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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又称对联或对子，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已成为历代人们所喜爱的一种文学表达方式。追根溯源，楹联起源于何时;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哪些息息相关的内容;创作时应注意哪些原则性的问题，也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 楹联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据史料记载，楹联大概起源于唐或五代年间。清代学者梁章钜所著《楹联丛话》的开宗明义第一篇就讲楹联是如何起源的，他说楹联起源于春联，后蜀皇帝孟昶所写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第一副春联是否起源于孟昶值得商榷，但据此可以推出：楹联是由上层社会传播的。敦煌研究院研究民俗学的谭婵雪女士，根据敦煌写本遗书的材料推论出，门联在唐朝就已经出现，并认为有一些对偶句是被当作桃符使用的，而桃符可以说是春联一种变形的“祖先”。这就是说，春联起于民间。 在中国古代，每逢春节时的正月初一至十五，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会贴一副类似对联的东西，原来是贴一些带有福禄性质的吉祥话，这就叫做桃符。区别于现代西式建筑的单扇门，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多为两扇对开门，这跟中国人喜欢讲究对称的审美习惯有很大关系。在民国年间，除大门外，只要不是特别贫穷的人家，里屋也多是两扇门。大门、二门、房门、屋门等无不讲究对称，这就是门联也就是对联存在的基础。那么，对联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至今仍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谭婵雪从敦煌写本遗书的材料中抄出很多对偶词条来，这些算不算春联？ 首先，当时还没有春联这一说法，就像古人不知道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一样。其次，谭婵雪所找到的这些对偶句并不完全是贴在门上的。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材料不足，而且即使对于这些有限的材料，很多学者的解释也是不一致的。因此关于楹联的起源问题，还有待研究。 大概在明朝中期以后，对联、楹联才在社会上盛行起来。当时有人写联话，总是提到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说朱元璋如何喜爱对联。笔者认为，这多是在给朱元璋脸上“贴金”。朱元璋是一个非正规的僧人出身，本身是不是爱好对联，并创造出那么多对联来，实在值得质疑，并且明朝初年楹联还没有真正盛行起来。对联、楹联是在明中期以后才盛行起来，一直到明末以前。它的上款在今人看来，比较有意思。比如，送给平辈朋友一副楹联，上款一般会写成“某某仁兄千古”之类，现在“千古”的字眼多用于写挽联时哀悼，而那时就是送给友人挂在堂屋的。 到了清朝，对联、楹联更加流行起来，特别是清朝中期直至民国年间，流行趋势日趋明显，以至成为当时上层文人雅士爱好风雅的常用方式。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小有家产的人家，不管谁做寿，亲朋好友送的寿联越多，主人脸上就越觉得有光，有时甚至还会自己买上一些。结婚的时候，在旧式的双开门饭店或婚房里也会挂满了喜联，这营造出一种文化的气息。家里的堂屋正墙上也往往挂对联。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地方还一直保留着写对联、挂楹联的风俗，即使到了现在，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也还会使用，比如开追悼会的时候。 学写联语宜从读联话入手 对联、楹联一旦盛行，联话就应运而生了。可以说，联话就是对联、楹联盛行之结果。所谓联话，就是主要的一种丛编性质的对联史料书。它具有丛编性质又有点平易性质，除呈现对联本身内容外，还附有一些介绍、品评对联的话语，比如一副对联是怎么做的？好在什么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品评者很少会指出对联不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说它是“主要”的一种丛编性质的对联史料书？因为现在出版了很多其他新的编制方法的对联史料书，比如“对联大辞典”之类的工具书。但“对联大辞典”往往会有这样一个问题，编纂者只是单纯地将对联呈现在书中，如某年某月某日举行了什么春联评比，获奖作品依次是什么内容，最多再列出获奖作品的作者，缺少联话所具有的一些评价。当然，联话也存在问题，就是上面所说的，做联话的人是不愿意得罪人的，特别是评春联的时候，因此绝大多数联话都是捧场的，到现在依然如此。 对联多了，就会有人评价;评价多了，当然就会推出专著，这就是联话。