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文化大国”，我国在过去拥有极为辉煌的文化历史。然而说到这里，尴尬的一面也露了出来：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土壤，然而，新的符合当下潮流的文化体系却没能茁长成长。相反，历史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韩国、美国，不但坐实了新一批“文化大国”的地位，反而力压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文化输出的主力。 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明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故步自封。其实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文人向来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古人注重文化的传承，文人则是传承文化的使者，这种默契是一直存在的。尤其是从商周到先秦时期的古文化探索与启蒙阶段，整个社会（不限于读书人）对文化怀有敬仰态度。公元前370年左右，齐桓公设立专门用以治学与文化交流的“稷下学宫”，一度汇集诸子百家达千人，先秦文化交流风潮也就此达到顶峰。 然而，为什么中国曾经拥有流派繁多的思想，最终却没能出现一种思想，将先秦时期的开放、务实与进取精神保留到后世呢？很多人说，还不是号称“千古一帝”的汉武帝后来搞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彻底断绝了思想文化开放的传统。有学者认为，汉武帝执政期间，中国人口锐减，虽然与长期与匈奴作战脱不开关系，但减少人口的数量已远远超出征伐的需要，因此有人猜测，武帝时期实则发生了对文人的思想清洗，大批文人因此遭到牵连，这才是人口锐减的真因。 然而，“罢黜百家”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确实得到了进一步稳定，但文化的发展从此陷入僵局。后世的文人大多只是在现有的文化格局之上做一定的修补，具有突破性的文化再也没有出现过了。由此，被尊为“至圣”的孔子与他主张的儒家文化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至今仍有许多人埋怨，是孔儒葬送了诸子百家，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其实，喷孔儒文化并非现代人的一腔牢骚，很多非常伟大的历史人物对其早有怨言。堪称“头号孔黑”的当属先秦时期另一思想大家庄子，庄子曾多次在著作中表达对孔儒的不满，还借盗跖讽刺孔子。汉朝名臣桑弘羊也曾当着百官明讽孔子，这些名家尚且如此，更不用提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在私下里批判孔子了。当今我们来看，孔子的思想确实存在一些弊端。撇去那些被我们熟知的儒家文化中好的部分不谈，孔子思想文化的核心，也是孔子一生致力于的事情，就是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而礼乐制度说白了就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一部分，将社会人群划分成不同等级，贵族就是贵族，奴隶就是奴隶。这与“人人平等”的价值观是直接相悖的。孔子提倡爱民，根本的出发点还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上层对下层的统治。 另外，经过改造之后的孔儒文化更是夸张，不仅不断增加一些繁文缛节来对社会各阶层提出规定，甚至出现被后人诟病的“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主张（其实后世对这句话有曲解，其原意是提倡“人欲有度”）。这种情况演变到后来，使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彻底失去了活性，文人士子干脆抛弃对文化的探索与追求，墨守成规，“八股取士”便是这种情况的集中体现。崇祯皇帝曾亲自擢选首辅大臣魏藻德，此人谈古论今能做到引经据典，头头是道。然而在明朝危亡需要他出谋划策时，魏首辅只能跪在地上不停磕头，一点干货都拿不出来。 然而，导致孔儒从一种文化变成披着文化外衣空壳的统治工具的，实际上并非文化本身，而是中国古代农耕经济。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这与古代欧洲不同。欧洲受限于地理原因，耕地面积有限，无法满足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不得不开辟航路以搜集更多财富。换句话说，古代欧洲人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处于危机中，居安思危促进了文化体系的不断进步与完善。相比之下，“安逸”的古代中国社会上下首要目标便是如何守住这样的生活，我们可以从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中发现，“安”与“定”才是历代统治者和百姓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因此，古代中西方核心思想文化的历史使命是不同的，西方文化更像是一种精神，指引他们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中国的孔儒文化更像是一种规定，将人们的各种行为加以规范，从而力求整个社会的稳定。 综上，笔者认为，占据封建正统地位的儒教确实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有阻碍作用，但实际上，阻碍中国文化发展的不是孔子的儒学，而是统治者的意愿。虽说孔子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推崇使其难逃其咎，但事实上，孔儒文化只是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换句话说，就算孔儒文化在历史上从未出现，封建统治阶层也会凭空造出一种类似的文化，代替孔儒的位置，这和“时势造英雄”有些类似。 因此，不必再为孔儒文化抹杀了先秦时代的开放与进取而感到惋惜了，就连“坑过儒”的秦始皇都没能阻止儒家的上位，更何况历史大势所趋呢？就算没有“罢黜百家”，诸子文化在后世的碰撞中，最终也会形成一种有利于统治阶层的文化出现。为了防止思想成为动摇封建统治的工具，抹杀文化的横向发展是必然的历史现象。与其说孔儒文化是从先秦诸子之中脱颖而出，不如说他们只是被利用罢了。实际上，并非孔子造就了中国当今尴尬的局面，归根结底，孔子本人也是受害者。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发布，不代表今日头条立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