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哲人——从苏格拉底到尼采

汐钰文艺范 2017-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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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学术月刊》2015年04期

作者：黄瑞成

摘要：尼采在其学术思想生涯的起点上参加了'普法战争',并从这一现实的政治行动中获得了其哲学的核心观念'权力意志'。未曾以'战争'为主题的哲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哲人:尼采完全有理由避免参战,却毅然要求参战,这是深受苏格拉底战争经历的影响。孔子参与并一度主持鲁国政事是为了'治国',苏格拉底参加三次战役是为了服从城邦的法律,尼采服务于战争是'为祖国效力':真正的哲人与城邦或祖国休戚与共。然而,政治哲人参与包括'战争'这种政治的极端状态在内的具体政治实践,终究只可能是一种短暂的'政治'行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尽管真正的哲人都不是'和平主义者',但真正的哲人都不以'匹夫之勇'为其德性。真正的哲人明白,民众眼中的'胜利',终究只是'被缚的囚徒眼中火光映照在洞壁上的影子'。

引言

1870 年 7 月 15 日，法兰西帝国议会通过向普鲁士王国开战的决定。翌日，战争的消息传遍欧洲，一年前到任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文学教授尼采，致信他一生的挚友劳德（Erwin Rohde）：

这是个可怕的星期四，法德战争爆发了，我们疲软的文化也整个地陷入了最可怕的魔鬼的怀抱（undunsre ganze fadenscheinige Kultur stürzt dem entsetzlichsten D?mon andie Brust）。我们会经历什么！朋友，最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我们又一次处在自由的暮色（Abendr?the）之中了……我们有可能已然处在终结的开端（am Anfang vom Ende）! 这是怎样的的荒芜杂乱啊！我们将重新起用修道院。而且，我们会成为第一批弟兄。

尼采的书信充满了“末世”情绪，他将这场战争称为“魔鬼”，对“文化”的前景感到悲观——在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正是修道院保存和传承了古代文化：显然，他将劳德视为精神上的“弟兄”。即将成为瓦格纳（RichardWagner）妻子的彪罗夫人克西玛（Cosimavon Bülow）日记中对尼采来信的反应是：“尼采教授来信……我回信要他尽可能致力于普鲁士人的德意志权力（das deutsche Recht der Preu?en）”（7 月 16 日）；“尼采教授来信……看来，此人为了逃避法国人也为了逃避德国人，搬到埃克森施坦因（Axenstein）去了”（7月 17 日）。 7 月 19 日，法国的战表打到柏林， “普法战争”正式爆发。然而，克西玛错了，尼采其间几番迁移，不是要逃避责任，而是为了完成他的“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Dionysische Weltanschauung）：8 月 8 日，已于一年前入籍中立国瑞士的尼采向当局申请暂离教职，以“士兵或护士”身份参战：鉴于德国当前的状况，对我也寻求为祖国效力，您们不会感到意外。……我的状况已好转，所以，没有任何问题，我能作为士兵或作为战地护士发挥作用。我想为祖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一点，除了某个瑞士教育当局，不会有谁认为理所当然。尽管我完全明白我在巴塞尔应尽的职责范围，可面对德国要每个人为德意志尽责的可怕呼喊，若按照禁令恪守教职，我只能勉强自己，却毫无实效。我倒想看看，甚至在同样的情况下，瑞士人还会……（最后这句话在草稿中被划掉了）

在这份针对官方的申请中，尼采的措辞既委婉又强硬，他愿为祖国效力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一扫他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表现出悲观态度，草稿中最终被划掉的最后一句话显示：为了参战，他甚至不惜激怒瑞士教育当局。然而，女人的性情如大海，当尼采决定参战时，克西玛又表示反对。

由于瑞士是中立国，巴塞尔教育局最后只批准尼采以“护士”身份服务战争。8 月 13-22 日，短暂受训后，尼采作为随军护士参加了“普法战争”；9 月 3 日，尼采因患痢疾和白喉不得不入院治疗，并于 9 月 14 日结束了他的战地服务。9 月 13 日，尼采致信极力反对他参战的“亲爱又尊敬的大师”（dem liebte und verehrten Meister）瓦格纳，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和好友莫森格尔（Mosengel）在战地服务的情形，以及自己因病不得不退出战争的实情：

