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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叶燮 年代清 解读 罗时进 叶燮（1627-1703），原名世倌，字星期，号己畦，吴江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十四年任宝应县令，以“伉直不附上官”，于十五年（1676）五十岁时罢官，即隐居不仕。晚年寓居吴县横山，人称横山先生，是清代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主要著作有《己畦文集》《己畦诗集》《汪文摘谬》等。《原诗》附于《己畦文集》内，后来丁福保编入《清诗话》中。 叶燮出身于文学世家，如果连同其本人的话，已经是三代进士了，父亲叶绍袁是明末颇有声名的文学家，母亲沈宜修为名门出身的女诗人。文学家族的滋养，使他具有了深厚的诗学学养，在《己畦文集》卷八《百家唐诗序》中曾有谓：“贞元、元和时，韩柳刘钱元白凿险出奇，为古今诗运关键。后人称诗，胸无成识，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这一精辟的分析道前人所未道，显示出对诗史的独特认知。 《原诗》写成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其时叶燮正好六十岁，落职回吴中后，已经有了沉潜阅读十年的经历了。而就在正式撰著之前，他曾有过一次南海远行，其间与王士禛有交游。返回江南后，他即赴京口拜谒张玉书，为其《西南行草》求序。这些文学活动对《原诗》的写作是否有一定的触发作用，尚不易论定，但可以确认的是，《原诗》是一部经过文学与文化思考、沉淀、积累的著作。 书名取为“原诗”，颇见其欲对诗之本义要旨、诗之发展源流加以推原、探讨的用意。全书分内外篇，共四卷。沈珩《原诗叙》说：“内篇，标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这是对《原诗》体例的精当概括。宋代以后的诗话，以笔记、随感式为主，闲言片语的记载亦复不少，见感悟而少体系。叶燮的《原诗》则是“变其体来论诗”，即改变传统的诗话体式，以论说的姿态，建立一个有文学理论意识的认知框架。就此而言，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文论作品中，刘勰的《文心雕龙》之下，当推《原诗》为最具有严密逻辑思辨和完整理论体系的著作。 《原诗》最具价值的是提出了独到的诗史观。长期以来“正变说”在诗史发展论中影响很大，到明代则成为主流话语，而叶燮认为诗歌的发展是“踵事增华”“因时递变”。针对明代拟古主义“《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黄初；其余诸体，必唐之初、盛而后可”的强势观念，叶燮指出：“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他认为诗歌发展是按照一定规律变化的，从根本上说乃“时有变而诗因之”，“变”是必然的，是发展性的。因此，时代应有其时代的特点，而诗人也应有自己的特色，正所谓“盛唐诸诗人，惟能不为建安之古诗，吾乃谓唐有古诗”“惟子昂能自为古诗，所以为子昂之诗耳。”由此叶燮消解了前人在“正变观”上附加的价值判断，回归到文学史、诗学史的内部与外部统一作用的机理中，其见识超出前人与时人。 叶燮在诗歌创作论上注意到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偏执于某一方面。他认为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应是“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的”理、事、情。“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他进而阐释说：“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一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概言之，“理”是指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事”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情”是指事物的情状和人文内涵。那么，如何表现客观世界的理、事、情呢？叶燮以为“才、胆、识、力”是说理、叙事、抒情的主观条件，这四方面应综合起来，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共同构成创作主体的“胸襟”，以取得创作效果。 叶燮以辩证的态度对诗歌审美问题进行了讨论，其提出的“对待”说尤具新意。以审美上“陈”与“新”这一对矛盾来说，他认为“夫厌陈熟者，必趋生新；而厌生新者，则又返趋陈熟。以愚论之：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接着他分析道：“陈熟、生新，二者于义为‘对待’。‘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大约对待之两端，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者也。”说到底，他以为能够“书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即为美，“陈”与“新”不是判断的标准，若执之其中一端而不明白“对待”的辩证内涵，则不免偏颇了。 叶燮的《原诗》出现于清代文化兴盛的时期，有着对明代复古主义思潮的批判，也有对清初矫枉过正的反思。这种批判与反思有其个人的“才、胆、识、力”的因素，也有历史环境和江南文化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原诗》属于叶燮，也属于其身处的那个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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