最早的著名联话，一般认为是清代学者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上世纪80年代，笔者曾对《楹联丛话》进行了标注，然后交由中华书局付印，这就是最早的《楹联丛话》的标点本。《楹联丛话》主要将联话分类为以下几种：故事（可入联史的老资料），应制（如何应对皇帝出题，这在任何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庙祀、廨宇（类似于当今的纪念堂），胜迹，格言，佳话，挽词（挽联是挽词中之一种，主要用于开追悼会的时候），集句集字，杂缀，谐语等。后来的联话常依此安排，萧规曹随。 写好并装裱好的优秀联语，才会被称为楹联或对联。现在讨论的不是楹联、对联，而是里面的内容，即联语。学习作联语，最方便的途径就是先从读联话入手。联话里已经集成了许多典范之作，这些就是初学者入手学习的对象，有些联语之后的品评，也比当代某些“对联大词典”之仅录联语对初学更有用。但应特别注意的是，初学入手时千万别读所谓“神童巧对”之类的书籍。那些书籍常以低级庸俗的材料取悦初学者，如和尚与小姑娘对骂之类，一入此种“魔道”，以后再改就难了。 联语的写作与使用 现在，从几大类联语的写作与使用的角度，略抒己见。 挽联的写作与使用 当代使用联语的场合，主要是追悼会上张挂挽联。一般来说，挽联在会上张挂，是给与会亲友们看的。挽联大都是用白色高丽纸等类纸张书写，稍微讲究一些的会使用宣纸，不加装裱，会后即烧。遇到讲究一些的人家，会抄录下联语，集成“哀挽录”之类的小集子进行刻印，送予亲友留念。个别的人家修墓，在墓道等处立石牌坊，也会刻上认为足以表现逝者功业的挽联，是为特例。将挽联装裱收藏起来的几乎没有，一般人都会认为丧气。图书馆一般也不爱收藏，毕竟是非正规出版物，但笔者建议图书馆应该将这些“哀挽录”集合起来，作为一个小类别收藏，可成为后来者研究联语的史料。 撰写挽联，一般应严肃认真，颂扬逝者，宁可抬高一些，也不能贬低，更不宜株连其他。下面举几副挽联，说明不可效法。民国时期的章太炎先生才华横溢，但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爱骂人”，特别是写挽联，不仅骂一个人还骂一片。民国时期的江苏督军李纯逝世了，章太炎写了这样一副挽联：“尽鼠窃狗偷，举目难逢真国士;空龙盘虎踞，伤心谁吊故将军。”上联讽刺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是“鼠窃狗偷”，下联“空龙盘虎踞”更是将讽刺矛头直指当时的政府。 寿联的写作与使用 近几年来受敬老之风影响，寿联有点儿风行之势。但其适用范围小，一般人等不怎么认它。而且有个问题，过去常言“人生七十古来稀”，但现在“九十还算小兄弟”。联话中可参照者不多，需要一空依傍，自铸伟辞。现举一例，有个学生的老师过70岁大寿，学生写对联颂扬老师像唐宋时期的欧阳修一样有才，岂不知欧阳修才活了64岁。这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尴尬。 凡以寿联送人者，书法要庄重，行书，尤其是草书，绝对不行。篆隶庄重，较为适宜。楷书则颜鲁公体最佳;瘦金书给人软塌塌的感觉，一看就不行。装裱可用淡粉、浅褐等色，所谓“淡粉轻烟”者是也。切忌带蓝色，浅蓝色也不行，这一点在送去装裱时必须讲清楚。就是一般的楹联，装裱时也切忌镶带有蓝色成分的边。这一点常被忽略，必须在送裱时强调一下。 喜联的写作与使用 喜联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通用，一般要用暖色纸书写，装裱华丽，方为得体。有专门的“瓦当纸”可用。瓦当纸可说是主要供书写联语用的纸，有冷暖各色。必须注意的是，在不同场合需使用不同冷暖色彩的纸张。另有一种洒金笺纸，只宜用于喜联、寿联。当代楼房分单元，多为西式房间，难于张挂对联。青年人也大多不喜欢这一套。喜联又常涉及“粉”“黄”等内容，忌讳甚多，很不容易写好。特别是长辈身份的人更难下笔。喜联还得好好装裱，所费不赀，对方还不一定喜欢。所以，一般人很不爱写喜联送人，认为花钱受累不讨好。现举几副常见常用者：“百年歌好合，五世卜其昌”“芝兰千载茂，琴瑟百年调”“鼓琴鼓瑟;宜室宜家”。 撰写联语的人，以及编辑联话者，往往将注意力放在艺术性方面，但是笔者的创作原则是：不求有功，先求无过。因为，中国语言从修辞学角度而言，可能会产生歧义，有多种解释法，所以在写对联时应首先忖度语句及词语，确保在表达自己想要表达之意外，没有其他歧义，否则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尴尬与困扰。现举民国初期梁启超先生的长女梁令娴与自日本归国的外交官周希哲先生结婚的一副喜联为例：“绝代《艺蘅词》，三岛客星归故国;传家《爱莲赋》，百花生日贺新郎。”《艺蘅词》是梁令娴选编的唐诗宋词，“三岛客星归故国”指的是从日本回到中国;《爱莲赋》是说梁令娴的先生姓周，“百花生日”是指农历二月十二，两人是在那天结婚的。当时这副喜联被认为是极好的。那么，这幅喜联好不好呢？笔者觉得绝对不行，跟藏头诗一样，横着读是“绝代”，竖着读是“绝传”，给人以歧义。 对于写联语，笔者总结了六个字：少逞能，多藏拙。 （本文为白化文先生2015年1月11日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一篇演讲，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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