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鷟《尚书考异》考辨方法的检讨（下）

梅鷟指出，这段话中也有不合情理之处，第一，孔氏先人藏书屋壁之事，按《孔子家语》所言为孔腾（字襄）所藏，而《汉纪·尹敏传》则云孔鲋所藏。孔腾至孔安国不过四世，孔鲋至孔安国不过五世，数传之后，孔氏家人遂不觉有先人壁藏之经，岂近于人情？第二，鲁共王虽贵，良心犹存，当知圣人旧宅之不当坏，所谓“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之事，此岂近于人情？第三、此《序》中称：“（鲁共）王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此言事涉神怪，“金石丝竹之音”发于何处？“岂其鬼邪？为此说者欲以神其事耳，不知怪神之事，夫子所不道也。”司马迁曾亲受业于孔安国，其所作《史记》并不曾记载鲁共王坏孔子宅之事，此事若出史家笔下，传闻失实，或有可原。而竟出自孔子“闻孙”，自述家事，会如此“妄诞”！如何可信？

孔《序》又谓：

（鲁共王）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孔安国“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孔壁《古文尚书》只有“十六篇”，无所谓“二十五篇”。孔《序》谓“以待能者”，在梅鷟看来，刘歆即是西汉末之“能者”，刘歆领校中秘之书，曾亲眼见到《古文尚书》，而刘歆并不曾言《古文尚书》有“二十五篇”，而只称有“十六篇”（事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所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因此所谓“《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者，乃晋人之妄说。梅鷟于此强调孔安国《古文尚书》与梅赜所上《古文尚书》篇数不合，非为一书。篇数、篇目不合，乃《古文尚书》辨伪中的关键点之一，前此吴棫、朱熹、吴澄诸儒皆未言及之。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却是《古文尚书》考辨不容忽视的要点。

检讨梅鷟考辨所谓“孔安国《尚书序》”的方法，其主要着眼点在突显孔《序》妄诞不经、不合逻辑、不合事理，以此证明此序一定不出自孔子之“闻孙”孔安国之手。此说虽然听似有理，但必须先来证明孔子之“闻孙”孔安国一定不会有此类拙劣之作。而要证明此点反而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上有关孔安国的资料留存极少。也正因为如此，梅鷟关于“孔安国《尚书序》”的辨伪显得不十分有力，因为人们可以承认“孔安国《尚书序》”写得不甚高明，但并不一定能排除此序为孔安国所作。虽然他在此后的考辨中讨论到篇数问题，但并未将它作为主要的着力点。

五  认为《古文尚书》为伪作的有力证据是什么？

四库馆臣评价梅鷟《尚书考异》说：“鷟是书则以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所指摘皆有依据。”然明儒陈第对于梅鷟《尚书考异》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说：

近世旌川梅鷟，拾吴、朱三子之绪余，而诪张立论，直断谓《古文》晋皇甫谧伪作也，集合诸传记所引而补缀为之。似矣。不知文本于意，意达而文成。若彼此瞻顾，勉强牵合，则词必有所不畅。今读二十五篇，抑何其婉妥而条达也！

两种看法的不同，反映了两种立场的不同。陈第认定晋人所献者为真《古文尚书》，故力驳梅鷟之说；而清代四库馆臣已接受了晋人所献者为伪《古文尚书》的观点，故认同梅鷟的举证。而若从中立的立场来看，梅鷟考辨《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字字寻其出处，其考辨之成绩，足可证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与秦、汉诸传记文献确有蹈袭雷同之处。但问题在于，究竟是《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抄袭了秦、汉诸传记文献呢？还是秦、汉诸传记文献蹈袭了《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呢？若能确定《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果后世造伪，则梅鷟已得其赃证矣。然而这个前提恰恰是需要证明的。而今虽然“赃证”在手，吾人却无法判定究竟“谁抄谁”。此犹两人皆声称是原作者，而互指抄袭，不能仅以两文相同部分为证据，而须能证明究竟谁为在先的原创者，而谁为其后的蹈袭者。考辨《古文尚书》的难点也正在于此。而只有有了这方面的根据，才称得上是有价值的证据。梅鷟《尚书考异》指控晋人所献《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伪作，以下所列为梅鷟提出的较为有力的证据，但即使这些较为有力的证据，也遭到其后一些儒者的反驳。

（一）考辨所谓“十六字心传”

《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自南宋朱熹以后称之为“十六字心传”或“道统心传”。梅鷟指出《大禹谟》中此四句话的前三句抄撮于《荀子》。其言曰：

“允执厥中”，尧之言也，见《论语·尧曰第二十》。……自今考之，惟“允执厥中”一句为圣人之言。其余三言盖出《荀子》，而钞略掇拾胶粘而假合之者也。《荀子·解蔽篇》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荀卿称“《道经》曰”，初未尝以为舜之言。作古文者见其首称舜之治天下，遂改二“之”字为二“惟”字，而直以为大舜之言。杨倞为之分疏云：“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其言似矣。至于“惟精惟一”，则直钞略荀卿前后文字，……荀卿子上文有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无所受令，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精之至也不贰。”又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又曰：“有人也不能此精于田、精于市、精于器之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下文有曰：“好义者众矣，而舜之独传者，一也。……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又曰：“蚊?之声闻，则挫其精，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此其“精”字、“一”字之所自来也。[19]

