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东方到西方，从美洲到亚洲，钟芳玲可以说每年是在半个地球中间穿梭，有人称她为中西方书业大使，虽然最初她自己并不认可，觉得有些奇怪，而现在也慢慢习惯并接纳了这个称呼。因为到目前为止，她仍旧是那么唯一，行走在世界的书店中，发现，交谈，把中国人的观念传播到西方，又把西方的理念带到中国。她是个奇女子，《书天堂》《书风景》《书店传奇》《四季访书》，就这样和书店、和书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形象。也因为此，香港古书展、香港古书博览都先后邀请她作为顾问。2016年11月，作为香港古书博览会的顾问，她再次赴港。本报记者也独家连线钟芳玲，记录下她对香港古书展的解读。 一个高端的书人盛典 藏书报：香港古书展的筹办您也参与了？是怎么有的这个策划？ 钟芳玲：2007年，香港经营西书的辰冲书店、澳洲的古书店康史达克，日本的老店雄松堂，三个跨国的书商共同倡导建设一个大中华区的高品位古书展。我正好懂英文、懂西方古书，行走过世界许多的特色书店，便受邀作为“顾问”，策划了前两届的香港囯际古书展，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这个古书展进行了大概五年的时间，其中香港的辰冲书店退出，而澳洲康史达克和日本雄松堂的负责人年纪大了，另外就是当时场地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2012年主办方有意要暂时停办，但好几个经常参加的古书商就认为不应该停。经过五年的时间，已经有相当多的亚洲的读者，或者收藏家，他们已经习惯在11月份到香港来参加这个展出。1847年创立的英国老牌书店夸瑞奇古书店(Bernard Quaritch Ltd)，是全世界古书店的龙头老大，他们在2012年底的时候邀请了几个非常重量级的古书商，找了一个高档的饭店去办，但规模比较小。从2012年开始，每一年都办，就常规起来了。2014年，把展览地定在香港海事博物馆。这个地方大小适中，风景优美，交通便利。到现在（2016年）已是第五届，我2015年曾受邀在现场签书，因为我的《四季访书》正好介绍了很多参展的古书商，那次也顺便为来宾导赏解说珍品，今年主办单位正式邀请我担任顾问，我并建议他们把古书展的中文名称命为“香港古书博览会”。 藏书报：古书博览会的意义在哪里，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 钟芳玲：时间固定，地点固定，大家都需要这么一个固定的常态概念，养成习惯。在美国每年2月、4月、11月分别于加州、纽约、波士顿都有古书展。英国伦敦也是这样，5月份和11月份各有一个大的古书展。好多人希望在亚洲也有这样一个书展。当然，日本有国际古书展，但我们大中华区没有。 我觉得香港古书博览会的意义就是文化跟商业的互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古书业的交易，或者是观摩，原本在我们这个区域没有。我们没有像西方的这种很成熟的古书业，我们有古书拍卖，但是我们没有古书业。在中国内陆，有关古书文化和商业的互动就是拍卖。当然，中国内陆也有二手书店一样的古旧书店，但是以珍善本书为主的产业还不成气候，也没有如此高档的古书常规的展览。我想古书博览会的意义也在于此。 我懂中文，因此希望我的介入可以更有效地去宣传，能够促使我们在亚洲地区、在大中华地区、在中国内陆，有一个高端中文古书展出现，甚至也可以变成一种定期的，我觉得这个对于业界，或者是对于收藏者、爱书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盛典。 书业大使演绎书界传奇 藏书报：2016年的古书博览会，您觉得有什么收获？ 钟芳玲：很坦率地讲，我原本并没有决定要去，他们请我当顾问，但是并没有要求我非得要到现场。但是毕竟到现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书展之前，会上会有什么好的版本出现，不少是会通过预先发布的图录和宣传，让大家知道。但对书商来说，真正带上场的珍品，还是在他出发前那刻决定的。所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本次展会中，钟芳玲特别讲到一个大大的惊喜，也是一个大收获，就是促成了最早体育报刊《赛胜猎报》的“回家”。该藏品由英国麦格斯兄弟古书店(Maggs Bros Ltd)带来。原本体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体育报刊是1909年在上海创办的《体育界》。但根据文献资料可考，1897年英国人弗兰克·梅特兰曾在上海创办英文体育报刊Sport and Gossip (中文被译为《赛胜猎报》)才是最早的，由于此报刊只在少数早期文献中被提到过，并无原件、影印件及更多详细资料，弗兰克·梅特兰的后人也无影像资料留存，因此被学界认为早已失传。在此次香港古书博览会上展出的上海北华捷报1897年1月至1901年6月发行的英文周刊Sport and Gossip(《赛胜猎报》)九卷本，使流传已久的传说成为现实，将中国的体育报刊起点从1909年提前到1897年。麦格斯兄弟古书店去年从伦敦伯克利广场旧址搬家，盘点地下室藏品时发现此刊物原封未动，但并不清楚是何时由何人经手买下的。而当年，这套九卷本是在上海装订还是运至英国装订，由谁运来伦敦，九卷本中并无提及，也是未解之谜。最终，经过钟芳玲在之前的联络以及多方面的联系，上海图书馆购得此书。作为一份被认为消失了的专业性体育报刊，《赛胜猎报》一百年后出现在伦敦的一个地下室，如今又辗转至香港，最终回到上海，它记录了当年上海侨民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回归。 