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所具有的权力：哲学、科学和艺术—读《导读德勒兹》

吉尔·德勒兹是当代法国哲学家，他对生成(becoming)的坚持是20世纪晚期思想中后结构主义潮流的典型。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例如福柯和德里达，似乎从来不是同一个自觉的集团。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对20世纪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事件进行了回应。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拒绝以前的知识体系，力图将生命作为它的表面(现象)来研究。结构主义通常与语言学家费尔迪南索绪尔联系在一起，这是20世纪另一个试图用一种科学和严格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系统和语言的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拒绝那种认为知识能够以人或人类认知者为中心的想法;它们都致力于提供一个更可靠的基础。对于现象学而言，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经验本身，而不是谁或什么正在经验着的前设。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知识则不能建立在那些使经验成为可能的结构之上：即概念的结构、语言或符号。结构主义者坚持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意义是由与其他的系统组成成分之间的联系所确定的，所以一个词语在它的语言之外就没有意义。后结构主义则认为无论将知识的基础建立在纯粹经验(现象学)或者系统结构(结构主义)之上都是不可能的。在德勒兹那里，这种将生命组织化到相关的结构中的不可能性并非是一种失败或损失，而是一种值得庆幸的结果与解放。我们不能为知识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意味着我们被给予了发明、创造和实验的机会。德勒兹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去接受生命转变(transfrom life)带来的挑战。

但为何我们不能拥有这样一个知识的基础呢?德勒兹认为，为知识建立基础的问题在于任何描述这样一个结构的企图都不得不假装是外在的或在结构上的。假如我们想理解自身的语言结构，我们仍然会使用某些语言来解释它。即使“语言”这个术语已经建立在一个区分的结构之上：我们能够想象一种没有语言的总体语汇，但却不得不拥有一种“符号”或“记号”的文化。德勒兹的伟大的问题和贡献就在于他坚持差异和生成，反对结构主义。

实际上不只是结构主义，可以说整个西方思想史都建立在存在和认同的基础上。我们总是想象先有某种存在(being)，然后才有生成和差异化。后结构主义者致力于解释结构的显现、生成或起源，例如语言这样的系统是如何变成既存在又在时间中的变异。因此德勒兹和他同时代的人都致力于将差异和生成概念化，但差异和生成不会是某种存在的生成。它们的标靶与其说是现象学和结构主义运动，不如说是整个西方思想史。

德勒兹在他的早期著作里，将哲学看作一种力量(power),而不是一系列文本。哲学是通过创造问题来进行别样的思考的永恒挑战。哲学是一种独特的力量，但它的能力也受到它所遭遇的其他力量的制约;科学和艺术中所发生的事件呼吁和刺激着哲学中新问题的产生。德勒兹坚持主张无论哲学、艺术还是科学都不是追求某种冷漠的知识的“学院化”的追求。恰好相反，所有的思考都是生命中的一种艺术和事件。德勒兹认为这些思考有三种模式：艺术、科学和哲学，它们分别是三种转变生命的力量。根据德勒兹的说法，我们之所以能够区分文学、艺术和哲学，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归类文学和哲学的文本以及找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是因为我们能考察到它们能够做什么，以及当它们扩张和拓展到极限的时候它们能做什么。哲学、艺术和科学必须被看作生命的爆发性力量的截然不同的时刻，而生命总是处于一种持续地“生成”的过程中。这不是说我们首先拥有世界或生命，然后哲学家们或作家们才去描述和解释它们，而是说每一个艺术、科学和哲学的行动本身就是生命的一个事件和转变，而且每一个转变都以其自身的特殊性或特异的方式改变了生命。

阅读艺术作品或哲学作品要求我们观察到它的特殊力量或者它突破生命的能力。我们也许永远不会遇到纯粹的艺术作品或者哲学作品，但是我们能够努力去区分任何文本中的艺术的、哲学的和科学的倾向发挥到最大限度。柏拉图或许曾使用过文学的隐喻，但他如此做事为了建立起一种高于和超越这个世界的哲学真理;科学家们也许使用虚构或是叙事，例如“宇宙大爆炸”，但是他们这样做事为了使我们生活更加功能化和可控化。文学本身就是虚构的力量：它不是宣称世界是什么，而是想象一个可能的世界。艺术不是再现、概念和判断，它是以非认知和非智性的方式来进行感受性的思考。德勒兹坚持我们应该理解这些区别，因为我们要将思想拓展到其自身的极限，要避免常识的索然无味的概念。假如我们接受那种形式上具有同质性的思想，那我们就会丧失质疑，将所有科学简化成“故事”，将所有哲学简化为对事实的追寻。我们从未真正地认识到我们的思想能做什么。倘若我们去创造哲学、艺术和科学，那么将意味着思想是有生产性的。倘若我们理解这种驱动生产的力量，那么我们就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我们的创造性、生命以及未来。