梅鷟并且指出，荀子著书，援引《诗》、《书》，皆一一详细注明出处，凡引《尚书》处或称“《书》云”，或称《尚书》之篇名。而独此处称引自《道经》，是此数语原出自《道经》一书，而不出自《尚书》之明证。他说：

夫《荀子》一书，引《诗》则曰“《诗》云”，引《书》则曰“《书》云”。或称篇名者有之，何独于此二语而独易其名曰“《道经》”哉？若曰此二句独美，故以为“有道之经”，则出此二语之外，皆为无道之经也而可乎？虽曰“《荀》疵”，不如是之悖也。[20]

《荀子》引述“人心之危”二语，称出于《道经》。问题是所谓“《道经》”是《尚书》的一种尊称呢，还是另一部专书？唐代杨倞注《荀子》所持即是前一种意见，他说：“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这一注释在当时化解了一种理解的冲突。然而依梅鷟的考察，荀子著书，有严格的体例，凡引《诗》、《书》，皆注明出处，独“人心之危”二语，单标出于《道经》，是《道经》乃别为一书。由此导出的问题是，并不是《荀子》引述《尚书》，而是《荀子》引述《道经》，晋世造伪书者又抄撮《荀子》，而所谓“十六字道统心传”云云，乃“钞略掇拾，胶粘假合”而成。

梅鷟进而援引元儒王充耘（耕野）之言，认为“允执其中”乃中土（河南）地区方言，并无深玄高妙的“本体”之意：

中土呼事之当其可者谓之“中”，其不可者谓之“不中”，于物之好恶、人之贤不肖皆以“中”与“不中”目之。……其所谓“中”、“不中”，犹南方人言“可”与“不可”，“好”与“不好”耳。盖其常言俗语，虽小夫贱隶皆能言之，初无所谓深玄高妙也。传者不察其“中”为一方言，遂以为此圣贤传授心法也矣。……《禹谟》出于孔壁，后人附会，窃取《鲁论·尧曰篇》载记而增益之，析四句为三段，而于“允执其中”之上妄增“人心、道心”等语，传者不悟其伪，而以为实然，于是有“传心法”之论。且以为禹之资不及舜，必益以三言然后喻。几于可笑！盖皆为古文所误耳，固无足怪也。……道者，众人公共之物，虽愚不肖可以与知能行，而谓圣人私以相授者，妄也。

以上梅鷟引自元代王充耘《读书管见》卷上《传授心法之辨》条，王充耘此论甚得其实，尤见宋儒“道统心传”之好笑。然而这个问题在当时提出来是相当重大而严肃的。所以梅鷟之论一出，陈第便挺身予以批驳，他说：

又如“人心”、“道心”则谓本之《道经》，尝考《荀子》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注者曰：“此《虞书》语，而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即《虞书》也。今鷟指为《道经》，岂别有所据乎？[21]

今之学者皆知关于“十六字心传”抄自《荀子》的考辨出自于清初的阎若璩，而不知早于阎若璩一百多年前梅鹗、梅鷟兄弟已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而阎氏实有抄袭梅氏兄弟之嫌。[22]阎若璩考辨“十六字心传”出处说：

此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隐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或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谟》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后篇读之，引“无有作好”四句，则冠以“《书》曰”，引“维齐非齐”一句，则冠以“《书》曰”，以及他所引《书》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则明冠以“《康诰》”，引“独夫纣”，则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诰》亦然。岂独引《大禹谟》而辄改目为“《道经》”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经》，而伪古文盖袭用。[23]

接着阎若璩辨白说，在他做出此一考证后不久，见到《旌德县志》，从中知道梅鹗也曾考证《古文尚书》之伪。其言曰：

又按：余著此未匝月，而从弟自旌德归，授余以《县志》，有县人梅鹗百一者，正德丁丑进士，未仕卒。撰述颇夥，亦疑今、古文，亦谓“人心”、“道心”本出《道经》。

阎氏之论一出，毛奇龄又起而驳之，他断定所谓“道经”，乃是对《尚书》经的尊称，为了证明其说，他不惜援引汉代纬书，提出“道经”之名，创自燧人氏，乃是古帝王相传之大道。他说：

此正古《尚书》经之尊称也。古以为帝典王谟，其相授之语，实出自轩黄以来相传之大道，故称“道经”。此如《易通卦验》云：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经》，以开三皇五帝之书，故孔氏《书序》亦有云：“三坟为大道，五典为常道”，皆以“道”名，可验也。荀子原以“人心”二句属之舜之诏词，故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言不以事物告天下也。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注者曰：“此《虞书》语。”此与《论语》所云“舜亦命禹”正同。盖“道经”之名，创自燧人。谁谓轩黄即老列乎？若谓“允执其中”《论语》只此文，上加三句便是行伪，则“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马融作《忠经》时即引其文，非东晋梅氏所能假也。[24]

