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讲座 | 邓派篆书流变（四）

　　2.篆书《诗人好事七言联》

　　莫友芝的青年时代是在贵州度过的。按常理来讲，身处这样一个文化、学术氛围都较为落后的边陲地区，是很难在艺术修为上达到高水准的。这是由客观的地域环境决定的。但他最终能于清末书坛中异军突起，并占有一席之地，与其先天的性情、禀赋和后来的人生经历以及多年的勤奋积累是密不可分的。莫友芝出生于书香门第，幼承庭训，名震乡里。他21岁中举后屡试不第，中年入曾国藩幕，此后寓居金陵多年，遍游江南，结交多方名士。从偏僻的家乡走出，他面对的是精彩纷呈的大千世界，秀丽如画的山川景致使他的内心一片澄明；师友间的问道交流、品第古今，是何等风雅！在那个看重功名的时代，科考的不如意对于他而言或许更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可以避开官场的争权夺利和逢场作戏，从而保持性格上的独立与真切。这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是尤为珍贵的。

　　学术与书艺兼擅往往是传统文人的特点。学术的精深以及独特的思考方式对他们的书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也相应地拓展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在莫友芝的篆书中，我们就可以明显感受到浓郁的书卷气和随处可见的创变意识。生动鲜活而又古茂狷狂，古拙与奇巧相互生发，所谓文人之风骨、艺者之垂范一览无遗。

　　在篆书一隅，莫友芝与邓石如乃至更早的清代书家相比，在笔法上始终多了几分飞扬洒脱的动态美。他在清穆古雅的篆书线条中巧妙而自然地流露出强烈的行草笔意，使作品在整体气韵上趋逸去拙、超然尘表，而这种“草篆”的创作意识必然是受到了明末赵宧光的深刻影响。在晚明的浪漫主义书风中，行草书是当时的潮流，赵宧光将这种浪漫自由的精神付诸于篆体，这本身就是极具创造力的。可以说，这是对传统“二李”风范的最大突破。他独立的艺术语言和敢于突破前规的变革精神对于莫氏而言，是有极大触动的。通过对“草篆”的成功借鉴，莫友芝不仅打破了邓石如笔法的笼罩，在面貌上独树一帜，更由于他本身雄厚的篆隶根基，在行书笔意的催动下展现出“古质”与“今妍”的完美融合。若单从其作品的艺术水准而论，已非赵氏所能及也。

　　莫友芝这件《诗人好事七言联》（见上图）即为其“草篆”之代表作。联语曰：“诗人例合三闲月，好事家藏万卷书。”与普通对联书法不同的是，在章法上，作者并没有将上下联的字在位置上左右对应，而是根据每个字繁简、长短的不同情况自然安排，不刻意追求整齐划一的形式，故而上联疏、下联密。虽然在视觉效果上显得有些参差突兀，但也可视为行草意趣的体现，流露出莫友芝不计工拙、落拓逍遥的大自在精神。这种“不破不立”的过人胆识和轻松自信的创作心态，又有几人能至？此联在书写时，想必作者的兴致极高，下笔果断圆劲、浑穆朴茂。“诗”“合”二字的长画起笔慢，行笔迅捷，未至中部即飞白尽显，墨色由润渐枯，似飞流直下，一泻千里；到收笔时又能停蓄藏锋，自然点到，不刻意回护，略呈方势，有天真率性、意犹未尽之妙。又如下联“书”字的长横，首尾实，中部迅速掠过，本极易出现“中怯”之弊病；然细观之，则会发现落墨虽少，但力量丝毫不弱，且与上、下两横的沉实丰厚形成了黑白、强弱对比。在整个字中，此处的“虚”正是于密中而疏，可称神来之笔。莫友芝在线条质感的塑造上也是颇具亮点的。在他的笔下，各种点画在粗细、曲直上的夸张感非常明显，几乎所有的横都具有轻微的弧度，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板滞，增强了气息的流动性。比如“家”字，“宀”极尽弯曲，两侧的竖画与“豕”相背而立，内部空间的大小由纵向笔画的弧度决定，疏密有致，笔法顿挫而具生涩感，不以姿致取容，古拙有金石气。其结构内松外紧，并不刻意伸展，重心略向右移，满纸稚趣。不过，由于行笔的规律都是由左向右，故而作品中大部分的字在用墨上也是左厚右薄。若纵观全局的话，这种用墨的方法就显得有些程式化了。

来源：《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