对德勒兹来说，哲学就是创造概念。概念不是我们贴在事物之上的标签或名字，而是一种能产生思考的向度和方向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的概念与日常生活中的概念有着显著区别。日常使用的概念就像缩写或者习惯一样，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它。因此，日常概念让生命秩序化和功能化。我们的日常概念不能概括一个概念的本质，因为它不能让概念发挥其最大的能力。但是哲学对概念的使用并不遵循定见和日常的使用模式。它是一种创造性的使用，而非再现性的使用，这种用法在生命和文学中都有直接的体现。德勒兹认为定见就是思想的惰性或失败。定见是一种懒惰，它直接反对哲学概念的扩张。正是定见的这种倾向将世界的差异性缩减为“类似我的”存在物，这既减弱了思想的积极性质，又加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偏见，以为我们都是“一样的”，能够在全球化的市场上彼此互动。因此，在定见中，我们是从一中特定的经验出发而将其概括为整体，从而削减了它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日常定见是索然无味的和具有还原性的概括。“在每一个交谈中，哲学都处于险境，许多哲学讨论都没有走出关于奶酪讨论的怪圈(一个人为了逃避他所讨厌的奶酪，而做出概括性的断言说所有奶酪都是不讨人喜的东西)，总是包含着侮辱和世界观的冲突。交流的哲学是耗尽性的，它寻求如共识那样的具有普遍性的自由定见，在这种共识中我们再次遭遇到了自身的反讽式的知觉和感受。”定见从我的特定喜好出发出发去希求一种同质性的欲望，产生某种普遍的“主体”。而哲学的概念则是通过拓展差异来反对这种还原性和概括性的倾向。它创造了思考的新方法。就拿“爱”做例子。定见将会将爱还原已知的形式—自由恋爱—然后去排斥其他的形式：这不是爱，是变态!在哲学上，概念则会超越任何例子或是模式去思考权力和可能性：因而，“爱”不能被还原为任何给定的形式，无论是家庭的爱、同性的爱还是异性的爱。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尽可能开放的“爱”的概念。正如德勒兹所定义的，“爱是与另一个人的相遇，从而为我们开启一个可能的世界。”这个概念并没有采取爱的某种形式。它让我们去思考那尚未给定的形式，不是现实而是潜在的形式。对德勒兹来说，概念就是这种超越我们已知和经验的力量，就是去思考经验可能拓展到的世界。

如果哲学是将语言从对概念和问题的简单定义和定见的固化中解放出来，那么艺术则是创造感受和感知。感受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如闻到臭味作呕。知觉是我们接受到的东西，如气味或者味道本身。在艺术上，感受和感知将这些力量从特定的观察者解放出来。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想象一部小说里所呈现的“恐惧”，即使我们并不害怕它。感受就是对它们独特性的感性经验，它独立于组织化的再现系统。可以确认的是，艺术与知识无关，因为知识是揭示“意义”或提供信息。艺术不是一种装潢或风格，不是为了使素材变得更好看或者更加便于被消费。艺术或许也有意义或者信息，但是使其成为艺术的，不是它的内容而使它的感受性、它的可感性力量或风格，正是透过这些东西内容才得以传达。

德勒兹的哲学和文学的概念基本上都是对一个特定问题的回应：为何思想要将自身局限在陈腐和天真的案例中?德勒兹创造了一个特别的文学概念。文学与书籍或文学研究无关，它使我们去思考一种将语言拓展到其自身极限的方式。因此德勒兹创造的哲学概念改变了我们对哲学这个词语的通常理解。他认为，哲学就是让我们思考与那种标准或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相抗衡的方法。德勒兹的新哲学概念是作为概念的创造，它努力让思想超越标准和辨认。但这一切如何做才可能呢?首先，我们需要通过哲学创造新的概念和通过艺术提供新的感受和感知。感受和感知是艺术的效果，是德勒兹想要“非人地”思考的可能性。哲学也要创造非人的概念。概念之所以是非人的，正是因为它不是表达“我思”，而是一种让思想超越任何给定的“我”和“主体”的奴隶。但是只有我们有一个关于何为创造的宽泛概念时，我们才能真正地在哲学上和艺术上进行创造。

对德勒兹来说，创造不是一个附加在稳定的和惰性的生命之上的变量行为，并非现有生命，然后才有事件或创造的行为。德勒兹认为，创造艺术和哲学的概念能够让我们向思想的新权力而敞开。这种创造性不仅对于哲学非常重要，而且对辨识哲学与文学的创造的差异来说也非常重要。假如我们认为存在某种终极真理，那么无论我们是以哲学来提供世界的逻辑、以科学来提供世界的法则，或者是以艺术来再现世界都是可以且无关紧要的。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德勒兹认为世界不是某种等着我们去再现的东西。德勒兹区分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和“宇宙”。思想创造了自身的不同“世界”，“宇宙”通过这些“世界”得以表达。其实单一的世界并不存在，世界是多样的：科学的世界是功能的、有规律和“事物的状态”;哲学创造的世界是“概念的平面”;艺术创造的世界则是感受和感知。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莽林居士的心情小站，文中观点取自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