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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三十一 何焱林
何按：阎文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三十条缺。
阎文 第三十一 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纯出荀子所引道经 二十五篇之书，其最背理者在太甲稽首于伊尹。其精密绝伦者在虞廷十六字。今既证太甲稽首之不然，而不能灭虞廷十六字为乌有，犹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余曰：此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之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隐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或曰安知非荀子非引用大禹谟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后篇读之，引无有作好四句，则冠以书曰，引维齐非齐一句，则冠以书曰，以及他所引书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于天，若德裕乃身，则明冠以康诰，引独夫纣则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诰亦然，岂独引大禹谟而辄改目为道经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经，而伪古文盖袭用，初非其能造语精密至此极也。 按荀子引敢今文古文书者十六，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作传曰，传疑书字之讹。然孟子于传有之，亦指书言也。 又按仲虺之诰，在荀子作中岿之言，左传中作仲虺之志。史记殷本纪作中??，小司马音壘。盖虺有二音。 或难余曰，虞廷十六字为万世心学之祖，子之辞而闢之者，不过以荀卿书所引偶易为道经，而遂概不之信，吾见其且得罪于圣经而莫可逭也。余曰唯唯，否否。尧曰咨尔舜，允执其中，传心之要，尽于此矣，岂待虞廷演为十六字，而后谓之无遗蕴与？且余之不信，而加闢之者亦自有说。读两汉书，见诸儒传经之谪派既如此矣，读注疏见古文卷篇名目之次第又如此矣，然后持此以相二十五篇，其字句之脱误，愈攻愈有，攟拾之繁博愈证愈见，是以大放厥辞昌明其伪。不然，徒以道经二字而辄议历圣相传之道统，则一病狂之人而已矣。岂直得罪焉已哉。且此十六字以上，如汝唯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荀子君子篇语也。十六字以下，无稽之言忽听，弗询之谋勿庸。亦荀子正名篇语也。其各各有依傍，而初非能自撰出者。或曰荀卿之造语，却若是其精乎？余曰语之尤精者，荀子固自言为道经矣。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荀子纵不得儒之醇，将不得为述者乎哉？嗟乎，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此语不知创自何人，而见之道经，述之荀子，至魏晋间窜入大禹谟中。亦几沈埋者七八百年，有宋程朱辈出，始取而推明演绎，日以加详，殆直以为上承尧统，下启孔教者在此。盖以其所据之地甚尊，而所持之理原确也。噫，抑孰料其乃为伪也乎。或曰朱子于古文尝窃疑之。独至大禹谟及十六字，则阐发之不遗力，子与其疑也，宁信。余曰，荀子固有言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余之疑伪古文也。正以其信真圣经也。不然，大学一篇于记者千余年，而经两程子出，始尊信表章，迄今翕然无异议。余岂独私憾于二十五篇者，而党同伐异，哓哓然然不置若此哉。 又按老子书五千言，名道德经，则知此引道经，必古来原有是书，而非荀子所改题者。 又按，余著此，未匝月而从弟自旌德归，授余以县志，有县人梅鹗百一者，正德丁丑进士，未仕卒，撰述颇夥，亦疑今古文，亦谓人心道心，本出道经。与余向辩君陈事相类。
阎谓：二十五篇，最背理者在太甲稽首于伊尹。 何按：阎若璩是站在君权至高无上之清代来看商代之礼仪的。夏、商两代，人文初始，等级未必有后代森严，礼仪未必有后代琐细。如商汤对众庶，周武对诸侯犹称小子。太甲稽首于伊尹，是在伊尹自桐宫迎回太甲之时，虽为嗣王，犹未驭极，伊尹作书，贺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太甲之拜，既有谢前不听阿衡训诲之愆，亦谢伊尹放其于桐宫，有思过自新之机。并望伊尹继续辅佐，训教，所谓“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何况后世储贰亦有拜师之仪，稽首师保之前，不为过份。自阎所处时代看，真背理者，则是放太甲于桐宫。臣放君自行摄政，则为篡夺。魏晋间人，倡言此者，必被视为异端，视为乱臣贼子。即此可知，此书非魏晋人所敢作。亦非秦汉间人所敢作。后代君权至上，觊觎君权者则夷三族。 《荀子·解蔽篇》全篇论道，“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 而后能知之。” 