共发现两座大型墓葬，其中对M1进行了发掘。该墓早年被盗，破坏严重。墓口周围发现了与安阳西高穴大墓相似的柱洞遗迹，可能都与修墓用的脚手架有关。墓葬由墓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墓室中残存壁画。墓中出土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贝器、玉石器及动物骨骼等遗物，其中，180块刻字石牌尤为引人瞩目。严辉认为西朱村M1的形制与曹休墓有诸多相似之处，随葬品亦与洛阳正始八年墓和曹休墓的部分器物相类，呈现出东汉、西晋之间的过渡性特征。M1墓主人身份尚无定论，但应为帝后一级。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严辉 马涛讲演的主题是近年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家族墓的发掘与收获。他依次介绍了张迈家族墓地、孙寔家族墓地与灵山南朝萧氏宗室墓地。他指出张迈家族墓地的七座墓葬时代为东晋中期前后，M1墓主张迈极有可能是梁州刺史张光之子；孙寔家族墓地的十座墓葬时代跨度从东晋早期至南朝早期；灵山很可能是南朝中晚期萧梁宗室的集中埋西藏。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涛 4 李唐皇室政治与文化 研讨会第二场主题为“李唐皇室政治与文化”，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叶炜副教授主持。 陈耕讨论了隋至唐初墓志志题的国号书写问题。一般认为，志题国号通常反映墓主埋葬的时代。而陈耕认为，隋至唐初国号变动较多，实际情况更加复杂。他指出对于常见的含“故”字的志题国号书写，可以建立一套“葬时国号+故+职官国号”的模型来进行分析、解释。通过对不同情况的举例分析，可以发现志盖、志题中的国号信息，不仅表示埋葬年代，还有一部分表示授官年代。他指出，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继续探讨无“故”志题、隋以前志题国号书写、国号的书写环境与身份认同等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陈耕 陈丽萍梳理了对“大唐故顺妃墓志铭并序”的一些疑问。她指出“顺妃墓志”中，不见志主名号，同时，志主享受赐谥殊荣，然而史料中不见其个人事迹。再者，志文中不见撰者与书者，而且所载韦氏人物世系、历官亦与传世文献有所出入。另外，从尺寸看，墓志的规格也较低。这些都是这方墓志存在的疑点，应进一步理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丽萍 秦进才介绍了对《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著录情况的研究。秦进才细数了明清方志对此碑的著录情况，指出方志中对此碑标题、形制的著录繁简并存，对其内容的著录也是多少不等。今人对此碑的著录更为完整，但也有些部分存在着明显错误。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秦进才 辛龙从《全唐文新编》等资料中辑录出八方出自西安的赵郡李氏墓志。这些墓志分别为贞元十七年李孙孙墓志、元和四年李继墓志、开元十九年李雍墓志、开元六年李悰墓志、乾符三年李推贤墓志、咸通七年李凝先墓志、垂拱四年李德墓志与天授二年李礼墓志。这些墓志对赵郡李氏研究而言无疑是可贵的新材料。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辛龙 接下来的两位研究者则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李栖筠居共城山一事。早年陈寅恪先生在《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一文中曾将李栖筠徙居共城山的原因归结为河北胡族入居，喧宾夺主，当地士族不能抵抗而远徙。这一现象反映了开元时期河北地域政治社会的大变动。此论以小见大，影响深远，学界信疑并存，续有讨论。 刘子凡从考证共城山的地望出发，首先论证共城山为共城县白鹿山，进而指出白鹿山自北魏起便为洛阳附近名山，系僧俗隐居修道之所，及至唐代，更有仕途不畅的士人在此隐居以求再仕。这种背景下，李栖筠居共城山下应是带有游历性质的个人行为。考察李栖筠的个人行止，可知其一直怀有仕进之心，故其徙居白鹿山可能抱有接近当时政治中心洛阳的目的，可理解为在中央化、官僚化形势下山东士族主动向两京靠拢的一种表现。 靳亚娟则指出，李栖筠自赵迁卫的路线为沿太行山一线的河北道，苏门山的霖落山或为李栖筠当时的活动地点。李栖筠之名可能与苏门山著名的孙登、阮籍、嵇康乃至竹林七贤的文化意象有联系。开元之后，在白鹿山隐居的人面临清流文化的转型阶段，不得不更多地投身于进士科。李栖筠属于衰落的旧门弟子，耻于科举而别无他图，勉强为之；其子李吉甫、孙李德裕文采斐然而不经科举；后来子弟则又踏上科举之途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子凡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靳亚娟 孙正军对李唐宗子军及其渊源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追本溯源，自北魏起梳理宗子军的演变情况。他指出，北魏前期的“宗子羽林”不仅由皇室构成，“帝之十族”子弟也可出任。孝文帝改革中取消了宗子羽林的品官身份，其地位一落千丈。北周以宗卫为名重建宗子军，但并非均由宗室子弟担任。隋代沿用了宗卫之名，其中有大量仅名义上与皇室有血缘关系的弘农杨氏子弟，甚至混有异姓之人。