就这样，在为服务于更具公益之事（ins Allgemeinere zu wirken）短暂冲锋了四周之后，我又被掷回自身——太不幸了！关于德国的胜利，我宁愿闭口不提，它只是墙上的火光符号，所有民众都明白（das sind Feuerzeichenan der Wand, allen V?lkern verst?ndlich）。

尼采最后这句话，让我们想起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在其“洞喻”中提出的问题：“除了火投射在他们对面墙上的影子，这些人关于他们自己和彼此会别有所见吗（dergleichen Menschenvon sich selbst und von einander etwas andereszu sehen bekommen als die Schatten, welche das Feuer auf die ihnengegenüberstehende Wand der H ? hle wirft）？”

显然，哲人尼采将德国民众眼中“德国的胜利”，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洞穴”中被缚的囚徒眼中火光映照在洞壁上的影子等而同之，从而使这场处在尼采学术思想生涯起点上的“战争”，成为一个“政治哲学”的主题。

一、“权力意志”诞生于“战争”之中

据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回忆，战后两三年间，尼采对他作为随军护士参加“普法战争”的经历讳莫如深，面对好友劳德的追问，他甚至痛苦地大叫：“人不可能谈论这些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人必定要努力摒弃这些记忆！”直到多年以后，尼采向伊丽莎白讲述了他在战争中的一次遭遇：一天傍晚，他因同情伤员的悲惨处境在街头“伤心欲绝”时，突然遇到一支由骑兵、马拉炮兵和步兵组成的兵团，他们雷鸣般穿越大街的英武气概震撼了尼采：

我第一次感到，亲爱的妹妹，最强最高的生命意志（Wille zum Leben）并不表现在求此在（Dasein）的苦苦挣扎中，而是表现为一种战争意志（Wille zum Kampf），表现为一种权力和征服意志（Wille zur Machtund übermacht）……我还感到，统帅之神沃登（Wodan den Feldfarrn）将一颗冷酷的心放进统帅们的胸膛，这是多么好的事情，要不然，统帅们如何能承担起如此可怕的责任，让千万人去送死，从而将他们的人民和他们自己引向统治地位。

我们知道，尼采第一次明确提出其哲学的核心观念“哲学就是权力意志”，是在完成并出版于1886年的《善恶之彼岸》中；就文献证据而言，尼采首次提出“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概念，是在撰写并完成于1881-1885 年间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中，而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尤其因为编辑“权力意志”遗稿而备受诟病。如果伊丽莎白关于尼采所述遭遇的回忆属实，则可以说明“权力意志”概念早在 1870 年已形成于尼采的头脑中了，也可以证明伊丽莎白就是尼采的“权力意志”观念的见证者。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这段话末尾的修辞：显然，北欧战神沃登放进统帅们胸膛的那颗“冷酷的心”，就怀有“最强最高的生命意志”，这正是“一种权力和征服意志”；说统帅们凭着这种意志“让千万人去送死”，是为了“将他们的人民和他们自己引向统治地位”，挑明了“权力意志”的“政治”动机，而将“他们的人民”放在“他们自己”前面，从而使“人民的统治”优先于“他们自己的统治”，进一步凸显出“权力意志”的“政治”本质。然而，伊丽莎白的上述回忆是否可靠？

尼采的首部著作《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出版于 1872 年初 ④，这是他从教巴塞尔头两年间的思想结晶：1870-1871 年间，尼采陆续撰写并与友人分享了“希腊音乐剧”（Das griechische Musikdrama, 1870 年1 月）和“苏格拉底与悲剧”（Sokratesund Trag?gie, 1870 年 3 月）这两篇关于希腊悲剧的公开演讲稿，“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1870 年 7-8 月）和“悲剧思想的诞生”（Sokrates und diegriechische Trag?gie，1870 年 12 月，这是“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的改写稿），以及“苏格拉底与希腊悲剧”（Sokratesund diegriechische Trag?gie, 1871 年 7 月，这是“苏格拉底与悲剧”的改写稿）——尼采正是以这 5 篇论著为《悲