毛奇龄此论甚为鄙陋，非但不敌辨伪者之锋锐，其所谓“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经》”云云，亦不足以取信于一般学者。由此亦可见梅鷟、阎若璩关于虞廷“十六字心传”的考辨，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冲击力。

（二）对《大禹谟》“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之文的质疑

《古文尚书·大禹谟》：“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其中“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一语见于《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鲁庄公之语。《春秋·庄公八年》记载：“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这是说鲁庄公八年之夏，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联合围攻郕国。鲁国与郕国为同姓之国，于义不该伐郕国。当时齐强而鲁弱，郕降鲁则齐怨，降齐则鲁不能争，于是郕独降于齐师，而齐师许其降。其时，仲庆父请求鲁庄公伐齐师，鲁庄公不许。《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记鲁庄公之语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

这里的问题是，《左传》此条材料中的“德乃降”一句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还是鲁庄公本人之语？西晋之时，杜预将此句理解为鲁庄公本人之语，杜预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于“皋陶迈种德”一句下注曰：“《夏书》，逸《书》也。称皋陶能勉种德。迈，勉也。”依杜预的理解，鲁庄公所引《夏书》之语，只有“皋陶迈种德”一句，而“德乃降”以下乃是庄公之语。这一理解显与《古文尚书·大禹谟》“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不相吻合。唐孔颖达以晋人所献之《古文尚书》为真孔壁《古文尚书》，因而不能不对此作出解释，他说：“杜（预）不见《古文》，故以为‘逸《书》’，不知‘德乃降’亦是《书》文，谓为庄公之语，故隔从下注，言能慕皋陶之种德，乃人自降服之，自恨不能如皋陶也。”这里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大禹谟》为真《古文尚书》而传自西汉孔安国，何以西晋时代之杜预不得见，而将“德乃降”一语误解为鲁庄公之语？这不是表明《大禹谟》为晚出之《书》吗？

梅鷟正据此以揭《大禹谟》之伪：“《大禹谟》，伪书也。《春秋·庄八年》鲁庄公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此《书》词也。‘德乃降’三字，乃庄公自言，杜预注此甚明。今乃连袭其文，而以鲁庄之语为《书》词，此非伪乎？”[25]

毛奇龄引录梅鷟之语后，随即站在孔颖达的立场上辩驳说：

《古文》不立学，故赵岐、杜预辈皆不见《古文》。……按：《左传》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公子庆父请伐齐师。庄公曰：“我实不德，《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如务修德以待时乎？”遂引师还。则明是以“郕降”之故，故引《书》之称“降”者以解之。使只“迈种德”三字，则与“郕降”何与而引其语？且德足降物，引《书》甫毕，然后以“修德”起意，故曰“如务”。未有连作己语而复加“如务”以起其意者。[26]

依毛奇龄之意，鲁庄公乃就“郕降”之事而引《夏书》“德乃降”之语，若《夏书》只有“迈种德”之文，而无“德乃降”之句，那与“郕降”之事有何关联而称引其文？毛奇龄是清代人，对于他的批评，早在九泉之下的梅鷟当然已无法答辩。可是在毛奇龄之后的四库馆臣却挺身出来替梅鷟答辩，《四库全书总目》于梅鷟《尚书考异》条称：

鷟是书则以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如《左传·庄公八年》“郕降于齐师”，庄公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下“德乃降”本属庄公语，与《宣十二年》引《诗》曰“‘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归于怙乱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引《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昭十年》引《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恌’，恌之谓甚矣”，语意一例，而古文误连“德乃降”三字列于经。

四库馆臣举出若干古文文例，以定“皋陶迈种德”与“德乃降”两句不当相连为经文。然而此条是否即符合四库馆臣所定之古文文例，亦在疑似两可之间。因而此条是否能做为证明《大禹谟》为伪书的确证呢？

（三）考辨“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文

伪《古文尚书·泰誓上》有“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文，梅鷟指出，此一段乃抄缀《左传》而成。《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召简公、南官嚚以甘桓公见王子朝，刘子谓苌弘曰：“甘氏又往矣。”对曰：“何害？同德度义，《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苌弘讲这番话的历史背景，正是东周王室“王子朝作乱”之时。周景王之太子晋很贤明，但却早卒。景王宠爱庶长子王子朝，欲立之，未果，而景王崩。国人立王子猛，即周悼王。王子朝称兵作乱，攻杀王子猛。国人又立王子丐，即周敬王。王子朝不甘心，自立为王。王子朝居王城，时人称之为“西王”；而王子丐居狄泉，在王城之东，时人称之为“东王”。周室诸臣遂分为两党，附王子猛、王子丐者为单穆公、刘文公诸人，附王子朝者为召简公、南宫嚚、甘桓公诸人。而苌弘是附随于刘文公的。当甘桓公等人又一次去见王子朝时，刘文公担心他们又会合谋做坏事，因而不无忧虑地说：“甘氏又往矣。”苌弘劝慰他说，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有同心同德的人才能谋义。接着他引用《尚书·泰誓》中武王之语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意思说，商纣王有亿兆民众，兼有四夷，可是离心离德。而我有治臣十人，人虽少，但同心同德。梅鷟将此语与伪《古文尚书·泰誓》一一加以比对，并特别指出，“同德度义”一语本是“苌弘之所自言，亦略以为经”。梅鷟说：