李唐变本加厉，全以非宗室成员充任宗卫，宗子军名存实亡。孙正军认为，北朝隋唐宗子军的衰落，折射出源自内亚的政体渐次转向华夏式政权的过程中，其所倚重的拟制血缘在讲究宗法的华夏文化中不被接受的尴尬。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孙正军 张飘的讨论围绕隋唐陵寺与佛教文化展开。陵寺指的是在皇帝陵园内，为所葬帝后修立的敕建寺院。据文献，陵寺隋代有二，唐代有三，名称可考者仅瑶台、光业二寺。张飘认为修建陵寺除了为葬者祈福，还有政治意义，如唐祖陵光业寺的修建是为了落实和宣传“李唐皇室出自赵郡李”的观念，但高宗以后，李唐皇室在祖籍问题上的倾向有所转变，光业寺的陵寺性质逐渐淡化，成为一般的佛寺。宋代起，陵寺的设置真正形成制度，这是佛教文化对丧葬风俗影响日益加深的结果，并非制度发展的产物。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张飘 范兆飞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研究的异同为线索介绍了北美士族研究传统的演变。受时间所限，会议中仅发表了研究的第一部分。他首先介绍了姜士彬与伊佩霞的学术背景与主要成果，指出两人研究的对象、方法不同，但结论大同小异，均主张中古贵族制或寡头制；而姜、伊二人的反对者亦大有人在，包括葛涤风、陈美丽、麦希维克、霍姆格伦等人，范兆飞同样对他们的学术背景及主要论点进行了梳理。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范兆飞 刘后滨讨论了李唐皇室郡望与祖籍的问题。他支持陈寅恪关于李唐氏族问题的观点，主张李唐皇室与陇西李暠之间的联系当属伪造。李唐皇室成员墓志中，郡望或作“陇西成纪人”，或作“陇西狄道人”，这似乎与在赵郡修建两座帝陵相矛盾。而实际上，祖籍和郡望不是一个概念，李熙、李天赐原本葬在赵郡象城，此为李唐皇室先世居住之地，而陇西成纪或狄道则是李渊祖父李虎随宇文泰入关之后改易之郡望。总之，李唐皇室以陇西为郡望，同时又承认赵郡为祖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后滨 5 家族视角的中古史 研讨会第三场主题为“家族视角的中古史”，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主持。
赵晶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检讨了唐令复原中的史料问题。《大唐开元礼》是唐令复原研究的基本文献之一。他指出，当开元礼所载文字与其他文献有所差异时，应首先参照各版本，确认文字是否存在讹误或缺省。在考虑记载有误的同时，应注意《开元礼》所载制度的年代问题。一般认为《开元礼》记载的是开元七年的立法成果，但实际上开元七年至二十年之间的新条文也融入了《开元礼》之中。若同一内容不同地方记载有异，则是制度变迁的反映，在唐令复原时应将之记载为两条唐令。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赵晶 董浩晖的汇报围绕齐隋之际的赵郡僧人展开。他提出，赵郡近太行八陉中的井陉、滏口陉。滏口陉众多石窟的开凿与皇室贵族的供养直接相关。井陉口飞龙山自汉以来即宗教气息浓厚，北齐时为兴盛的佛教场所，僧人在飞龙山、鹊山等地进行禅修。他认为赵郡地区为地论宗相州北道派的主要活动地区，但历史记载较模糊，希望有更多考古发现来增进我们对僧人群体状态的了解。周武灭佛时齐境僧人进入山林，隋文帝统一北方后这批僧人又进入长安，这可以说是北齐为唐代文化渊源之一的体现。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董浩晖 刘喆对唐末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的家世进行了考略。王氏起家于长安神策军，在唐末五代较为显赫，与梁、晋两大政治集团关系密切。义武军王氏家族的兴衰可体现晚唐五代中央对河北地区政策的变化，反映对“河朔故事”的态度。王氏的鼎盛期是梁、晋争衡期间，此时中央与地方力量分化重组，是晚唐五代中央权威最弱之时。五代之后中央权威再次确立，王氏家族亦随地方势力式微而衰败。
仇鹿鸣关注了唐代路氏家族，由路元叡被刺一事引出了对唐前期经营岭南情况的讨论。广州都督路元叡被昆仑刺杀一事涉及唐代的南海贸易及市舶管理，但传世文献对此着墨无多，路元叡之子路季琳墓志的发现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料的不足。路氏自关中徙岭南是受齐王暕遭隋炀帝废黜事件的牵连，入唐后并未北返，路氏仕宦经历因而与南方特别是岭南关系密切。唐代强化对市舶之利的控制，采取集中贸易的方式，对于胡商来说颇为不便，同时也为当地官员上下其手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路元叡之死即是唐廷与商胡矛盾激化的结果。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仇鹿鸣 李宝军分享了他有关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的一些思考。山东临淄大武镇窝托村的清河崔氏乌水房家族墓地是山东地区已发掘的最大规模的北朝家族墓地。李宝军认为，根据崔德墓志，可知崔敬友、崔光、崔励也应葬在这一地区，而崔光之父崔灵延可能未葬此处。山东是清河崔氏的主要活动区域，除已发现的乌水房墓地外，其他清河崔氏成员的墓志或墓葬目前也有一些发现。史书上关于青齐地区清河崔氏的记载极多，山东地区的北朝崔氏家族墓葬应该还有很大一部分未被发现。