剧诞生于音乐精神》奠定了基础。

正如前文所言， “普法战争”爆发后几周时间，尼采几番迁移，并不是要逃避责任，而是为了完成他的“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这篇作品的改写稿名为“悲剧思想的诞生”，仅从题名就可以看出其与《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的关系，而“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及其改写稿“悲剧思想的诞生”所阐述的内容，正是《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的核心主题：“悲剧诞生”的关键就在于“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

我们注意到，“意志”（Wille）这个词（或由其构成的复合词），在“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中出现至少有40 次，在其改写稿“悲剧思想的诞生”中也出现了至少 22 次，最后在《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中则出现了 60 次以上。如果我们据此认为，“意志”是 1870-1871 年间尼采精神的核心主题，当不是过分之辞。可见，原本因战争的残酷而陷入绝望的尼采，面对斗志昂扬的军队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第一次感受到“最强最高的生命意志”表现为一种“战争意志”，并最终表现为一种“权力和征服意志”，并非出于偶然。因此，笔者认为伊丽莎白的回忆不仅可信，她还的确是尼采的“权力意志”观念的见证者。

二、战争中的哲人：尼采与苏格拉底

如前文所述，尼采只能以随军护士身份参加“普法战争”，是因为他当时已入籍中立国瑞士，但这又说明他完全可以入籍瑞士为由避开这场战争。然而，他不仅实际参加了战争，还宁愿以“士兵”身份参战。亦如前文所述，尼采参战前向友人表明，他对战争的前景十分悲观，战后他又将德国民众眼中“德国的胜利”，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洞穴”中被缚的囚徒眼中火光映照在洞壁上的影子等而同之。关于这场战争，尼采在其致友人书信中的“私人言辞”，与致巴塞尔教育当局的“公开言辞”之间矛盾，或者说尼采关于这场战争所表现出的“思想”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

为了理解这种矛盾，让我们回到尼采以“意志”为精神主题的 1870-1871 年间。笔者注意到，在为《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奠定基础的 5 篇论著中，有两篇以苏格拉底的名字命名：“苏格拉底与悲剧”和“苏格拉底与希腊悲剧”，就内容而言，后者实际上是对前者扩充两倍篇幅的改写稿。在完成于 1870 年 3 月的“苏格拉底与悲剧”中，尼采从希腊音乐剧的衰亡和悲剧的兴起入手，对比了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与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索福克勒斯（Sophokles）的悲剧特质，他认为欧里庇得斯是遵循“一种有意识的美学”（einer bewu?ten Aesthetik）的第一人，而此前的希腊艺术中并不存在“意识”（Bewu?tsein）概念。尼采指出：

与此相对，环绕着欧里庇得斯的，是折射出特殊微光的一个现代艺人：他的近乎非希腊的艺术特质，用苏格拉底主义（Sokratismus）来理解最为鞭辟入里。“一切必须有意识，方可成其为美”（Allesmu? bewu?t sein, um sch?n zu sein），是与苏格拉底的“一切必须有意识，方可成其为善”（alles mu? bewu?tsein, um gut zu sein）相平行的原理。欧里庇得斯是苏格拉底理性主义的诗人。

在古希腊，人们感到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这个两个名字息息相关。在雅典，苏格拉底帮助欧里庇得斯作诗的看法广为流传：由此可以推断，人们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如何敏锐地听出了苏格拉底主义。“美好的古老”时代的拥护者，习惯于将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的名字与民众的败坏者相提并论。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苏格拉底放弃观看悲剧，只有当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新剧上演时，他才会出现在观众当中。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这个两个名字在著名的德尔斐神谕中连接在一起，这个神谕对苏格拉底的生命理解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德尔斐神谕所谓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同时包含这样的断言：在智慧的竞赛中，欧里庇得斯应得二等奖。