作《古文》者，无以饤饾成篇，并苌弘之所自言，亦略以为经。……殊不知“受有臣亿万”即“纣有亿兆夷人”，惟“亿万心”即“离心”，“万”字比“兆”字则变而少矣。“予有臣三千”即“予有乱臣十人”，“惟一心”即“同心”，“三千”比“十人”则变而多矣。“三千”，用《孟子》“虎贲三千人”也。

在上一条中，我们也许还不能确证“德乃降”之语一定是鲁庄公之语。而在此一条中，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同德度义”一句确系苌弘之语，而被造伪者抄缀进伪《古文尚书·泰誓上》中。梅鷟关于此条的指摘是颇有说服力的。

（四）对《君陈》“惟孝友于兄弟”之文的质疑

《古文尚书·君陈》：“惟汝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尚书考异》作者以为，此语乃抄撮《国语·周语》与《论语》而成，“《周语》单襄公曰：‘晋襄公曰：驩，此其孙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谁也？’”《论语》：“《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尚书考异》作者于此只是指出其作伪之迹，并未作进一步的分析，但辨伪者所要揭明的意识是清楚的，即《论语》本以“孝乎惟孝”为句，作伪者抄撮《论语》引《书》之语，而截去“孝乎”二字，而以“惟孝友于兄弟”为句。四库馆臣即以此条为辩《古文尚书》之伪的坚强证据之一，《尚书考异·提要》说：

汉石经《论语》“孝于惟孝”，“惟孝”谓所孝之人，与下“兄弟”对文。包咸本“于”作“乎”。古文乃掇“惟孝友于兄弟”，而截去“孝乎”二字，则《论语》“《书》云孝乎”，不能成辞。

关于《论语》以“孝乎惟孝”为句的根据，可以找到许多资料。宋洪適《隶释》载汉《石经论语》残碑，所存九百七十一字中有“子曰：《书》云：孝于惟孝，友于兄（下阙）”之文。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也指出：

《书》有句读本宜如是，而一旦为晚出古文所割裂，遂改以从之者，《论语》“《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句是也。何晏《集解》引汉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辞。”是以“《书》云”为一句，“孝乎惟孝”为一句，“友于兄弟”为一句。《晋书》夏侯湛《昆弟诰》“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潘岳《闲居赋序》“‘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是其证也。伪作《君陈》篇者竟将“孝乎”二字读属上，为孔子之言。历览载籍所引《诗》、《书》之文，从无此等句法。然则载籍中亦有“孝乎惟孝”句法耶？余曰：“有之。《仲尼燕居》子贡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乎礼’非此等句法耶？伪作古文者不又于句读间现露一破绽耶？

而惠栋指出，“孝乎惟孝”原本作“孝于惟孝”，汉《石经论语》、汉包咸《论语章句》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等皆作“孝于惟孝”。晋人《古文尚书·君陈篇》问世后，后儒据以改“孝于”为“孝乎”。他说：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释文》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唐石经》同。案：蔡邕《石经》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辞。”后世儒者据晋世所出《君陈篇》改“孝于”为“乎”，以“惟孝”属下句。以今考之，若非《汉石经》及包氏《注》，亦安从而是正耶？[27]

毛奇龄《古文尚书寃词》卷七有“《论语》‘《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今无‘孝乎’字，何也？”一节，毛氏以为，“《论语》引《书》有四，无不改其词，簒其句，易其读者”。后儒“所引者系《论语》引《书》，而非古文《君陈》之原文也。” 毛奇龄又于所作《论语稽求篇》卷一中讨论此事，谓读《论语》与读《尚书》可以各行其是，句读不同，可以“两存之以备参考”。不可据此以定《古文尚书·君陈》之伪。

（五）考辨“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之文

《古文尚书·大禹谟》中有“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一句，梅鷟谓此语暗袭《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之意。此两语从字面上看，差别非常之大。梅鷟指出，前一句“后”，即“君”字之别名，“艰”即“难”字之换字也。后一句，“臣”用《论语》原字，“艰”即“不易”之减字。《论语·子路》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梅鷟提出怀疑说：“夫圣人教君，远舍前圣之格言，而近述一时之方言，岂偶忘所删述之经邪？抑岂定公质下，不可与入大禹之道，只可与述世俗之常邪？”梅鷟以为，如孔子之时真有所谓《大禹谟》，当孔子答鲁定公之问时，必定会直接引“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二语，而不会引“人之言曰”云云，这是“远舍前圣之格言，而近述一时之方言”，是不合常理的。在他看来，《大禹谟》“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之语乃袭用《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之意。