藏书报：您是作为书业大使的形象出现的，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特殊身份”？ 钟芳玲：以前觉得“书业大使”这个名次太溢美，不敢承当，但是后来大家都这么称呼，我也就罢了。我确实希望作为一个桥梁，推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从某个角度来说，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什么。像我的《书店三部曲》与《四季访书》，基本上就是介绍西方的书籍文化，我用我们东方人的视角去介绍和叙述，希望让东方人更理解西方的书籍文化。我觉得不管是写书也好，参与书展也罢，做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通过这些年的行走，自己得到一个提升跟锻炼，知识的提升很显著。每去一个书展，每去一个古书店，都可以学到新的东西，都会看到一些物件是你没有想象到的。 2016年的古书博览会，我不经意间就学习到了不少知识。比如清朝时期西方传教士出版的中译本圣经，以前不理解不清楚，但是现在看到实物了。比如乾隆皇帝监制的铜版画巨幅战图系列，以前听闻过，但是没有见过，或者没有重点去关注，这次得到这个机会，有两个书商居然就拿来不同的两套展出，很让人震惊。平常要想看到，只有去博物馆。
藏书报：都是这么高档的东西，对普通读者来说是否感觉有距离？ 钟芳玲：我在古书展中临时担任了导览、导赏，对媒体进行导引导览，书商基本上都讲外文，我也可以翻译。除了媒体以外，就是对于来参会的爱书人进行导览。有一天做了一个导览，都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他们大部分是历史系、中文系的研究生，兴趣都很高，但他们以前居然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展览。他们也承认，如果没有我的讲解，他们不太会看，肯定走马看花了。包括里面的一些细节，比方说这本书的题献词有什么特殊意义，那本貌似平凡的首版书为何那么贵，这个书的环扣又是怎么一回事，书装订当时是不是就带着的，这些问题他们都不会去深究，因为此前没有丝毫的了解。所以必须要有人去说，去宣传。所以不光是我在学，我也要分享，把自己学来的散播给同好。 会展期间碰到了我的一位读者，特别拿着我的书来跟我要签名。他是香港的一个高中老师。签完名后，他跟我聊天就表示这里展销的书太贵了，几万美金，上百万港币的，太可怕了。他显然还没有较为高端的藏书意识。我就介绍，其实几百元的也有，一两千美金的也有啊，而且都是很好的古书。我随便帮他指了一部英国20世纪初精致手工印刷的代表金鸡工作坊(Golden Cockerel Press)所制作的限量版图书，有编号，有签名，还有名家艾瑞克·纪尔的木刻插画，1925年出版，1800美元。他看了很心动，就买了他生平第一本限量版古书。 高端却亲民 藏书报：就您感觉来讲，古书展的更重要的意义或者说它的目的就是透过书展让普通人对这些高端古书有所了解？ 钟芳玲：其实应该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普通人，普通读者可能对书本身就有兴趣，他可以透过这个，可以更深度地去理解西方文化，而且也不仅是西方，还有我们的东方文化。因为是在香港举办，还有很多都是中文背景的书人，大家从深圳、广州、上海、南京、台湾过来，在这里形成交融。 第二个层面很重要，参加者相当部分是收藏家，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跟书商之间做交流，认识更多的书商。比如说今年，我就认识了西班牙的书商，还有来自法国的第一次参加这个展览的书商，还有丹麦的书商，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后者甚至带来了几本15世纪西方早期活字印刷术出版的“摇篮本”。所以对于藏书家来讲，他也会认识这些新的书商。这个对他来讲也是一样扩展他的眼界。 藏书报：古书博览会规模是越来越大，还是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钟芳玲：场地固定在海事博物馆后，短期内不可能再大了，今年大概是三十几个书商，分别来自英、美、法、德，还有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澳大利亚，另外就是中国香港，之前曾经有过日本、韩国。从主办方来说，他们是希望办成一个精良的、高端的、友善的展览，不会去刻意追求规模。 藏书报：规模不大，是否不利于古书文化的传播？ 钟芳玲：我觉得这一定会有传播效力的，要把古书展变成一个通俗的大众展览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没有一种东西可以满足所有人的诉求，每一个东西都有他独特的受众。不只是古书，甚至就讲阅读本身，不能乞求每一个人对阅读有兴趣。我们现在是一个分众的时代。 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书展不收门票、不设门槛。参与这个书展的书商大都非常友善，他们不会因为哪一个读者不购买而态度不好。他们自己是爱书人，也曾经年轻过，很能体会这些爱书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可能还没有经济能力，但书商们还是很乐于展示。 服务纸质精品收藏/助推人文经典阅读 |
|
|
来自： 真友书屋 > 《阅读 藏书 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