1869 年，年仅 24 岁的尼采擢升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恩师里策尔（F.W. Ritschl）举荐他的学术根据，就是此前一年他发表于《莱茵语文学缪斯馆》（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 1-2, 23, 1868; 3-4,24, 1869）上的获奖征文“拉尔修·第欧根尼的文本来源”一文的 “第一部分：论马恩奈西亚人迪奥克莱斯”（I. De Diocle Magnete）和“第二部分：论阿莱拉特人法沃里诺斯（II. De FavorinoArelatensi）。尼采随后还发表了“拉尔修拾遗”（analecta Laertiana, 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 25, 1870）。如果《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语文学作品，那么，这三篇研究第欧根尼的论文，就占尼采发表过的全部语文学作品的一半。1870 年 3 月，尼采发布了以“论拉尔修·第欧根尼的文本来源与校勘”为主题的讲座，这篇作品的副标题是“为恭贺巴塞尔教育学院格拉赫教授从教 50 周年而作”。

尼采还打算与乌斯纳（Usener）一同编写一部论述第欧根尼、斯托拜乌（Stobaeus）、托名普鲁塔克（pseudo-Plutarch）的哲学史文集，尽管最后并未付诸实施。笔者注意到，尼采未发表的研究第欧根尼的笔记，占他未发表的语文学作品的一半以上，正如巴尔内斯（Johathan Barnes）所言： “研究第欧根尼的作品，体现了尼采在学术领域的最持久努力。因此，

他的学术地位主要取决于他精心撰写的拉尔修作品。”

因此，在前引“苏格拉底与悲剧”的那段话中，尼采尽管没有明言，他关于苏格拉底与欧里庇得斯关系的古代传闻典出何处，可我们知道，这些传闻就出自拉尔修·第欧根尼《名哲言行录》中的“苏格拉底传记”。这篇传记第一句话有 3 行文字，叙述“苏格拉底的身世”（18, 1-3），可视为“苏格拉底传记”的“引言”。紧接着一句话说“他被认为与欧里庇得斯合写剧本”：第欧根尼随后用 10 行文字引述了喜剧家莫内西马霍斯（Mnesimachos）、喜剧家卡里亚斯（Kallias）、喜剧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三则讽刺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关系的喜剧片段，为我们彰显出“哲人与诗人”（“哲学与诗”）的重大主题，也使得这一主题成为整篇“苏格拉底传记”的第一主题。传记接着讲述了“苏格拉底的师承”和“苏格拉底的建树”，为我们树立起“第一个被判处死刑并服刑的哲人”形象。第欧根尼进而从“苏格拉底与克力同”的关系入手，历数苏格拉底由一个石工成长为哲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种种事迹，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苏格拉底在“伯罗奔半岛战争”中参加三大战役的经历：由于注重锻炼（Epemeleīto）身体，所以他身体强健。他至少（goūn）参加过安佩波利斯（Amphipolin）战役；还有，在岱利壅（Dēlion）战役中，色诺芬（Xenophōnta）落马，他挺身而出救了他的性命。当雅典（Aēthnaiōn）全军溃退的时候，他徐徐后撤，冷静环顾，以防敌人冲上来。他也曾取海道征战波提达亚（Potidaian）；因为，那时由于战事已无法走陆路了。据说，他当时经夜坚守，赢得最勇敢之军功（taaristeīa）后，又将它让与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ēi），因为，他爱他，阿里斯提波（Aristippos）在《论古人的享乐》（Peri palaiās truphēs）卷四中如是说。

苏格拉底注重身体锻炼，说明他在自觉履行《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关于城邦卫士的教育要以“体操致力于身体”（376e）的教诲，表明在教育问题上，苏格拉底是真正身心并重的哲人。良好的身体素质，无疑是在战争中有所建树的必要前提，尼采因病放弃战地服务，就是反面教材。关于苏格拉底参加“安佩波利斯战役”，第欧根尼只是简单提及。我们知道，这场战争的起因是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Brasidas）悍然占领雅典殖民地安佩波利斯，从这场战役的两大指挥官之一、当时的雅典将军和后来的伟大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其《伯罗奔半岛战争志》中的记述看，最终获胜的布拉西达斯不仅智勇双全，还兼具演说才华。布拉西达斯死后，安佩波利斯人又将这位帮助他们摆脱雅典的异邦人葬于自己城市的市场中，并奉其为神，这说明雅典为夺回殖民地而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仅无所谓正义，甚至是不义之战。第欧根尼只是简单提及苏格拉底“至少参加过安佩波利斯战役”，说明苏格拉底在这场无所谓正义的战役中乏善可陈。

