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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一二二三 北宋军制特点及其弊端  北宋疆域地图 终两宋四百余年，已经给人们留下经济巨人、军事懦夫的既成印象。现如今也有许多学者统计宋、辽、金、元史，发现两宋对外战事实际上胜多败少，威名强势如唐却是胜少败多。这些所谓的战事统计实则没有任何必要，且不说将一些蝇头小胜计算在内，对比两宋所遭受的历史命运就知其军事力量的相对薄弱已是既定事实，完全不需要用过多的具体数字说明。 两宋的经济文明等方面以后著文再述，这里主要一同了解北宋的军事实力方面。这篇文章将从北宋的军制谈起，试图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阐述北宋中后期军力不振的大体原因。 一、北宋兵制的特点 北宋的军事制度相较于之前的汉家王朝破位不同，总体上是在吸取了中晚唐以及五代十国时期军镇割据的教训基础上发展而来。自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中央朝廷逐渐失去取各地节度使的控制，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割据藩镇自立，掌握兵士粮钱大权，俨然蜕变为独立王国。这种形势越演越烈，兵将骄悍，“兵骄则逐将，帅强则叛上”，中原地区近百年得祸于此而动荡不安。 宋太祖赵匡胤正是出身于将门之家，父祖几代人亲身经历了五代政权的持续更迭，而且他也是通过这种以下逐上的方式取得了后周政权，深知也深感这中更迭背后的历史原因。因此当其灭掉其他割据势力后，形势已定之时便立即实施了废藩镇、释兵权等一系列措施，收缴地方军将的权力于中央，并且将这种方式以制度的形式传承。其弟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颁发诏书“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表明将继承并延续赵匡胤的基本治军政策。这些政策经过归类以及补充，逐渐形成了北宋的军制特点。  宋太祖赵匡胤 其一为限制军队将帅统军权限。此举将天下兵权尽收缴于中央，设置了掌管军事的最高机构枢密院，而军队精锐禁军则由三司统辖。“国朝兵权，隶于三衙，本之枢府。枢府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征召出兵之事由枢密院管理决议，平时的练兵以及征战之事则有三司负责。而这两个军事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使得决议和用兵之权分开，相互间形成制约，完美避免了唐末节度使兵权集于一人的局面 其二便是实行将兵分离制度。让驻扎在京师和各地的正规军禁军之间相互制约，同时采取更戍等方式迫使兵将分离，兵士和基地分离。宋神宗赵顼曾言“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患。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内外兵将相互制约，采取异地戍守的模式使将领和士兵分开，防止其建立紧密的联系。这种模式下“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至骄惰”，彻底断绝了武将割据的可能性，却也形成了战时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危机局面。 其三为以文统武、以文制武。唐后期的深刻教训迫使宋朝诸帝有意提高文官地位，北宋年间征战的最高统帅均为文官，这一局面在“靖康之变”后才出现了一定的改观。文官地位的提高意味着武将地位的没落，北宋初期剥夺了开国大将的兵权，在这些将领能打下更大功绩前就让其归乡返田，这也是为何北宋开国将领名声远不及汉唐明等朝。随着这一批最有可能留下显赫军功的将领退出历史舞台，北宋武将地位一落千丈。基于宋开国的经验以及五代的教训，整个宋朝的兵制处处透露出一个“防”字，兵权的分散，将帅的压制，这点正是了北宋军力先天性的缺陷。 其四便是不定时招收流民从军和罪犯充军。赵匡胤的初衷是“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认为这种模式下既不缺兵源，也有效防止了灾年流民叛乱。荒年招兵在北宋诸君的继承下逐渐形成一个主要的军事募兵制度，将被迫离开土地以及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以及罪犯等潜在对王朝产生威胁的力量，就这样被吸引并转为维护王朝统治的军事力量。  宋太宗赵光义 二、北宋军制的弊端影响 很关键的一点便是财政支出的负担急剧增大。宋朝开国先天性的不利地理条件，终两宋四百余年时刻面临着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面对残破的国防地理条件，宋朝不得已采取“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的军事策略，维系重兵依托边境城池防范游牧民族南下。而这种内有禁军、外有厢军的大规模军力模式，却一步步拖垮了北宋的国家经济实力，为北宋王庭带来了极大的财政负担。而且随着上述第四条政策的实施，禁厢军总兵力呈直线上升趋势，从开宝到庆历年间不足五十余年的时间内，总兵力从三十七万八千上升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随着总兵力上升，财政压力增大，兵源素质战斗力却是逐年下降。 同时，除了这些雷打不动的历年军饷投入，宋廷还需要承担每三年轮换戍守边境禁军的巨额军费，甚至造成了“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的现象。虽然两宋经济高度发展，规模宏大，承担起如此繁重的军费也时常捉襟见肘。 另外受到最为直接影响的便是武将能力的不足和军力的衰弱。北宋一代几乎很少留下家喻户晓的军事将领，随着而来的便是将领功绩的不足，这些很大程度上源于北宋推行的“崇文抑武”政策。曹彬虽然被誉为宋初名将第一,两次出任枢密使,也不过是仅仅遵命而行，难有较大的自主权利;名将狄青即便战功卓著,凭功升任枢密使,但最终仍是被贬斥陈州，甚至“每月两遣中使抚问”,以监视其行动，可怜狄青一代名将被迫“惊疑终日”，不过半年便忧愤而死。  更为苛刻的是兵士与将领是长期分离的。虽然彻底铲除了将领叛乱的可能性，但其弊病显而易见。每临战时“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将领于士兵之间长期的隔绝，缺乏对士兵素质、装备、数量、训练等基本的了解，毫无凝聚力和战斗力可言。这样的军队遇到战斗，相互间的不了解不信任导致难以做出战斗决议而常错失战机，“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胜利就根本无处可谈了。 最为直接的影响便是兵源素质的下降了。宋初对于禁军的选拔相当严格，然而随着宋太宗之后对于收复燕云之地的信心和能力丧失，军队逐渐失去了锐利进去的风格，随之兵源选拔也就放松，再加上饥民、流民的参入，士兵的素质便一下千里了，战斗力更无处谈起。 伴随着兵源素质的下降，是宋军武器装备的低劣和匮乏。虽然火药发明于宋朝，且被运用于军事，可却并未能发挥这种神器的完全功能。宋军武器制备除了太祖、太宗、神宗三朝外，兵器甲械等制造问题层出不穷，“诸州所造器械,数不少矣……然而铁刃不钢,筋胶不固,长短小大多不中度”,“精好堪用之器十无一二”，这种武器的劣质程度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更为关键的是宋军马匹的极度匮乏，宋朝是所有汉家王朝骑兵数量最少的，北宋年间相对较好东拼西凑也只有十余万，尚不足大唐三分之一，这种铁骑重器的缺失也是宋军战斗力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宋郡县图 三、结语 每个新的王朝都是建立在前朝崩溃的基础之上，开国之初也会相应的根据前朝灭亡的教训制定新的举措。宋朝紧紧承接着唐中后期以来的混乱局面，为了解决这个阶段的罪魁祸首的根源，宋朝统治者建立了一系列措施来治理军队。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改革变动在王朝初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国家统一战争中得到了积极的体现。然而又伴随着矫枉过正的问题以及不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展，这些军制出现了较大的弊端。再加上宋朝国防地理方面的先天性畸形，以及骑兵部队的缺失，迫使宋军在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时长期居于下风。 宋之亡可以说完全是军队的败亡导致，宋朝的内部建设以及经济发展均取得举世曙目的成就，唯独国情的限制导致军事实力长期不振而其极为憋屈。由此而知，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国防军事实力建设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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