按：“经”古无经籍义，《说文》：“经，织也，从糸织也。从糸巠声。” 《易·屯卦》君子以经纶，《疏》经，谓经纬。《易·頤卦》拂经於丘。注，经犹义也。《书·酒诰》经德秉哲。《传》能常德持智。《左传·昭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注，经者，道之常。《诗·大雅》经之营之。《传》经，度之也。又《周礼·天官·冢宰》体国经野。注，经，谓为之里。疏，南北之道謂之经，東西之道谓之纬。《论语》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何晏注，经，经死於沟渎之中。《晉語》雉经於新城之庙。《釋名》，屈颈闭气曰雉经，如雉之为也。 从上诸例看，春秋至战国间，无以“经”称载籍者，儒家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艺不称六经，去乐，亦不称五经，他多称诸子，如管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太史公《史记》亦无称载籍为经者，唯褚先生所补日者《司马季主传》有《易经》之称，褚少孙活动于西汉元帝、成帝间，已为武帝四五十年后事。故荀子所称《道经》，必为西汉后期之人所加。《黄帝内经》虽称经，其成书在汉代，由上议，距褚先生活动期不远。 《荀子·解蔽篇》所称道经可泛指儒家论道德及典章制度之文献。如书、易、礼等。儒亦言道，《论语》言道且数十处，如“朝闻道，夕死可也”等，故荀子所谓《道经》不必指道家说。阎若璩称《道经》为古道经，不确。荀况及门弟子韩非作《解老》、《喻老》，而不言“解道”，“喻道”，亦无《道经》、《德经》之称，先秦或称《老子》或称《五千言》。《史记·老子列传》：“老子……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可见至汉武帝时，犹未称《老子》为《道德经》。遍查先秦归于道家者之文，无一人有“人心道心”之说，此古《道经》属想当然耳。 据考证，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汉河上公作《老子章句》，分为八十一章，改置前后，以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遂有《道德经》之名。故至汉方有《道经》、《德经》之称。若道经指《道德经》，则此名不当战国时有。 《史记·乐毅列传》有“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无《道德经》之称，且此河上丈人为曹相国之祖师，为战国间人。晋葛洪称河上公者莫知其名，汉文帝诣问之，即授《素书道经》。此亦夸诞之说，谅河上公不过一介“道生”，何劳文帝亲诣？派一大臣往索，焉有不献其书之理？其所献为《素书道经》，而非《道德经》或《道经》，且为汉人，故此河上公非彼河上丈人，书亦与荀子所称不一。 道家之宗公认为李耳或周柱下史。庄子曾数次提到孔子请教于老子，虽为引喻，然老子当与孔子同时或稍长。孔子开私家办学与私家著述先河，所谓《管子》、《晏子》皆有官家背景，为后人依托。阎所谓古《道经》，则先当有道家，此人为谁？黄帝乎？黄帝之著能流传两千余年而达战国末期？故此《道经》不可能早于孔子著述。道家学派之立，则更晚。退一步，即令有早于《五千言》之古《道经》，亦不能排除人心道心之语此《道经》抄自《大禹谟》。 前论及儒者亦言道，倡无为而治，亦非道家专利，《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大禹谟》正舜与禹及众臣工论道论政之言，如“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此非政之大端乎？禹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顺天道则吉，逆天道则凶，如影、响之随形、声，此非论天道与治道之要乎，至于人心道心十六字，岂非致中和之机枢乎？后人将其说得神乎其神，玄乎其玄，过矣！ 《大禹谟》一文，真尧、舜、禹三代政纲，岂止十六字哉。“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任贤勿贰，去邪无疑”。“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赏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等等。敬天事民，惠及弱势群体，虽千载以下，临民者亦当书之座右。 魏晋之际，政苛刑滥，玄学炽盛，奢靡成风，能有此识见，有此气度，有此风骨，有此才调？《大禹谟》命意高远，文理绵密，词藻富瞻，浩漭若汪洋，和畅如惠风，魏晋间人有此笔力？两晋无文章，阎若璩怎么就把这句话忘记了！ 荀子未入秦，其时百家典籍未遭回禄之灾，《书》当完璧，从史书史系立论，《大禹谟》著于虞时，比之老子早近两千年。荀子时《书》犹传于世，谁能证明真《古文尚书》未有此十六字，而荀又未真读过《古文尚书》？荀为儒者，焉知阎所引数语，荀子不抄自《书·大禹谟》，阎未能证《大禹谟》之伪，反证《大禹谟》之真，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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