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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代谢肇淛撰《五杂俎》卷十六载：“东坡与温公论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温公不谕其戏，曰：‘鳖安能厮踢？’曰：‘是之谓鳖厮踢。’” 所谓“鳖厮踢” ，其实是苏轼即兴发明的一个新词儿。鳖，俗名甲鱼、脚鱼、团鱼。“厮踢”，就是厮打踢蹬。了解鳖的习性的人都知道，它遇到情况时不会和对手厮打，只会一个劲儿地往泥里钻，同时不顾一切地用后腿胡乱踢蹬，行为十分愚蠢可笑。于是，苏轼就用“鳖厮踢”来讽谑司马光对变法派不分好歹的胡乱攻击和打压。 苏轼的这个比喻确实很生动贴切，很快就传开了。人们背地里都用“鳖厮踢”来笑骂司马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只会瞎厮踢的老甲鱼！这个词儿后来被推广沿用，成为无端批评指责的代名词。钱锺书在《管锥编》里就讲“学者观诗文，常未免于‘鳖厮踢’，好课虚坐实，推案无证之词，附会难验之事”。 《五杂俎》这部笔记里还说：“一日，相与共论免差役利害，偶不合，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可见苏轼与司马光论事不合，是关于差役法以及王安石变法的争论。而且苏轼内心很有些气愤，当面只用“鳖厮踢” 讽谑，回家就气得不行，连呼“司马牛”。也就是说你司马光简直就是一头犟牛！看来，苏轼对司马光的批评还是很尖刻的。 按一般见解，凭苏轼和司马光关系，他应该是不会这样对待司马光的。司马光比苏轼大二十多岁，与苏轼的父亲苏洵同辈份，而且关系很好，苏轼母亲程夫人的墓志铭就是司马光撰写的。苏轼兄弟参加的最重要制科考试，司马光就是他们的考官，按规矩也就是苏轼的恩师。最重要的是，苏轼因为批评王安石变法而遭受党争迫害，坐牢贬谪，是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才把苏轼召回朝廷任职的。苏轼自己也称 “从游司马光二十年”。那么，苏轼为什么会如此讽谑司马光呢？ 这其实是因为，司马光在重新执政后，对王安石变法派的打击迫害和对新法的一概否定废止、实在是搞得太过份了。 就拿这回苏轼和司马光争论的“免役法”来说，“免役法”是对宋初定下的的差役法的改革，即把原来按照主户户等轮充差役的办法改为当役者交纳役钱，然后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这样一来，免役钱就逐渐成为国家财政中的一笔固定收入。苏轼认为这项改革还是比较可行的，大多数老百姓也都很赞成，继续推行完全可以富国强兵。但司马光偏偏听不进苏轼的正确意见，非要一杠子打翻，绝不通融。 不仅如此，司马光还实行了“两光”政策： 一是要把新法全部废除光。他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是“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他甚至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要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就是将新法全部废除，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司马光就限令开封知府蔡京依，必须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他迫不及待地废除了“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 司马光如此“革新布旧”，操劳过度累病了，居然还念念不忘没有废除“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不无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 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接着，守旧党们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 “将官法”。 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新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守旧主张，他这样做对社会的危害，比熙宁以前还要严重。国家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都在保守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二是要把新党赶“光”。朝廷中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官员被贬，凡是新党成员都要一一清算。其中吕惠卿被贬建州，一贬就是九年，其间他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是对朝廷不满。与此同时，司马光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进行过批驳，司马光就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当时凡是被列为王安石的亲党和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搞得官员们人人自危，惶惶不安。 对于司马光的如此做派，正直的苏轼当然就顾不得长辈、师生和恩公的关系了，他不能不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苏轼用“鳖厮踢” 讽谑司马光，确实是对其顽固保守的绝妙讽刺。 苏轼之所以这样批评司马光，不仅因为他为人率真正直，无论老臣官吏，包括司马光和王安石，凡有不当言行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揶揄讽谑；更重要的是，苏轼的从政精神是和那些搞党争的官员截然不同的。他不会站在党争的立场而罔顾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他对朝政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秉公而论。在王安石变法中，苏轼曾经率直地批评其过失，哪怕是因此而获罪也不屈服；但对变法的正确举措，他还是表示赞成的。当司马光执政后一概否定新法、一味打击新党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昧着良知苟且，哪怕是落得两面都得罪。本读书人曹宗国认为，苏轼对司马光的讽谑批评，是一位正直士大夫应有的表现，实在难能可贵。 苏轼对司马光把国是政见之争搞成党争派斗的做派作过尖锐批评，但他对司马光还是保持着应有的尊敬的。司马光去世之后，苏轼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还写了长达数千言的《司马温公行状》，对司马光的品德学问有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苏轼为人处世的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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