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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十七 何焱林 阎文： 第十七 言安国古文学源流真伪 安国古文之学其传有四，一传于都尉朝，朝传庸谭，谭传胡常，常传徐敖，敖传王璜、塗恽，恽传桑钦、王莽时立于学官，璜、恽皆贵显；恽又传贾徽，徽传子逵，逵数为肃宗言古文尚书。诏选高才生从逵学，由是古文遂行。一传于兒宽，一传于其家。孔僖传所谓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是也。一传于司马迁，迁书所载多古文说是也。东汉杜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后归京师，出?示卫宏、徐巡曰：林游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康成注解，古文之说大备。康成虽云受之张恭祖，然其书赞曰：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则其渊源于安国明矣。东晋元帝时汝南梅赜奏上古文尚书，乃安国所传，其篇章之离合，名目之存亡，绝与两汉不合，赜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谧亦从柳得之而载于帝王世纪，柳得之苏愉，愉得之郑冲，郑沖以上则无闻焉。呜呼，其果安国之旧耶？抑魏晋之间假托者耶？愚尝以梅氏晚出书自东晋迄今，岁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于圣经贤传并立学官，家传人诵，莫能以易焉者，其故盖有三焉。皇甫谧高名宿学，左思三都经其片语遂竞相赞述，况渠实得孔书载于世纪，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书首信于世者皇甫谧之过也。赜虽奏上得立于学官，然南北两朝犹递相盛衰，或孔行而郑微，或郑行而孔微，或孔郑并行，至唐初贞观始依孔为之疏，而两汉专门之学顿以废绝，是使此书更信于世者，孔颖达之过也。天佑斯文，笃生徽、国，孔子之后，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经与序为二，以存古制，一则曰安国伪书，再则曰安国伪书，而为之弟子者，正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乃明背师承，仍遵旧说，是使此书终信于世者，蔡沈之过也。经此三信，虽有卓识定力，不拘牵世俗趋舍之大儒，如临川吴文正公尚书叙录，实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之，盖可叹也夫，可叹也夫。或问曰：子于尚书之学信汉而疑晋疑唐，疑唐犹之可也，乃信史信传而疑经，其可乎哉？余曰：何经何史何传？亦惟其真者也而已。经真而史传伪，则据经以正史传可也；史传真而经伪，犹不可据史传以正经乎？或又曰：晚出之书其文辞格制诚与伏生不类，兼多脱漏，亦复可疑，然其理则粹然一出于正，无复有驳杂之讥，子何不过而存之乎？余曰似是而非者孔子之所恶也，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朱子之所恶也，余之恶夫伪古文也，亦犹孔子朱子之志也，今有人焉，循循然无疵也，且斌斌然敦诗、书也，说礼、乐也，而冒吾之姓以为宗党，其不足以辱吾之族也明矣。然而有识者之恶之尤甚于吾族之有败类，何也？吾族之有败类，犹吾之一脉也，乃若斯人固循循然，固斌斌然，而终非吾族类也，吾恐吾祖宗之不血食也。伪古文何以异此？善夫，欧阳永叔之言曰：自孔子没有至今二千年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愚亦谓自东晋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阎若璩为是说矣。况复若璩之前有文正朱子焉？朱子之前已有吴氏棫焉，文正之后又有归氏有光诸人焉，其可援之以为证者不为不众矣。呜呼，先儒先正之绪言具在，其尚取而沉思之哉。 按孔子世家，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司马迁亲与安国游，记其蚤卒，应不误。然考之汉书，又煞有可疑者，兒宽传：宽?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案汤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传：天汉后孔安国献古文书，遭巫蛊之难未施行。案巫蛊难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汉制择民年十八?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则为之师者又长于弟子，安国为博士，时年最少如贾谊，亦应二十余岁矣，以二十余岁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献书，即甫献书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为早卒乎？