但实际上，孔安国《尚书传》已先指出“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亦即是《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之意。《大禹谟》经文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孔氏传》曰：“敏，疾也。能知‘为君难，为臣不易’，则其政治，而众民皆疾修德。”

按梅鷟的看法，伪造《古文尚书》之经文者与伪作《孔安国传》者乃是一人。如是，则伪造《古文尚书·大禹谟》之人袭取《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之意，而造作“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之语，然后又作《传》注明此即是《论语》某两句之意，似乎造伪者太过猖狂了。

当然，我们并不能排除《古文尚书·大禹谟》为伪作的可能。我们所要检讨的是梅鷟辨伪的根据是否合理。假如《论语》“为君难，为臣不易”的思想确实反映了某种真理性，那么《论语》中的表述当然不会是唯一的表述。梅鷟以《大禹谟》此两句与《论语》的思想相近，便断定是《大禹谟》袭用《论语》之意，其方法和结论皆令人怀疑。至于孔子对鲁定公之问时应该引古经之语，而不应该引“人之言曰”云云，也非一定之规。

（六）考辨“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之文

梅鷟谓《大禹谟》中此语乃袭用《老子》之意。《老子》第二十二章说：“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四章又说：“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梅鷟认为，老子之术是所谓的“退一歩法”，以退为进，乃是一种“立地歩、占便宜之术”，其气象只是一种“行干禄气象”，与圣贤大公无我、不计功谋利、盛德之至的气象“若九地视九天之远”。总之，梅鷟谓《大禹谟》舜命禹之言“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云云，道家老子之意重，既有谀词，又有谋利计功之意，有阳示不欲，阴欲得之之意，非我圣贤大公无我之情怀。《大禹谟》果为儒家删述之经典，必不如是之鄙下也。历代儒者注释《古文尚书·大禹谟》都没有提出“不矜”、“不伐”两语不是儒家的精神境界。梅鷟此一理解实有较大的偏差。《大禹谟》此语虽与《老子》之语在字面上相近，但意境却有很大的不同。《老子》教人确有“退一步法”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之意，其文语意是：你只要如此，便会如彼。而《大禹谟》中舜此言不是训导之语，而是表彰之语，是说禹虽然很有能力和功劳，却不以能力和功劳夸耀于人。所以舜要将天子之位授给禹，因此《大禹谟》在此二语之后紧接着说：“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有能而不自称能，有功而不自居功，这种精神境界当然是很高的。

笔者以为，梅鷟以词旨相近，便以为有蹈袭之嫌，此种考辨之方法颇值得检讨。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我们不能因为孔子也讲“无为而治”，便认为孔子的精神境界与老子是相同的。

（七）考辨“满招损，谦受益”之文

《大禹谟》中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梅鷟以为，“满招损，谦受益”之语蹈袭《周易·谦》卦之《彖传》：“天道亏盈而益谦”。今易“盈”字为“满”字，易“亏”字为“损”字，所以新其字也。易“亏盈”为“满招损”，易“益谦”为“谦受益”，所以奇其句也。他认为这属于“蹈袭而无当”，因为“以上文观之，舜称禹不自满假，不矜不伐矣，禹何弗谦之有？”在此处梅鷟对前文“不矜”、“不伐”之语做了正确的理解，认为这是舜称许禹的话，既然如此，“禹何弗谦之有？”何须有此“满招损，谦受益”一番话。这是“于上文无当”。而“以下文观之，即引舜之至德要道所以感通神明者，谦又不足以言之也。是于下文无当。”梅鷟此论，又脱离当时之语境讨论问题，因为益之言并不是针对禹个人的谦德问题。当时益从禹征苗，苗民不率服。益赞佐于禹，以为苗民未可威服，宜持谦德以待苗民，而欲禹还兵。益“赞”之者，是禹已先有此意。而且孔颖达《尚书正义》已经指出“满招损，谦受益”之言与《周易·谦》卦彖辞之言具有一致性。其言曰：

《易·谦》卦《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是“满招损，谦受益”，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师，持谦以待有苗。

笔者以为，因为两者词旨相近，便断言《大禹谟》蹈袭《周易》，不免有武断之嫌。但以今人看来，《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之言浅显易懂，而《周易·谦》卦彖辞“天道亏盈而益谦”之言晦涩难明。假如《大禹谟》先有此精粹之格言，而后出之《周易·彖传》真拙于言辞者。

对于我们所列举的第五、六、七条，明代陈第于所著《尚书疏衍》中一并回应说：

如《禹谟》“克艰”二语，谓本《论语》之“为君难，为臣不易”也。“不矜”、“不伐”谓本《老子》之“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争”也。“满招损，谦受益”，谓本《易》之“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不知宇宙殊时而一理，圣贤异世而同心，安得以其词之相近也，而遽谓其相袭乎？[28]

