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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离开 王阳明心学的发展与特色 王阳明高徒钱绪山指出：王阳明一生学问历经三个变化时期： 1、少时，驰骋于辞章； 2、后又沉迷于道教和佛教； 3、龙场历尽艰难之后，豁然有得于圣贤之志。 其教学探索也历经三个变化时期： 1、龙场悟道后，在贵阳提出知行合一； 2、自安徽滁阳回来后，教授弟子“静坐说”； 3、自江西回来后，晚年提出“致良知”，直指本性，令学者言下有悟。 我们就从王阳明的“学三变”和“教三变”来分析探索王阳明的心学特色。 （一）立志 “少时立志，驰骋于辞章”。12岁时，王阳明就确定了读书做圣人的远大志向，虽然是启蒙性立志，却小小年纪就明确了人生方向与目的，也产生了奋斗的动力。为了当圣人，他15岁就去考察边关，练习骑马射箭，饱读朱程儒学经书，在整个少年时期，这个立志是必须的，其所学所练也是需要的，正是少时立志，日后形成了王阳明立志为根本之学的心学特色，把立志与孔子的立诚、意诚放在同等地位，王阳明的立志内涵是包含天理之志，非私欲之志矣。在大乘佛法里，立志就是发心，发大菩提心，是大乘菩萨道的初发心与原动力。 王阳明说：立志之功，如种树然，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怕没有枝叶花实……夫学，莫先立于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 于友朋中，每以立志为说。亦知往往有厌其烦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别有所先。诚以学不立志，如植木无根。生意（生命力）将无从发端（起）矣。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则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也。 王阳明认为立志必须存远大理想之天理天志，非个人私欲私志。 《传习录》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美大圣神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下》，意为提升人格，升华生命。浩子问：以何谓善，谓信？孟子曰：可欲（对道德的喜爱）之谓善，有诸己（自己对道德的追求）之谓信，充实（把道德表现在自己身上）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把道德充实扩大）谓大，大而化之（天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 可见，王阳明的立志说与佛法的发菩提心一脉相承。 （二）立诚 立志、立诚在王阳明心学中皆为致良知的根本之学，“诚”是孔子心学的重要内容，“诚”贯穿于《大学》与《中庸》，成为圣学之根本。 《大学》里强调：意诚才能心正身修、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庸》曰：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故至诚如神。至诚无息，不息则久。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孟子》中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我的安祥禅导师耕云先生特别强调学法的“诚、敬、信”，把“诚”放在首位。耕云先生又把“诚”演绎诠释为：全生命、全感情、全理智的投入，形成一个焦点，就能迸发出生命的火花，如大发明家爱迪生，终日思考发明而忘记自己的名字。瓦特专心研究蒸汽机，竟把怀表当鸡蛋煮而不知……这些科学家对事业的忘我追求就是“诚”。耕云先生的这个“诚”的比喻，相当贴切易解。修行人如果有瓦特、爱迪生这些大科学家的至心之诚，何愁不成佛作圣去。 王阳明继承了孔孟“诚”的思想，并把“诚”贯穿于其整个心学。 《寄正宪男手墨二卷》王阳明答正宪：吾平日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亦无良知可致。 王阳明把“诚”的内涵上升到了真诚、仁爱、恻隐同情，与佛法的慈悲不二，而诚、爱、慈悲，正是生命升华的原动力。 王阳明认为，要去私欲、存天理，要实现省察克治，必须先立诚，唯有立诚才是根本工夫。 王阳明认为《大学》的主旨是诚意，诚意才能格物，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意是贯穿《大学》与《中庸》的本体功夫，唯有意诚才能恢复心之本体。 在《传习录》中他回答徐爱： 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凉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个诚孝的心，然后有这个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先寻枝叶，然后去种根。 《大学》功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了……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 大抵《中庸》功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修道说》：率性之谓道，诚者也；修道之谓教，诚之者也。故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中庸》为诚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须臾离也。 （三）敬畏 《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心存敬畏，是孔子的一个思想特色，敬是对生命的尊重与感恩。 舒国用问：敬畏之增，不能不为洒落之累。敬畏为有心，如何可以无心？而出于自然，不疑其所行。王阳明答信中说：夫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斯乃所谓真洒脱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是国用之所谓“敬畏”者，乃《大学》之恐惧忧患，非《中庸》“戒慎恐惧”之谓矣。程子常言：人言无心，只可言无私心，不可言无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心不可无也。有所恐惧，有所忧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尧舜之兢兢业业，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谓也，皆出乎其心体之自然也。出乎心体，非有所为而为之者，自然之谓也。敬畏之功无间于动静，是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也。敬义立而天道达，则不疑其所行矣。 《答黄宗贤应原忠》：昨论儒释之异，明道所谓“敬以直内”则有之，“义以方外”则未，毕竟连“敬以直内”亦不是者。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出自《周易·系辞》，敬是立身之道，义是处事之道，解释为：以敬心矫正我们内在的思想，以义德来规范我们外在的行为。王阳明用“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有无来区别儒家与佛家的修为思想，以避免陷入当时佛教徒追求静寂虚无、偏重于静心的修行思想，避免舍弃和逃避外在的家庭、社会道德仁义的责任义务，而自私求解脱的弊端。因为一个心存敬畏的人，自然会感恩天地、国家、社会、家庭，感恩父母兄友，会坦然面对这种社会人伦关系的存在，而勇敢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义务，去正心复性、尽性至命，去亲民而止于至善。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请关注正心读书会，感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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