况孔氏子孙都无高寿者，不过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谓之早卒，何独安国而夭之乎？颇不可解，又安国大序谓：得壁中书悉上送官，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采摭以立训传，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用不复以闻。是献书者一时，作传毕而献者又一时也，作传毕而欲献，会国有巫蛊，则初献书时未有巫蛊，何不即立于学官？而乃云以巫蛊遂不及施行邪？盖伪作此书者知两汉秘府有古文而无训传，今又并出训传，不得不迁就附会其说以售其欺耳。 又按史记汉书儒林传，似孔安国在当时实兼今文古文尚书而通之，其为博士时自当授弟子以今文，所谓盖禄利之路然也，至别有好古之士如马迁都尉朝，方从安国问古文，所谓古文颇不合时务是也。兒宽初事欧阳生治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以试第次补廷尉尉史，此非经学既明而得禄之验乎？本不当系宽于安国古文之下，但近代有汉儒授经图，于欧阳生今文及安国古文下俱各系以兒宽，余偶因之未暇改正云。 又按：余尝疑安国献书遭巫蛊之难，计其年必高，与马迁所云早卒者不合，信史记蚤卒，则汉书之献书必非安国。信汉书献书，则史记之安国必非早卒，然马迁亲从安国游者也，记其生卒必不误者也。窃意天汉后安国死已久，或其家子孙献之，非必其身，而苦无明证，越数载，读荀悦汉纪成帝纪云：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武帝时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于安国下增一家字，足补汉书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谓作传毕，会国有巫蛊，出于安国口中，其伪不待辩矣。 又按：郑康成书赞曰：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见孔颖达疏。先师棘子，字颇不可解，徧检南北监本及近刻常熟毛氏本俱然，询诸四方同人，亦无从辩析，越数载，读水经注淄水引郑志曰：张逸问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郑康成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也。始悟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子字读属安国，然不曰孔而曰子者者何也？隐十一年公羊传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冠以子者，他师也。康成自以渊源于安国，故冠子于安国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别于孔子也，此正康成之经学之典且精也。 又按：史记儒林传叙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此指安国通今文。下另叙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国，颇为明白，班固于周霸三人省去孔安国，专归古文，则安国非伏生一派，而史及之为赘，甚失却迁之意，此亦班马异同所当知者。 又按：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儒林传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古文，盖初置此官而安国即为之，何者？元狩五年癸亥上距博士时乙卯凡九年，后又几年至临举淮太守，遂卒，此安国生平之历宦也。向云为博士年二十余，则谏大夫时年三十外，卒于郡太守应亦不满四十，与孔氏他子孙异，故曰蚤卒，此安国之寿命也。博士秩比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由比六百石迁比八百石，由比八百石迁二千石，此安国之禄秩也。史传易多抵捂，独此事考之无不协，亦一快云。 又按：吴文正公尚书叙录信可为不刊之典矣，然其误亦有六：一谓孔壁真古文书不传，不知传至西晋永嘉时始亡失也。一谓舜典、汨作、九共等篇为张霸伪作，不知此乃孔颖达之妄说也。一谓汉志古经十六卷即张霸伪古文书，不知汉志乃四十六卷，非十六卷，且即真孔壁书，非伪书也。一谓梅赜书并书序一篇为五十九，不知定著仍五十八篇，序已各冠其篇首，不复为一篇也，一谓唐撰正义，自是以后汉欧阳大小夏侯氏所传者废不复行，不知欧阳大小夏侯氏学自晋永嘉时已亡，不待唐也。一谓汉魏四百年间诸儒所治不过二十八篇耳，不知此外仍有治古文尚书者也。以文正之博考精识，其于是经可谓专且勤矣，犹不免此谬误，然则经学可易言与？ 