陈第强调“宇宙殊时而一理，圣贤异世而同心”，此心此理，四海咸同，古今一揆，不应以词旨相近，便遽谓为某袭于某。其言合于事理，不属无理狡辩。

四库馆臣认为梅鷟考辨《古文尚书》之伪提出了两条非常有力的证据，《四库全书总目》于“《尚书正义》二十卷”条下谓：

孔《传》之依托，自朱子以来，递有论辨。……其灼然可据者，梅鷟《尚书考异》攻其注《禹贡》“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地名皆在安国后。

又于《尚书考异》五卷条下谓：

然如瀍水出榖城县，两《汉·志》同。晋始省榖城入河南，而孔《传》乃云瀍水出河南北山，又积石山在河关县西南羌中，汉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传》乃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凡此之类，伪托显然。传既如是，则经亦可知，固不得以好为异论责鷟矣。

考辨《古文尚书》之伪的策略，是将《孔氏序》、《孔氏传》及《古文尚书》经文作为一个伪本的整体来看，先攻其薄弱之点作为突破口，这个薄弱点即选在《孔氏传》中。所谓“《孔氏传》”，是晋人托名西汉孔安国为《尚书》五十八篇（合今文《尚书》三十三篇和《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而言）所作的传注，这一部分被辨伪者称为“伪《孔传》”，其中在今文《尚书·禹贡》的注中说瀍水“出河南北山”，又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地名皆在西汉孔安国之后。由此证明，所谓“《孔氏传》”，决非西汉人孔安国所作。“传既如是，则经亦可知”，《孔氏传》若被证伪，则作为与《孔氏传》一体的《古文尚书》经文也连带证伪了。但遗憾的是，四库馆臣认为梅鷟考辨《古文尚书》之伪所提出的这两条铁证，并不见于梅鷟任何版本的《尚书考异》，抑或《尚书谱》中。此两条证据首先是由清代的阎若璩提出的，四库馆臣完全是张冠李戴。[29]此两条证据之价值，以后我们在讨论阎若璩考辨《古文尚书》之成绩时再作评论。

后世学者对梅鷟考辨《古文尚书》的成绩评价不一。清人朱琳《尚书考异跋》说：“先生则力辨其伪，曲证旁通，具有根据，后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古文尚书考》，其门径皆自先生开之。”而魏源《书古微例言上》则说：“明人梅鷟始力攻古文，而义多武断，考证尚疏，人多不信。其昌言排击，尽发症结者，则始于本朝阎若璩之《古文尚书疏证》；阎书已收入《四库全书》，而惠栋、江声、孙星衍、王鸣盛、段玉裁亦皆有疏证。”平心而论，以专著形式一一举证，抉发《古文尚书》之伪，梅鷟《尚书考异》确实开风气之先。但梅鷟绝大多数的举证材料只是指出了蹈袭雷同的形迹，并没有充分十足的材料确证《古文尚书》一定是缀辑逸《书》而成的。因而其说尚不能折服于人，为学者所信从。

六  附论：关于“古文科斗书”的解读

梅鷟有一通关于“科斗书”的宏论，载之于《尚书谱》卷二，其论曰：

古文科斗书凡更几变，而后至于周矣。周成王时史籀始为籀文，则籀文者，周家之文也，时王之制度也。为时陪臣不从时制文字，时王其谓我何？臣子之心，其意何居？夫子曰：“愚好自用，贱好自专，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子思子曰：“今天下书同文。”夫子、子思言之，而自食其言，有此理也乎哉？故吾以古文必非夫子、子思之所传，成周天下一统，籀文显行，反古文而不同今文，岂不骇人耳目哉？

吾意安国为人，必也机警了悟，便习科斗文字，积累有日，取二十九篇之经既以古文书之，又日夜造作《尚书》十余篇杂之经内，又裂出正经数篇以为伏生老髦之误合。始出欺人，曰：家有《古文尚书》，吾以今文读之。是始以古文驾今文而取胜，终以今文定古文而征实，其计可谓密矣。曾弗思圣祖哲孙曷尝反古道、革时制，自食其言也哉！

《尚书考异》卷一于“古文二十五篇”条下谓：

《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大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者，云皆科斗书。科斗，仓颉所制之字也，故曰“古文”。

西汉孔壁《古文尚书》，相传以“科斗文字”书写，称为“科斗书”，此一说法究起于何时？先秦时期是否曾流行此一书体，汉以后有谁曾亲眼见过“科斗”书体？此种书体为何被称为“科斗书”？梅鷟的理解是否正确？我们将于下文加以考辨与讨论。

秦统一天下以后，实行文字统一政策，即所谓的“书同文”，强制推行秦小篆。而在秦以后更为流行的一种方便书写的字体叫作隶书，当时人称之为“今文”。汉晋时期在民间陆续发现一些出土文献，这些文献是用先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可是当时人已不能识读，而称之为“古文”，后又以其字体形似“蝌蚪”，而称之为“科斗文”或“科斗书”。“科斗文”这个名称究竟起于何时？实有待于考证。

司马迁《史记》言及《古文尚书》，但不曾说《古文尚书》以科斗文书写。班固《汉书》言及《古文尚书》，称“皆古字也”，亦不曾说《古文尚书》以科斗文书写。今传本《古文尚书》孔安国序（又称“《书》大序”）谓：