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 李宝军 陆帅和聂溦萌共同介绍了对新刊梁普通二年墓志的研究。陆帅指出志主出身河北，郡望、姓氏不能确定，所在家族与诸多大姓联姻。志主因北方时局不稳而在梁天监年间南奔，在南朝参与了浮山堰的修建，最终葬于江南。据志文可知墓主葬于建康北郊，丧事或有朝廷参与。聂溦萌从墓志文体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这一墓志。她认为这方墓志虽残缺，但年代明确，有官方背景，不影响了解其文体结构。志文重复叙述志主生平，应与官方体制下个人行状的构成、人物记录的叠加有关。她还提及了墓志与墓碑的关系，指出墓碑自魏晋起受官方控制，墓志是直接受墓碑影响抑或两者共同受其他因素影响还值得讨论。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陆帅（右）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聂溦萌（左） 屈涛探讨了汉代“姓”的意义。他认为，目下中古史研究者对“族”、“姓”的研究附加了过多的现代人的价值。应将不同材料间所见“姓”的行用还原至具体的情境中加以探讨。传世文献中记述“姓氏”往往渗透较多正统与儒家的色彩，而出土遗物对“姓”的记述与使用更贴近日常生活与实践。“姓”除去“姓名”的身份指代作用外，还拥有福报、禁忌、身份、标识、群体认同等诸般含义，既涉及时人观念、意识层面，也深入到日常生活实践的诸多领域中。屈涛并以汉碑为例，讨论了其中“姓”的意义与作用。
祁萌分析了秦汉家庭、家族的关系。他指出目前主要的家庭、家族史研究，普遍显得孤立、静态，往往囿于古人的说法而不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在对西方理论的理解、运用上也缺乏足够的清醒，尤其缺少在摈除家、国同构论的前提下，将家庭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思考。他认为今后对“家”、“国”关系的探讨，可以从明确“家庭”的概念、思考国家对于小家庭的塑造和支配、重新考虑古人对家国关系的认识这三个角度寻找突破口。
宋蓉首先分析了汉代冀中南墓葬文化，她认为冀中南汉墓的演变能分为六个阶段，其中可见汉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三大类文化因素。墓葬文化的总体演变是本土文化逐渐弱化，汉文化逐渐渗透，以渐进改良的方式完成了地域文化与汉文化的整合。宋蓉继而比较了该地区汉墓与魏晋北朝墓葬的分布及其背后的文化整合过程，指出根植于世人心中的“天下观念”推动了汉代的文化整合进程。而魏晋南北朝胡汉关系从对立到融合的过程中，“天下观念”再次成为隋唐文化整合的内在动力。
夏炎讨论了有关中古史研究中“历史现场”的问题。他认为，中古史研究中，考古现场是最直观的“历史现场”，此外还存在文本现场。文本现场分两类，第一类是传世文献，阅读此类文本，需要通过想象，回到文本中的人和写文本的人所在的历史现场；第二类是出土资料，包括墓志、碑刻、简牍、壁画，它们本质上依然是一种文本，都需要解读以再现历史信息，这些是文本的内在现场，此类材料也有外在现场，如碑刻、墓志的形制、摆放位置等。此类文本的外在现场需要我们重视。回归文本“历史现场”的研究范式，或可帮助我们拓宽研究路径，助益中古史研究。
6 学术总结 代表们的发言结束后，刘后滨教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学术总结。他指出，全局性的视野是这次会议的鲜明特点，克服了当前区域历史研究存在的片面性。论坛的学术含量高，与会学者有广泛的代表性，发表的研究水准高、学术性强，尤其是年轻学者的高水平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在此联手研讨、互相启发，讨论集中于墓葬、墓碑、墓志等能够承载历史现场感的书写载体，涉及到它们的书写特征和情境，及其反映的家族特征、社会关系等。这次论坛的议题不仅关于隆尧、唐代，还涉及到中国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刘后滨强调，我们需要在文本中“做田野”，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情景。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后滨 7 学术夜话 当日晚间还举行了学术夜话活动，由范兆飞教授与仇鹿鸣副教授主持。与会学者就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各抒己见，气氛热烈。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是最受关注的问题。大家普遍认为，结合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大势所趋，打通学科是未来研究的出路。打通学科，需要以精通本专业作为基础，同时又不能缺乏广阔的视野。然而现阶段历史时期考古研究者的文献水平普遍达不到宿白等老一辈学者提出的要求，而历史学者对考古材料的理解、运用同样有待提高。 谈话中，学者们还就考古材料的特殊性、中古石棺床的性质、基层考古工作的现状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记录：刘绎一、杨鹏宇 统稿：徐斐宏 摄影：徐斐宏 编辑：方笑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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