又按：尚书叙录云：考传记所引古书见二十五篇内者，如郑康成、赵歧、韦昭、王肃、杜预，并指为逸书，则是二十五篇前此诸儒俱未见，窃以康成则必指所注礼记也，歧孟子也，昭国语也，预左氏也，若肃所注，宋艺文志仅周易十一卷，余不传，文正曷由知其以何者为逸书哉？此又当为一误读，晁公武读书志论，先儒未见古文，及郑赵韦杜而不及王肃，其指精矣。 又按，余尝著孔氏二冤，辩兹以上，既发明安国事，连类录于此，其略曰：世传孔氏三世出妻，子思有兄，必非適子，此二冤也，三世出妻说皆缘于檀弓，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伯鱼之母死则孔子出妻也。子上之母死而不丧，则子思出妻也。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则伯鱼妻嫁，亦为出也。今姑就伯鱼之妻辨，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此人所知者。妻少十岁，当亦四十，容貌改前矣，况历三年丧又四十有二三，距孔子梦奠两楹之夕仅隔岁尔，纵未殁亦垂白在堂，何忍舍之而去，且远嫁卫国，虽鲁委巷之妇未至是，而谓孔门之冢妇，名贤之因母为之耶？害礼诲淫，诬蔑实甚。此事既冤，则孔子之妻与子思之妻之被出也，抑又可知矣。子思有兄必非適子，说亦缘于檀弓，而成于郑小同所撰郑志。志久失传，散见此条礼记疏中。予考孔子世家，自伯鱼至子慎，凡七世，悉单传，无有兄若弟者。岂惟史记，世本亦然，岂惟世本，汉书孔光传依孔氏谱谍，次其世系，亦只七世一子，则子思之无兄决矣。子思有兄，生于子思有嫂；子思有嫂生于檀弓误解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康成以子思即孔伋，皇氏以为原宪字子思，皇氏说是。盖仲尼弟子列传原宪字子思。子思问耻，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又弟子燕伋字思，家语作子思，当时固有三子思矣，奈何必取我乃无兄之子思坐以哭嫂哉！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礼，父卒子为父后，上继至尊，不敢私为嫁母服。所以柳若恐子思失礼，戒以慎诸。是子思继后伯鱼，直后孔子，为孔氏之大宗矣，尚得谓之非適乎哉？今亦姑就康成以辨。疏云：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孙以兄先死，故有嫂也。郑志云：或者兄若早死无继，故称数世皆一子。果若所云，则孔氏之宗子不在子思在其兄，兄死岂容无继？且已有室而死，死不为殇，当时子思虽有一子白，亦当自绝以后其兄。或曰：奈適子不得后大宗何？予曰：此出礼经。经也。愚所据乃汉石渠议，權也。而即经也，大宗不可绝，嫡子不为后者，不得先庶矣，族无庶子，则当绝父以后大宗，圣人复起不废斯议，盖当时孔子之兄子孔忠纵有数孙，亦不得取以后大宗。何者？大宗者宗孔子，非宗叔梁纥，须取孔子血脉相传者，子思一庶孙耳，岂容自私其子？今观檀弓，白仍为伋之子，伋令其不丧出母，是无出继其兄之事也，何以无出继？子思原未尝有兄也。谓有兄者冤也。余因之又思，兄先死故有嫂，嫂又死，子思妇为服小功，固与孔氏从一而终者矣，何前乎此孔氏之妇，后乎此孔氏之妇俱有惭色乎？噫！亦太异矣。善乎，元行冲《释疑》有云，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其亦世之信檀弓而不知辨者之谓夫？ 又按：汉书艺文志石渠议奏凡四家，隋书经籍志俱散亡，仅有石渠礼论四卷，戴圣撰，上通典所载汉石渠议似即圣撰者，其全文曰：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已有一嫡子，当绝父祀，以后大宗。戴圣亦云，大宗不可绝，嫡子不为后者，不得先庶矣，族无庶子，则当绝父以后大宗，闻人通汉云：大宗有绝子，不绝其父，皇帝制曰：圣议是也，余欲以此条窜入適子不得后大宗疏中，亦犹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疏引郑志诸侯父有废疾，不任国政，天子诸侯之丧皆斩之文，贾公彦谓：注与此志相兼，乃具是也。盖丧服传论宗法之常，石渠议则宗法之变，常变相继，而后不穷。故曰人道莫大于继绝，又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疏云：同宗乃同承别子之后，一宗之内，非别宗同姓者，则余上论后孔子宁取子思之適子，不取孔忠之庶孙，非无征矣。昔朱子当孝宗丧，上君臣服议，时门人有疑者，朱子未有以折，后久之，读仪礼疏，备载郑志诸侯父有废疾云云，方见父在而承国于祖之服，得明白证验，因叹礼经之文诚有阙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断决。不可直谓古经定制一字不可增损。善哉言也。愚于汉石渠议亦云。 何按：阎氏此条，大多为旧话重说，旧事重述，多而驳杂，不得要领，故本文不逐一引阎文，只摘其要评论，与《书》无关者不置。 一、三过说 1、安国学阎据前、后汉《书》，以为其传有四，而于王莽时立于学官。 ①安国学实则于西汉平帝时已立于学官，此为阎氏误记。立学官必有师说，此师说未闻别人作，只能为孔安国传。故安国曾为《古文尚书》作传。此为不易之论。 无师说能立学官否？必有师说则何人作？阎氏始终避而不谈。 ②《后汉书·儒林列传·孔橲传》：“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世传者家传也，屡代相传也。孔氏家族历代以学术立身，孔壁《书》出其家，举国独有，既然出壁面世，未立学官，其家不传则未免失传之厄，安国既可传他人，岂能不传之子孙？ 孔既传诸子孙，传于他人，必有师说。无师说何得谓传？无师说照安国隶定文录之即可，如阎说“书藏屋壁中，不知几何年，书出屋壁之外，又几六十余年”，此非藏于家中乎，何得谓传？ 2、《后汉书·儒林列传》称：“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此再次说明，贾、马、郑所传者是杜林所传《古文尚书》，余评十五及附录已说明杜林《书》非孔壁《书》，而与伏生《书》篇目同，《史记·论注例》即指明，与伏生《书》同者，则用郑、马、王之释。如果郑玄注《古文尚书》包括《九共》等二十四篇，郑注《书》唐时尚在，《史记·论注例》即是的证，孔颖达不得称《九共》等诸篇亡。唐时读书人不止孔颖达，即使颖达有意作伪，其能遮唐时天下人耳目？ 3、阎谓：康成虽云受之张恭祖，然其《书赞》曰：“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则其渊源于安国明矣” ①“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一语不可解，有脱或误。有解为“我先师棘下生安国”者，若然，则先师为安国父，非安国。阎解为“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亦不妥。以棘下生称人博学者，除《水经注》，不见他书，子安国之称尤其不伦。除《墨子》有“子墨子”之称，儒家诸典皆不称子孔子，子孟子。当然后世亦有称子程子者。“我先师”即指明安国为其先师，何须再以子称安国为师？此非屋上架屋，床上叠床乎？子安国，即如子伯鱼，子丕、子若璩……即儿子伯鱼，儿子若璩之谓也，当乎？征之《后汉书》，并无是语，此语为郦道元想当然之笔，何足为信！ 我先师安国亦好此学，那是郑玄误将杜林《书》视为孔壁《书》所致，不能证明杜林《书》即是壁《书》。杜林《书》与伏生书大同而微异，已如前述，不赘。 ②阎谓：赜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谧亦从柳得之而载于帝王世纪，柳得之苏愉，愉得之郑冲，郑沖以上则无闻焉。 阎虽未明指，实影射郑冲为梅《书》之作者。冲为汉末魏晋间著名学者，尤精研《尚书》，为帝师，主讲《尚书》，其能粗疏到既将“尹吉曰”窜入《咸有一德》，复将其窜入《太甲》乎？此只能是初发蒙之黄口孺子所为，即阎氏也不会犯此低级错误吧？ “郑冲以上则无闻”，道理很简单，安国学两汉间未立学官，只在民间流传，其传授中，既有高官显宦，闻人耆宿，亦有无功名，无钱财，无著述之村学究，这种人能著之史传？老庄墨韩，诸子之作，能厘清其流传路线？不也流传至今！余前已陈述，许慎著中，亦有大量孔学陈迹。 2、3两项，或阎氏孔郑之学“南北两朝犹递相盛衰”之由头，呜呼！其实照荀崧上疏称祖述前典，则西晋已立郑、孔两家之学，此时郑学、孔学南北皆盛，东晋复立两家学，则两家学同盛于南。至于北方，五胡十六国迭相兴替，战乱频仍，其盛也难。至元魏统一北方，元宏大力提倡汉化之时，恐怕是南北皆盛之期。所以阎之盛衰循环论亦为想当然耳！ 4、阎氏以为，安国学之流传，其过有三：一为皇甫谧，二为孔颖达，三为蔡沈。 ①皇甫谧志趣高远，绝意仕宦，潜心典籍，学殖富赡，岂等闲可诬？其时郑学亦在流传，皇手边必有郑《书》，郑学名头正健，皇甫岂能轻信梁柳？从侧面证明郑注《书》根本无其所称二十四篇之文。皇甫何过之有！不仅无过，且有功，证明孔氏学魏晋犹在民间流传，皇甫即为大头百姓一个！ 余曾多次说明，《晋书·荀崧传》载，东晋元帝初，同时立《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于学官。此非民间藏书，立于学官者，太学须传习也。经、学或有小异，如两汉立欧阳、夏侯三家之学，即有差异。但经必须大体相同，尤其须篇目相同。若有二十四篇不同，太学从孔耶？郑耶？能让如此冲突之教材让太学生传习？立郑注《尚书》，实替三家今文学之亡。因郑注杂揉谶纬说经。 ②若孔、郑《古文书》有二十四五篇之差，何以自东晋初至唐末五代，六百余年间，无一人指出其异？孔颖达即指出郑注篇目存亡说之误。须知郑注《书》非孔疏后即亡，至少唐玄宗时仍在，何无一人论孔疏之非？ 孔颖达疏孔而不疏郑，绝非颖达轻郑重孔，实因郑注为杜林《书》，而杜林《书》大体同于伏生《书》，伏生《书》篇目安国《书》皆有，不在今文即在古文，孔颖达不可能只疏三十三篇，不疏五十八篇。孔颖达对郑玄亦很敬重，其疏《毛诗·郑笺》即一例。 孔达疏亦有不足，过于繁琐姑无论，梅赜献《书》之说即流弊至今。其说既无史志依据，亦不合情理。然微颖达，《尚书》无日后之显荣！ 阎谓：“而两汉专门之学顿以废绝，是使此书更信于世者，孔颖达之过也。” 