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

但自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问世以后，学者多已认同今传本《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晋人伪作，而《尚书》孔安国《序》并《传》，皆被视为晋人托西汉孔安国之名的伪撰，而被称为“伪孔序”和“伪孔传”。若上面的引文，真为西汉的孔安国所撰，那此条便是最早出现的“科斗文”的资料。然而此条资料既被视为晋人伪作，那我们须对“科斗文”一词的来历另作考察。

《后汉书》卷九十四《卢植传》称卢植上书有云：

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也。形似科斗，因以为名。”

卢植上书在东汉灵帝熹平（公元172～178年）年间，循其文义，则至少在东汉之时，“古文科斗”的说法已在学者间流行。

至西晋时，学者渐渐于热衷于谈“科斗文”，这大概是因为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在汲县界内旧冡中发现了大批的竹书，“皆简编科斗文字”，而杜预得以亲见其书。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称：

太康元年三月，……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冡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冡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

古代谈论“科斗文”的学者中，杜预曾亲见到“科斗文”的实物，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科斗文”并非空穴来风，先秦古书确曾用此文体书写。正因为如此，西晋以后学者谈“科斗文”者便多了起来，以致有人将“科斗文”说成是上古苍颉造字时所创之字体。《晋书》卷六十《索靖传》谓：“（索靖）作《草书状》，其辞曰：‘圣皇御世，随时之宜，仓颉既生书契，是为科斗。’”而稍后的卫恒则明确指出汉武帝时鲁恭王于孔子屋壁所得之古书，即是所谓“科斗书”。其所作《四体书势序》称：

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卫恒（公元？～291年）指出曹魏初年（魏文帝曹丕于公元220年立国）邯郸淳尚传“古文科斗”书体，卫恒的祖父卫觊（敬侯）曾摹写邯郸淳的《古文尚书》，竟至以假乱真，邯郸淳不能分别。但二十多年后，即到了正始（公元240～249年）年间，此学已失传。魏正始三体石经中的所谓“古文体”已非真正的“古文体”，而是“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科斗文”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书体，大约晋以后的人已无缘得见，于是后人便望文生义，推想其字体之形状。如宋朱长文《墨池编》说：

蝌蚪篆者，其流出于《古文尚书序》，费氏注云：“书有二十法，蝌蚪书是其一法，以其小尾伏头似虾蟆子，故谓之蝌蚪。”昔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宫室，得蝌蚪《尚书》。又《礼记》、《论语》足数十篇，皆蝌蚪文字。

《墨池编》所谓“费氏注”，概指南朝梁国子助教费甝，费甝曾撰《尚书义疏》十卷。其书今不传。“虾蟆”，今人称为“蛤蟆”；“虾蟆子”即俗所谓“蛤蟆骨朵”。

又宋夏僎《夏氏尚书详解·尚书孔氏序》称：

科斗，虾蟆子也。言字形多头粗尾细状，腹团圆似科斗，故谓之“科斗书”，其字乃苍颉本体，周犹为之，故屋壁书所以皆科斗文字也。科斗文字，古人所为，今人不用，故谓之古文。

而元代吾丘衍则以为，“科斗文”书体的的特点，是由书写工具的特性所造成的，其所著《学古编》说：

科斗为字之祖，象虾蟆子形也。……上古无笔墨，以竹挺点漆书竹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

凡此所论，皆未见真古文，而为悬揣之辞。近年中国大陆出土并已整理出版《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其书体应该就是古人所谓的“科斗文”，而所谓“科斗文”，以笔者浅见，这是战国文字中的一种笔画书写方法，运用于某一类字的末笔书写上，写出之效果极像小蝌蚪，颇具自然之美。由于这一类字出现的频次较高，汉以后之人初不识简文，只见满篇有许多小蝌蚪，遂称之为“科斗书”。学者望文生义，称之为“苍颉造字之本体”云云，纯属附会。

【注释】

[1]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承蒙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林庆彰、蒋秋华先生惠赠相关资料；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赵铭丰同学亦曾帮助查找资料。2006年6月6日，笔者应邀到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演讲，此文作为演讲稿又承蒙林庆彰、季旭升、夏长朴、钟彩钧、杨晋龙诸先生指教。在此一並致谢。

[2]  清代朱彝尊《曝书亭集》巻五十八《尚书古文辨》谓：“南渡以后，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说者吴棫、赵汝谈、陈振孙诸家，犹未甚也。迨元之吴澄、明之赵汸、梅鷟、郑瑗、归有光、罗敦仁则攻之不遗余力矣。”朱彝尊以朱熹为始疑《古文尚书》之人，不确。按：吴棫为两宋之际人，早于朱熹。吴棫（约公元1100～1154年）字才老，建安人，北宋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进士，绍兴（公元1131～1162年）中为太常丞，以为孟仁仲草表忤秦桧，出为泉州通判以终。朱熹生卒年为公元1130～1200年。