第欧根尼接着以同等长度的篇幅，叙述了苏格拉底参加“岱利壅战役”和“波提达亚战役”的情形。关于“岱利壅战役”，第欧根尼的着眼点，在于苏格拉底在这场战役中拯救了弟子色诺芬的性命——拯救色诺芬的性命，就是拯救“雅典青年”的性命。苏格拉底在雅典全军溃退时所表现出的从容不迫，让我们想起了色诺芬亲自参加过的那场远征，也想起了色诺芬如何引领万人大军顺利返回故土的卓绝表现。《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 ‘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

如果我们同样认为，色诺芬在大军败退中保全军队的军事才能，就是从苏格拉底那里学来的，当不是过分之辞。关于“波提达亚战役”，第欧根尼的着眼点，在于苏格拉底在这场战役中不居功，并且将战功让与阿尔喀比亚德——将战功让与阿尔喀比亚德，就是将战功让与“雅典青年”。我们知道，色诺芬和阿尔喀比亚德这两位“雅典青年”都曾从学于苏格拉底，都与敌邦斯巴达关系密切，甚至都参与过斯巴达攻击雅典的军事活动，也都与波斯有瓜葛。但阿尔喀比亚德从未效法苏格拉底在“波提达亚战役”中的高风亮节，而恰恰为了追逐战功和财富，两番背叛雅典也两番背叛斯巴达，最后欲投靠波斯宫廷而被斯巴达将军吕珊德尔（Lysander）置于死地，也从而使其政治活动成为苏格拉底败坏“雅典青年”证据。色诺芬远征归来后，因不满雅典的民主政制，投靠了斯巴达王阿基劳斯二世（Agesilaus II），后又因反对“民主地”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而被雅典流放，但色诺芬受到斯巴达王一生的庇护，终究因支持儿子为雅典而战并战死而获得母邦赦免。

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极端状态，无疑是人类最卓绝的政治行动，作为古希腊民族圣经的荷马史诗的叙事背景，就是一场毁灭了一个城邦战争，苏格拉底参加的“伯罗奔半岛战争”，也是一场事关雅典城邦生死存亡的战争，苏格拉底在“岱利壅战役”和“波提达亚战役”中的“王者气度”表明，他是真正知行合一和德行一致的政治哲人。尼采从 1868 年开始，凭借第欧根尼研究正式步入其学术生涯，1870 年以来，又依据第欧根尼的“苏格拉底传记”深入研究了“苏格拉底与欧里庇得斯”的关系主题，他绝不会对第欧根尼所记述的苏格拉底参加这三次战役的情形熟视无睹。如丹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所言，“尼采的核心关注，即他对苏格拉底的关注”，“尼采从未停止痴迷于苏格拉底”。

因为，未曾以“战争”为主题的哲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哲人，而让“战争”成为主题的最直接方式，莫过于直接参与战争，尽管直接参与战争不一定就是让“战争”成为主题的最佳方式。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对“普法战争”的前景深感悲观，却完全有理由避免参战的尼采，毅然要求参战并且尽管只能作为随军护士短暂服务于战事，是深受了苏格拉底的影响，当不是过分之辞。尼采只是作为随军护士短暂服务于战事，但他毕竟切实参与了战争，至关重要的是：尼采正是从这一现实的政治行动中获得了其哲学的核心观念“权力意志”。

三、哲人与“战争德性”