所谓两汉专门之学，既不指孔，亦非指郑，悉知两汉惟欧阳及大小夏侯之学立于学官，此即为《尚书》两汉专门之学。三家学至迟于正始间已淡出人们视线，即阎氏亦云，古今文《书》，因永嘉之乱扫地无余，何能怨及三百余年后之孔颖达？即使孔愿意疏三家“专门之学”，也有心无力，三家学早已不存。 ③蔡沈于《尚书》亦有功焉，其《书经集传》，集前人传说精要，弃其繁冗，俾便学者，于《书》之传播，功不可没。亦有弊，如《西伯戡黎》之解题：“或曰，西伯武王也。”无根无据，淆乱故典，遂生西伯戡黎为武王之说，更有好事者称武王八年戡黎，徒生无谓之争。 阎氏于蔡则打感情牌，抬出其师朱晦庵，称“分经与序为二，以存古制，一则曰安国伪书，再则曰安国伪书，而为之弟子者，正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乃明背师承，仍遵旧说，是使此书终信于世者，蔡沈之过也。”阎可谓不择手段，一则朱从未疑《书》为伪，从未一则曰安国伪书，再则曰安国伪书。东哲有曰：当仁不让于师：西晢有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师信，弟子可从其信；师非，弟子可非其非。韩愈亦有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弟子从师，从真理，非盲从。何况《集传》之作，蔡于《序》明指乃受其师命，称“二典三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故凡引师说，不复识别。”说明其《集传》之中，多有朱老夫子之说，何曾“明背师承”？阎于此欲将蔡沈打入欺师蔑祖之列，甚矣哉，阎氏之用心！ 以阎之矛，攻阎之盾，阎亦有师，其师授其《尚书》时，必未称其伪《书》，阎于其师关于《书》之教，只字未提，便是的证。阎何曾信以传信？穷其数十年心力，攻其师所信之《书》，岂非明背师承，另兴妄说，疑以传疑者乎？呜呼，得非阎之师名微而位卑，不如朱夫子远甚，阎得以肆行无忌耶？ 皇甫、颖达、蔡沈三位名宿同推壁《书》于世，真乃千古仁者同心，智者同识，出珠玉于芜杂，立中流以砥柱，为中华民族存文脉族脉于天地间，功莫大焉！阎氏欲撼动《尚书》，多见其不知量！ 二、 1、阎据《史记·孔子世家》称安国早卒：而推定安国死时不足四十，且以“孔氏子孙都无高寿者，不过四十五十耳”为证。 阎此言真可谓无稽之谈。即《史记》可见，伯鱼早于孔子亡，子思年六十二，子思子白四十七，白子求四十五，求子箕四十六，求子高五十一，高子慎五十七，慎子鲋五十七，鲋弟子襄五十七，子襄子忠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孔武不及享年，则迁作《孔子世家》时，武尚未亡。则孔氏子孙寿数最低者亦四十五，已知享年者平均岁数为53.2，虽非高寿，亦高出时人之平均寿命多多，除孔子，其列祖上五十七岁者即有五人，当年亦算高寿。 至于“蚤卒”，今摘《孔子世家》有关文于下：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蚤卒未必是夭亡，此处可能指安国较其兄延年为蚤卒，甚至较其父武为蚤卒，其兄或其父必也长寿。至于孔安国享年，另文专述。 2、阎引安国大序：“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采摭以立训传，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用不复以闻。”称：“是献书者一时，作传毕而献者又一时也，作传毕而欲献，会国有巫蛊，则初献书时未有巫蛊，何不即立于学官？而乃云以巫蛊遂不及施行邪？” 此段之论，不知阎真不知，亦装不知！悉知将某典立于学官，须有师说。今将孔序有关章节录于下： “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馀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 此段明明写出安国只将可识者用隶书写定古文，并序为五十九篇，既未作传，亦未将《书》序拆分列于各篇之首。此时之古文《书》未有师说，如何能立于学官，立学官乃朝廷之事，安国何能独专？ 安国序续称：“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採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 承昭为五十九篇作传，承昭作传，明示朝廷已有意将古文《书》立于学官，当时虽今文经学占压倒优势，朝廷有兼容众学之量。惜乎世事多变，风雨无常，不测之来，迅雷不及掩耳，孔序曰：“《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 此即初上不能立于学官，复上亦不能立于学官之理也。阎若璩号称严谨精审，明察秋毫者也，何于此习常原则茫然不知？一笑。 2017-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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