[3]  吴棫：“安国所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屈聱牙。”（引自《书经大全·原序》注）朱熹：“孔壁所出《尚书》……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4]  吴澄：“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书纂言·目录》）

[5]  程廷祚《晚书订疑自序》。

[6] 据《旌德县志》卷九《经籍书目》，梅鹗曾撰有：《易经稽疑》、《读易志》、《读书志》、《读诗志》、《读礼志》、《读戴记志》、《读春秋志》、《六经会通》，《周礼稽疑》、《读论语志》、《论语会通》、《读学庸志》、《学庸稽疑》、《韩文公辨诬》、《朱子会通》、《读素问灵枢志》、《读参同契志》、《太玄图记》、《凫山文集》等。又据《旌德县志补遗》卷一，梅鹗尚有《述小学篇》、《论语会通例》、《诸经会通例》、《读孟子志》、《孟子会通例》、《孔孟异同》、《读荀志》、《周子罪言》、《朱子会通例》、《读葬书志》、《葬书复古编》等撰述。

[7]  四人中举的年龄依次如下：舒芬二十四岁；梅鹗约十九岁；杨慎二十岁；黄佐二十一岁。

[8]  林庆彰先生订正：《南雍志》第十七、十八卷《经籍考》为梅鷟纂辑。

[9]  笔者以为，其书名当为《太玄图注》，清人刻书避康熙皇帝名讳而改“玄”为“元”。“圜”字当为“图”字之讹。

[10]  黄虞稷，字俞邰，清初学者，先世泉州人，明末流寓上元。著有《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所录皆明一代之书。《千顷堂书目》卷一“梅鷟《尚书谱》五卷”条下：“旌徳人，正德癸酉举人，南京国子监助教，复官盐课司提举，力攻古文之伪。”此下又列《尚书考异》一条，未系任何评语。

[11]  见本田成之著《中国经学史》，（台）广文书局，2001年再版，第254～255页。

[12]  傅兆宽《梅鷟辨伪略说及尚书考异证补》第9页：“明韩邦奇书写尚书考异记云：‘正德乙亥六月中旬，苑洛子韩邦奇书。’”同书第12页注谓：“明韩邦奇《尚书考异题记》，故宫善本，第287页，蓝格旧钞本，五卷二册。”

[13]  引自《读书管见》卷下。

[14] 《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下。

[15]  秦汉史专家马雍曾说：“孔安国献古文《尚书》固然确有其事，并非刘歆的谎话；但孔安国本人究竟会不会作伪，或者说他所得到的是不是一部伪书，这是谁也不敢保证的。……我们对于伏生本人，也可以提出对孔安国那样的疑问：伏生从壁中得到《尚书》残本的故事是可靠的吗？伏生会不会作伪呢？伏生所传的《尚书》会不会掺有伪造品呢？”（马雍《尚书史话》，中华书局，1982年，第74页）孔氏有《古文尚书》这件事，以及孔安国或孔安国家献《古文尚书》之事，载在史策。如果我们相信司马迁、班固等为古之良史，不会随意编造伪史的话，那我们也应相信这些事件应当是真实的。问题被推到了孔安国那里，“孔安国本人究竟会不会作伪，或者说他所得到的是不是一部伪书”？换言之，是不是孔安国本人伪造《古文尚书》，蒙骗了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等人？从探究历史真相的多维思路而言，可以设想各种的可能性，包括孔安国本人作伪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设想孔安国本人作伪，那无论西汉所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或晋人所献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便都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两者皆声称出自孔子屋壁。更何况，怀疑孔安国本人伪造《古文尚书》没有任何历史根据，亦如同怀疑伏生作伪一样没有任何的历史根据。历史研究如果可以毫无根据的猜测，那这种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16] 《尚书考异原序》。

[17]  同上。

[18] 《程氏经说》卷二《书解》。

[19] 《尚书考异》卷二。

[20]  同上。

[21] 《尚书疏衍》卷一。

[22]  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丛》第一辑（台北圣环图书公司1994年4月版）刊载许华锋先生《论〈尚书古文疏证〉与〈古文尚书冤词〉〈尚书考异〉的关系》一文（见该刊第139～180页），文中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惠栋《古文尚书考》所引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抄本中的资料，有七十余条不见于今本《尚书古文疏证》中，而见于梅鷟的《尚书考异》当中，这说明阎若璩曾暗袭梅鷟的《尚书考异》而不加注明。梅鷟的《尚书考异》当时不显于世，阎若璩曾获其书而暗用之，可能阎氏去世前担心此事终不免败露，而将暗袭梅鷟《尚书考异》的内容尽行删去。此为阎氏学术上不诚实的一个污点。

[23] 《尚书古文疏证》卷二《第三十一》。

[24] 《古文尚书冤词》卷四。

[25]  转引自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四。笔者按：梅鷟此语并不见于《尚书考异》与《尚书谱》中。

[26] 《古文尚书寃词》卷四。

[27]  惠栋《九经古义》卷十六《论语古义》。

[28]  《尚书疏衍》卷一。

[29]  笔者读《四库全书总目》，发现此类错误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