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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 大明朝首席流氓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有一天，独自在金殿上散步，回想当年起兵时的情形，不觉哑然失笑，脱口而出：“我本是想沿江掳掠一些财物，哪想到居然掳得这个皇位，真是出人意料之外！”洋洋得意，美不胜收。 猛一抬头，忽然看到一个油漆匠，正在梁上粉刷，自觉失口，立即命令那个匠人下来，但连呼几声，那个匠人却毫无反应。又叫人大声呼唤，那个油漆匠方才下来，拜倒在地连声请罪：“小人耳聋，罪该万死！”朱元璋一笑乃罢。 草民能够在中国青史留名其实不多，可惜这个匠人留事未留名，着实让人遗憾，可仅此一事足以让狼毒先生对这个油漆匠充满敬意，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一句装聋作哑的话就能化险为夷，证明他已经把专制制度下的生存之术研究得出神入化。 表现贪婪之心方能取得暴君信任 当年，秦王赢政想攻取楚国，老将王翦认为非六十万大军不可。赢政嫌这老头儿胆子太小，于是命另一个将军李信率二十万人伐楚，结果大败而归。赢政无奈，只得请王翦再次出征，王翦依然坚持六十万大军伐楚的主张，赢政这次一口答应，还亲自送行到灞上。 王翦临行前，索取许多田宅，赢政有些不高兴：“将军就要出征了，还愁什么穷困呢！”王翦回答：“臣为大王将帅，即使有功，也不会封侯，故趁大王高兴，及时要些田产，留给子孙。”赢政大笑而去。王翦率军到了潼关，又接连五次派人索取田宅，有人劝他：“将军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怕会得罪秦王。”王翦微微一笑：“你有所不知，秦王生性猜忌，对谁也不相信。如今将国中兵力都交付给我，我如果不多要些田地留给子孙，以示决不背秦，怎能让他不猜疑呢？” 秦国之所以取得天下，靠的就是人才，从王翦身上我们就看到，他不但是一个称职的统帅，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天才，这种洞察力是很少有人兼备的，他知道贪念是取得君王信任的最佳筹码，如果不表现出贪念，即使灭了楚国，他也难免不招惹杀身之祸。 在中国历史上韩信就是一个光讲军事不会玩政治而导致身败名裂的例证，论才能，“连百万之军，战必胜，功必取”，古今名将有几人？论战功，无韩信焉有汉朝数百年基业？可是，韩信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只能打零分的学生，如果他在前辈王翦身上学一点生存术，决不会身首异处的。 既得利益集团是极权政治的中流砥柱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阴谋史和贪污史。忠不忠，看贪功；贤不贤，尾巴朝前。君王的统治本身就是靠贪官和一群摇尾小人维系的，有些君王甚至亲自助贪，晋武帝司马炎看到舅父王恺比富比不过他的荆州州长石崇，从宫中送来奇珍异宝怂恿其比试。有一个贫困县，老百姓住的房子甚至连窗户都上不起，可是官员的高级别墅一幢接着一幢，竟相豪华。 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不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有谁肯为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狗屁王朝卖命呢？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英明的玄烨大帝，就公开承认，绝对不贪污的官员根本没有。以贪污为中心的官员们的结合，形成一个只有中国才有，而其它各国所无的‘官场’和官场特有的意识形态，在官场中，以善颂和善祷和不负责任为第一要务。” 有人津津乐道朱元璋肃贪，其实是睁眼说瞎话，流氓起家的朱元璋是一个杀人狂，贪污和谋反是他杀人的两大借口，如果有人感兴趣，不妨统计一下，明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贪官最多的一个王朝。专制愈烈，贪污愈凶，这是极权制度下的死结，魏忠贤也好、和珅也罢，都是“盛世明君”的第一忠正贤良之士，他们的生存之术就是取媚一人即无往而不胜。 梁启超先生在分析中国人民族性格时说：“夫既竞天择之公例，惟适者乃能生存。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之人，即其在社会上占最优胜之位置者也。”诈伪与卑屈最能体现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明哲保身乃专制制度下官场秘籍 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大夫，越国战败以后，他追随越王姒勾践到吴国做人质，在吴国，勾践依靠范蠡的智慧多次化险为夷，最终回到越国。回国后，勾践卧薪尝胆，在范蠡和文仲两个能臣的辅佐之下终于灭掉吴国，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个霸主。范蠡与文仲对越国功莫大焉，对勾践恩莫大焉，但范蠡认为，在盛大的名位之下，是难以长久安居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王朝更迭之后的常例。于是，他带着家人出去做生意，成为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所以，范蠡是生意人的偶像而不是政客的楷模。 张良曾多次解刘邦的累卵之危，“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汉王朝的头等功臣。刘邦立国之后，张良却追随赤松子学道，不问政治。司马光赞扬张良说：有生就有死，犹如有白天就有黑夜。从古到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以张良的真知灼见，足以了解神仙的事不过是虚幻的，但是他仍宣称要追随赤松子，自有原因，说明他具备高度智慧。功名是人生最难处理的事情。诚如刘邦所称道的，汉王朝开创基业的三位杰出人才，韩信全族屠灭，萧何投入监牢，都因为他们已经达到权力的颠峰，而仍不知道停止。所以张良才假托神仙，放弃现实世界，把功名看成身外之物，把荣耀抛在脑后，所谓“明哲保身”，张良正是一个光辉榜样。 老子云：“功成身退，天之道。”这是古今政治学说的最伟大的概括，不同的是，在民主制度下遵从“天之道”会产生华盛顿这样彪炳千秋的伟人；在专制制度下遵从“天之道”只能出现范蠡和张良这样的缩头乌龟，其根本原因在于“道”同而“天”不同。 明哲保身是中国人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它的副产品就是因循守旧、冷酷自私、麻木不仁和不负责任。“数千年以降，遂使中国社会越来越缺乏正义感和道德勇气。”柏杨先生说“在明哲保身哲学引导下，中国人养成一种神经质的恐惧，唯恐惹祸上身，以致连自己应有的权利都不敢挺身保护，中华民族遂变成一个畏葸的民族，使人痛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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