第欧根尼记述的苏格拉底的战争事迹，柏拉图在其《苏格拉底的申辩》《会饮》《拉凯斯》三篇对话中也有所提及，尽管第欧根尼说他的记述来自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弟子阿里斯提波而非柏拉图。然而，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最有理由记述苏格拉底战争事迹的色诺芬，却对苏格拉底的战争事迹只字不提，非但如此：在色诺芬列举苏格拉底的德性时，没有提及“勇敢”（manliness），这种战争的德性。色诺芬只有一次提及苏格拉底作为战士的高贵行动；他说，苏格拉底“在公民生活和战斗中”都表现出他的正义（而非勇敢）；他列举了苏格拉底表现在公民生活中的四个从属于其正义的例证，却没有举出一个苏格拉底表现在战争中的从属于其正义的例证。苏格拉底是和平之人而非战争之人。当然不消说，一个和平之人与和平主义者并不是一回事。

苏格拉底在“伯罗奔半岛战争”中参加了三次战役，说明他的确不是“和平主义者”；作为“和平之人”的苏格拉底之所以参加战争，当然是为了服从雅典城邦的法律。与苏格拉底一样，尼采也不是“和平主义者”，因为，他不仅作为随军护士参加了“普法战争”，而且宁愿作为战士参战；与苏格拉底一样，尼采当然也是“和平之人”，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对战争的前景深感悲观；作为“和平之人”的尼采之所以参战，是为了克西玛所谓“普鲁士人的德意志权力”，是“为德意志尽责”。然而，如前文所言，战后尼采“关于德国的胜利”不仅“宁愿闭口不提”，还将德国民众眼中“德国的胜利”，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洞穴”中被缚的囚徒眼中火光映照在洞壁上的影子等而同之，这说明哲人尼采关于“战争”的看法完全不同于德国民众。德国民众关于“战争”德性的看法与雅典民众一样，都是追求“胜利”的“匹夫之勇”，这当然不是哲人尼采的德性。

如前文所言，孔子的弟子冉有将自己的军事才能归功于孔子，可尽管身处贵族制没落时代的圣人孔子，却从未以苏格拉底和尼采那样的直接方式参加过任何一场战争。相较于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孔子不仅“不语怪、力、乱、神”，而且“子之所慎：斋、战、疾”——“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这说明，孔子和苏格拉底或尼采一样，不仅不以“匹夫之勇”为德性，甚至主张“临事而惧”。然而，孔子的“临事而惧”与“好谋而成”一体两面：“夹谷之会”，孔子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不战而收归“郓”“汶阳”“龟阴”三地之田； “坠三都”时，孔子又指挥鲁大夫申句须、乐颀大败费人；可见，无“匹夫之勇”的孔子，却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

我们知道，“夹谷之会”在鲁定公十年，孔子 52 岁，“坠三都”在鲁定公十三年，孔子 55 岁：如果孔子在“坠三都”之役中表现出的军事才能，不可能得他自此前具体的战争实践，那么，和苏格拉底一样，他一定是通过研究他人的战争实践而获得了“关于战争的知识”。我们知道，“坠三都”后一年，56 岁的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少正卯”——孔子当然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不但指挥战争，还具体地发布命令杀人，他也有一颗“冷酷的心”。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三月后，鲁国有大治之象，孔子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

所谓物极必反，齐国的美人计凑效，“桓子卒受齐女乐；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从定公九年“为中都宰”算起，到定公十四年去鲁，孔子真正参与鲁国政事只有 5 年时间。孔子参与并一度主持鲁国政事是为了“治国”，苏格拉底参加三次战役是为了服从城邦的法律，尼采服务于战争是“为祖国效力”——真正的哲人与城邦或祖国休戚与共。

结语

苏格拉底和尼采作为“匹夫”直接参与战争，与“摄相事”的“大司寇”孔子运筹帷幄指挥战争，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政治哲人参与包括“战争”这种政治的极端状态在内的具体政治实践，终究只可能是一种短暂的“政治”行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尽管真正的哲人都不是“和平主义者”，但真正的哲人都不以“匹夫之勇”为其德性。真正的哲人明白，民众眼中的“胜利”，终究只是“被缚的囚徒眼中火光映照在洞壁上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