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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更化，发生于王安石变法十余年后，是北宋新旧党争全面爆发的一个转捩点。 神宗病逝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病逝变法派失去后台，由子赵煦年幼即位，是为宋哲宗，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掌政。这一年保守派司马光执政，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几尽罢新法，“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史称“元祐更化”，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如蔡确、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全被贬黜。其中蔡确被贬至岭南（今广东），最后死于新州，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 新法废除 事实上至元祐更化之前，变法已进行十余年，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人物，大都认为，新法有利有弊，如免役法与差役法相比较，还是利大于弊，即使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但也有真正便民、利民之处。苏轼认为免役法确实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但司马光自始至终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除新法之彻底，实在是带有十余年来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个人仇恨情绪。苏轼认为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苏轼将自己在密州实践免役法的好处告诉司马光，但司马光执意如此，一意孤行。苏轼十分愤慨，回家后，怒呼：“司马牛，司马牛！”。苏轼在给杨元素信中提到：“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苏轼）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王夫之批评元祐诸公“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 新法恢复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掌握大权，改元“绍圣”，意为承绍圣人（“神宗”），哲宗全面否定元祐更化，大力打击元祐大臣。王夫之称哲宗亲政后，“在位十四年中，无一日而不为乱媒，无一日而不为危亡地，不徒绍圣为然矣。” 后果 如此“人治”因人易政的反复变换使得民众与官员无所适从，对未来惶惶不安，使不管好与坏的法律都效果大减，北宋末年的党争进入不可收拾的余地沦为意气与仇恨之争而非政策讨论，直至北宋灭亡。 更多历史，敬请关注王昆明细说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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